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30号院
时间正以倒叙的方式迅速向后推移，我的记忆也回到重返武装连的上世纪的一个阳春日子。
那天，我们一行人刚抵达高山上那个已成了废墟的武装连之后，就猴急着朝山下奔去：废墟通往山谷深处的仍是一条隐没于丛中的小径，我们试着沿循它踽踽而行，却惊动了许多沉睡的野草。那一刻，斜射的阳光风一般把我们的影子吹向身体的下方——没有人烟，这个山谷沉寂得如同死去了一般。
我就这样重返武装连了，且在废墟下面找到一处依稀可辨的遗迹——一个被废弃了的小发电站。自然，那水坝已没有了当年的呢喃细语，但它的孤零零的身影，却仿佛向我们叙说着一个乌托邦年代的过眼云烟。
其实，我已经无法记得调到武装连的第一天情形了。只模糊记得刚下乡不久就被调到穿军装的武装连去了（当然，那黄荧荧的军装上并没有领章、帽徽什么的）。我曾经说过，我那时就有军人的情结，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直到现在都难以言表。就在那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的某种历史时刻骤然降临了。
说起来我对革命军人的崇拜，还起源于团部的一位梅州籍作战参谋呢。他是那种高大型的现役军人：身材硕长，玉树临风，声音却嘹亮得如同兵营里的战斗号角。另外呢，他的诙谐有趣的语辞，也令我们一群十五六岁的小知青崇拜得屁颠屁颠。
在那些日子里，他是我们的严酷教官；我们则是在他驯服下的一群听话的“好男儿”。每天清晨，他都要来操场上训练我们，那山谷里也就时常回响着一种由近而远、一浪又一浪的尖锐声音。
“预备用枪！”他站在操场中间大声吼着。我们便一起哗哗然齐刷刷把手中的步枪送了出去。
“突刺——刺！”他继续威武无比地喝着。我们又迅捷把大腿踢去且用力把刺刀刺向前面的假想敌人。
武装连的茅舍，是一种由知青们用茅草和树木搭建起来的陋室。它的墙是稻草和泥土的奇异组合，屋顶却是由茅草编织而成的一顶大型斗篷。当然，它的“草褥”已经是距地面六七十公分的木板床了。只是那支撑着床铺的树丫，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那几年，我们就蛰居在这简陋的草舍里，亦一面沐浴着革命领袖的亲切光芒一面作着“舞锄挎枪”的乌托邦体验。
如果说，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给了昔日的农场披上一袭威严无比的法相，那么它新建的武装值班连则是它的另一层坚硬外壳。当然，这一切都笼罩在最高领袖那个“要准确打仗”的革命性谶言之中。
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1969年起军队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野营训练，到了1971年，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连也紧张动员起来了。那时白天的“舞锄”已经完全被“挎枪”代替，夜间更是别出心裁的各种长途拉炼。有个深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却被一阵急促的哨声赶到操场去。昏暗的视线里，表情严肃的连长声色俱厉地说，有一股台湾的特务空投在F山了。
这是我在武装连里的一次最艰难的徒步拉炼。我穿上全套军装和军用跑鞋，身跨军用水壶和军用背包，肩上却扛着《列宁在1918》里的长枪。可站立在集合的操场上，我们都感到无比神圣无比自豪。因为我们是毛主席麾下的武装战士，此刻，我们就要赶去F山抓捕那股从境外派来的美台特务了。
当然，这只是一次滑稽式的常规训练。夜幕里，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天上的星星也眨着诡异的眼睛，我们则胆怯而缓慢地用那长枪在地面上搜索着，那样子就像一群手持探测器正在小心翼翼前行的笨拙工兵。
“大会战”却是武装连战士与荒山野林亲密接触的一种惯常方式。——火辣辣的太阳、明晃晃的锄头、挥汗如雨的身躯，混合着狼烟四起的焦土，这些影像投射在一个少年的记忆深处，经久不息地散发着一种苍凉而粗犷的洪荒之美。——与“大会战”相媲美的则是一种叫“砍芭”的日常劳作。在山林里，我们每个人都手提一把状如青龙偃月刀的长柄砍刀，并用尽了“革命加拼命”的全身力气，将那些沉睡的藤蔓、树枝什么的统统放倒在自己的脚下。那时，飞机草就在微风中摇曳，鹧鸪在远处鸣叫，荒山上却寂然无人，这种洪荒时代的劳作，更令我时常浮生一种穿越历史的莫名感觉。
