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荣：天涯沦落——知青在海南

1968年11月8日中午时分（大概十点钟左右），三弟匆匆从学校赶回家，说当日有船到海南，兄弟两将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带上（一大一小两个破旧皮箱装上换洗衣服、一个大被袋装有两床棉被、两床蚊帐，还有两个新的锌铁水桶(积极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街道送的,装有拖鞋、牙膏、肥皂等物），雇了一部三轮车，直奔市五十中学（在丛桂路）。

来到市五十中学操场，乱哄哄的。未几，一部“南京牌”卡车开到，同学们匆忙将行李放上车，又跟车到了“洲头嘴码头”，只见码头内人头攒动，一群工人纠察队队员头戴柳条帽，手执红白相间的水火棍，凶神恶煞的在维持秩序，把送船的家属挡在外边，不得靠近客轮。忽然爸爸妈妈从人群中匆匆跑来(可能是妈妈中午下班回家知我兄弟俩离家赴海南便赶来送船)，塞过一包熟鸡蛋，叮嘱要一路小心，今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知我容易晕船，并一再吩咐上船后找地方睡好便不怕晕船。一艘“红卫八号”（原“新华”）客轮停泊在码头（文革期间，海运局航行于海南、汕头的客轮通通从原来的“丁香”、“水仙”、“牡丹”等改成“红卫*”），学生们扛着行李依次顺着船边的吊桥登船。上船后我们找到甲板上靠船头的一个休息室，刚好有一张沙发，将行李放在上面算是占了位置，随即跑到船舷向送行的爸爸妈妈挥手告别。此时，伴随着客轮撕心裂肺般的气笛声，船上船下哭成一团，生离死别，此去不知何时再能相聚？如此情景，令我也忍不住泪水，后来把心一横，不等客轮启航，便干脆跑回船舱，不忍看这令人心碎的场面。

大概十二点钟左右，“红卫八号”客轮缓缓启动，远离了“洲头嘴码头”、远离了生我养我十九年的广州、远离了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将要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走向人生新的旅程。

客轮从“洲头嘴码头”出发，承载着知青们的憧憬和希望，沿着珠江下航道向东徐徐行进，开始还可以看见两边景物向后移动，但过了“莲花山”、“横档岛”、“虎门”进入“伶仃洋”之后，江面越来越宽阔，水天一色，偶尔朦胧可见远处一两座孤岛。咸淡水交界处，径渭分明。江水混浊不清，还夹杂着很多垃圾，在海浪的做用下来回推进。海水这边，湛蓝湛蓝的，仿佛还闻到一股腥味。晚饭是在客轮上的餐厅解决，独沽一味——肉丝面，别无选择。

夕阳西下，血色的晚霞挂满天边，一簇一簇的，形态各异，色彩有深有浅。夜色越来越近，象一只倒扣着的黑锅，向我们压过来、压过来。

晚上十点钟左右，客轮突然抛锚，停止前行，随即引来一阵骚动。马上有好事的同学回来通报，受海潮水位影响，客轮不得不在原地作短暂停留。在客轮前进方向右側，对岸灯火通明，甚至连汽车行进中灯光快速移动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此时，随船的武装警察守候在船弦的过道上，不准学生走近，看这架势，一眼便知对岸是澳门。

深夜，客轮开足马力，继续向南航行。此时风浪越来越大，浪花甚至可以打到甲板上，环顾四周，除了客轮自身有一点灯光之外，黑压压的象死一样沉寂。轮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就象一片菜叶在烧开的汤里上下翻滚。虽说是躺在铺上，但感觉到船是前后左右地摇晃，令人无所适从。

第二天醒来，彩霞满天，碧波万倾，一群海鸥紧随客轮上下翻飞（据说是由于鱼群跟随客轮后面觅食）。忽然，客轮的一側，有几条“飞鱼”顺着轮船前进的方向，反复跃出水面向前弧形滑行，随即引来阵阵喝彩声，给我们这趟漫长、孤躁、乏味的海上之旅平添了几分乐趣。

