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林：政治上受凌辱歧视，知青自杀现象述评（三）

女知青张荣兰：投进冰冷的水井自杀

甘肃兵团农三团十一连袁和平在《殉歌》文中说到：山东枣庄女知青张荣兰，与共和国同年岁，1966年5月，下放甘肃兵团农三团九连，小张爰唱歌，唱得很动听，她最爱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撼人心魄的歌词，委婉动听的歌曲，常令大家陶醉，大家乐在其中，劳动休息时，她常亮着嗓子，声情并茂唱上一曲，博得大家阵阵掌声，然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连里召开揭批大会，指导员声严色厉吼道“有人隐瞞出身，用‘黄色歌曲’拉拢腐蚀青少年，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她亲手写的黄色歌词，是铁的反革命证据，掌握在我们手中，若不坦白交待，死路一条，随后有人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会场气氛恐怖肃杀。

原来小张经常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曲，并抄下歌词给别人，现在清队运动中，这也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成为反革命证据，被连队揭批会气势汹汹的杀气，与指导员的恐吓，张荣兰心里非常害怕，她想不通，这唱首电影曲，咋就成为阶级敌人，她惊恐万分，吓得在被窝里悚悚发抖，第二天凌晨四点，她悄悄起身，偷偷溜出宿舍，带着无尽的惊恐、迷惘、不安，投进冰冷的水井里，张荣兰死了，专政组定性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但后事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安葬那天，张荣兰父亲从山东赶来了，他是一个右派分子，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他万分悲痛，但强忍着眼泪，默默地剪下女儿一绺头发，揣在怀里，又在棺内放入一盒火柴，然随着拉棺的骆驼车，慢慢地，哀痛地，走向荒凉的戈壁……。

我们应该让后人记住知青当年那段如歌、如泣、如殇的记忆，“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泣诉。

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团十一连，天津知青朱国珍回忆，张荣兰的父亲是右派，下放兵团后，政治上受歧视，脏活累活，都是她干，1969年1月，连队人员集合去团部开庆祝会，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去都要带着毛主席像、标语牌、红旗，扛运这些的是苦力活，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张荣兰就是其中一员，而且这些人还积极地干，因为他们政治上需要进步，要积极表现，途中过一条河时，张荣兰大意把一块带毛主席像的语录牌掉进河里弄湿了，这可不得了，有人上纲上线。说这是政治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胆小老实的张荣兰惊吓得不得了，哭泣难眠，在宿舍里，她跪在毛主席像前，久久不肯起来……，夜深人静，一阵冷风把全班冻醒，只见大门开着，张荣兰不见了，“张荣兰跳井了！”有人凄厉地呼叫。待连里郭世立下井，把张荣兰捞上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张荣华父亲来连队，料理女儿后事，他把一条洁白的手绢，塞到女儿手里，他强忍着巨痛轻声说；“你是为我而死的。”

上海知青路任楚：用剪刀自刭

《上海知青路任楚之死》 作者：版纳荒草，《华夏知青网》云南农场七营九连的上海郊县知青路任楚与一起来云南的上海女知青某人谈恋爱分手了，但路显然不肯轻易善罢甘休，提岀最后谈一次谈话，其间突然强行索吻，该女知青气愤之余，最后报告了连队领导。

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件，而路任楚又是富农出身，这可是阶级斗争的鲜活事例，于是连队开起了批斗大会，更有人上纲上线，说成是“富农想要强奸贫下中农子女，”当场群情激愤，更有重庆知青趁势施展拳脚，将路打得面部青肿。这路某虽然长得很高大，但一时冲动之后，便开始后悔不及，眼见“阶级斗爭”炸到自个头上，已经大受刺激，而连队领导又顺势发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批斗运动。并派专人看管。路任楚又气又急又悔，趁别人到食堂帮他打饭时，恐惧到极点的路竟用剪刀插进了自己的锁骨深处。

卫生员王才明闻讯赶到，见小路血流如注，赶紧用毛巾强压止血。营部医生陈光华赶到，发现路求死心切，剪刀插入深处之后，还狠剪了几下，陈好不容易用止血钳止住几根大血管，不料路猛一使劲，推开拼命按住他的卫生员王才明，导致前功尽弃，鲜血大量涌出，溅了两人一身。陈医生只得改用止血海绵压住，一面果断地组织人们抬起路任楚，然后用拖拉机直奔团部医院抢救。

