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命运录(余杰)

文化   2024-11-23 00:01   上海  



转载自:阿拉老底子



老知青命运录

余杰


最后一笑


阿海与阿三,同一天出生。一个石库门里长大,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文革的时候,阿海是红卫兵头头,阿三是黑五类子女。1968年底一起上山下乡来到了安徽农村插队落户。


阿海活络,思路开广,有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阿三木讷,老实本分,从小到大就是一句谎话都没有讲过,人称“老实头”。


插队第五年,阿海祈求父亲把家里省吃俭用买来的红灯牌收音机送给了公社一把手。很快,阿海上调到了县城的食品商店。至此,阿海再也不用顶着烈日插秧耕地了。临走的时候,阿海对阿三讲,你呀,真笨!


阿三笨?他是有苦说不出啊。老爹老娘都被斗死了,自己早就无依无靠了。哪有阿海的这些“资本”呢,还是老老实实在村里教教书。


阿海头子活络,不到一年就当上了食品商店革委会副主任。有了这个位置,阿海结识了县城里响当当的造反派领袖,如今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阿海再次得到了提拔,成为地区革委会商业组的副组长(相当于文革前政府部门的科长)。阿三呢,继续在村里教书,自得其乐。


阿海没有忘记兄弟。逢年过节总要把阿三叫到县城的家里住上几天。阿海问:你打算就这样混一辈子?阿三答:听天由命吧。


1976年8月的时候,阿海要结婚了。老婆就是那个造反派的千金。当天,阿三来参加阿海的婚礼。回到村里的当晚,阿三浑身难受,“泄气”了。唉,青春期嘛,正常。


三个月后,阿三得知阿海被抓起来了。罪名是“四人帮”的小爪牙。结婚三个月的老婆怀着身孕跑了。阿三托自己学生的父亲帮忙,到监狱看望阿海。阿三安慰阿海:想开些,天无绝人之路。


大返城的时候,阿三采用病退的办法回到了上海石库门的家里。凭借着十年当小学老师的底子,考上了业余大学。阿海呢,从监狱出来,在商店里“劳动改造”。他想与阿海一样搞病退,回答:你已经上调工矿了,没门。再说,你的问题还没有完,老老实实待着。阿海与阿三分别的时候,两行热泪,无语。


阿三混在里弄生产组,很快就被“伯乐”街道主任发现,将其调到办公室干文字工作。那时缺人啊,阿三在街道办公室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区政府办公室下来了调令。阿三的运道突然来了,挡也挡不住。科长、处长、局长。阿三娶了漂亮的老婆,有了可爱的大胖小子。阿海闻听,连连喊道:这是命啊!凭啥!


阿海呢,不愿意在小县城的商店里混,下海!阿海跑到缅甸倒腾起木材,挣了一大笔钱。嘿嘿,老婆带着女儿回家了。阿海想挣更多的钱,两眼发红看上了那个“粉”。兜里的钞票很快被黑道蒙骗掉了,还差一点进了大牢。总要活下去,只好在县城家门口开个杂货店混混。老婆呢,抛下女儿不知去向了。唉,这叫什么事啊!


一眨眼的功夫,阿海和阿三都到点了。现如今,阿三是响当当的公务员,哇,退休工资令人羡慕。阿海呢,拿着不到二千大洋的养老金回来了。异地退休的上海人,在大城市里活着,难熬啊。两人相聚,一醉方休,感叹人生,不堪回首。


阿三劝慰阿海:侬女儿争气的,终于考上上海大学,福气。阿海说,不能跟你比,侬儿子已经是研究生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阿海要回小县城去了。尽管阿三不时找借口接济他,二千大洋啊,阿海一言难尽啊。走的时候,阿三说,放心,侬女儿我会照顾好的。


阿海,异地退休知青。回去的路上一行热泪流下。


顺与不顺



老顺退休的时候终于混上了一个科级待遇。老顺,顺利的时候趾高气扬;不顺的时候萎靡不正。


上山下乡那年,小顺在学校里一炮打红。写了血书要求到农村去。工宣队向上汇报,准备在全区动员大会上请他讲讲。结果,上面说不行。他老子是特务,正在审查。第一回就不顺。


怎么顺?那时的小顺脑子真灵。一到农场立马举起大批判的旗帜,把揪出来的“走资派”扔到河里去。农场军管会的头头赞誉:痛打“落水狗”,好,到底是一月革命风暴出来的小将。这回小顺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农场“一打三反”办公室一员。