大概中午十一点左右，客轮在海上孤独地航行了二十多个小时，此时，船的左正前方海平面上隐隐约约可见一片陆地，忽然有人大声喊道：“海南岛！海南岛！”随即大家都涌向甲板，欢喜雀跃。随着客轮逐渐驶近，陆地已经变成一片绿洲，甚至连椰子树也清晰可见。驶过一段防波堤，客轮便抛锚不动了，可能是水位不够深，不能直接靠岸。

同学们都纷纷提着行李，焦急地等待上岸。不到一支烟工夫，忽见几只木机帆船徐徐驶近，虽说是在防波堤内，但还是上下颠簸，一会被托上浪尖，一会没入谷底，十分吓人。机帆船来回接驳多次，便把我们象货物般卸到海口“秀英港码头”（是为了纪念陈济棠夫人莫秀英）。码头上早已停泊着十多辆卡车，随即把我们拉到海口农垦卫生学校，午饭后宣布下午自由活动（此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今晚在这里过夜，明天一早出发，赶往白沙县牙叉农场。

11月10日一早，农场派来接人的卡车已到，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爬上车，另有两部车专放行李（三弟和他的同班同学李重五捷足先登坐驾驶室，负责押运）。八时左右，车队浩浩荡荡向白沙县牙叉农场进发。海南岛的交通以公路为主，分东、中、西三条线，南北走向，我们到白沙，当然是走西线，途经澄迈、临高、儋县三县。

汽车穿行于“椰树”、“槟榔”“剑麻”“油棕”“胡椒”“橡胶”等热带作物林带之间，使人有一种置身天然植物园之感。经长流、福山、中午在澄迈县多文的红华农场用膳，饭后继续经加来、和舍、那大市（海南第三大城市）、雅星、一路上都是一马平川，但到邦溪、七坊、光雅、打安白沙县境内，只见远处群山叠翠，云遮雾罩，令人徒生神秘之感。

车越往前开，山就越高，最后是穿行于盘上公路，两边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跨过白沙县境内西边最高的一座山（后来我们才知道叫“九架岭”），一路颠簸下午六点钟左右终于来到白沙县牙叉农场(全程255公里)，农场场部靠近白沙县县城（只需十分钟路程）。

我们一行人集中在农场的篮球场上听候分配，结果我和三弟（还有五十中的另三四十人）被分到“突击连”，随即跟连长孙焕文(江苏人)、指导员吴惠川(四川人)摸黑来到连队（在场部对面一条公路之隔）。那里事先已经盖好四栋茅房，每栋茅房大概可以睡十多人（用竹木搭成连通式的上下铺）。我和三弟、李重五挑了门口正对靠左边的下铺安顿好，忽觉的肚子有点饿，便拿出妈妈送船时给的几个鸡蛋分来吃，怎知鸡蛋是半生熟的，可想而知当时煮鸡蛋是何等的仓促，况且这几个鸡蛋是爸爸搞回来准备用来孵小鸡的（是“洛岛红”大种鸡蛋），想到此，心里不禁略过一阵酸楚。

从1968年11月11日起，我们便开始了炼狱般的海岛生涯，用稚嫩的双臂，去披荆斩棘、开山劈石、垦荒种胶、扑灭山火、战风斩浪、架桥筑路、承受了超乎常人的重负，历经磨难，用自己的青春和泪水，书写了一代知青的血泪史。

国营牙叉农场组建于1953年，由原准备赴朝参战的志愿军转业军人组成“农一师”(隶属华南垦植局)来海南垦荒种胶，场部属下有：“猛冲”、“先锋”、“九架”、“直属”、“奋勇”、“南路”、“加工厂”、“修理厂”、“医院”、“学校”（中小学）等单位，能种橡胶的地方他们早已经种了（并且大部分已经开始割胶），要扩大垦植面积只能向深山发展。橡胶在建国初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飞机、大炮、汽车的轮胎都离不开橡胶，而且只能天然种植不能人工合成。原来全部靠从马来西亚等地进口，但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加上朝鲜战争爆发，橡胶需求量更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任命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兼任华南垦植局局长，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大面积开荒种胶。