路始终头脑清醒，拒绝救治，沿途不停地试图挣扎，四.五个小伙子知青拼命按住路,不敢有絲毫怠慢。一直到临医院公路下坡时，路任楚猛地掀开众知青，挺身直坐起来，双眼圆睜，随后便轰然倒下。后经团部医生诊断，因鲜血倒流，堵塞了气管，导致路任楚不治身亡。

一车知青此时已经精疲力尽，又饥又渴，而团部医院又催促他们尽快拖离尸体。后来听说将路的遗体埋在离傣族人曼塴寨不远的公路边，一个老百姓挖山药后留下的土坑内，却因土坑过于狭小，便“呯呯”几下用锄头将尸身手关节打折，再用锄头按进土坑，草草掩埋完事。

奇怪的是路的家人始终沒来云南农场办理后事，还是不久后有到访的上海慰问团提岀，说人既然已死，总还是上海知青吧？请农场考虑立个碑位吧！但派出寻找的人说当天天色已晩，再也找不到了，可能给蚂蚁啃完了吧？于是乎沒有了下文。

今天，我们懂得了应该尊重人格，珍爱生命；而作为当年的“地主”“富农”，亦已不复存在。同为上海知青的路任楚，虽然“非正常死亡',却被龙泉公墓与知青纪念碑拒之门外。但是，虽然事过数十载，仍然有很多知青并沒有忘记，从而使得我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写下了如上的记忆。

上海知青罗继延：上吊自杀

山东淄博知青韩昆，早年下放新疆，后返城打拼，成为私营企业家，是区人大代表，他写的回忆文章《他走的太悲惨》上海知青罗继延，中等身材，高鼻大眼，两眼稍有凹陷，但有神，初见其人，定会给人以爽朗干练的感觉，他多才多艺，能拉一手动听的手风琴，文章写得也好,是我们知青点的才子，他担任知青点的宣传委员，食堂大门过道里的墙报是他一手创办的，他发动青年们写文章，把些好文章贴在墙报上供大家观摩、探讨，大家在墙报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内容生动活泼且丰富多彩，我记着生活委员安春田的一篇文章就引来了很多人的争论，从而激发了大家对时事的关心和讨论。

继延的手风琴演奏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参加汇演的文艺剧目，音乐伴奏皆由罗继延担任，每次大合唱的朗诵词也是由他创作完成，不过要在我多次催促下才能交稿，我经常说他办事磨蹭，但他每次写的朗诵词都朗朗上口，那铿锵有力的词句，催人振奋，配上那高亢激情的朗诵，使大合唱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只可惜那些朗诵词一首也没保留下来，为之遗憾。

罗继延比我长一岁，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和亲切，就称他为继延兄吧!我与继延兄很合得来，相比别人接触的要多些，因为我是文娱委员，经常有求与他，也崇拜他的文采，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比较激进，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探讨一些上山下乡的问题，时逾五十年之久的那沧桑岁月，特别是那逝去的张张面孔，时常浮现在我的面前，他们都憧憬未来，怀有志向，在那热血沸腾的年代里，忘我地奉献，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和生命献给了农村，继延兄就是这其中的一人。

继延兄出身在上海资本家的家庭,据说其父母可能在解放前流亡国外，但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没有父母，从小跟着奶奶和姑姑长大，姑姑在我们那里的一个大厂工作，奶奶留居上海，两位亲人经常给他寄钱花，他是我们知青点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一个，所以花钱随便些，这无形中给别人造成一种对他不正常的感觉，我想为继延兄说句公道话，据说他下乡时身患肝病，尽管从外表没有发现病态，是否他在隐瞒他的病情或许正在治疗之中，我们不得而知，现在更无从考究了.我想他奶奶和姑姑经常给他寄钱，就是在关心他的身体或病情，或许更是关心一个失去父母疼爱的孤儿。

是奶奶和姑姑养育他成人，供他上学，可能奶奶和姑姑对他过于宠爱，从寄钱中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其他知青就真的太穷了，家里很少寄钱,有的知青连寄信的八分钱邮票的钱都没有，就因为继延兄的条件太好，可以在门市部里买些吃的东西，还能向社员买鸡煮着吃，这在当时的知青生活中是比较显眼的，我一直认为他是有病才这样做的，因为食堂的伙食太差了,