小顺跟着军管会的头头屁颠屁颠地四处巡视。凭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一份份小报告使一个个同来的知青成为“破坏”、“攻击”、“反对”罪名的分子。小顺呢,等到军管会撤销的时候,理所当然被扶到农场青年干事的位置。青年,哈哈,就是帮着管知青的事。


小顺在那会儿真的很顺。父亲的事情搞明白了,地下党啊,怎么是特务呢。大喜之余,小顺递交了入党报告。考验的时候,小顺卖力地批林批孔。通过,小顺成为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


小顺继续顺顺利利。虽然许多知青不安分,想方设法要回城,但小顺向领导建议:开展扎根运动。小顺发明了三条:回城,不去;调工矿,不去;参军,不去!(我的天啊,连参军也被视为“把根”)领导一听,正愁稳不住知青,一拍即合。就此,小顺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一个分场的党委副书记,专管知青。


太顺利了。一次小顺到基层视察,晚上酒足饭饱后回场部去。黑灯瞎火的,有人用麻袋突然套在他的头上,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等到人群散去的时候,小顺鼻青眼肿。唉,害的小顺一个月不敢出门。保卫科的科长也是知青,查了几天后悄悄告诉小顺四个字:积怨太深。


大返城的时候,知青要找小顺“算账”,工作组不允许。为啥?原来小顺这回不顺了。他巴结当时农场那个靠造反起家的一把手,混上了二把手的位置。结果成为清查“四人帮”运动中的“三种人”,被关押起来交代问题了。


大返城的时候,小顺在场部一间小屋里眼巴巴地看着同来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浩浩荡荡地大撤退。等到人走楼空后,小顺被放出了,赶到偏僻的一个生产队“劳动改造”。人生再次遭遇不顺,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顺想想这一路来的顺与不顺,哭了。


不顺中蕴含着顺的因素,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不久,上头发话了,知青么,犯点错,算了。党内记个过吧。他又不是张铁生、朱克家,既往不咎了。小顺回到场部的时候,老婆早就随大返城的浪潮回城去了。这时,小顺一门心思想回家。领导一想,留着也没用了。回去吧。小顺使出浑身的力道,死缠烂打,终于在调令单上写上了“原农场党委副书记”的字样。小顺心想,这是何等重要的八个字啊,相当于县团级的。


回城了,家人团圆了。小顺被安排到了里弄生产组和阿姨妈妈们糊纸盒。凭借着小顺三寸不烂之舌,人到中年的小顺终于混到了街道的一个科室干活了。小顺心想,哼,老子早就是县团级干部了,现在是委曲求全。


到了老顺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在干相当于科级的活。老婆嘲笑他,同样回来的知青,人家在农场的时候是普普通通的农工,现在不少人都混到局级了。后来,一位在组织部门干活的朋友悄悄告诉他,你在农场做啥,得罪那么多人。你看看,许多人来过检举你过去的事情。


老顺退休前一个月,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好了,一辈子了,就算正式的科级干部吧。老顺认了,有总比没有好。


当这些老头老太再次相聚的时候,老顺喜欢大家提及他当年的“县团级”职务。大家给点面子,不提及现在的科级。等到散场后,熟悉老顺的知青回头骂道:这种人,呸!


墓地鲜花



小美读小学的时候就被区少年宫选为舞蹈队的头牌。生不逢时啊,要上中学了,遇到了一场“艰难探索”。小美和同学们闲在家里混日子。爹妈都在外地工作,小美生活在外婆家里。不识字的外婆整天抱怨,现在的小囡哪能勿读书啦,一天到夜在弄堂里疯疯癫癫咯。


老外婆是管不住小美了。自由自在的小美早出晚归,她告诉外婆:阿拉是红卫兵,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忙!外婆意外地发现,小美身上怎么有股子烟味,小美矢口否认。


