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67年—1972年

“文化大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在农村的下乡知青也被卷进了串连、“造反”的浪潮，上山下乡停顿下来。

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许多地方出现“一刀切”、“一锅端”、“一片红”的极端做法。1974—1977年再次出现高潮，全国又有7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下乡知青积极地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磨炼，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一月四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大会上讲话时，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1966年下半年兴起的红卫兵串连、“横扫”、“炮轰”、“砸烂”的狂飚，导致无政府主义妖风刮遍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也多被卷了进去，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仅在北京串连、逗留的就有40多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并编印简讯《下乡上山战线》，同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推动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曾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表扬和鼓励。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指出：闹经济主义的人，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用各种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资。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中央认为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必须立即制止。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二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中指出：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近几年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和贫下中农结合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做出很大成绩。现在春耕在即，尚逗留在城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应当把自己上访的意见留下来，立即返回本地，和当地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

【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通知还指出，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前几年精简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也按上述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

2月20日，《人民日报》就贯彻执行中央“二一七”通知，发表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的编者按语。

【二月二十七日】 国务院电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勤组，提出回城上访的下乡上山和支边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实有困难的，由所在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在这期间连续发出通知要求中学、大专院校的师生停止在外地的串连活动，限期一律返校。

中共中央2月29日在《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中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生停止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事训练。”

3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的师生于3月20日前返校，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中央发出的这几个通知，对动员和促使逗留城市的下乡知青返回本地起了积极作用。

【四月五日】 国务院复电浙江省军管会（抄宁夏军区），指出：1962年以前返回原籍的支援宁夏建设的青壮年，既然已在原籍重新安家落户多年，不能再称为支边青年。他们应当安心在浙江就地抓革命、促生产。对宁夏过去安置工作有意见，也不要派代表去“造反”，可以写信或寄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有要求重返宁夏的人，应当大力劝阻，已经去了的，应当协助宁夏动员回来。

【五月十四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经中央批准的重要通告。通告指出：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工作双丰收。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四、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通告最后指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4月20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六月十七日】 天津市革命职工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和市级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会联合发出《告返津支农支边知识青年书》。号召依然逗留城市的，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打回农村去，打回边疆去，和贫下中农一道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一定要把握住大方向。

告返津知识青年书，还殷切地希望支农、支边知识青年的家长们，从党的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从政治上爱护自己的子女出发，教育他们返回生产岗位。

【六月二十二日】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动用安置费结余的通知》。通知指出，前一时期许多脱离了生产岗位、涌入城市的下乡上山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多数人已遵照中央指示返回农村。经请示国务院批示，对他们在生产、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应本着自力更生为主，社队补助为辅、国家给予必要照顾的原则，妥善安置。国家照顾所需要的经费从1966年底以前安置费结余中解决。

【六月二十九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报告：5月以来，下乡知青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住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的为首串连700人，将于7月3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7月份大批来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

【六月三十日】 《文汇报》发表“坚持支内、支疆、支农的革命大方向”的社论，支持和鼓励返沪的职工和知识青年回到内地去，回到边疆去，回到农村去。并希望他们的家属要鼓励自己的亲人在建设内地和边疆、支援农业生产的战斗中立新功、建新业，千万不要拖他们的后腿。

【七月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这篇社论是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必要性。其目的是说服城乡群众支持或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农业生产。

中央权威性报刊首次使用“上山下乡”一词。从此，陆续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

【七月十一日】 国务院电复青海省军管会，关于农建12师青年的待遇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变，待中央定出新的分配制度以后，再按新制度执行。

【八月至十月】 为了加快扭转混乱局势，中央又接连采取措施，促使上访人员尽快返回，就地闹革命。

8月24日，周恩来和谢富治、戚本禹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上访的10多万群众。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号召上访群众赶快回去，搞好生产。

9月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要求各条战线集中火力搞好“革命大批判”，在“斗批改”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所有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和其他革命群众，立即回到本地区去。新华社9月2日对这次会议发了新闻通稿。