不适合病人的饮食.在那个年代他的这些生活小节很容易给别人造成误解，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每月一次的生活会上，本来大家是向知青队长提建议改进工作方法的，不知怎的在罗继延发表意见后，一部分人说来说去，矛头竟指向了继延，你一言我一语，有些人对他的指责越来越激烈，有人言辞尖刻，说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并且有资本家少爷欺负“穷人”的举动，把狗看的比人都重要等等过激之词，一顶顶沉重的帽子压在了他的头上，一句句难以接受的语言刺向了他的心，本来抱着一颗踌躇满志的热心来到农村，想在那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广阔天地里干一番事业，没想到那资本家少爷的出身怪物却突然跳出来要扼杀他，那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妖魔也同时张开血盆大口要吞掉他，他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承受不住这突然地袭击，他那颗好胜的心瞬间崩溃了。

我因感冒，发烧几天没出工了，也没参加晚上的会议，大家回去唧唧喳喳说会议内容时，我知道出事了，我同情他的遭遇，其实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年代里，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应该有接受这种打击的思想准备，很多出身不好的人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心情度过那个难熬的夜晚，我挂念着他，我知道他是极爱面子的人，怕他挺不过去，多少年来，我都后悔第二天早晨没去看他，吃午饭时，和他一个宿舍的杨明昌向我借碗吃饭，才知他关着门不让任何人进屋，我突然感觉不好，顾不得发烧，就向他宿舍跑去，没跑多远，又折回宿舍，喊上李树亮和王居成同去，两人见我很着急，二话没说随我急匆匆直奔罗继延住处，他的宿舍屋不大，门关得严严的，

门东侧一人高处，有一个挡着玻璃的小墙洞，李树亮就透过那个墙洞往里瞅，屋里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任凭我们怎么喊，他也不开门，李树亮扳着洞口跷着脚说：“他怎么在里面站着呢?”我以为罗继延神经失常了，我急了,和王居成说这屋门咱不要了，两人两膀用力，喊着：“一、二、三!”那时也不知哪来的那股急劲，门被撞开了一条缝，原来他是用一张木床顶在门后.看到屋里的情况,把我们吓呆了,见一根拴在屋梁上的线绳挂在罗继延的脖子上，他直直的吊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情景就像巨雷一样轰在我的头顶，难以承受，事不宜迟，我伸手把顶门的木床用力推到一边，冲进屋去，我围着他急得团团转，却无从下手，因为我曾听人说过，上吊寻死的人吊不死，容易被救他的人解绳时松死，搭救自缢的人是有门道的，我让李树亮去院外喊来正在干活的李老木匠，那老人家让我在罗继延身后抱好，然后用斧头把绳子砍断，随即罗继延就坐在了地上，这时他身体直挺挺的，各部位都硬梆梆的，我让李树亮和王居成为他蜷起腿，大家都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只想尽一切办法救他。

我一直在身后抱着他，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快点醒来，可他无法回答我的呼唤，只有呼啦啦的出气声，他一直昏迷着，我想他的灵魂就在屋内，他在看着我们救他，却不能和我们说话，公社医院来的杜大夫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快送县医院，那时一没电话，二没汽车，大家用木棍绑在木床两头，当临时担架，高云明把我替换下来，在木床上揽着他，一帮人跟随在担架两侧，如飞般直奔县医院，经过了一个月的抢救，我们去看望他时,竖在床边氧气管插在鼻内，终因气管被细绳勒断，无法治愈，不幸去世，年仅二十一岁，这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匆匆消失了。

事发的当天我在他宿舍里发现，他床铺里边的墙壁上,用笔写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诗句，从中可以看出他那铮铮铁骨的精神.他能毫不犹豫的面对死亡,是何等的气概啊!还有留给他奶奶和姑姑的信，信中写到；“我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我满腔热情地踏上上山下乡之路，就是要证明自己那颗火热的心.而“出身”这口黑锅压得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使我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永别了奶奶，永别了姑姑，这是你们没有想到的事，也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我对不起你们的养育之恩。”

时隔五十年，我只能记得他信中的这些内容，我想那不是给奶奶、姑姑的信，是他那无声的遗言，是可恨的“血统论”夺去了他那宝贵的生命，他走的太仓促，又太让人惋惜，继延的死是那时期的“血统论”所酿成的社会悲剧的缩影。