上山下乡的时候,小美报名插队落户。临走的时候,外婆哭晕过去了。爹妈看着女儿,无奈地摇头,叮嘱:勿要与勿尼勿三的人瞎混,侬爷娘都是规规矩矩的人。


与小美一起上山下乡的是弄堂里出了名的“打人大王”强哥。强哥身高马大,一米八的个子,结棍。刚动员的时候,一天夜晚强哥把小美拉到弄堂过街楼下,命令道:跟我走,一道去乡下。小美有些犹豫,强哥一把抓住小美强吻。两个人算是“考定”了。


插队落户的地方,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小美和强哥干脆住在一起了。大家都眼开眼闭习以为常。


平静的生活在小美发现自己怀孕后起了波澜。小美想要这个孩子,强哥不愿意太早当爹。再讲上海家里都不知道,未婚先孕老坍台咯。强哥只好天天美言美语花小美,好言相劝,示意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生产队队长告知插队的知青,公社给了一个到上海读书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可以回上海啊,小美说:强哥,我想去。这么好的机会。我答应你,回去把小人打掉,好好读书。强哥见状也就同意了。生产队里总共八个知青,大家见强哥发话了,都默不作声。强哥跟生产队长一讲,队长说要报请公社革委会批准。


几天后,队长通知小美到公社去拿通知书。小美高兴地赶紧跑到公社去。那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嬉皮笑脸地把小美请到办公室里,趁着小美不注意一把按倒了她。扭打一番后,小美终于抵挡不住了。


强哥得知小美去公社了,拔腿就赶过去。推开门看见办公桌上一丝不挂的小美,他挥拳砸向那位副主任脑门。结果呢,小美流产了,副主任死了,强哥被抓起来了。小美离开农村上大学去,临走的时候,小美嚎啕大哭,抱着强哥不放。强哥被判了无期徒刑。


读书,毕业;再回炉,正式获取了大学文凭。小美留校当了老师。她一直未婚,等待着心中的强哥。学校里的人不知此事,好事之徒总是忙着给小美介绍对象,都是不了了之。人们发现小美老师隔三岔五要到外地去。


减刑,再减刑。还有两年强哥就可以出狱了。一场疾病,强哥离世了。小美痛哭一场后,向学校辞职后远走他乡。从此没有音讯。


每年清明节,强哥的墓地里总有一束鲜花。


阿芬回城



上海阿乡!上海城里人对郊区农民的一种称呼,很不礼貌。每次阿芬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心里会喜滋滋地说,讲阿拉阿乡,你们也勿是来下乡接受再教育啦。那时,不知是什么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上海郊区的农民子弟也驱赶到了外地上山下乡。天下奇闻。农民到农民那里上山下乡。阿芬就是其中一位。


阿芬家里兄弟姐妹八人,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阿芬说要跟村里的姑娘们一道去上山下乡,阿芬娘无奈地讲,也好的,家里少了一个吃饭的人。


阿芬十八岁的时候还是长得瘦瘦小小的,穷人家的孩子先天不足吧。几天干活,累得阿芬躲在被窝里哭泣。原本意外上山下乡与中学读书的时候下乡劳动一样轻轻松松的,怎么都把我们当作强劳力了。唉,阿芬想起了爹娘。


退伍兵老张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第一眼见到从大上海来的姑娘,老张心花怒放。老家已经相中的未来媳妇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在部队锻炼了几年,张某人从一个农村娃逐渐有了点见识,还当上了班长。要不然怎么会说部队是个大学校呢。


老张“探索”了好几个女知青,都被斥责“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张把眼光瞄上了阿芬,对,这个丫头老实巴交的。一整天没有多少的话,不像那些疯疯癫癫的女知青,瞧不起咱退伍兵。这以后,老张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上山干活吧,一定来到阿芬的身边,三下五除二就帮着干完了,阿芬心存感激。回到宿舍,老张抢先一步把洗澡水端到阿芬的门口,阿芬心存感激。星期天一到,老张一定喊上阿芬到镇上逛逛,吃上一碗面条,算是改善一下伙食,阿芬心存感激。大家都知道两个人好上了。


