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最真实的产业园区行业
前不久的国庆假期，国内出游人数达到了7.65亿人次，总花费高达7008.17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旅游热点除了老牌文旅强市，还有一些“奔县”成为新的宠儿。比如，前不久因为《黑神话：悟空》而出圈的山西隰县，与去年同期相比，游客接待人数同比增长了335%。
今年年初，社交媒体上关于“被低估的宝藏小城”的关注度开始暴增，像在小红书上相关主题的曝光次数已超过32亿。大众对小县城的兴趣越来越浓，这些关注度正在转化为文旅收益。
然而，对于大多数区县，特别是大量进入收缩状态（人口减少、经济下滑）的区县来说，这些流量还不足以改变它们经济下滑的趋势。
那么，这些区县该如何逆袭呢？
从2010年到2020年，全国共有1507个区县出现了收缩。而在2023年的1865个县（包括县级市、旗）的百强县排名中，有59个是千亿县，比10年前增加了50个。百强县的GDP总和在全国县域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1/4。
无论是百强县还是千亿县，经济基础都离不开强大的工业发展支撑。对于收缩的区县来说，“押注”二产似乎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
百强县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区域
1. 大农业，小工业
可实际上，绝大多数县域经济，或者说“正常”的县域经济结构，仍然是“大农业，小工业”。
这些“小工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和低附加值环节，九成以上是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在产业链上普遍偏短，不仅面临着被淘汰的压力，还要应对成本上升和产业外移的挑战，可以说是自顾不暇，转型升级谈何容易。
另外，随着土地财政不再灵光，各地进入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期，过去通过“高大上”的产业包装获取上级政府资金支持的方式，已经很难奏效。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变得更加现实和谨慎。
2. 成长中的都市圈
国家看到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特别是其中大力发展都市圈、城市群的策略实现“以市带县”，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中，明确提出增强都市圈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带动县城功能、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空间，促进县域经济的繁荣。像上海周边的昆山、嘉善，杭州周边的德清、桐庐等等。
都市圈实现以市带县，前提是要有一个极端繁荣的增长极（中心城市）。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扩散效应，即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实现广泛的带动作用，这也就是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
以东京都市圈为例，进行说明。
东京的极化发展
从1950年代开始，东京大力发展汽车行业、通用机械行业和合成纤维产业，导致资源要素高度集中。
随着东京的工业污染和大城市病不断加剧，1958年出台的《首都圈城市开发地区整治法》强制性地将东京主城区的工业开发园区和重化工类企业分散到周边地区，中心城区则转型发展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后，东京都市圈内的许多小城镇实现了产业转型，形成了制造业圈层格局：
★ 临近都市极中心的区域：成为高精尖制造中心。例如，埼玉县是板桥区光学产业外迁的主要目的地，神奈川县则是大田区精密机械制造产业的外移承载区。
★ 更外围的都市圈边缘区：成为规模化制造工厂的首选。例如，群马、枥木、茨城等县依靠圈央道高速的开通，吸引了大量汽车制造大厂的落地。2012年至2016年间，茨城县连续五年保持新工厂面积全国第一的纪录。
我国都市圈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很多都市圈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做大增长极，加强中心城市的首位度。
例如，2014年广州将从化与增城两县并入，形成11个市辖区；2015年北京将延庆和密云“撤县设区”，形成16个市辖区；武汉和南京也完成了“撤县设区”，成为“无县市”。2022年，为防止大城市无序扩张，国家层面开始“严格控制撤县建市设区”，许多合并被暂停。
只不过，多数都市圈仍处于成长过程中，多数区县还处于被“虹吸”阶段。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从二十年演变格局看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一文的研究表明，都市圈内县域经济增长从59.5%降至56.0%。2010至2020年间，县域常住人口规模减少了1.07亿人，县域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81.4%下降至2020年的51.5%。
如果按照增长极理论，以及东京极化发展规律来看，都市圈中心自己还没“吃饱”前，很难把自己手里的资源分配给外围县域。对于这些县域来说，决不能牺牲自身的发展，坐以待毙等着增长极发展“成熟”。那怎么办呢？
扭转这一现象的“变量”已经出现。随着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全面生产力创新，都市圈中心正转变为创新的枢纽和中转站，而外围区域则成为创新的实践前沿。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
