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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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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新华：和丁惠民在一起的日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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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扬武分兵
6、明修栈道
7、绕道抵京
8、金水桥头
9、斗智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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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洛公路上的重镇扬武，这天的清晨，炊烟袅袅，鸡鸣声此起彼落。坐落在镇北面的扬武旅社内，请愿代表们仍然坚持五点起床。走近代表们的身边，就看见一派南泥湾大生产的景象。只见代表们纷纷拿着小小的缝衣针，在棉絮和纱布里上下不停地穿越！告诉你，他们今天是按照代表团总组的要求，在扬武今天中午休息的时间里，每个人都要抓紧时间做这世界上最简陋，但又最时髦的棉衣棉裤。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很多人都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除了会上网点外卖，其他的啥也不会整。但是在上世纪我们的知青年代，每个人就算是没有拿过针线，做过针线活，但是知青的聪明才智可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更何况这些北上请愿代表，他们个个都是知青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什么都是一学就会干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有怕苦怕累的想法，干不来做不好，就学着做，一遍不行拆了再缝。我呢算是得天独厚，做这个算是行家里手了。原因在我家里父亲在甘肃工作，母亲每天须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大哥六十年代初去了新疆支边，二哥残疾人，所以我虽然说是家里老三，但确确实实是家里的当家人顶梁柱，啥事都需要我来做。而且在我下面还有三个兄弟小妹，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困难，孩子生养得多。我们家兄弟姐妹全部在的话整整10个，加上父母，八仙桌就是一桌半人。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流行的是老大穿了给老二穿，老二穿过再给老三穿……。当年有俗话就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做这个针线活可算是手把擒来了，加上外公本是做手工裁缝，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看的多了。据此丁惠民叫我做老师，带领指导大家一道来做这御寒的所谓的棉衣裤。我自己也抓紧做了二套，和丁惠民一人一套！刚开始做大家都不熟悉，做出来的成品歪七扭八的简直是惨不忍睹，简直自己看了都笑的直不起腰来，根本无法穿上。但是功夫只怕有心人，在反复拆了缝，缝了再拆，几番下来，大家都渐渐摸到了门道，裁剪也得体了，针脚也平整了。还在棉衣前面用纱布做带子缝上，以便可以系起来。到了后来，可以说除了就是这颜色是白的不好看外，每个人都做好了棉背心套在外面了，棉裤筒套在腿上，上面用带子系在裤腰上，这样子一来确实挡掉了不少寒风和寒气！丁惠民看到了大为称赞，物质上的保证减少了一方面的压力。
因势利导，吃过饭后，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丁惠民作了重要讲话。既肯定了前期大家的努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又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同时他把总组商量好的方案提出来，为了更好地完成五万知青的嘱托，针对当前的形势，考虑到第一批代表在昆明的遭遇，会议决定指派7名代表往重庆，指派八名代表往上海。任务是向两市广大市民和知青家属大力宣传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和五万知青大罢工的真实原因，以其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和知青家属亲友的共鸣和同情支持。要求这两组人员到了昆明后，采取佯动造声势，让有关部门误认为是丁惠民带了第二批代表来到昆明了的架势，吸引政府方面注意力。而后化整为零，消声匿迹乘上火车往上海，重庆而去。