“血统论”早在文革前，对社会的影响就已经很严重了，从土改后的十多年间，就没轻松过，而且越发严重，直至文革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瞎折腾，才迎来了合谐的社会局面，从而全社会的一切力量投入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中，才创造出了今天的可喜局面，我想继延兄不会想到有今天。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出身的人，都从那段历史中挣脱过来了，他怎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我想他把死看做是一种抗争，是用死来证明他对社会的那颗赤诚之心，是用生命在抨击那段社会的荒谬，呼唤人们的良知，只是这代价太大，他是很有血性的，从他那“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遗诗中，可以看出他那豪情壮志，他不是懦者，他是用生命控诉了那段历史，事件发生后，使人想不到的是，领导层把罗继延的死说成是革命的逃兵，是自绝于人民，这一说法像乌云一样笼罩在知青队伍之中，大家都沉默了，为失去一位亲密战友的伤感心情持续了很久，成了大家一个多年的心结，我曾和张正华、安春田为怀念战友，去他的墓前默哀悼念，愿他的英灵能快快升到天国。

继延自杀，是我心灵永远的伤痛，耿耿于怀，怀念着逝去的兄弟。告慰在天之灵！

上海知青庄晨敏：悬挂房梁自杀

上海知青吴绍釚《庄晨敏之死》：1969年3月8日，吉林省延吉县烟集公社南溪三队迎来了一批上海知青，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其中有一位女知青叫庄晨敏，是上海市杨浦区第十五中学的68届初中毕业生，她家中兄弟姐妹九人，她是最小的一个。个子有1.62，相貌端庄美丽，皮肤白皙，是几位女生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留给集体户同学的印象是：有个性，说话算数，办事利索，每天打扮得很利索。她父母在上海控江路上一家大型仪表厂当工人。

庄晨敏在延吉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那是下乡第二年即1970年5月间发生的事。关于她自杀前集体户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在她自杀前几天，集体户召开会议选举集体户长，大家七嘴八舌，发表意见，最后由于庄晨敏在女生中很有威信，大家都选她当户长，而她却执意不肯。无奈之下，大家举手表决，结果还是选了她。但她很不情愿。

二是在她自杀前，她一直与在上海读初中时的一位男同学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据女同学说，从黑龙江来的信都比较厚。而且这位男同学在她死的前几天，从黑龙江某农场不远千里到我们集体户来看望她，并在我们集体户呆了三天，然后就走了。至于在这三天中，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记得她自杀那天早晨，我正在烧火做早饭，她来到厨房，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十几根香肠交给正在做饭的我，并对我说：“这些香肠做给大家吃吧。”我说：“你好不容易从上海带来，还是自己留着吃吧。”她说：“集体户过的是集体生活，共产主义生活，大家都能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好吃的东西捐献出来给大家吃，我带的这些香肠算什么？还是大家一起吃好。”我知道，在那艰苦的插队生活中，香肠是大家垂涎欲滴的食物，而她却如此慷慨地“捐献”出来，且义无反顾，使我心中很佩服。当时我看她不肯收回，只能对她说：“好吧，那我代大家就谢谢你了。”这只是集体户生活的一个普通场景，可谁能想到，这竟成为我与庄晨敏生前最后的一次对话。

当时几位女生在集体户房屋前几公尺距离远的菜园子里干起活来了。大约干了半个多小时，汪庆生觉得很热，就想回集体户去脱一件衣裳，可当她回到她和庄晨敏同住的那间房间时，却发现房间里的插销已被插上，她一连叫了几声：“晨敏，开门！”可是里面却毫无动静，她再走到后窗户一看，后窗门上也拉上了窗帘。她就觉得奇怪，晨敏怎么睡得这么沉。当她再回到那间房间的面前，又大声叫了几声，里面还是没有一丝动静，奇怪！汪庆生从门上的玻璃窗户窗的一条缝隙朝里一看，吓了她一大跳，她隐隐绰绰地看到一个身影悬挂在房梁上，脚下是自己从上海带来的那只樟木箱子，另一只自己的小皮箱横斜在在那只大箱子底下。看来她是踩在这只大箱子和小皮箱上上吊的，上吊后才踢掉那只小皮箱的。看到这情景，汪庆生吓得差一点没摔倒，她大声叫喊起来：“出人命了，庄晨敏自杀了！吴绍援，快过来，庄晨敏自杀了！庄晨敏自杀了！”听到她大声呼喊，绍援大吃一惊，停下手中的活，一边赶紧跑过去，一边大声地说：“汪庆生，你瞎开什么玩笑，庄晨敏早晨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会自杀？”这时汪庆生已经哭开了，“真的，真的，她已吊在房梁上，你赶紧想办法开门。抢救她！”其他的几位女生也惊慌失措，丢下手中的活，跑到这间房间前朝里张望，旋即放声大哭。绍援来到房门前，瞪大眼睛，朝门上玻璃窗缝朝里一望，房梁上果然隐隐绰绰地吊着庄晨敏，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喔唷，不得了，真的出大事了！”说着也情不自禁流下了热泪。他叫几位女生赶紧朝后退去，抬起脚，就奋力朝房门的插销处踹过去，经过几下猛踹，门终于被打开了。打开的一瞬间，几个人都惊呆了，只见庄晨敏确实已悬梁自尽。顿时，几个人放声大哭。此时正在集体户不远处自家菜园子里干活的大队书记李范洙已闻声赶到，在一片哭声中，他一见这情景，也大吃一惊，马上对绍援说：“小吴，赶紧到厨房拿把刀来！”他一抬腿上了炕，一手抱着庄晨敏，一手接过刚递来的刀，挥刀把房梁上的吊绳割断，他将庄晨敏平躺在炕上，马上掐人中进行抢救。与此同时，绍援已顾不上去洗一下泥手，撩开腿拼命地飞快地朝三里路外的大队合作医疗奔去。