我们所在的“突击连”，其实是一个筹建中的单位，地点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离场部九公里。现时连路都没有，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崇山峻岭中修筑一条从场部通往“突击连”的盘山公路（我们到达时大概已修了两三公里）。修公路的流程是这样的：先人工用砍刀将标桩两边约四米的障碍物清干净（主要是树木、荆棘、古藤），我们开始主要是做清障工作，一些树木砍倒后搬动不方便，待稍干后一把火烧掉。接着是打炮班（由县武装大队转业到农场的黎族青年）作业，用钢钎打炮眼（为节省炸药并达到威力最大效果，一般会打成梅花状），有些炮眼深达一米，然后装药（多少视炮眼深浅、土质而定），将雷管插在导火索一头，慢慢放到装填好的炸药里垒实，回填土，再垒实，直到把炮眼填满，留另一段导火索在外头（大概二三十公分不等），用小刀将露在外头的导火索纵向界一个口，使其露出火药（这样点火时容易引燃），指定两三人负责点火（一般一人点五六炮，事先分好工），吹哨子发出点火信号，无关人员远离，但要抬头仰望天空，防止石子坠落。随着阵阵炮声轰鸣，地动山摇、乱石飞溅、树头腾空升起，尘土飞扬，场面颇为壮观。此时，点火人员一定要数炮（数），如遇哑炮，千万不能马上跑去排除，一定要等十来分钟后才去，以免发生危险。排除哑炮的办法是在原炮眼旁再打一个炮眼，然后引炮，千万别在原炮眼挖刨，以免雷管受压（八公斤压力）爆炸。最危险的爆破作业后来几乎每个男知青（包括我）也都参与。

爆破后工序就是推土机作业，一两台“东方红”50匹马力（后来是苏制“斯大林”100号）的推土机将炸松的土石方顺着山势水平（相对）地推出一条雏形的公路来（如遇山势陡峭会反复爆破多次），最后人工用锄头沿山体内壁挖出一条深约四十公分的排水沟，将路面平整成反倾斜状，一条可双向行驶大卡车的公路便大功告成，遗留下来的涵洞、公路桥工程便留待专业施工队伍完成。

白沙县地处五指山腹地，以山地为主（海拔200米以上占73%），森林复盖率高（达56%），人口以黎族为主（是黎族自治县）。

黎族人生产力十分落后，还处在“刀耕火种”时代，冬天在山上砍出一块荒地，待树木、杂草晒干后点上一把火，来年开春洒上山兰稻（一种旱稻）种子或玉米种子，就只等收获。当然他们也种水稻，在山间的低洼、平缓地带开出一小块一小块梯田，田间劳动全部由女人操作（包括驶牛犁田耙田、插秧），男的只负责“看山猪”（稻谷成熟时在稻田边搭一草棚日夜看守，防止山猪偷吃），平时就扛着粉枪上山打猎。

黎族妇女都习惯“纹身”，甚至连脸庞也纹上，刚开始看觉得怪吓人的，但后来看多了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们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民族服装（自己织的布，很粗糙）。小孩长到十岁八岁还没有裤子穿，上身只套一件大人穿旧了的卫生衣。

黎族老百姓居住的村庄清一色全部是茅草房，房子中央烧一堆柴火，上边用树勾吊着一个锅（这就算是他们的灶）。挨着墙壁放有一两张竹子编的床，床上蚊帐被褥全无，取暖和驱蚊全靠烧火，还有一只竹子编的簸箕放在地上作枱用来吃饭，几块木头当橙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故此他们全家出外也从不上锁（根本没有人偷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偷）。