有时候，我们也开一种叫“斗私批修”的集体自省会。这种旨在迫使人人作着自虐的仪式，常常通过知青们的一次次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来达到反修防修的乌托邦目的。而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我则用悲催的口吻讲述着一段从祖母那里听来的饥荒年日子，又尽情描绘着全家人沐浴在阳光下的幸福生活。除此之外，我们还吃着用米糠、瓜皮、野菜刻意做成的“忆苦菜”、“忆苦饭”，以便使每个人都从肉体到灵魂深处有着感同身受的革命体验。当然，这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教育也如昙花一现，很快被一股来自高层的路线教育洪流淹没了。这时，革命的乌托邦显示出全能全知的最大特点；我们既亦工亦农，又亦文亦武，在那些大革命的岁月里，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在青春发育期的黄昏，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严重不足。尽管兵团的四十斤大米供应是充裕的，但却缺油少腻，甚至完全没有了副食品和菜蔬一类的搭配。由于没有蔬菜，武装连的伙食便常常由干饭和一种糊状物的黄豆水完全代替了。那是一种送饭的替代品，它混合着面粉、盐和豆酱水等复杂成分。——自此，我也开始了我一生中“吃干饭”的漫长历程，并在这种浇淋着糊状物的干饭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奇妙气味，那种殊胜的味儿，一直潜伏在我的身体里面，仿佛是来自遥远而隐秘的亲人。
接下的日子，我最美好的记忆，便是生病的日子了。当然，这病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偶尔发点烧头有点疼了，却可以像贵宾一般享受到特殊的待遇。自然那一天的“芭”是不用砍了，“穴”也不用挖了。可我躺在铺里，满脑儿想的却是午餐那碗专供“病号”受用的美妙无比的素面汤。现在我对于美味面汤的美好回忆大抵也来自于那个镜像里的殊胜片段。
在味蕾完全萎缩的下乡岁月，邮寄的食品则成了维系知青们与美好食物的唯一纽带。有时候，我也会收到父亲从家里寄来的腊肠、猪肉酱和沙茶罐头一类的包裹。在那些食物里，腊肠和肉酱的香味飘散于五指山晚风清爽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父爱在悄悄地融化——它轻抚着我日益萎缩的肠胃系统，更使我思念起远方那个美丽的城市。
为了填补辘辘的饥肠，这时山坡上的地瓜叶已经成了我们“开小灶”时的最好主菜；而卫生室的一种叫谷氨酸的药片则成了味精的代替品。在大革命的日子里，这种状如维生素C片的小药剂开拓着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地带。当然，能够“挖空心思”搜寻到的食物毕竟少之又少。为此，一些更具冒险性的事件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先是D县的三名农青趁着黑夜把猪栏里的一只小公猪偷偷宰了，接着又有人开始尝试用炸药和导火线去“捕捉”鱼儿。这是一种完全版的惊险故事片：黄昏时分，w县知青A一个人蹑手蹑脚来到峡谷深处，他要创造一种奇妙的炸药与导火线的水里连接办法，却活生生地把自己一双活生生的眼睛炸坏了。
五指山热带风暴的雨季来临时，我的腹沟就长满了湿疹。这种病像传染病一样，最终演变成一个广泛的集体性事件。由于营养不足，尤其是缺少蔬菜一类的摄入，大家都感到私处有一种难言的痒，然后看着它们逐渐破裂和溃烂，直到冬天来临时才得以慢慢痊愈。此外，也有不少男孩莫名其妙地掉头发了。它们如同尸骸零乱而四处的飘落着，仿佛也在预言着一个知青秋天的悄然到来。而对我来说，皮癣则成了我的最大敌人，它一直出没在我的私密处，待至我第三年回家探亲时，才被一支“走后门”的特效癣药膏彻底打败了。
一九七三年，我获得了一次探亲机会，那短暂的旅途构成了我记忆中的盛大节日。我徜徉在乐东县城那条其实并不繁华的大街上，却快乐得像要晕了过去；而一个月的城市生活更成了伴随我一生的最高礼遇。
这种七十年代出现的“探亲”风，无疑是对贫乏生活的一种物质补偿。而短暂的城市滞留，对于他们来说更成了人生美好的盛宴，那城市生活所闪耀出来的光芒，是如此的绚丽，又是如此的诱人，仿佛时间也在探亲的岁月里摒住了呼吸……现在，我已经无法形容探亲带给我的那种狂喜，也无法描述它与回城风之间存在的古怪意义，但那真切得如同老黑格尔所说的现实光辉，却在城乡差别的二元景象下， 一次次修正了我并不坚强的理想。
是的，这场波澜壮阔的的探亲运动已经遍及整个中国了，在知青年代中期，它既是“回城风”悄然到来之前的最初自我解冻游戏，也是苦闷期知青人最有富戏剧性的后果，只是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北方的几个生产建设兵团就发生这种悲剧，一些连队和团部已经陆续派出专案人员到上海、北京等地抓捕那些长期滞留在城市里的知青了。而我的连队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探亲死亡”案件：一对揭阳籍的兄弟知青在扑向故乡黎明的时候，竟然意外地把自己的尸骸留在了宝岛，留在了那个正肆虐着台风的漆黑夜晚。是的，当我目睹着头颅与脚足处在同一水平线的一对知青的尸体时，我才忽然意识到，这种沉重的乡恋是如此的刻骨铭心。然而，由探亲风引发的胡蝶效应，还是像飓风一般越过琼州海峡向知青人传送着一股强劲的热带气流。
