还原最真实的产业园区行业
这次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随着政策的落地，城投潜在的债务危机，将得到彻底解除！
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后，有城投公司的朋友如此表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民营房企陆续遇险，下场拿地的城投开始进入大众视野，随后大众的关注点从拿地转移到了债务身上，特别是隐性债务。虽然城投明面上的债务不少，但看不见的隐性债才是最棘手的——就像冰山，潜藏在海面之下的部分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近些年，中央也三令五申，要求地方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快债务化解。
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感到压力山大，因为越是基本面弱的地方和城投，化债任务越艰巨。光靠自己努力，很难完成。如今，中央打出12万亿的化债组合拳，让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压力大大缓解，城投的危机彻底解除了。还有人认为，这将为中国带来新的“黄金十年”。
11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数据一出来。有不少人觉得：不及市场预期。也就是跟之前市场上流传的小作文没有完全对上。
但其实，从总额上看，合计12万亿元的化债额度，规模已经不小，强刺激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更重要的是，此举意味着化债的政策思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发布会上也有明确表述。
如上所说，越是基本面较差的地方和城投公司，面临的化债压力越大。过去几年，一些地方出现了违约的情况，让这些地方更加雪上加霜：因为出现了违约，就很难再融到钱，即便能融到一点，利率也非常高……这样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重要经验，这一经验在化债中仍然适用。
此前，化债的主基调是“落实地方化债责任”+“严肃财政纪律”，压力都在地方。此次打出的化债组合拳，则体现了财政的主动作为和担当。
这种主动作为、系统应对问题的思路不是昙花一现，未来，肯定还要继续保持这种工作思路。因为一方面，化债不仅仅是为了防风险，而是要让防风险和促发展有机协调。化债要在发展中化，化债是为发展争取时间上的主动；另一方面，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还有较大的加杠杆的空间，未来只要有必要，就可以继续出拳。
蓝佛安在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央财政还有较大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至于举债的空间还有多大，大家看一下数据就知道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2023年末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18.2%，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4%。同期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其中，国债30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0.7万亿元，隐性债务14.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7.5%。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从举债的用途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资产。还不能简单地跟上述国家进行对比……
过去几十年，以土地为杠杆，地方政府不仅能进行大规模的修路、架桥等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螺旋上升。
然而，近几年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叠加人口整体负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城市化已到较高水平等因素，这种模式的动能正在快速衰减。
特别是广大区县（区县城投，也是底子最弱，化债压力最大的群体），面对这种新形势，挑战前所未有。
某位区县城投的老总说，我们也想尽快化债谋发展，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光还本付息的压力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政府也没钱，还给我们额外下达了融资任务，大家的精力都聚焦在搞钱上，而且这事还不能声张……
大多数区县城投公司的普遍特点是：资产规模小、资产质量不高、经营业务不足、存量债务巨大、政府任务不断、专业人才稀缺、多头监管……
这也是当地整体基本面的缩影。所以，这些地方如果只靠自己，很难成功化债。
此次化债组合拳打出之后，虽然地方仍然要还债，但是压力大大减轻。一方面，这次隐性债务置换，基本上实现了隐性债务显性化，债务更加公开透明规范，这本身就是一个降低风险的过程；另一方面，用10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使得期限结构更长，地方政府债券利率也明显低于此前隐性债务贷款利率，按财政部测算5年节约6000亿元。
早在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指出，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
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其核心是土地租税在多级政府间的分成。而在中国，“对规划内的土地决定具体用途的主要行政单位是”。
这一说法，与过去几十年，以土地为杠杆的发展模式高度契合。
如今，这一模式已经日渐衰微，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减轻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的负担，有助于他们轻装上阵，加快转型升级，投入到新发展模式的探索之中去。
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的同时，还将间接消化部分企业欠款。这对打通当前经济大循环的堵点，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面临内部转型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挑战。但这种挑战，我国并非第一次遇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们也遭遇类似的情况。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我国出口形势急转直下、外需支撑的高速增长难以维系，宏观上，经济增速连续两年“破8”。微观上，企业部门盈利大幅缩水，投资需求萎缩、负债扩张大幅放缓；居民部门收入增速下降、消费低迷，资产负债表也出现收缩。
为摆脱经济增长困境，政府大力推行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能。1998年，国家启动国企三年脱困改革，国有经济部门重组后、资源错配问题得到改善。与此同时，积极实施扩张性的政策组合补位需求，以对冲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紧缩影响。1998年起，政府大幅提升赤字率、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恢复信用扩张功能，财政部还向四大国有银行定向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成立四大AMC系统性剥离不良贷款……
一套组合拳下来，加上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如果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政策组合是化债+WTO开放，那么本次的组合就是化债+新质生产力，目标是，既解决增长新动力、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又解决安全的问题。化债，是为了给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时间。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景下，大国博弈才刚刚拉开帷幕，而新质生产力是博弈的重要支点。
所以，对地方政府和城投来说，未来的路径就很清晰了：首先，不新增隐性债务肯定是“铁的纪律”，如若再犯，处罚的力度会远大于之前；其次，城投公司要加速转型，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今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公平审查条例实施之后，大量地方成立国有招商公司，城投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城投的债务危机，确实是彻底解除了。但城投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还需要靠自身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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