另外指派朱一平，刘胜，胡寅康，顾新华等人分别去到昆明，单独执行总组分派的任务。完成任务后，则按指定的时间乘坐交通，到达集合地点去汇合大部队。副总指挥刘先国又再次强调了组织纪律，要求所有人员，在此成败未定，前途未卜的时候，紧密团结在总组周围，一定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指到那就打到那。不讲条件，不提意见，无条件服从。大家纷纷表态，气氛十分高涨。会后抓紧时间上扬武去买需要的东西，但要分期分批分开前往，不能一窝蜂地长时间放羊外出。会后，我陪同丁惠民又去扬武街上邮电局打了第二个长途电话。在扬武的新华书店内买到了一本云南各地的地图分册，里面的内容真好是丁惠民梦寐以求需要的。他顿时如获至宝，回到房间里就反复研究查看，左一遍右一遍地看。几次叫他去吃晚饭都没吃。我只得帮他带了2个馒头回来，想法给他烧了点蛋花汤，把晚饭对付过去。他就着榨菜丝，喝着蛋花汤，半瓶白酒就下了肚。我发觉他今天精神亢奋，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似乎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而且破天荒的是他早早地就躺下睡觉了！第二天（1978年12月23日），早上他看着我，并用严肃认真的口吻对我说：“小顾，待会走到路上，只要有方便时，你便一个人悄悄地溜到昆明去，也不要惊动别人。这次派给你的任务非常繁重，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能完成的。
一，你到了昆明先去你连队老工人女儿家拿钱。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俩个后面的生活要用的。二，你去联系省农垦总局领导，见到了主要领导，你就给他讲，丁惠民现在带队伍在扬武。就在这一二天内马上就来昆明了，请领导提前安排好我们北上请愿团的食宿问题。丁惠民要我告诉你们，他还准备向省农垦总局，以及省里有关领导进行汇报，并在一起沟通交流反馈问题。倘如在云南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就不去北京了。这个态度一定要当面讲给主要领导听，最好能当面讲给省委领导听。我告诉你，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开始，你一直在我的身边，这一点他们领导都知道的。所以现在我派你上去见他们最好，他们肯定会相信你这个先遣部队的。”到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经过，确实证明丁惠民的估计完全正确，他真的掌握了那些个大大小小领导的心理。丁惠民继续对我说：“三，这件事也非常重要。你到了昆明，最好不要现身给首批代表们看到。最好呆在既能看到首批请愿团活动的地方，但又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另外如果能够找到首批代表里的刘庭明最好，把我的口信带给他，听不听就随便他了。你办好上面这三件事后，一定要想办法偷偷的脱身，然后在其他的人不晓得的情况下，到火车站乘后天夜里xx次的火车到成都。到时候那里会有人接你。如果你乘不到这趟火车的话，那我们就等不到你了……切记！”他不厌其烦地讲了二遍，当场听我复述的没有差错了才恋恋不舍地握着我的手连连摇动的。我当时真的热泪盈眶，哽咽着都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我去把赵兵找了进来，并当着丁惠民的面，也再三叮嘱赵兵务必要照顾好丁惠民，并且告诉他该做些什么？哪些地方应该注意等等，都一一关照清楚，好一幅生死离别的场景。战友彼此之间的情意在此刻显得是那样的珍贵。赵兵是个大大咧咧的重庆汉子，他就说“唉呀，这不就分开两三天嘛！放心好了。小丁现在身体好了，没有关系的！我会照顾好他的！”
离开了扬武，想到我和丁惠民分别在即，心里真的是万般说不出的滋味。但是又想到任务在身，这个任务丁惠民巳经说的很清楚了，别人是替代不了的。所以我只有认真去完成了，才能够有脸再见丁惠民。公路边我和丁惠民依依惜别。看到了一辆往昆明的卡车驾驶室正好有二个空位，我和摄影师胡寅康就坐了上去，就这样子我暂时离开了丁惠民的身边，前往昆明去执行这艰巨的任务去了。车行中午到了峨山随便找了点东西填了一下肚子，下午再行车到了三点多就顺利地来到了昆明南窑火车站。然而，令我出乎意料，这火车站里的景象竟然让我大吃一惊。我的眼中看到了很多大字报。很多红红绿绿颜色字体写就的什么告全市市民书。什么知青遭受捆绑打压，农场暗无天日。还有要上北京告状，被偷掉路费等等五花八门，举不枚举。这些字跡了草，大大小小不均匀的大字报，一看就是急匆匆挥就的。让人仿佛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让我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些杰作都是出自我们的同城兄弟——首批北上请愿团，他们把昆明比作景洪了。我旁观着行人一般情况下没有多少人过去仔细观看的。我一目十行看了这些大字报，基本上就是充分揭露了当局采用卑劣的手法，盗取了知青用心血从微薄的收入中，一分一厘聚集起来的捐款，不让他们去北京上访请愿，向中央去反映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打击迫害。