当大队合作医疗里的从延边医院下放来的权大夫气虚喘喘地跟着绍援赶到那间房间里后，他也顾不上擦把汗，先翻开庄晨敏的眼睛一看，说：“啊哟，瞳孔已经放大了，没救了。没救了！”他再朝庄晨敏的裤子处一看，裤子已经潮湿一片，权大夫大声地说：“大小便也失禁了，唉，没救了！没救了！这孩子，怎么能干这种事！”这时大家才发现房间里的炕前的空地上有装敌敌畏的三只瓶子，女生们见了更是伤心地痛哭起来。在房间的那张简易桌上留下一张纸条，李书记拿起来一看，是庄晨敏临终前留下的遗书，在这张小小的纸上写着三行字：“你们不要怪任何人，是我觉得活得没意思。——庄晨敏。”

大家轮流看了这张遗书，谁也不明其意。但当看到庄晨敏安静地躺在炕上，倍觉凄惨。在女生们的一片哭声中，在村中阿兹玛妮的默默淌泪中，在男人们的惊惶中，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如花少女就如此地绝情，一定要下如此狠心结束自己如花的生命。吃了三瓶敌敌畏怕不中用，还要上吊，可想而知，她在死前要下多大的决心啊！与世诀别、与亲人、同学诀别的决心竟如此之大！人生诀别于世是一件大悲哀的事，更何况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呢？可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它将一个活生生的只有19岁的生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消灭了，残酷得就像秋天里的劲风在一瞬间吹落一朵美丽的秋菊一样。

当天，公社已向庄晨敏的家人发去电报，告知庄晨敏死亡的消息，希望她的家人前来处理后事。两天后的清晨，乌云满天。公社派车到延吉火车站去，接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庄晨敏的母亲和一位一起陪同来的女同志。当她们来到集体户后，庄晨敏的母亲满脸悲痛，连哭都哭不出来了，真是哀之痛者莫过于无声之悲。她来到那间房间，掀开被单，看了一下女儿平静的遗容，几乎一下子就要向后跌倒下去，她悲痛欲绝，身边的人赶紧把她扶出房间，好言劝慰。

庄晨敏为什么会自杀一同下放的知青至今认为不可思议，是下放后目睹一切思想悲观失望？还是有什么不可言状的痛苦？始终是个谜。

后来据庄晨敏妹妹讲，自从晨敏姐去世后，妈妈非常痛苦，以泪洗面，夜不成寝，沉默寡言，很快病倒了，特别不愿意提起晨敏姐，如果家里人一提起她，妈妈就会默默地流泪。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小辈，当时都不敢深问，所以只知道晨敏就是工伤身故。虽然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全家人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安息在远离上海千山万水的晨敏姐。

回到上海后妈妈告诉我们说姐姐是工伤事故从山崖上摔下死的，絲豪没透露是自杀，37年后看了吳老师文章后，才知道姐姐是自杀死的，不过我们也理解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死亡的真正原因。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晨敏姐自杀身亡，当时可以定性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啊，这不是光彩的事情。

汤协星与吴晓月：知青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支边知青吴小白；《一位赴疆支边青年的悲惨命运》，汤协星与吴晓月的故事在在支边知青中流传很广，有人比做“长歌当泣，子规啼血，”知青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吴晓月