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县的发展机遇是均等的，需要各区县主动出击，更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出自身的“稀缺性”，被中心城市所依赖，也为更广泛的大市场所依赖。这对于那些处于各都市圈群间隙区的县域发展来说，同样适用。
那么，如何理解区县的“因地制宜”呢？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因地制宜”的原则。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有所提及。随着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这一原则已延伸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领域。
到了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因地制宜”成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论，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发展。
在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方面，一些省市针对各区县的特点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发展策略。例如，浙江省推出的山区26县“一县一策”全覆盖计划。
站在各区县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形成自身的稀缺性，才能培育出自身的“专精特新”，解决游走型企业不断向成本更低、政策更优惠区域迁移的问题，以及产业链过短无法在本地扎根的系列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区县的“因地制宜”优势不应仅仅局限于都市圈内部，而应放眼更为广阔的大市场，因为高溢价的兑现通常来自“远方”。
例如，近年来，来自新疆、内蒙古、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的“内陆海鲜”成为东部大众消费的新宠，并销往全国市场以及俄罗斯、东南亚各国。这些“海鲜”产自西部被认为是劣势的“盐碱地”。像甘肃省景泰县有26万亩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盐碱化危害。
自2016年起，通过调节盐碱土地和盐碱水中的微量元素，模拟海洋生物的生长环境，发展“以渔治碱”模式。在六个乡镇发展渔业后，2023年，虹鳟鱼、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等海产品的产量超过210万公斤，产值达5460余万元。
总结来说，区县的“因地制宜”发展，源于对自身禀赋的充分了解，对日新月异的大市场需求的深入观察，以及对产业发展脉络的精准把握。
这意味着各区县要做到“先知后做”，而不是“广撒网”。先知后做的前提是及时更新自身的“发展观”，与新的发展需求对齐。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差异巨大。在以往的发展认知中，沿海地区更适合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内陆地区则更适宜发展农业、旅游业或特定的矿产开发。然而，随着产业的更新换代和跨界融合，许多所谓的“劣势资源”已经变成了“优势资源”。
1. 环境地貌的新价值
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至少有29个省份和城市将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准备“向天空要GDP”。
《城市低空经济“链接力”指数报告》显示，入选低空经济“链接力”指数的30个城市中，70%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区域，这并不让人意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低空经济对复杂环境的大量测试需求，给了众多受到地貌制约发展的区县转型的机遇。例如，四川自贡市贡井区与中航工业集团签订了川南通用航空产业项目后，进军通用航空领域，并发展成为西南地区中型、大型无人机的生产、测试和验证中心。
贡井区还与应急、气象等部门深度合作，建成了国家级无人机气象观测基地和四川省人工影响天气无人机基地，开展跨区域人工影响天气和应急通信救援等业务。
如今，自贡已拥有四川省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川协5号无人机试飞空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高度1.3万米以下。
另一个例子是河南安阳县。尽管在20世纪，安阳县借助地貌丰富的特点开始发展航空运动，并在2009年举办了首届国际滑翔伞世界杯热身赛事，但仍属于小众运动。
面对低空经济的机遇，安阳县主动出击，以低空运动的开放空域为基础，与中国联通合作，建成了全国首个5G泛在低空飞行测试基地，5G信号覆盖高度达3000米，能满足无人机超视距（超出遥控、无线电通信距离）、视频传输、低空目标管控等测控需求。
安阳已集聚了近60家低空制造企业，河南省重点实验室——蓝天实验室也于今年2月在安阳正式揭牌成立，主要研究无人机及通航领域的关键技术。
可以说，低空经济赋予了复杂地貌新的价值。
2. 资源“遗产”的新价值
除了区县出现收缩，还有266个城市也在收缩，其中矿产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占多数。像鹤岗这样的城市，房子白菜价，年轻人躺平，成为了典型的代表。
收缩难以避免，但收缩之后如何转型才是关键。正如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西蒙·约翰逊的观点——任何产业重镇，必须有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假如没有这样的新产业，仅靠现有产业，那么即使这个重镇眼下发展再好，在一代人之后，也会明显落后。
