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江青导演的一次空前绝后的接见活动

1967年以后，笔者先后参加了许多外国艺术团体的访华演出接待工作，并三次为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谈话做记录。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文革中的总理身心疲惫，而以“文艺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霸气十足。

我于1964年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对外文委，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机要秘书。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临时抽调到第一线，先后参加了日本齿轮座话剧团和叙利亚民间艺术团的访华演出接待工作，并有幸三次为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谈话做记录。

与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近距离接触，而且要真实地、一字不漏地记录下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对于一个来自大西北边远山区农村、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既兴奋又惶恐，尤其是我没有学过速记法，唯恐笔头跟不上，漏掉话句内容。

那时没有电脑，也不许录音，全靠手笔记。每次做记录都很紧张，思想高度集中，专心致志，头不抬手不停地“龙蛇大草”，兼用自己独创的“简略法”，如文化大革命写成“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等，还用一些只有自己才能看明白的拼音、符号之类代替文字。好在与外宾谈话有个双向翻译的过程，留给记录者一些喘息和补记的时间。

当时中央领导人与外宾谈话记录稿，一般都要求于次日打印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因此每次接见结束，立即趁热打铁，与翻译人员对照笔记，及时处理。此时留在脑海里的记忆犹新，这又给补充、修改、完善记录稿提供了一次机会，从而能较圆满地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话做记录的光荣任务。

不仅与外宾正式谈话时要做记录，观看演出过程中我也坐在总理身后观看倾听，记录总理的言谈举止。我在1967年8月26日和12月17日两则日记中，记录了周总理当时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当时正处在文革高潮中，我感到总理身心疲惫:

“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又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据说刚结束了另一场活动，连饭都没有吃就来看演出了，从晚九点到十二点！看得出总理很劳累，好几场戏他都在打盹，但又尽力挣扎着，强打精神睁开眼坚持着看。正在观看中，他的秘书赵茂峰进来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他戴上花镜，看了看，说了句:‘我看可以’便把纸条交给了秘书，算是办完了一件公事，又看戏了。中间休息时，在剧场右侧大厅接见，我坐在总理后面记录。因他的声音小，而且有点沙哑，所以有些话没有听清楚。总理苍老多了（观看日本团演出时）！”

“总理明显瘦了！

他谈话很得体，又很幽默。李富春未发言。很幸运，我做记录，而且随他们一道看戏，和翻译人员坐在他们身后离得很近，仔细倾听观察，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似乎都记录下来了。更荣幸的是，总理早到20分钟，在休息室里与我们十多位工作人员谈对外文委运动情况，楚图南、周一萍及副外长姬鹏飞这些大当权派默不做声，就是我们几个一般干部无拘无束地发言。我向总理汇报对外文委及中演公司运动情况，提到两派对陈毅、陈忠经、临权会、批判十七年等问题的不同观点，总理听后看着我笑了笑说:‘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不能表态，否则你们又用大字报贴出去了’。总理还说‘文委联合不起来，你们中演公司两派可以先联合起来嘛！’遗憾的是时间太短，还没有谈完，叙驻华大使夫妇已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观看叙利亚团演出时）。

为此事我还惹来一张 “宋天仪封锁周总理讲话精神该当何罪”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给我贴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其实我当时毫无传达总理讲话的意识，觉得自己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是群众组织头头，在场的人很多，还有文委副主任楚图南、周一萍，要传达也轮不到我，只是第二天在本派群众中随便吹吹风，不料引起对立面的强烈质疑。今天来看，动不动贴大字报不对，但人家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应该借总理讲话的东风及时做促进大联合的工作。

6年后的1973年1月，经对外友协报请外交部批准，决定派我随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任秘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三年后第一批派遣的杂技艺术团之一，被称为“杂技外交”，中央很重视。

1月15日晚周恩来总理及江青（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李德生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审查武汉杂技团出访节目，边看边作指示，演出结束后接见全团并讲话，我再次跟随做记录。在整个审查演出过程中，周总理讲话较少，好像很劳累，不像以往那样神采奕奕。江青倒很精神，她的话最多，喧宾夺主，不把周总理放在眼里。她大概自认为自己是演员出身，内行，如今又是“文艺革命旗手”，当仁不让。其实大家都觉得她有点过分了，只是不敢讲而已。

我还为中央领导人做过另一次谈话记录，那是一次在非常时期非正常的接见活动，我虽然做了记录，但最终没有整理成稿，也没有人催要，更没有上报和装入档案。1974年10月，八个“样板团”之一的中国北京京剧团一行131人，带着“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出访阿尔及利亚，由对外友协承办，我当时在对外友协演出处工作，具体经办此案。

当时还处在文革动乱时期，毛主席年老多病，生命垂危，周总理也受着病魔折磨，正是“四人帮”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候。尤其是江青仗着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君临天下”，呼风唤雨。