他们作为西双版纳五万知青的代表，现在没有钱买火车票去北京，而车站又不让他们进站上火车，所以恳请市民百姓能伸出援助之手，同情支持知青的正义行动。这些告市民书，请愿书，告乘客书等琳琅满目，但是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也引不起路人旅客的兴趣。有两三个知青模样的年轻人，正站在车站前广场的一侧，声嘶力竭地大声宣讲，我在一旁望着那几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未老先衰的知青，也看到了有不少市民和途经的人都深表同情。在那个年头，家里有知青的不在少数。但同样是在那个年代，家家普遍都很贫苦，很多人自己都难以温饱。昆明地区本来的收入也不高，所以同情心的人有，但是捐款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打听到他们住在向阳旅社后，就径直装着找人走了进去，在那个时候认识我的人还是寥寥无几的。在二楼的几个房间，我看到了首批代表团的勇士们。这个时候，他们正在脸红耳赤地大声地在争论，丝毫也没有顾及到旁人的感受。只见他们之中，一个人还没有讲完，另一个人则已经抢着在反驳了。我看到这种杂乱无章，谁也不服谁，都自以为是情景时，这样子的急躁浮华沉不住气。不由得想起那天在通关饮食店走出来时，丁惠民所说的匹夫之勇冲冲杀杀的评价，真的是何等的真灼之见啊！当时我的第一感觉，首先是为他们丢了钱后所受的磨难深表同情，但也佩服他们的坚韌不拔的勇气可嘉。但是越是看下来，就越是觉得在这些人之中，确实是缺少了一个能让别人心服口服，一锤定音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几个代表，更是不注意自己的形像，也不修边幅，甚至是光着膀子，跷脚搁手，谈吐粗鲁，完全没有作为代表应该有的内敛，仍然还是一付深山老林夾皮沟里知青的本色出演。让那些局外不知情的人，更会误认为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了。我是实事求是地讲当年我看到的影像和感觉，决无贬低他人的意思。看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刘庭明。我迈步刚想离开，就看到留着小胡子的刘胜从下面门口进来了。正在此时，迎面也走进来大约五六个干部模样的人，朝着代表所住的房间走去。我心里在想，可能是有关部门领导过来做工作了。就没有作任何理会，加快脚步从另一个楼梯自顾走出了旅馆。经过问询打听我来到了黑林铺兵团机械厂，找到匡姓老工人女儿家。顺利地拿到连队李银龙多处凑起来的158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哪，我即速赶回了火车站。到购票处先马上去买好了丁惠民所讲的，24日晚间8点多去成都的车票。然后就在候车室里找了个地方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夜间可被冻醒了好几次。看看外面也不见了白天作宣传的那些知青代表身影，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些被风吹的晃晃荡荡的大字报，时不时在发出那若有若无的声响。
天已开始亮了，随着人声的嘈杂，候车室里南来北往的人显得多了起来。我赶紧爬起来跑到候车室外，花了几分钱喝了碗豆腐脑，又吃了一个罗卜丝饼垫垫饥算早饭了。看时间还太早，就想再休息一会后，然后去市里寻找云南省农垦总局的领导，完成丁惠民交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就在这时候，听到了一片喧哗声音。谁也不曾料到，昨天在向阳旅社看到的那首批请愿代表排着队，在前面高举的首批请愿大旗的引导下，秩序井然排着队进到候车室里来了！只见他们排得整整齐齐，到了购票窗口，由其中二个知青，越过队伍，走到购票处，拿出一个袋子，倒出来十多块手表，一把零钱，放到那购票窗口，对着售票员，语气清晰地说：“我们是西双版纳知青赴京请愿团。因为路上不慎被人偷掉了路费，没有钱买去北京的票。现在我们将所有的十几块手表，身上的钱全部拿了出来，抵押在你们昆明火车站里。只要你们同意我们乘上去北京的火车，等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再来结帐”。他们的这一举动，着实把售票员吓了一大跳，她从未见过如此之事。无奈之下，她联系了车站站长过来，那个车站的值班站长，同样的也从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但是他却一口回绝了，说不行，没有票就不能上火车，这个是铁道部的明文规定，他是不能违反的。知青与其好说歹说，商量了好久，但是这个站长始终不肯答应。这时随着时间的推延，候车室里人声鼎沸，排队购票的旅客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而且有不少的警察也赶了过来，这气氛越来越紧张了。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这边的情况，心里思忖着，何必搞这么大阵仗呢，你们完全可以化整为零，隐藏掉自己知青身份。那个时候又不要身份证，买了月台票先上了车再说，还有刘胜不是送了点钱过来吗？难道没有收到吗？正在胡思乱想，眼看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但在这个时候，农垦总局和省有关部门的领导赶了过来。