黎族老百姓的猪和三鸟是放养的，反而把菜（烟）地用小树条围起来（黎族人男女都抽烟，而且是水烟筒），防止家畜损坏。他们根本不种菜，要吃便到山上采野菜或找一些竹笋来当菜，主要吃稀饭、番薯、包米。他们特别爱喝酒，几乎每家都有甑（一种酿酒工具），原料有大米、木暑、番薯、野地瓜（一种山上长的根块植物，要用清水浸泡多次方能食用，否则有毒）。逢年过节，全村男女必定喝得酩酊大醉方显出其欢快。

他们最传统、最隆重的节日当数“三月三”，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青年男女便结伴来到山上，开始是互对情歌，如双方有意，便可媾合。黎族青年对性是比较随便的，如已婚男方出外做工，其妻在家与另一男子偷情致怀孕生下小孩，丈夫知道后不但不责备妻子反而很乐意去接受这个孩子，并视为己出，这在汉族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黎族人的文化处于封闭的半原始状态，由于生产力极度落后，他们根本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男子上山获取到猎物（山猪、黄猄等）必定是全村人分配，狩猎者分得的肯定是野兽的头部（野兽头骨和雀鸟羽毛是他们炫耀的资本，一般会插在门楣上），他们信奉：“猎物不分光，死后没人杠”。他们诚实到让你无发相信的地步，我们去买猪、买鸡、买狗、他让你自己去过称（很多人连称也不懂看），黎族妇女挑芭蕉来连队卖，事先分好一梳梳的（一梳五只），一毛钱一梳，一到连队马上被我们知青抢去一空，那妇人便端坐在当眼处等着收钱，假如她挑十梳来收够一块钱便回去。他们交公粮，事先将稻谷一袋装放在公路边，等待明天汽车拉走，从来不用找人看。在他们眼里看来，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欺骗，不存在盗窃。面对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有时我反倒怀疑人类的物质文明进程是否走得太快。

大概在场部寄往了三个多月，1969年春节前我们便搬进“突击连”（那里事先由外包工盖好两栋长长的茅草房，各有十个八个房间），我和三弟俩人睡一个房，床铺是用两对树叉深埋在地里，中间搁上木条就成了两张橙子，再在上面铺上铺板，就成了一张床。

在“突击连”生活了大概三个月，又往深山处开僻新连队——“九连”（距“突击连”两公里），我和三弟等十八个广州知青（全部为五十中）和原县武装大队转业到农场的黎族青年共三四十人（全部是男的）被调往“九连”。

“九连”建在密林深处的一条山溪边，四周群山环绕（海拔300-500米），崇山峻岭，密林修竹，清流激湍，山谷间云雾缭绕，溪流河谷交错。热带雨林的山区气候令这里昼夜温差很大（我们一年四季都盖棉被），入夜，万籟无声，聆听着唧唧的虫鸣和淙淙的流水声，和风吹拂，令人很快进入梦香。清晨，晨曦初露，百鸟齐鸣，斑鸠鸟发出：“谷谷谷故——谷谷谷故”和布谷鸟发出：“谷故——谷故”的叫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溯溪而上，离连队驻地大概十分钟路程，有一天然瀑布，落差十米以上。站在瀑布边上，水花飞溅，响声轰鸣，震耳欲聋，底下水潭深不可测，此等自然环境，现在的旅游胜地也不过如此，甚至还远远不及，怎奈心境不同，不能同日而喻。

开始是开荒培育橡胶苗，在稍微平缓的地方将长了千百年的树木砍倒，晒干以后一把火烧掉，接着将大的树头用炸药炸掉，小的一头缠上钢丝绳用“东方红”推土机拉出来，清干净树头后推土机装上犁耙便耕出一块地来，人工打垄后就可以种橡胶苗。种橡胶苗得先从苗圃将用橡胶种子培育长至十来公分高的树苗挖出，拿到大田按二三十公分株距种上，待橡胶苗长到胸径有1.5公分以上（“实生苗”，一般要两年），便开始进行“芽（嫁）接”（据称经嫁接后的橡胶抗风力强，胶水产量高）。就是从另一品种的橡胶芽条中小心奕奕地用“芽接”刀取出一片树芽，轻轻地沾到“实生苗”树杆事先用“芽接”刀挖掉树皮的木质层上，然后用椰树叶包好再缠上棕绳，待半个月以后便可解绑，若嫁接成功，芽片呈绿色，一般很熟练的工人嫁接成活率60%-70%以经是很不错的了。嫁接成功后可随即将“实生苗”芽片以上的部分锯掉（相隔芽片部位十公分左右），芽片便会慢慢长出嫩芽来。