显然，探亲滞留已然成一个微妙的信号，它在反面助长着回城风的悄然而至，——已经有人开始频繁地使用病假证明来达到长期留滞城市的目的了。这时，城市的秀丽面容正透过探亲的蜜月，不断向知青人露出了经久不息的诱人微笑。
与探亲构成同一空间的是一劳永逸的招工、病退，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一切新生事物。当然，这一切在毛泽东那个至关重要的批示之前，它还并不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的一轮朝阳，它只是江河上那浊浪中时隐时现的一根根救命稻草。
作为青春萌动期的女知青，自然亦有一种不同于男知青的天然宿命，她们似乎有着更多的选择机会，且在不断的选择中使自己瑧于理想的王国。E连就有一位美女知青，她袅袅而去的身影时常勾起男知青们的无限憧憬。但她却从未所动，亦整日里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果然，兵团的一位年轻参谋跟随首长到武装连蹲点来了。这武装连呢，又有一片“大会战”的荒山毗邻E连，这参谋便隔三差五地到E连去了。如此经历了几次，这亭亭玉立的女知青也就迅速爱上这英俊潇洒的年轻参谋了。
这是那个年代女知青寻觅革命军人的成功案例，它不仅揭开了人类性学史上的罗曼蒂克，也印证了大革命时期女知青与现役军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天然关系。
招工，这是七十年代知青中晚期出现的一种回城骚动。尽管它的数量受到了极大限制，但希望出现了，它让阻隔在千里之外的知青人倾听到昔日城市发出来的亲切呼唤。当然，它的雨点似乎还不大，也缺乏连续性，但那毛毛细雨还是滋润着一批知青人的干枯心田，也让他们看到了“回城”的希望曙光。
由于招工的数量毕竟有限，这种批量小、竞争激烈的“生死肉搏”，也很快被一种更大数量而且操作难度较低的“病退”所代替了，“病退”随之亦成了一种新的回城捷径。这时，延续在知青年代里的“回城” 风，犹如悬挂在知青们心中的北斗星辰——在五指山初冬的早晨，好像所有的知青都感到了一种存在于太阳底下的希望事物了，他们的眼神露出了瞹眛的笑意。但许久以后，我才真正懂得，属于知青真正的春天却在一个重要批示之后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就在1972年的夏天，一个后来蜚声全国的小学教师却向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诉说他在农村插队的儿子的种种艰辛。毛泽东那时也是垂暮之年了，遂动了恻隐之心，不仅亲自给这位教师回了信，还让人从他的稿费里寄去300元。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毛在回信中所言的“容当统筹解决”，已然成了一个庞大且无可阻挡的全国回城风了。
这时，我已经调离武装连了。
离开武装连之日，我在水坝上遇到了退伍军人杨芳财，他用他的四川普通话向我频频告别，这个情景使我无比激动。我忽然意识到今生今世我将永远离开这个并不生于斯却长于斯的连队了。
不久，在经过了一次改写命运的工农兵大学考试之后，我也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走入了一所学校的大门，并在毕业后回到这座生于斯并不长于斯的城市了。
是的，正如一切历史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发展一样，六十年代的知青运动也在超越了伟大领袖赋予的革命性字词后，走向了自己的最终宿命：从它迅速被时代赋予某种符号，到这个符号成为大革命时代的标记，再继而成为历史的陈迹——它越过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尘烟，也走向了自己所鄙视和离弃的尾声——这就是整个六十年代一代知青人为我们留下的一段苦难历史。
现在剩下唯一有意义的是电台、报纸、网络每天都在播放着的最后一则消息：海南岛——一个风光旖旎的宝岛，正在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后的又一个最大自由贸易区。是的，今天的海南岛正朝贸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道一路狂奔。这个事件亦在有意无意中抵消了那些知青人难以隐忍的昔日伤感。当然，这些人今天已经离开那个此时的人间天堂了。上山下乡，那个大革命时代的政治陪葬品，也像嫫母发现的第一面镜子一样，它不仅照出了那个时代绚烂多姿的革命色彩，也勾画出一段知青人无限唏嘘的前尘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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