之前，我按常规写过该团出访活动方针和送迎计划，其中没有中央领导人接见送行的安排。上报到国务院后，江青气势汹汹地批写:“这样的艺术团出国，中央不接见，组长不送行，这种安排说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重视！建议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吴德同志参加送行”。

“四人帮”的另外三员大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跟:“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文化组安排”。当时文化部已被砸烂，新成立的国务院文化组代替了文化部，吴德兼组长。于是，10 月22日晚中央政治局13位成员，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该团全体成员。领导人有（按当时排名顺序）: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纪登奎、华国锋、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用主持接见的党中央副主席、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的话说,“除吴德、苏振华同志身体不好，汪东兴同志有事请假，总理有病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都来了。”

这么多中央领导人兴师动众，接见一个待出访的艺术团，实在难以理解，真是古今中外罕见！这是空前的，我想恐怕也是绝后的。不仅接见，还陪看电影、陪吃夜餐，一直折腾到深夜一点半，先后四个半小时!

这次不寻常地接见活动是国务院文化组一手操办，我作为对外友协经办人员，跟随活动听候召唤并做记录，以便回去贯彻落实和向有关领导通报。虽然没有留下谈话记录稿，但一些场面和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得由咸阳纺织厂女工一跃而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当时还梳着两个小辫，上三楼小礼堂看电影时，和另一位因改良钻头而出名的工人副总理倪志福边走边打打闹闹；从大寨提拔上来的陈永贵副总理，还是他那农民打扮，中式黑色布衣，头上裹着白羊肚毛巾，总是咧着嘴乐呵呵的。

这场活动是根据江青上纲上线批示做出的安排，谁敢不听，几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至少要表个态，否则就会被戴上“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不重视”的大帽子，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可是严重的立场问题。

讲话最多的当然是江青，她以“文艺革命旗手”自居，坐的位子也很显眼。她吹捧自己说《杜鹃山》这个剧，是她在十年前推荐的，“那时是在上海人民剧院，除了《杜鹃山》外还有《芦荡火种》、《海港》。我看了很好，是我推荐的，在当时政治局里，除了毛主席和柯庆施同志外，其他人都不支持”等。

在接见过程中，江青还违背财务制度当场强迫主管财务的李先念副总理表态:“先念同志，给女同志每人做一件花裙子吧，把这些姑娘们打扮一下”，并说她的护士也应该发一件花裙子。

先念同志说:“可能来不及了，”江青立即说:“来得及，很好做，的确凉的，一扎就行了”。又说“几千年来我们汉民族是穿裙子的，被外国人穿跑了，要找回来。接待多哥总统时，我没穿裙子，人家上下看我，我作了解释”等。

陪同全团进夜餐时，江青又指示在计划之外给全团每人增加一双塑料凉鞋，当场让演员把型号交给一位同志负责解决。这位同志有点为难地说这种鞋北京不好买，一百多双数量太大，后天就要出国了时间来不及。江青马上板起面孔高声说:“你把话说得那么死干啥？”于是，当晚打电话给上海、广州文化厅，第二天下午用飞机把鞋送来了。

进夜餐时，看见只有包子和蛋汤，没有水果，江青又不高兴了，指责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给每人一个苹果总可以吧？拿去！”

大会堂原来没有准备，临时到库房去拿，150多个苹果，拿来后还要逐个擦洗消毒，服务员辛辛苦苦，手忙脚乱。这时江青又发脾气了:“为一个苹果，等这么久！真是，谁搞的？”

发了苹果后，江青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对大会堂同志说:“你们大会堂还有一种很好吃的果脯、蜜枣，拿去！”

服务员又去拿“好吃的”了，江青回过头来面对演员神秘地说:“他们小气，咱们就挖苦他”。

对“样板团”演员关怀备至的江青，就是这样对待服务员的，挖苦、训斥、整人，霸气十足！“四人帮”倒台后，在对外友协和外交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我讲过这件事，大家听了都很气愤。

被称为“四人帮”狗头军师的张春桥，俨然就是国务院总理的样子。他讲了不少空洞的大道理，我当时记录了，因为这次活动是国务院文化组主办的，我们是旁听，没有人催我整理成稿，也就不了了之。

邓小平副总理刚从江西监督劳动中获解放，恢复工作不久，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吸他的雪茄。直到最后主持会的王洪文说:“小平同志，你也讲几句吧！”他才慢腾腾地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了一句“我讲吴桂贤同志一样的话”,便没有下文了。

我感到气氛有点不和谐。吴桂贤讲了些什么话，我记不清了，好像很简短，表态而已，无非是“祝旅途顺利，访演成功”之类。小平同志讲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听话听音，似乎话中有话。也许他在想:文化大革命，你们把国家折腾得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有多少大事急事要办，你们还有心思花费大量时间，召集政治局全体成员来陪你们接见一个待出访的“样板团”，还要陪吃陪喝陪看电影，实在是瞎耽误工夫，一场不必要的闹剧！

(本文作者为原文化部对外演出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艺术总监)

摘自《世界博览》2008年14期 宋天仪 文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