下一步是挖橡胶穴，在山上开环山梯田（俗称环山行），行距七米，株距3.5米，一般会选择茅草山或尽量避开长满高大树木的山。橡胶穴规格是80*80*60，挖橡胶穴很多时采用大会战的形式，就是集中几个连队的人力在一个队苦战一两个月。只见工地歌声四起，笙旗猎猎，银锄飞舞，场面颇为壮观，我们男知青一天可以挖二三十个橡胶穴。

最后是“定植”，选择春天或七八月雨水季节，将嫁接成功的橡胶树苗连根挖起（一般留四十公分根部），挑到山上种在事先挖好的橡胶穴里，这最后一道工序最关键（决定成活率高低）。种植时必须要将树苗用脚踩实，又要够深度，不能露根，“定植”后如遇天公不作美（老不下雨），那橡胶树苗成活的可能性就很低（因无可能人工挑水上山浇灌）。另即便存活，遇上老百姓的牛轻轻一碰，嫩芽便会夭折，遇上山火，就更不用说。

是故直到1977年我离开连队，还没看到一株橡胶开割（长至15公分胸径，一般要八年），而且橡胶林里大部分是公孙苗（由于连年补植，树龄不同大小参差不一）。

割胶的活我没干过，但每次到场部，往返都必须经过一片橡胶林，对割胶的工作流程也略知一二：早上五点钟左右割胶工便要起床，头上顶一盏乙炔灯（照明用），身穿长袖衣、长裤（防露水、防寒、防蚊子咬），脚踏雨鞋（防蛇咬）、腰间系一小竹箩（放胶刀和胶泥）。每人负责一二百株橡胶树，用推（刀）或拉（刀）的方法，在橡胶树皮半圆位置上斜斜地（45度角左右）割伤它，马上渗出白白的乳汁状液体，顺着伤口流到下端早已插入的一截鸭舌状小铁片，然后再顺着小铁片流进系在橡胶树边上的陶瓷胶杯里（一棵橡胶树一天大概可以产100cc胶水）。在太阳出来之前便要收胶水，将陶瓷胶杯里的胶水倒进一个直腰形的铝制胶桶里，集掖成裘，最后将胶水运到胶厂加工成胶片。

兄弟俩在精心培植橡胶幼苗（左边为作者本人）

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我认为是徒劳无益得不偿失的，甚至是对生态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海南岛热带雨林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而且是历经千百年长成，那里有名贵的树种如：“花梨、菠箩格、油楠、香樟、乌木、红稠、黄稠、苦楝、香椿,,,,,,、但在我们“大力发展橡胶”的口号下惨遭无情砍伐，我就曾经与三弟用“过江龙”锯将两人都不能合抱的木棉树锯倒取其未曾开苞的花蕾，挑回晒开取木棉花做枕头（直到现在还在用），这是典型的杀鸡取胆行为。

还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国家特级保护动物——金丝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坡鹿、棕熊、云豹、穿山甲、大蟒蛇,,,,,,，至于黄猄、山猪、果子狸、山鸡、箭猪、猴子更是数不胜数。我队有个黎族人叫符党照，是白沙县有名的狩猎能手，曾多次猎获过海南坡鹿（当地人叫“山马，有小黄牛般大）。其中有两次我们还向他购买鹿肉炖来吃（八毛钱一斤），肉质比牛肉细嫩，味道鲜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遭破坏，动物也惨遭厄运。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连队驻地的水沟就是最好的佐证，1969年我们刚进驻的时候，水深过膝，但到后期1977年我离开连队时水深只达脚踝，这是植被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的结果。现在每每忆起当年的无知和野蛮行为，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每年冬季，是黎族老百姓放火烧山的日子，其目的是烧过以后，开春长出嫩草好在山上放牧（养牛）。晚上更为壮观，只见火光冲天，火舌有如银龙，漫天飞舞。