同样面临收缩问题的“煤城”河南鹤壁，重新挖掘矿产资源新价值点，在淇滨区形成了商业卫星产业集群，从矿产资源重镇转型科技制造重镇。鹤壁淇滨区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鹤壁重新梳理了曾经的煤化工领域，认为通过技术平移，从煤化工向功能性新材料生产“跨界”是可行的。鹤壁开始转型“三聚”（聚氨酯、聚甲醛、聚乳酸）产业链，为建筑、电子、汽车、航空领域提供新材料。
鹤壁还转变了“卖资源”的思路，开始研究如何卖“成品”，最为典型的就是从卖镁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金属镁产业基地。随着近年来镁被广泛用于智能手机、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领域，加速了鹤壁进入高端制造的基础实力。
之后，鹤壁抓住了两个机遇——“东数西算”和空间地理信息应用试点。
★ 东数西算：鹤壁采购了1万台内置龙芯CPU的计算机，建立了数据中心，吸引了龙芯中科芯片封装项目落地（可年封装3000万片工控芯片），40余家上下游企业跟着落地，奠定了制造卫星芯片的基础。
★ 空间地理信息应用试点：鹤壁创建了全国唯一的空间地理信息与5G融合应用试验区和数据处理中心，推动龙头企业航天宏图华中总部卫星运营中心落户淇滨区。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鹤壁先后引进了天章卫星等17家上下游企业，初步形成了一个集卫星研发、制造、运营、应用于一体的卫星产业集群。
2023年3月，航天宏图的“女娲星座”商业卫星网络首批4颗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这批卫星就是由淇滨区卫星集群参与生产的（254家企业）。预计到2027年，该产业集群还将为“女娲星座”制造114颗遥感卫星。
说完新资源观，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应对县域经济的成本内卷问题。
不可否认，部分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区域迁移，对一些依赖传统制造的县域经济造成了冲击。如果想继续留住这些制造业，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要么卷成本，要么靠补贴。然而，有一些区县通过结合自身优势打破惯性思维，重新定义生产方式，实现了逆势增长。
1. 生产环节的精益化
以丝绸产业中的桑蚕养殖业为例。爱马仕等国际大牌曾经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国际客户，但随着它们将供应链转移到了人工成本更低的印度，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不断下滑。
为了降低蚕丝成本，从2006年开始，大量的桑蚕养殖开始“东桑西移”，向生产成本更低的西部迁移。然而，随着西部生产成本的逐渐上涨，难道需要再次迁移不成？
西部很多区县开始通过精益生产的方式拆解桑蚕养殖业，提高桑蚕养殖的间接收益，补贴蚕丝的价格竞争。例如，四川的盐边县。
桑蚕养殖利润，主要来自桑和蚕。盐边县最早借助自身的气候优势发展桑树种植，进入该行业，并以桑树为切口，进入桑蚕养殖业，并借助精益化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先从“桑”的环节说起：
★ 盐边县气候干燥，桑树病虫害很少，不需要农药除虫，桑葚更为“绿色”。因此，盐边县大力发展C端的采摘，B端果汁、酿酒、茶饮企业的原料供应，并扩展海外市场。2021年，其桑葚开始出口日本。
★ 桑葚在榨取原浆之后，会剩下40%的残渣，其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盐边县联系有相关需求的药厂，这些残渣摇身一变成为制药“原材料”。
★ 盐边县发现一棵桑树只有40%的桑叶用来养蚕，剩下的60%桑叶被开发成如桑叶茶、火锅店里的桑叶嫩尖等产品。
★ 盐边县还创新地将桑树修剪掉的枝叶变成菌类培土，开发出榆黄蘑、秀珍菇、姬菇等菌菇品类，并实现20%的溢价。
再来看“蚕”环节上的精益生产：
★ 盐边县在养殖品种上下功夫，提高蚕丝的经济价值。如双宫茧，也就是一个蚕茧里有两个蚕，两只蚕同时吐丝形成交错，这样的蚕丝更耐用。
★ 蚕除了餐饮企业有需求，将蚕茧抽出蚕丝后的蚕蛹更是化妆品和高端饲料的原料。
盐边县对桑蚕养殖业的“抽丝剥茧”，让每个环节以最合适的身价去到最合适的地方。目前，盐边县桑蚕养殖年产值约28亿元，带动了7万多人的就业。
2. 产业协同提升价值
县域经济中很多被认为“低端”的制造业，可以通过产业协同形成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例如，10年未涨价、被称为低端产业的“1元”打火机，全球70%的产量来自我国，其中绝大多数产自湖南邵阳市邵东县。
尽管面临产业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压力，邵阳打火机产业的出口额仍在不断提升，2022年出口额达到27亿元，增长33.8%，占全国打火机出口总值的52.9%。
用邵东打火机协会会长吕省华的话解释：“打火机电子产品集群、出气阀集群、三件套（引流芯、芯套和海绵）集群、包材集群等规模都很大，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200余种零配件除塑料粒子和危险化工气体外，都能实现本土化配套，且配套企业都在方圆30分钟车程内。”
换句话说，邵东的打火机产业链在生产源头实现了高度协同。
只有效率的协同，缺乏创新的协同，不可持续。为了防止山寨破坏创新，邵东打火机协会设立了一个新品数据库，假如厂商的新设计与数据库重合，就会被打回去。还有价格监管会的建立，杜绝了产业集群里常见的低价倾销问题，避免价格内卷现象。
邵东制造环节很多降本提效的创新，是由一线工人结合大量默会知识深度参与的结果，这种形式被称为“黑手创新”，也就是产业工人在车间里用油腻腻、黑乎乎的双手，一寸一寸摸出来的创新。
邵东的协同创新，使得核心部分在本地扎根很难外迁，东南亚国家更像是一个产业链末端的组装基地。邵东的打火机产业，也验证了那句“没有低端的产业，只有停滞的创新”。
前文提到，发展都市圈、城市群是国家提振县域经济的重要举措。然而，多数都市圈仍然处于做大增长极、选择性生产要素外移的阶段。县域经济要在都市圈中取得长远发展，需要做到两点：