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成区司令部就上访人员迅速离京问题，发出《布告》。

9月9日，北京市职工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等9个单位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上访人员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各地革命委员会在此前后，也都就外出的下乡知识青年迅速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和做好安置工作问题发了通知和布告。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又称“十·八”《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仍然逗留城镇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都应当迅速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积极投入“三秋”战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建立的各种组织和联络站，要立即撤销。

【十月九日】 北京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余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等10名初、高中毕业生自愿上山下乡。他们的口号是：遵照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下乡当农民、当社员，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他们得到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支持，被安排到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当牧民。行前，在天安门毛主席巨幅画像前集体宣誓。

当天晚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中学教师代表。当教师谈到今天有10名学生自愿到内蒙古牧区当普通社员时，陈伯达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大力开展宣传。他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并指出：今后初高中毕业学生大量的是到农村去。戚本禹说：要搞“斗私、批修”，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10月10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迅即派出记者采访。当晚，新华社发出了新闻通稿。11日，首都各报都作为重要消息在一版发表。《人民日报》还以“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题，发了评论员文章，赞扬他们的壮志豪情，为广大知识青年作出了榜样。

首都10名中学生下乡当牧民的消息，很快传向四方。那些天，北京、上海的中学生一批批地到市革命委员会申请批准他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与工农相结合。继北京10名青年上山下乡之后，青岛市四中、八中、十三中的一批高初中毕业生，于12月13日奔赴山东诸城县贾悦公社插队。行前，市革命委员会隆重召开欢送大会，号召全市广大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12月14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听毛主席的话到贫下中农中去”的社论。

【十一月十六日】 据中央安置办公室简报反映：中央10月8日的《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下达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雷厉风行，较普遍地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紧急通知》，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电话会议，一竿子插到底，迅速直接地传达到基层和下乡知识青年。许多地方连夜传抄张贴或油印散发。在学习讨论中，纷纷发表坚决拥护认真贯彻执行《紧急通知》的声明。并畅谈大好形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具体措施，把通知的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上。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指示各军区、人民武装部派部队干部参加上山下乡工作以加强领导。江苏、安徽、山西等省的一些专区、县不仅从政治上关心下乡青年，还要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把口粮安排落实。江苏省扬州专区积极帮助解决住房、透支粮款等困难问题。河南新乡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干部说：下乡青年和革命群众最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他们看到或听到《紧急通知》后，很多人自动返回生产岗位。江苏省镇江市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解散了自己建立的组织，交出了队旗、公章，全市450余名下乡青年返回农村。除极少数地方外，全国各地下乡青年都已陆续回到农村。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一批红卫兵，决定乘这个机会直接向周总理提交去云南的申请，他们的代表火急赶到现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下乡的誓言。在总理休息时，他们拥了上去说：“周总理，我们要求到云南边疆去！”总理亲切地问道：“你们是哪里的？”他们一致回答：“我们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

周总理接过他们的申请书，在手中扬了扬，高兴地连声说：“好哇，支持啊！”随后，看过申请报告，并立刻写了批示，请有关主管部门帮助办理。

当时，云南一些地方还处于动乱之中，无法前往。延至翌年2月8日，55名中学毕业生告别首都，奔赴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从事橡胶生产事业。

【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重申要坚决贯彻执行1967年发出的包括《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在内的一系列指示和通告。集中力量反对各种形式的经济主义。“上山下乡支边的青年，不要回城要求落户”

【二月十九日】 济南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成员，在踏上新的征途前夕上书毛主席报喜。

济南市首批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到沂蒙山区莒南、临沂等县插队落户。行前，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欢送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常委到会祝贺、送行。

【四月四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批语说，毛主席指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根据中央“四·四”文件精神，对66、67两届中学毕业生作出了“四个面向”的安排，上山下乡相继展开。到10月中旬，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了上山下乡计划，年内要下去166万人。据16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已经下去70.1万人。其中下乡最多的辽宁省已达37.6万人。