这时候，我猛然想起我肩负的任务，就打消了继续观看的想法，立即动身前往省农垦总局找领导去。经过不懈的解释和努力，我终于见到了省农垦总局主持工作的刘副局长。我以前也没有见过他，可是不知咋地，他却知道我。一见面就表现的格外热情。先试探着问我怎么是一个人上来的？丁惠民他现在哪里？我就按原来丁惠民所说的一套告诉了他。当他听到丁惠民表态准备到昆明和他们商谈，并有可能不去北京请愿上访时，情不自禁激动的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丁惠民能这样想这样做，那真的是太好了！接着又加了一句：丁惠民做的对，这样子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提起了第一批的请愿代表现在正在昆明火车站里闹事，局里也已派人过去做工作了，问我可知道这个事。我告诉他说，我刚到昆明就直接过来找领导汇报工作了，其他的都不晓得。他马上就让秘书打电话过去给那边的领导，说丁惠民现在已经派人上来了，现在人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让他们告诉这第一批的代表，一切事情都要等丁惠民上来后再谈。如果他们这些人继续这样子下去，不听招呼，那么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乘机就告诉他，丁惠民说了最好直接当面向省里领导汇报一下，说由于农垦总局的领导，一路上非常辛苦地做了不少工作，现在他想还是先和省领导汇报一下有关的想法。如果能够在昆明解决的话，他就不去北京了。听我这么一说，这刘副局长就说昨天下午，你们有个什么叫朱一平的，他说他是知青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上来告诉我们说丁惠民派他来的。我也没有知道这个秘书长，所以在半信半疑之中。你们在扬武休整看病，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是在想，按时间你们差不多应该上来了。你现在既然已经来了，又带来了丁惠民的口信，理应报告薛涛副书记。他拿起座机电话，当即就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到了省委副书薛涛。简要地汇报了相关情况，约好下午三时左右，送我到昆明军区招待所去见薛副书记。接下来他们就按排我吃了四菜一汤的饭菜。这次我可是一点都没有客气，风卷残云直接把自己的肚子干的滚瓜溜圆。坐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就由省农垦总局办公室蒋主任送我到昆明军区招待所三楼会客室，坐下刚喝了几口那时还不甚出名的普洱茶，就见一个身穿中山装的，约五十来岁的男子，在蒋主任拉开门后，笑容滿面地走了进来，伸出的手，一下子就握住了我的手。嘴里面在说“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蒋主任就介绍说：薛书记在百忙中特地赶来接见你，他非常重视你们知青的事情。听你把情况汇报完后，薛书记还要去向省委安书记汇报。说真的，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省领导。可奇怪的是，这心里却一点也没有害怕紧张的感觉。我就顺着他们的话，再把那些背的滚瓜烂熟的话，当面向这个省委薛副书记说了一遍。他紧盯着我，又问了一遍：丁惠民真的说准备在昆明解决这个问题？我回答：丁惠民所以特地先派我上来向领导汇报，这个话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还要求你们帮我们代表们安排好食宿，并检查一下身体。同时还请省领导去批评督促农垦总局那些教条主义领导，认真严肃处理好这次事件，给下面的知青们一个交代。当提到第一批代表时，他要求我和省农垦总局的领导，一道去火车站做做工作，这个时候首批代表在62次列车上，但还没发生卧轨事件。我就告诉他，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论什么人过去，那也只会激化矛盾，他们是不会听的。唯有等丁惠民上来了，他去讲才会有效果。而且丁惠民这两天内马上就会到昆明了，你们还是先去好好安撫一下这些代表。千万别逼急了他们。我和你们说，这首批的代表大都是重庆娃儿，冲冲杀杀的拼命三郎石秀。薛涛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让我去做他们的工作了。薛副书记又吩咐了他们，说按排小顾吃住都在这里，等候丁惠民上来。说完后他即站起身，和我握了一下就转身走了。我听到他在门口和蒋主任说，等丁惠民上来要马上告诉他。我也老实不客气了，舒舒服服地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发觉已经晚上8点了，服务员送来了饭菜，我狼吞虎咽，一扫而空。起身给服务台打了声招呼，说出去拜访一下连队的昆明老战友！这招待所的值班经理，大概以为我是有背景的人，所以殷勤地将我送到招待所的大门口。我问询后转乘了二部公交车，才又来到了昆明火车站。这时火车站已经是戒备深严，公安民警里里外外将火车站控制的铁桶一般。我走到旁边的商店假装购物，顺便向商家打听这如临大敌的样子，究竟是为那般？经过询问才知道，首批知青请愿团因为没有钱购票，就被车站工作人员所阻，而且哄骗他们转过来转去空费劲，但就是不放他们进车站上月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早上搭人梯后翻越了隔离栏杆，强行登上了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正在这时，车站的广播响了起来，反复播放省委领导的有关指示，要求无票登上62次列车的知青立即下车。云南省有关部门已将此事汇报给铁道部了。但是已经登上列车的知青代表却不为所动，仍然坚守在62次列车上拒不下车。