上山下乡那年,阿芬的父母相继去世。哥哥得知阿芬与当地的一位退伍兵恋爱了,一口答应。哥哥对阿芬说,人家以前是解放军,出身好。你在农村无依无靠的,我们又没有门路好回城的。行了,在那里安家吧。阿芬听话,嫁给了老张。


老张带着阿芬到老家见父母办喜事,轰动了整个村庄。为啥?大山深处的乡里乡亲们争着来看看从上海来的姑娘。上海啊,在乡亲们的眼里是多么神奇的地方啊。村里人都说这个小子前世修来的福,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城市姑娘。


结婚后两个人的日子平平安安,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大胖小子。后来,阿芬大哭过一场。哭什么呢?原来,同来的知青们都回城去了。那些天,阿芬一会儿与一位姐妹告别,一会儿又与几个哥们再见。开始阿芬还能够忍受,等到知青们全走了,阿芬整整哭了一夜。那天一晚,老张坐在小板凳上抽了一夜的烟。


阿芬回过一次上海,令她心寒的是兄弟姐妹们都不愿意搭理他。阿芬和老张只好住到防空洞改建后的小旅馆里。那年儿子已经上初中了,见状咬了咬牙,紧握拳头,对父母说:回家去。


阿芬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头发白了,门牙掉了。老伴已经去世了。儿子在上海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后,已经是陆家嘴金融区里小有名气的高级白领。儿子专程回来接阿芬到上海定居,四室两厅的房子使阿芬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家门。阿芬说,没有想到这辈子靠儿子回到了上海。


阿芬想念自己的兄弟姐妹,到从小长大的地方去找过。儿时记忆里的老房子早就被高楼大厦代替了。阿芬感叹,变化真快啊!


先苦后甜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小华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瓢泼的大雨,心里害怕极了。同屋一起来插队的两个同学都回城去了,啥时能够回来说不准。这几年,许多知青都是不告而别走了。小华呢,想回城去但又舍不得心中的那一位。她盼望着这个他在这个时候出现,但又担心着这算啥咯事体啊,未婚同居?一道闪电过后,他突然冲了进来。小华激动地迎上前去,抱住浑身湿透的那个男人。


阿生终于体会到了男人的勇猛。等到雨渐渐停息后,他胆怯地望着床上的小华不知所措。小华睁开眼睛冲着阿生微微一笑:阿生,这辈子我全靠你了。


阿生的父母都是在村里种地的农民。早就听闻儿子喜欢上了这位上海姑娘,哀叹道:行吗?人家是大城市的黄花闺女,咱们是种地的乡巴佬啊。阿生的妈妈说,要是能够娶到,是我们上辈子的福分了。


阿生在生产队里是教书匠。除了上山下乡来这里的知青,队里唯一有中学文凭的只有他一个人。暴风雨之夜后,不久小华的肚子里有了。阿生的父母东借西凑为他们办了一桌喜酒,算是结婚了。小华呢,上海的家里知道后乐见其成,少了一个吃闲饭的人。上山下乡嘛,啥人晓得这帮学生能够再回来。女孩子在农村安家落户,总归有个依靠。


到了知青大返城后,小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日子过得有些艰难,但是小俩口恩恩爱爱相安无事。不久,村里的青年人纷纷外出打工。阿生眼见着小华和孩子跟着他过的日子有点苦,狠狠心带着妻儿来到了上海。


小华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兄弟姐妹们都各自成家了。俗话讲,大了兄弟自立门面,谁还顾得上小华呢。幸好父母留下了一间亭子间,大家一商量就让小华一家暂时住下了。


阿生呢,在老乡的介绍下到一家超市当起了搬运工。一个教书匠开始干起了体力活。阿生对小华讲,以前是你们上山下乡到乡下干活,现在是我们农民进城来干活了。唉,都是为了生活啊。


阿生能吃苦。在搬搬运运的过程中挤出时间自学了电脑。超市立马安排阿生到办公室里负责每日的进出货记录。阿生边干边学,电脑的水平越来越高。睁眼一看,阿生选择了跳槽。小华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把家里安排的妥妥贴贴的,让老公有个温馨的后方。


时间一长,阿生会讲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俨然是一个大上海土生土长的人。每天西装领带一身笔挺,人模人样地去上班。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工资上万。家里人都说小华有福气啊。