【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说，对于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建设。

【五月二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66—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1968年安置经费2.5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五月四日】 《文汇报》以“坚持同工农相结合的大方向”为题发表社论。社论呼吁“一切有作为的青年，一切应届毕业生，应该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

【五月七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历数月办校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也成为干部子女下乡劳动的场所。经中央确认，到“五·七”干校的知识青年按上山下乡待遇。

【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通知说，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通知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他们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国营农场去。

【七月一日】 根据中央有关毕业生分配的指示精神，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中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安置问题发出了通知。1967年省直、南昌市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和1966年、1967年南昌市高、初中毕业生共计19020人。决定从7月开始，按着“四个面向”的方针进行分配。安排家居南昌的10130名毕业生，到工矿企业当普通工人；安排7738名毕业生到军管农场当普通农民。为了加强井冈山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安排300人前去安家落户。对于家住农村、有家可归的，或家虽不在农村，但本人愿意去农村安家落户的，应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通知》规定：安排方案宣布后，毕业生必须到指定单位报到，逾期一个月不报到的，国家不再进行安置，取消其毕业生和原在学校的学生待遇。各专区、市、县对1967年高、初中和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按照此通知精神进行安排。各工矿、企业民办中学的毕业生一律就地安置。

【七月十日】 云南省军管会向国务院报送《关于组织下乡知青插场计划的请示报告》，要求增加1.1万人的劳动计划，迅速把金鸡纳搞上去，把橡胶搞上去。中央安置办公室于7月30日电话通知云南省军管会说：7月14日给国务院的电报，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已批示：先上2000人（包括北京市400人），其余9000人待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再提出具体需要数字。北京市的400人可以列入你省上山下乡年度安置计划，按中央既定的标准安排经费预算，其余的1600人是吸收农场内部自然增长的劳动力，不列为下乡安置计划。

【七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主席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的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八月十三日】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16岁的周秉建，几经申请由北京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当牧民。总理为此感到高兴，同时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在周秉建离开北京的前夜，总理亲切地对她说：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安家落户。你应该按照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这条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鼓励她到贫下中牧中去，在草原干一辈子革命。还关切地说，你到牧区去，要多想到困难，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并一再嘱咐：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一定要虚心地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安心干革命，永远向前进。周秉建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她下乡后，虚心接受再教育，努力学习骑马、放牧、接羔、挤奶，刻苦锻炼自己，又积极学习医疗技术，协助赤脚医生给牧民扎针、看病。

1970年12月，周秉建插队锻炼两年后参了军。周总理知道后，对她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总理说：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要求她还是回到草原，在那里干一辈子。周总理还亲自找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让他一定把秉建送回去。为了做通秉建的思想，总理还特意要邓颖超同志将《人民日报》介绍张勇事迹的文章“壮丽青春献人民”寄给她。邓颖超同志在信中写到：你伯伯和我一口气看完后，很受感动。她不仅是你们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就是我们老一代也要向她学习。周秉建看了信后，很受感动。1971年4月8日，经部队领导批准，周秉建离开部队重返锡林郭勒草原。1972年2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10月，经贫下中牧推荐、上级党委批准，周秉建到内蒙古大学学习蒙语专业。

【十一月十五日】 中央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并发出通知。通知继续强调要使他们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除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还可以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库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进行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试点等。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各地和有关部门，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1968年的毕业生，于11月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十一月至十二月】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组织慰问团到内蒙古自治区慰问天津下乡知青。慰问团由市革委会常委任学明带队，各有关部门代表42人组成，走访了5个盟、22个旗（县）、236个公社，对2万多名下乡知青进行了慰问。

翌年，6月至8月，天津市又组织第二次由371人参加的慰问团，由警备区副政委、市革委政治部主任王元和任总团长，下设4个分团，分赴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和天津市郊区慰问，走访了19个专区（盟）、201个旗（县）、生产建设兵团12个师的17个团场、13450个生产队和连队。召开慰问大会1021次，座谈会12340次，对20万名下乡知青进行了慰问。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日，北京、上海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