白天，如山火蔓延至橡胶林段，饭堂的钟声便会敲响，急促的钟声把已分散在各个山头正在干活的人紧急召回，随即拿起砍刀，沿途砍一株小树作扑火工具，扛着火速奔向火场。

扑灭山火，千万不能站在它的下风位置，但我们刚去海南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单凭一股热情，特别象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希望通过这血与火的洗礼，来证明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已经被工农兵改造成一个革命者。所以救火时表现得特别勇敢，特别的不怕死。

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只见干枯的大芒草被烧得剥剥作响，火舌窜向半空，突然又铺天盖地向人群扑来，看这架势，逃命要紧，赶忙顺着山势向下滑落，回头一看，不寒而傈，刚才站立的地方已经是一片火海。

待火苗稍微小一点（一般是枯草少的位置），我们便双手举起一株带叶子的小树，拼命地扑打（带拖），并用脚使劲地踩踏，防止死灰复燃。一次扑灭与十连交界的“摩天岭”（我们知青给起的名）山火，我就亲眼目睹十连几个来自广雅中学的女知青手挽手，一边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用整个身体压向火苗，直到熄灭为止。如此悲壮、惨烈的场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快来救人啊！”不知是谁在大声叫喊，我循声望去，只见三弟躺在地下，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晕倒过去，由于扑火时吸入大量浓烟，一氧化碳中毒。我赶忙上去把他扶起，随即和谭穗生、刘鑑成、刘铭等人将他轮流从山上背回连队，由政治处傅主任（刚好来连队蹲点）亲自打电话要团部派车，送卫生队抢救。

三弟自从那次中毒抢救过来后，便同时得了“神经官能症”病，发作时牙关紧闭，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晕死过去，样子十分吓人。经常要三更半夜和其他知青一道提着马灯，用担架一脚深一脚浅地抬去团部卫生队救治（来回二十二公里），是故1975年以因病退职为由（“病退”）搞回广州。

1969年4月1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司令员周庆鸣、政委周益宽，隶属广州军区，兵团司令部设在海口原农垦卫生学校。下设十个师，一至六师、十师在海南，七师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康，八师在廉江、遂溪，九师在电白、阳江。我们农场（队）编入四师八团（团长齐尚华、饶敬臣、吴朝应、李银铎，政委李焕升）九连，连长吕兆佐（四川内江县人），指导员吴惠川（四川成都人），副连长朱俊明（四川邻水县人），副指导员羊祺祥（海南儋州人）。连长个子高高，肌肉发达，脸部轮廓清晰，人也挺诚实，但文化程度不高，患有严重的皮肤病（牛皮癬），典型的中国农民。指导员吴惠川武汉步校毕业，个子高高偏瘦，斜肩，腰板挺直，颇有军人风度，曾经到过北大荒（虎林），后调海南。政策水平较高，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特别令人佩服的是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举几个例子：

连队盖了第一栋砖瓦房，他带头不入住，全部让给知青，他和家属还是住在茅草房，反观现在的领导干部，福利分房最后一班车，差半平方未达标（职务享受之上限）都要重新再多分一套(我回城调到审计局后看到这里的领导干部都是这样)，真是自私透顶。

连队杀猪分配时（当时算是大的利益）从不到现场（也不许家属在场），待分到最后，只叫小女儿拿一铝锅，有啥要啥，很多时只剩猪头、猪肠肚之类的，但他毫无怨言，欣然接受。相反一些领导或家属，分得猪肉瘦一点（当时大家都喜欢肥肉）都会大吵大闹（这事都是我当炊事员时亲眼目睹）。