阿生融进了上海,上海接纳了阿生。炒股、跳槽、下海,起步的时候与人合伙开物流公司,接着就是自己单干。生意越做越红火,家里的钱多了,小华却难得见上阿生一面。


家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华一家住进了豪华的滨江花园,家里两部车子都是进口的。儿子和女儿都上了大学,毕业后都准备出国深造。小华仰望着天花板上镀金的花纹,想起了那个暴风雨之夜。


阿生还是倒下了。身子骨经不住长时间的透支,得了重病住院了。那天手术后,小华抱着他的脑袋轻声说,够了,够了,该歇歇了。阿生点点头,喃喃地说,听你的,好好过。


儿子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接过阿生的班。女儿对阿生和小华讲,奋斗了一辈子了,你们该享享清福了。


穷困潦倒


老汪的前半生不走运。读完小学的时候,老师讲凭他的成绩可以保送上海的重点中学。话音未落,一场大革命使当年的小汪泪汪汪。



中学毕业分配那年,小汪以为自己的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按照以前的政策自己是稳当当地可以分配到上海工厂。结果呢,“一片红”,一个不留统统上山下乡。


到了农村吧,小汪还是不走运。想入个团,人家说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考验考验。看上一个女孩子吧,结果被生产队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差一点挨斗。有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了,小汪掂量一番也想去试试,遭到一句“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嘲笑。


小汪再次回到上海是靠着装病,办了一个病退的手续回来了。哥哥姐姐也在那时都回来了。唉,一家子晚上睡觉只好男女不分地挤在一起。闲逛了半年,小汪终于得到了一份街道生产组的活,混呗!


熬了两年,小汪终于结婚了。幸好女方家里住在近郊,家里有自己搭建的房子,算是解决了一件大事。小汪上下班路上单程要两个小时,辛苦是辛苦了一些,总算有个家。


不久,小汪得到了第一桶金。原来生产组的阿姨爷叔们勿懂,都勿肯买购买股票的认购证,大家强令小汪吃进。小汪只好拿出私房钱买了五张。嘿,就此小汪发了。等到阿姨爷叔们醒了,只好吵吵嚷嚷地要小汪请客吃饭。


生产组不景气,很快就要关门了。领导让大家现在家里休息一下,小汪一咬牙一跺脚,申请了一个停薪留职,一个人南下深圳去了。为啥,兜里有钱啊,心里就有底气了。


小汪到了中年的时候,开始是汪老板,渐渐地变成了汪先生。股市里的钱都套牢了,在深圳下海亏本了。背了一身债回到家里的汪先生看到的是老婆早就带着儿子走了,留下的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老婆的家人要汪先生一周内搬离,这是扫地出门啊。汪先生头皮都要竖起来了,怎么办?


汪先生只好借了一间小屋。穷困潦倒的他只好找到街道,问问有没有上岗的机会。那时,正值国企转型,大批人员下岗待业,哪有什么岗位啊。耐不住汪先生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在写字楼里当门卫的岗位。


站在门卫,汪先生天天看着进进出出衣冠楚楚的上班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酸甜苦辣,他也逐渐变成了老汪。一半的工资都支付给了房东,剩下的是每天的借酒消愁。老婆托人转来的离婚协议书,老汪看也不看就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大名。深更半夜的时候,老汪常常会流泪:我怎么这样苦命啊。


一天轮到老汪当班。无意间他看见地上一只皮夹子,啥个牌子,勿懂。老汪捡起来打开一看,我的天哪,里面的钱都是印着外国人头像的,花花绿绿的卡片真多。老汪想也没想就径直跑到办公室里,上交了捡到的钱包。一会儿,领导来找老汪,递上一叠钱讲:你捡到的钱包是楼上外国公司老板的儿子的,这是人家酬谢你的一万元!老汪惊呆了,连忙问,这个可以拿吗?在得到领导肯定的答复后,老汪乐了。


老汪命苦,查出来得了癌症。不到半年,老汪不行了。临死的时候,他用眼神无力地向一直陪伴他的小狗示意。小狗飞快地吊来一根香烟给老汪。老汪卯足劲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走了。小狗发出一阵狂叫。