【年末】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1968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29%，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把出路寄希望于到农村去。4月4日，中央提出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方针以后，各地陆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全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99.68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165.96万人，到国营农、林场的33.72万人。此外，还有60万城镇居民下乡。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

【一月八日】 据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京、津、沪、浙经与有关地区协商，今年计划跨省区下乡62.1万人。其中黑龙江省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26万人，河北接收北京、天津15万人，云南接收上海、北京6万人，吉林接收北京、上海5.5万人，陕西接收北京3万人，江西接收上海3万人，贵州接收上海2万人，安徽接收上海1.6万人。

完成这个计划的最大困难是铁路运输和途中饮食供应问题。例如东北线，仅去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就有31.5万人，如每天开两个专列，需要5个月时间。铁道部和沿途各地都极力克服困难，做出了妥善安排。

【一月二十八日】 国务院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参照执行。《通知》规定：一、干部下放劳动，无论去“五·七”干校，或去农村、农场、边疆地区，都应允许他们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去。解放军驻京部队和中央在京部门，要求组织自己的职工家属子女到本部门举办的农场、林场、马场安家落户，应当给予支持。二、知识青年和初、高中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愿意回去安家落户的应予支持。回乡的旅运费按国家规定标准，由市财政局拨款。三、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毕业生中，自愿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的，应予支持。四、干部和职工要求到农村、农场安家落户的，由主管部门审批。五、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应动员他们携带子女一起回原籍。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执行中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又于4月8日下发了补充通知。

【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四日】 在遭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各级政府机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和“造反派”组织参加的计划小组筹备的。会议决定，1969年计划纲要（草案），交给各地与会同志带回，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在1969年计划任务中，要求继续动员4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3月24日，周总理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有大学生都要经过劳动锻炼，工厂里需要人怎么办？按照以下三条原则解决：一是招收家住城市的转业军人；二是抽调机关的下放干部回来；三是吸收经过群众推选的高中毕业生、中专生。

【二月】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出席会议的动员地区有京、津、沪、浙4省市，接收地区有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陕西、宁夏、云南、贵州等11省、区。经过会议协商，落实当年跨省下乡安置105.6万人的任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重新调整了安置经费标准，除单身插队的标准不变外，成户下乡，南方由每人160元降至130元，北方每人由180元降至150元；到新建扩建的国营农、林、牧场每人由500元降为400元。

另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1969年计划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820万人下乡。其中，知识青年320万人，主要是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城市动员工作进度很快，下乡趋势很猛，年初的一个半月就下去了155万人。许多地方安置经费还未来得及拨下去，人已经先下去了。

【五月二十一日】 据统计，在今年头4个月内，上山下乡运动已形成高潮，全国有405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和脱离劳动的居民到农村落户。自1968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累计下乡697万人，其中知识青年458万人。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城镇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已基本分配完毕。

【五月二十一日】 据中央安置办公室业务组《上山下乡简报》反映：今年以来，各级革命委员会为了适应上山下乡新形势的要求，加强下乡工作的具体领导，建立了办事机构。机构设置的情况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要成员中，都有专人负责领导上山下乡工作。办事机构中：一、直属革委会领导的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称“上山下乡办公室”或“安置工作办公室”的有北京、天津、上海、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北、云南、甘肃、青海、河北；称“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浙江、河南、陕西、四川、宁夏、新疆；称“四个面向办公室”的有湖南、福建。二、隶属革委会各大组的有8个省、区。其中，属生产指挥组（部）领导的有广东、广西、贵州、山东、江西；属办事组领导的有辽宁；属政治部领导的有山西、内蒙古。

各地机构的工作范围不一，有的还主管大专学校毕业生分配或复退军人安置或干部下放，还有的管理城镇劳动力的全面安排。福建省革委会“四个面向”办公室把这几方面的任务都统管起来。社、队一般成立“再教育”领导小组，大都由革委会第一、二把手亲自抓。