另一件是：连队到团部拉大米（用卡车），他主动爬上车厢坐在大米包上，让出驾驶室给女知青坐。如此思想觉悟的领导干部，可怜我回城后从未碰过，可能永远也不会碰上。

至于副指导员羊祺祥（三十岁左右，讲究穿着打扮），这里便要多花些笔墨了。此人是孤儿（缺乏教养），自小靠叔叔带大，但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又善于乔装，十分伪善，作检讨时可以痛哭流涕，但过后又依然故我。最要命的是阳奉阴违，连队很多重大决策在一定的会议上通过，他当时也举手赞成，但背后就搞小动作，让人无所适从，防不胜防。而且洒泼起来，像骂街泼妇，俨然一个无赖。

他兼任连队团支部书记，开始还是单身汉，对连队的广州女知青唾涎三尺，虎视眈眈。经常利用谈心机会打女知青的主意，对广州男女知青间正常的谈恋爱进行横加干涉，甚至围追堵截，我连“猫鹰桥事件”（我们知青起的名）就是最好的佐证。

沈大明（花名“猫头鹰”，开创我连知青谈恋爱先河）是广州男知青（来自五十中学），1969年和我同在炊事班当炊事员，此君当年应是十七八岁，但可能性早熟，不到几个月功夫便和刚来的广州女知青张继红(十六七岁)好上（1969年首次来了四个广州女知青：张继红、刘小莲、谢美芳（回城后2004年因患乳腺癌病逝）、佐美珍），张同时也被羊祺祥看中，正展开爱情攻势。

一个月朗星疏的晚上，沈大明、张继红俩人掀着手十分恩爱地在公路上漫步，一路上屑屑私语，不知不觉来到公路桥上（离连队大概有一公里路）。俩人在桥边找个地方坐下，不时有些亲热动作，正当俩人沉浸在初恋的无限快慰之中时，只见远处几条黑影呈扇形状向沈张两人包抄过来，“不许动”！几个彪形大汉立在面前，沈张俩人既惊恐又羞愧，随即被押送回连队，并责令连夜写检讨。原来是羊祺祥精心策划的所谓“捉奸行动”，他利用手中权力，动用连队基干民兵（县武装大队转业到农场的黎族青年），野蛮地干涉知青正常恋爱，公理何在？人权何在？

此事闹得满城风雨，沈张俩人好象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整天抬不起头，消沉了一段时间，也不敢再来往，后来连队竟以作风不正派为由把沈大明调到五连，棒打鸳鸯，现代版的王母娘娘。此事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意，有点像天方夜谈，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后来落实知青政策披露，很多农场都发生由于干预知青正常恋爱而将知青逼害致死（自杀）的案例。

青年男女在一块，难免有些男欢女爱的事情发生，在如此孤躁、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早恋也不足为奇，但我们农场发生了一件女知青单恋男知青而导致神经失常的事件，不禁令人扼腕。

详情是这样的：由于大量知青来到农场，为场部组建宣传队觅适文艺人材提供有利条件，赵乐天、胡惠娟等十多个广州知青被选中加入了场部宣传队（当然是靓仔靓女加上能歌善舞兼懂一两样乐器）。其时宣传队多数是自编自演（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连队的好人好事），轮流到下边各连队作巡回演出。可谓日久生情，某个冬天晚上，只有赵和胡两人在屋里连夜编写节目，赵见胡穿得比较单薄，担心她着凉，便很关心地把穿在身上的棉衣搭在正全神贯注写稿的胡惠娟肩上，情窦初开的胡顿感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一股青春的涌动令她无法自控，但见赵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现，胡(便把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也没有向赵表白爱意，从此胡惠娟暗恋上赵乐天。