纯属巧合



阿丽和小梅是一对好姐妹,从小在一个弄堂里长大,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的同学。上山下乡后又一起来到了广阔天地,在一个队里干活。等到大返城的时候,两个人都当上了妈妈,带着孩子回到了上海。


回城后,阿丽顶替了母亲进了一家纺织厂工作。三班倒,累得阿丽抱怨道,跟上山下乡在农村里一样苦。小梅呢,在丈夫的鼓励下,考取了夜校读大专。一面在生产组干活,一面读书。小梅讲,不能再混了,再混下去早晚没饭吃。


不久,居住了多年的石库门动迁了。阿丽和小梅各奔东西,一个住在闵行,一个搬到宝山,直线跨度是穿越上海市区。有时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久而久之断了联系。


阿丽所在的纺织厂关门了,那些相伴多日的纱锭都被砸了。为了生活,从此以后阿丽到外地人开的熟食店烧过饭菜,到小商品市场当过营业员。辛辛苦苦就是为了女儿能够过上好日子,巴不得女儿考上大学。结果运气不好,女儿差了5分只好去读中专。


小梅的运气好。读完夜大学后正逢报社招聘,从记者干起当上了编辑。时不时在报纸上有篇精彩的文章登出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资深女记者。女儿呢,耳闻目染,大学毕业后接上了母亲的班,在电视台当记者。后来又被一家上市公司老总看中,干起了董秘的活儿,钱多。


阿丽的女儿中专毕业以后,应聘到陆家嘴写字楼里一家公司工作。干啥呢,前台接待员。女儿上班的第一天,阿丽陪着去。走到二十多层的写字楼前,阿丽目送着女儿进去,心里暗叹:我的天啊,这样漂亮的大楼,我总算来过了。


小梅退休以后一直没有闲着,不是到这里上上课,就是被邀请去参加采风活动,余热不断。阿丽呢,好不容易熬到五十,闲在家里当起了“后勤官”,菜场、家里、小区,就是阿丽生活的圈子。


当过知青的人陆续退休了,空闲的时候大家就聚聚。第一次聚会小梅和阿丽终于见面了,说来也有三十年了。阿丽和小梅相视一笑:唉,我们都老了!一起上山下乡的朋友们对小梅说,我们常看你的文章,灵咯,细腻中的美!阿丽一听说:唉,小梅啊,我回城后从来没有看过一张报纸。


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老知青们聚在一起,有的数落自己的孙辈们调皮可爱,有的张罗着为自己的孩子找对象,有的还在回味昔日农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宴席”散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相约下次,互道珍重。


阿丽告诉小梅,女儿在读中专的时候谈了一个对象,勿灵咯。没房没车,现在混在一家超市里当收银员。小梅说,孩子大了,只要两厢情愿,我们少管。


说起女儿,阿丽说,还好女儿有福气,在一家公司干活。小梅问:哪里?阿丽说:陆家嘴的xx大楼里,就是那个xx公司呀,上市的,老有钞票咯。小梅乐了:巧了,我女儿也在那家公司呀。阿丽哈哈大笑:娘在一起上山下乡,女儿又在一起工作,巧了!以后两个小姑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了。


回家后,阿丽对女儿说起了这件事情,没想到女儿先是一愣,随后说:人家是老总身边的人,公司高管,挣大钞票咯。我算啥,前台小姐,够不上的!唉,投胎也是有学问的!听罢,阿丽半天说不出话。


摇旗呐喊



从小在棚户区里长大得阿华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哼,早晚我会出人头地的。小时候的阿华够卖力的,兜里没钱,就蹲在马路边的小人书摊头,躲在正在看连环画的人背后偷看。为此阿华没少挨摊主的驱赶。阿华不管,你骂归骂,我看归看。


阿华刚上中学不久,学校停课了,一场“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后,他加入了红卫兵。干啥呢,没日没夜地写大批判稿子呗。人称红卫兵的“笔杆子”。已经在扫地扫厕所的班主任张老师劝他:不要瞎写。阿华听罢立即举报揭发,张老师少不了又挨了一顿打。