吴晓月，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师附中，中等身材，白皙皮肤，圆圆脸庞，戴一付眼镜，性格温和，活泼开朗，为人坦诚。学习认真刻苦。

当时唯成份论极左思潮盛行，中考受到很大影响，吴晓月因当时还在劳改农场改造的父亲的历史政治问题也不幸落榜。她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文官，1954年被抓入狱。

1965年南师附中支边的初高中落榜生共五十七名，南京市1965年赴支边的知识青年共有3701人。1966年又动员了社会青年300多人支边，到新疆的南京支边知识青年共四千余人。南师附中和鼓楼等区其他中学支边的学生共1078人，都安排到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专区阿瓦提县（尚未开垦的）丰收农场。

到丰收农场不久，因吴晓月文艺表演上的天赋，加入了场部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并在宣传队有精彩的保留节目—表演唱“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和“小鸭子”。她天生活泼，表演时边唱边舞，天真烂漫。在表演“小鸭子”时，她唱着：“公社里面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望着我嘎嘎嘎地叫……”边学小鸭子走路。她身材本来就稍胖一些，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憨态可掬，逗得观众们捧腹大笑。因此大家都叫她“小鸭子”。

1969年春，七连的吴晓月欣然接受了五连一位英俊帅气的，原南京二中高中毕业生、学生会文娱部长汤协星的求爱。汤协星长得浓眉大眼，聪明活泼，多才多艺，记忆力超强，常与大家下国际象棋和用中国象棋下盲棋来娱乐，喜爱京剧和外国文学。他也是农场宣传队的成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同在宣传队的吴晓月谈起了恋爱。

汤协星

汤协星的父亲是南京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在文革时期当院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两人的家庭成份都不好，同样的经历使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在万里荒漠的戈壁沙滩上，找到了感情的依托和抚慰。那段时间，汤协星的情绪特别高，常情不自禁地哼着彝族歌曲：“星星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庄稼和土地在一起，劳动和幸福在一起……”表示了汤协“星”和吴晓“月”星月相辉，连在一起。吴晓月也非常开心，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十分关心和体贴她的男朋友。吴晓月患有哮喘病，汤协星专门写信给天津的大伯，为吴晓月不断地邮寄万里之外天津产的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卤碱681。在和汤协星谈恋爱的那段时间，吴晓月整天是跳着走路，唱着生活。伙伴们都认为两人是天仙配。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上级领导号召大家揭发反动分的敌对活动，于是汤协星被揭发收听敌台（苏联电台广播）被人揭发。

当时靠近苏联的新疆收听了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与“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的人很多，每次打开收音机都能听到苏联台，常有人听悦耳的苏联歌曲和轻音乐。在当年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环境下，出于好奇，也出于爱好，收听广播里的苏联歌曲，排解生活寂寞，也是正常的，但汤协星因父亲是走资派而背上收听敌台的“罪名”，而大蒙其难。

于是汤协星就受到了军代表宣队的关押、审查、批斗、欧打，受尽凌辱。同时，吴晓月的连队要她站稳立场，与汤协星划清界限，不要与他同归于尽。并要求吴晓月写下与汤协星绝交信，由军代表转交汤协星。

汤协星收到吴晓月的绝交信， 汤协星所剩的唯一希望也破灭了，彻底失望沮丧。夜晚汤协星彻夜不眠，痛哭流泪，辗转反側，写下遗书，凌晨乘大家熟睡之际，跑到喀什噶尔河投何自尽。

几天以后，维族放羊人报告，在农场喀什噶尔河盐碱河滩边发现了汤协星的尸体，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河底的水草，直到窒息而死，他对人生己没有了留恋！

吴晓月闻讯赶到河滩，见到汤协星尸体，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发出歇斯底里，撕心裂肺的哭号。汤协星自杀的时间是：1970年10月。

因为是“自绝于人民”，工宣队安排在汤协星自杀的河边上挖了个坑，把他的尸体草草掩埋。

文革结束后，农场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汤协星得到了平反，宣布他是受到不白之冤。农场组织人员找到当年埋藏汤协星尸体的地点，挖出了他的遗骨，放入棺材里，埋入农场的公墓——俗称十五亩地。当年农场医院的医生为验明正身而参加了这次行动，此时汤协星已成白骨，只是那一对整齐洁白的牙齿让患牙病的农场医生赞叹不已，时隔几十年后他的印象仍然深刻。