但赵乐天真正爱的是场部中学的老师苗红（也是广州知青），当胡惠娟知到后，懊悔万分，并陷入深深的情网中久久不能自拔，最后导致神经失常，经常把自己的衣服脱得精光，并大声唱歌跳舞。场部医院是没设精神病科的，为此还特意将二楼的一间病房改成精神病室，装上铁门，窗户装上铁枝，把胡惠娟关在里边。每当我们从场部医院走过，便会听到阵阵令人揪心的歌声从精神病室传出（此时胡的歌声照样动听）。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凋谢在异邦，令人无限感慨，最后是由她父母把她接回广州治疗。

从我们连队向东行，穿过一个黎族村庄，再走大概二十分钟山路（全程大概四十分钟），便可到达海南岛最大的“松涛水库”，水库横跨“白沙、琼中、儋州”三县，四周群山叠翠，清澈的湖水明净如镜。冬日的早晨，晨曦笼罩着水面，一片朦胧，仿佛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客船（从牙港到南丰）冲开水面布满的水浮莲（水葫芦），小心奕奕地在隐约的两山之间穿行，真有：“山穷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意境。远处一页孤舟（独木船）在四面环水的岛上缓缓停靠，恰如一幅风景画，有如人间仙景！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可惜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听说“松涛水库”长年处于枯水期，感叹苍海桑田自然界的变化无常和人类的贪婪！

水库中水产品十分丰富，有：鲮鱼、鲶鱼、镰刀鱼、钳鱼、侧鱼、鲤鱼、甲鱼、水濑、鳖（听说有牛车轮那么大，连牛脚都可以咬断，但我从未见过）。

我们还学会了捕鱼，找一只独木舟，带上一张鱼（刺）网，划到水深的地方将网徐徐地作大范围放下，大概抽一支烟的时间，便可收网，依次将网慢慢地往上提，如果鱼上网，手觉得有重感，并且鱼一定会拼命挣扎，生奔活跳的，这时便可将鱼轻轻地从网上脱下放到船上。运气好时可以捉到三五斤改善改善生活，最危险的莫过鱼网被水底的簕竹钩住要下水排除，我就曾经试过潜下水底被簕竹钩破皮肉，还好没遇上水濑或鳖，否则将葬身鱼腹。

一些胆子大的知青，还敢炸鱼。就是利用平时开荒爆石领出的雷管炸药用剩了不归还（其实对雷管炸药的管理十分松懈），找一个玻璃瓶，将雷管炸药放到里边，用腊将瓶口封好，然后引出导火索，点燃以后放到水里。随着“砰”的一声，水面腾空升起一道水柱，随即大大小小的鱼便相继浮出水面，任由去捡，多的时候可以收获一百几十斤（过后一天内都会有鱼浮上来，而且连小指头般大的也有）。炸鱼对鱼类资源的破坏是很大的，当地渔政部门由于地方大人手少也管不过来，但炸鱼者也心存惧怕，当时能捞多少便算多少，不便久留。

炸鱼是十分危险的，1975年13连因炸鱼发生一死一伤的事故。某天晚上，潮汕青年杜伟波等三人私自到“松涛水库”炸鱼（其连队就建在水库边上），一人负责“睇水”（观察动静），另两人一人负责点火，一人负责扔装填好炸药的玻璃瓶。当导火索点燃后，马上“嗖”声喷出一阵火花，然后静止不动，慢慢往外冒烟，经验不足的以为还未点燃（其实已经燃烧）。加上三更半夜，又作賊心虚，拿炸药瓶的陈振潮左看右看认为导火索未燃烧，一直不往水里扔。正当两人还在深究之际，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两人随即倒在血泊里，负责“睇水”的听到响声，还以为有重大获，回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回连队叫人来抢救。用木船连夜将两人送场部医院，杜伟波在半路上已断气，陈振潮混身上下都是玻璃碎片，象马蜂窝似的，血流如注。

第二天早上，杜伟波的尸体停放在县医院停尸房，尸体后面墙壁上挂一幅横额写着：“无政府主义者的下场！”随即通知各连队平时组织纪律性较差的职工前往参观，吸取血的教训，接受现场教育。

时光荏苒，转眼间离知青生涯已快有一甲子之久，但每每忆起仿佛就在昨天，零人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