阿华的笔杆子真的了得。上山下乡那年,阿华是学校里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的。他写的决心书被工宣队看中,推荐到了红卫兵报刊登,阿华扬名上海滩。同学小李骂他:投机分子。阿华得知报告工宣队,小李为此挨斗,差一点被列为破坏上山下乡分子。同学们见状都在背地里骂阿华:不是个东西。


阿华如愿当上了一名兵团战士,他的特长得到了延续。连队里出个黑板报,阿华干得卖力。私下里他自得其乐:嘿嘿,出黑板报,可以在家混一天了,不要到大田里干活了。那会儿运动不断:什么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评个《水浒》直到反击翻案风,阿华不断紧跟,在兵团里小有名气了。但大伙儿评介他写的那些文章:一个紧跟不掉队的马屁精。


大返城前夜,阿华的一篇“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文章被地区报纸登出,信誓旦旦的决心如同当年上山下乡的决心书。报纸到了连队,小李指着阿华说:小子,到时你他妈的不要口是心非,第一个逃离!


当知青们开始大逃离的时候,谁都没有预料到阿华是连队里第一个回城的知青:顶替。阿华振振有词:顶替,也是去干“四化”。你们懂吗,上山下乡是干革命,现在回城也是干革命!大家直摇头:唉,被小李说中了,一个口是心非的家伙。


回城后的阿华运气不佳,厂里不要这样的笔杆子。阿华只好老老实实地干活,心里嘀咕:没有伯乐啊。空闲的时候,阿华会投个稿,盼望能够扬名后得到厂里领导的赏识。结果呢,屡试不中。阿华为此很苦恼,专门去请教已经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人家告诉他:你写的东西还是“假、大、空”的那一套,要改改了。阿华不服:哼,我这是革命激情的作品,你们不懂!什么口号加标语,哼,要是早些年,我已经是作家了。


阿华的一生有过两次得意的时候。八十年的时候,批判“精神污染”的时候,阿华写了一个稿子在一家小报上登出来了,阿华拿着报纸四处宣扬。可惜,不到一个月这个批判就偃旗息鼓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阿华又出名了一回,写了一篇警惕“和平演变”的文章,居然被一家杂志看中了。可惜,好景不长,这个杂志不到一年被封了。


退休后,阿华喜欢写点文章的习性依旧。他在网上开了一个博客,三天两头写点文章。阿华当过知青,大部分的文章都是讲上山下乡那些事,渐渐地阿华有些小名气了。用小李的话说,都是一些胡说八道。小李讲: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老是讲上山下乡好,好个屁!那么好,你回城干嘛!?阿华才不理会这些呢,他认为那些说上山下乡坏的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别有用心的人!


阿华没有想到晚年的时候在上海滩有些小名气了。尽管有人给他起了个怪名“老左”,阿华感到无所谓。自己的才华能够在博客上展现,这个要比以前求爷爷告奶奶发表文章方便多了。阿华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也越来越瞧不起人了。最开心的事情还有呢,最近有家网站请他去当编辑了,瞧瞧,天生我材必有用吧。虽然没有分文报酬,阿华干得很起劲。


时间一长阿华开始每天要盯着电脑荧屏,为啥呢?因为老有人在网上批他。所以阿华每天要仔细观察着“对手”们不时传来批评讽刺的只字片语。阿华渐渐地愤怒起来了,瞧瞧那些留言,分明是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嘛。看来,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确实很尖锐啊。阿华忙着逐个进行反击,毫不退让,誓死捍卫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老伴心疼他,多次劝他少在电脑前待着,多出去走走,管那么多闲事干嘛。阿华不听!


9月的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华感到有些头晕眼花,手怎么有些颤抖。阿华习惯地打开电脑,想今天这个日子怎么也要写点怀念之类的文章吧。在电脑荧屏一亮的瞬间,阿华突然感觉一阵钻心疼痛,倒下了。



阿华被抢救过来了,全瘫!躺在病床上的阿华说不出话了。他睁开眼对着老伴动了动嘴唇,老伴明白了他的意思:还要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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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简介


余杰,男,生于1952年12月25日。现居上海。

1970年4月从上海向东中学(原南洋女子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底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至疫情爆发为止。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5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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