自从男友自杀之后，吴晓月就陷入了悲痛和自责之中，多愁善感的吴晓月心力交瘁。先是得了忧郁症，整天郁郁寡欢，原有的哮喘病加重，不久又患上了心脏病、心动过速和甲亢，呼吸困难，胸闷心痛，常常农活干得好好的就突然昏倒，成了农场的负担。

当时知青有病退政策，吴晓月母亲工作单位南师附小也在落实政策，可以让一个子女回到身边并安排工作。吴晓月于八十年代初回到南京，分配到玄武区教育局一个小招待所工作，总算有了一个较轻松的工作环境。回到南京后的吴晓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和治疗，身体状况稍有改善。

但在农场与汤协星的恋情，男友的关押批斗，直至投河自尽的阴影，使她深陷难以自拔，甚至窒息绝望，加上疾病的磨难使她丧失活下去的勇气，男友汤协星的自杀使她内疚了一辈子。终于在1985年的某一天，吴晓月在自己妈妈家休养，不幸诱发哮喘离开了人世！

有人说吴晓月死于哮喘病抢救无效，但也有人说吴晓月死于自杀。有人认为，她在人间已无留恋，她想去天堂，追随令她心碎了一辈子的男友汤协星。

大同兵团知青李改兰：被河水吞没

北京知青邱力回忆文章：《痛心往事——早逝的年青生命》；1966年11月7日，本人17周岁，从北京下放塞北高原，山西大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华北农垦兵团（后面简称大同兵团）直属连。从那天起便开始了我的兵团生涯。

大同兵团属于军队领导，直属连刚刚组建，连以上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接收的是当地劳教农场。农场的位置在大同市的北郊，距大同市20华里。大同市位于山西省最北端，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大同市的西面是一片连绵不断，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在山脉的东边，延山脚下是京兰铁路和公路直通内蒙，距内蒙古丰镇只有40华里。在大同市的东面，与铁路并排，旁边有一条干涸了的宽阔大河叫御河。

兵团就在御河的东岸。在当年，平日里这条河的中心只有一条细细的小水沟，只有在夏日的雨季时河里才能涨满水。1967年的夏天，在河边的一间没住人的孤零零的小屋内，我们曾看到一具大同农技校的女学生李改兰，她那被泡发的尸体停放在那里，正等待她的家人来处理后事。她是因暑假后为返校抄近路，在河对面的小站下了火车，蹚河过来时被河水吞没，失去了自己不到20岁的生命。

北京知青徐斌：被打成反革命，上吊自尽

全团约有百十来人。那大同兵团的作息时间和后来内蒙兵团的作息时间安排相同，早晨吹起床哨，以排为单位出操，在每天清晨出操时，每一个命令后都要加喊一句口号，例如：向右转，高喊“打到刘少奇！”向左转，高喊：“毛主席万岁！”

北京知青班长徐斌，积极要求上进，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徐斌很爱干净，每当收工回来总是先洗洗涮涮，衣服从来都是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平时活泼开朗，爱开玩笑，曾被评为五好战士。

1967年的一天早晨，我们在女排长的带领下出操，依旧是向右转、向左转的例行喊口号，徐斌不小心喊反了那句“×××万岁”！在那个时代，无疑地成了一句反动口号，连里马上就知道了。我替她捏了一把汗，替她揪着心，我想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是诚心喊出那句口号。果然不出所料，就因为这一句口号，她被打成反革命，走上了不归之路。

徐斌马上被监督劳动改造，关押批斗，白天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淘厕所、挖粪坑等，晚上写检查，开批斗会。班里批，排里批，连里批，没有休息日，经过轮番检查、开会批斗，她灰头土脸，低着头走路，后边监督看管的人员跟在后面，哪里还有做人的尊严！

大家不敢和她说话，谁都不敢接近她，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她从家里带来的装衣服及个人用品的小木箱被看管的人翻个底朝上。徐斌开始还能挺住，有时还以革命语言与欺辱她的人对辩，但欺辱压制她的势力太强大，后来她开始茫然，经常在关押她的仓库中向窗外凝望发呆。

一个秋风萧瑟的天气，她拿出钱让看押她的人买了苹果，平时她最爱吃水果，那天她衣服穿得格外干净整齐。下午时分有人发现她突然不见了，连里马上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发现她在连里菜地边放种子的小棚里上吊自尽。那小棚很矮，比她的身高高不了多少。我亲眼看着男排长等人把她从绳子上解救下来，我也赶忙用手托住她。我是被叫来救人的，因为我曾是连里的卫生员。