★ 建立魅力化的县城，以抵御来自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
★ 自身成为一个次中心，联合周边区域共同发展。
特别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背景下，区域间的行政、分工、交通和产业壁垒被逐渐打破，曾经被视为“三不管地带”的区域交界处正在成为新的区位优势。以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百强县浏阳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过程。
1. 从边缘到中心
提到浏阳，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花炮之乡”的称号。这个农业县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在长沙市代管后，浏阳制定了“融入长沙（长株潭）”的城郊一体化发展战略，但由于山区地貌（山地占52.85%，丘陵占25.08%）的限制，发展受到了阻碍。
2012年起，湘赣两省开始深度合作，深化两省省际边界地区的开发。2014年，长沙将“湘赣边区域合作经济带”写进了长沙市委经济工作报告中。浏阳则主动开展省际合作：
★ 牵头编制完成湘赣边区域开放合作总体工作方案，并成立湘赣边区域合作办公室。
★ 积极开放合作领域，与周边县市达成《湘赣边区域开放浏阳共识》。例如，与上栗、万载、醴陵签订《烟花爆竹产业发展协作联盟协议》，推动区域烟花产业的协同发展。
★ 签订“湘赣边文化产业外环线”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区域品牌建设和文化产业合作。湘赣边区域有12个县市，人口约760万，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浏阳从曾经的“边缘人”转变为区域性中心，但要真正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首先要做到经济的一体化。
2. 从一枝独秀到“中国烟花金三角”
花炮曾是浏阳的支柱性产业，期间经历了从小作坊到集团化作战的过程。但不断上涨的成本让浏阳花炮出口企业的毛利润一度不足10%。为了重振花炮产业，浏阳采取了以下措施：
★ 推出“浏阳花炮精品工程”，通过35个产品的高标准、精品化提升品牌价值。
★ 积极承办和参与国内外节庆赛事，进行品牌推广。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活动中都能看到浏阳花炮的身影。浏阳花炮还承办了“欢乐春节”美国纽约新年焰火晚会。
★ 自主举办两年一度的中国浏阳国际花炮节，被列为中国十大节庆活动之一。每年的国际花炮节吸引了美、英、日、德等多个国家和国内30多个省市的商贾巨头参加。
浏阳还推进烟花产业与创意设计、媒体艺术的深度融合，着力提升烟花文化的附加值。2023年，浏阳烟花产业产值达到508.9亿元，带动了30万人以上的就业。
在浏阳烟花龙头的带动作用下，以浏阳为核心的“中国烟花金三角”*得到了整体提升和发展。区域内形成了包括科研、创意、生产、设计、经营、印刷、包装和物流等环节的闭环，其产量占全世界花炮市场的80%。
*“中国烟花金三角”：醴陵市、上栗县、万载县围绕浏阳为核心的三角形花炮生产区域。
3. 从一个切口到高端制造集群
作为湘赣边区域的中心，仅有花炮产业的带动是远远不够的。浏阳抓住了中部崛起和沿海产业转移的机遇，主动出击，引进生物医药与电子信息产业，实施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 电子信息产业的“浏阳速度”：
2006年，作为各大手机品牌供应商的蓝思科技，为了扩大产能，决定在深圳之外投资建设消费电子产品防护视窗生产基地。面对来自昆山的竞争，浏阳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蓝思科技要求的40天内平整118亩土地的条件，并完成了水电气等相关设施配套。
为了帮助蓝思科技解决数万用工缺口问题，浏阳牵头与企业联合在湘赣边区域举办专场招聘会，并将招工触角延伸到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为了帮助企业留住员工，浏阳完善了蓝思科技周边的购物、娱乐、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
2011年，筹备上市的蓝思科技将总部设在浏阳。蓝思科技及其配套的1200家供应商不仅在湘赣边区域设厂和设立办事机构，还扩散到了整个湖南省。
★ 高端制造集群的形成：
浏阳继续发挥蓝思科技的“头雁效应”，以浏阳工业园为基础，向触控系统、无线网络产品、手机整机、平板电脑、主板、涂料等智能高端通讯领域延伸，使浏阳成为中部地区第一个全产业链的智能移动通讯产业基地。
浏阳以新区位优势为抓手，结合自身的优势，从都市圈边缘区一跃成为湘赣边区域的中心城市。2024年，在百强县排行榜中，浏阳位列第20位。
“郡县治，天下安。”作为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已有2600多年历史的“县”是我国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石。在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等新时代需求背景下，各区县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优势，更新发展观念，与新的发展需求相匹配。
通过本文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通过“因地制宜”的策略、新区位优势的利用，还是精益生产与创新驱动，区县都有机会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每一个区县也都有潜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大都市圈中最闪亮的那一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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