【五月】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推广草场大队自力更生办安置的经验。这个大队接收安置16名下乡知识青年，没要国家一分钱。他们的做法是：一、住房问题，采取分散到户、腾住公房和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建新房的办法解决。二、生活费用，通过生产队预付劳动报酬、由有条件的家庭负担一部分或全部、群众互相或集体适当补助等办法解决。三、生产生活用具，依靠集体或群众互助。四、组织下乡青年参加社队办的合作医疗。

草场大队根据自己的实践，向全省贫下中农发出了自力更生搞好安置工作的倡议。省革命委员会很重视这一经验，革委会主任李德生亲自听取汇报，并召集在合肥开会的贫下中农代表座谈。《新安徽报》作了报道，发表了评论。

【八月十五日】 上海市68届毕业生金训华，1969年5月分配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8月5日，双河两岸山洪暴发，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红旗》杂志1969年第12期以“革命青年的榜样”为题，赞扬他的英雄事迹。根据他生前的多次申请，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后授予他烈士称号。

【十月一日】 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邀请314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观礼（女青年186名，占60%）。其中黑龙江38人，湖北19人，河南、安徽各18人，四川17人，广东、河北各16人，吉林15人，内蒙古、陕西、江西、云南各12人，辽宁、江苏各11人，湖南、广西、福建各10人，山西9人，山东、浙江、甘肃各8人，新疆6人，贵州、上海各4人，北京3人，宁夏、青海、西藏各2人，天津1人。11个跨省、区安置的下乡知识青年观礼代表有69名，其中，来自北京的26人，上海的25人，天津的12人，江苏、浙江各3人。从各地来京观礼的下乡知青代表中，还推选出30名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他们是北京的邵红，黑龙江的曲亚娟、杨一平、吴东旭、董凤兰，辽宁的朱小利、王淑敏，河北的胡志宏，山西的蔡立坚，内蒙古的徐春荣，江苏的陆小萍、史兆英、殷秀华，山东的张彪、金红卫，安徽的王乃华，江西的杨林良，福建的李敏，广东的陈玉容、陈长卿，湖北的刘敢庭、杨冬云，湖南的毛海如，广西的林妹女，四川的邓瑞萍，云南的李镇江，陕西的张艳、贾凯毅，甘肃的单秀，新疆的潘小琴。

党中央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给予的特殊关怀和荣誉，在广大知青及其家属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

【十一月十三日】 京、津、沪三市就跨地区安置下乡青年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1970年1月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将三市的协商意见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参照办理。

【十二月十日至十六日】  广东省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大会。参加大会的下乡青年代表有2630名，并邀请贫下中农、社队干部和知青家属等各方面代表共687名。会上有32人发言，16人作了书面发言。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2月16日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白相国在大会上做了总结报告。

【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9、1970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通知指出：“毕业生应当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十二月】 在国务院机构调整中，撤销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农业部。原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的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请示李先念副总理同意，迁至劳动部办公，由劳动部军代表负责领导。因干部大部分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只留下2个人负责知青工作的日常事务。

【年末】 这一年，全国仍处在动乱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继续恶化，但生产连年下降的局面有所改变。虽然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了0.9%，而人口突破了8亿，比上年增长2.7%。人均口粮从上年的586斤下降到523斤，比1952年水平还低53斤。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商品粮供应不足问题，结合备战和城市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国家继续压缩城镇人口。据统计，全年共动员了267.38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220.44万人，到国营农、林、牧场46.94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又比上年减少15万人，降至111万人，是连续第8年下降。

“文化大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在农村的下乡知青也被卷进了串连、“造反”的浪潮，上山下乡停顿下来。

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许多地方出现“一刀切”、“一锅端”、“一片红”的极端做法。1974—1977年再次出现高潮，全国又有7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下乡知青积极地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磨炼，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历史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