当她被解下放在地上的时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双眼紧闭，身体软绵绵的。我心里不停地替她祈祷，并马上去摸脉搏，已经没有，掐人中，扒开眼皮看瞳孔，双侧瞳孔已散大变形，呈了多角形的小星星，对光反射全无，按压心脏，呼吸、心跳都没有，经一番抢救没有任何反应，回天无力。我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生命，还未开放的花蕾，在这黄金岁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至今徐斌的模样和她被解下绳子躺在地上的那一幕，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挥之不去的噩梦。当时吓得我直哆嗦，欲哭无泪，心里像是被压了一块大石头，堵得出不来气，但是我什么也不敢说，我知道，只要说出一句同情她的话来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后来她被男排长背回连，放在一间空库房内。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匆匆而去，结束了短暂、刚满18岁的青春年华。然后被无声无息，草草地埋在离连队不远的，营房东面河岸边的黄土高坡上面。在文革这场旷世疯狂与浩劫的运动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非正常死亡。

在后来回京的探亲中，我曾去过徐斌的家，北京市西城南锁胡同17号的老宅，想探望她年迈的父母，但找到她家后已是人去楼空，不知她家搬往何处，听邻居说她母亲也已因女儿的死而极度伤心致疯。

北京知青李铭忠回忆；1970年秋天，我去7团2营6连看望一位同学，车过2营营部，路边一座新坟映入眼帘，上书：荣军烈士之墓。见到我的同学后，说起来，才知道是他们连的事。原来他们连是军马连，荣军的工作就是放马。有一天，放马时出了意外，荣军从马上摔了下来，身子摔在了地下，脚却挂在了脚蹬子上，被活活的拖死了。死后被追认为烈士，埋在了公路旁。这是我所知的第2位献身边疆的北京知青，那时的他17岁。

女知青：用自己的腰带吊在厕所的木杠上自杀

一天傍晚我们正在营部看露天电影，换片的时候广播通知我们三连的回连队，（营部离我们连3里路），大家不明就里，在回连的路上互相询问，一直到了连队才弄明白，原来是5排的有位女同学失踪了。据她们排的人讲，她是申请入团时由于出身不好被拒而精神受刺激。其实，她父亲是职员，她爷爷是地主，可是在那个极左荒诞的年代，愣说她出身是地主。对于一个一心想上进的只有十几岁的女孩打击很大，从此她的性格就变得孤僻，沉默寡言。那天晚上大家去看电影，她不去，有一位同学就留下来陪她。可是过了一会儿她不见了，连队里哪都没有，于是就把电话打到了营部。事情弄明白了，大家就开始分头去找。到了半夜，她却自己回来了，事情也就过去了。

从那天开始，连队加强了对她的看护，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9月6日那天晚上8点多钟，她又不见了，全连的人漫山遍野去找，直到夜里1点也没找到。考虑到白天还要工作，连里就让大家休息了，只安排几个人继续找。第二天早上听说凌晨三点时在离连队6里路的苔青火车站找到了她。

9月26日晚上，她再次出走，可这次除了几个干部外，大家都不愿去找了，都认为她反正不会去寻死，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可事情往往和人们想象的相反，就在我们连的人空手而返时，四连的人在他们工作的洞口外的女厕所处发现了一具女尸。她是用自己的腰带吊在了厕所的木杠上的。等到卫生员赶到时，早已香消玉陨了。虽然她是自杀，可是事情发生在国防工地上，所以领导还是很重视的，用半尺厚的松木板给她钉了一口棺材，并派人日夜看守等待她的家人从北京赶来。

国庆节后，她父亲终于赶来了，据说是广播事业局的，是一位长的很文静的干部，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文绉绉的。因为她母亲有病，她的死讯未敢告之，所以只是他父亲一人来了。下葬的那天，她父亲噙着泪，轻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然后把从北京带来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戴在了女儿的手腕上，向19岁的女儿做了最后的诀别。此情此景今天思之仍令人唏嘘。

作者简介

王家林，江苏省作协会员，1969年初赴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1976年回城后在烟草专卖局工作，直至退休，担任江苏省烟草学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烟草》《东方烟草报》特约记者，高级经济师，曾在《人民日报》《瞭望》《经济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中国物价》《记者文学》《记者写天下》《销售与市场》等几十种报刋杂志上刊登文章。

来源：作家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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