我临时找了个地方马马虎虎倦缩了一夜。这时间来到了1978年12月24日上午，昆明火车站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我看到云南省各部门的领导，一拨又一拨走马灯似进到车站里，上了62次列车，去做说服教育工作。但是到了后面，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看来是没有什么效果。到了下午，这62次列车已经停开晚点20余个小时了，由于车子长时间没有发车，那列车上的旅客，也没有耐心了，干脆行动起来，也跑到那个192次列车上去了。这样子一来，从昆明始发往全国的部份列车都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了！但是这云南省委省政府，及省农垦总局的各级领导，到现在还仍然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那坚守在62次列车上的首批北上代表们的耐心，也已经被消磨殆尽！他们几个人聚集在车厢的联接处。根据当下的形势发展，一致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两者相遇勇者胜。只有继续坚持，才能有希望达到去北京请愿的目的。据此，他们起草了一份告社会各界的情况说明书，把昆明火车站62次等列车延误的真实原因，告知给社会各界人民知道。到晚上七时许，国务院值班室也给云南省方面打来了电话。电话内容是：“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继续耐心做工作，劝阻说服知青别来北京。但如实在做不通工作的情况下，可指派数人来京”。但是这云南省方面却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指示，仍一味地采用高压政策，试图胁迫知青立即下车，并威胁说将采取有关措施。这种情况之下，物极必反。62次列车上的首批代表们经再次的商量后，立即又向昆明社会各界发出了他们最后的极限公告，宣布从1978年12月24日午夜12点正，全体39名代表开始绝食卧轨，以抗议州委省委有关领导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以此来维护知青人权的尊严。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政府方面强硬的磨刀霍霍，因为他们觉得丁惠民已经派人上来联络了，且人现在就住在昆明军区招待所，手里捏着王牌，你首批请愿团能奈何我啊。因为就是这样子的想法，错过了最好的缓和机会，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以致于越搞越僵，后来到明天准备动用军队来动手，而且火车站地方全部实行戒严了！隔着这封闭的候车室，我依稀仍能感到首批北上代表们那百折不挠，视死如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和我一样，同样为了我们五万知青能够早日回家，在到北京请愿，向党中央领导去反映情况。真的是舍去了全部所有，孤注一掷。他们在昆明的无所畏惧，拼死抗争，他们的有利有节，坚持不懈，都充分证明了他们无愧于知青推举出来的请愿代表，他们就是我们知青之中出类拔萃的英雄。而当我正在成昆线列车上离昆明越来越远的时候，也就是在那天午夜的12点正，这批首批请愿团的勇士们，就按照白天所发公告讲的时间，39人冒着呼啸刺骨的寒风，都饿着肚子，视死如归。直挺挺地全部横卧在昆明火车站的道轨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卧轨壮举。当时我看到上车的时间巳到了，此刻就算是心如刀绞，但也只能是默默地为他们祈祷。祈愿我们西双版纳第一批知青请愿团的战友们，能平安无事，希望在后续的抗争中会有一个好的结局。随即我就悄悄地登上了去成都的列车，盼早点回归到丁惠民和其他战友的身旁。咣珰咣珰，列车欢快的奔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我靠在座位上静静地休息，心里却一刻也平静不下来，既有为首批战友不堪遭遇的担心，更渴望能早点见到丁惠民以及其他的战友。车行一路平安无事。一个白天很快就过去了。傍晚6点25分列车准时停靠在了成都车站。当我迈步走出了车站，啊！一抬首就惊喜地发觉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请愿团女旗手谢继红正站在前面不远处，朝我不停地在挥手。战友情真的亲，刘先国跑了过来张开了他的双臂，紧紧地拥抱了我，彼此眼睛里都噙着激动的泪花。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丁惠民就让他俩化装成一对回来探亲的知青伴侣，等在成都火车站，迎接我们几个分派去昆明执行任务的战友。这个时候同车到达的竟然还有摄影师胡寅康，我俩到达昆明分手各去办事，现在居然在这里又汇合了。不曾料到，背上重重地挨了一下，一转身一看，那不正是秘书长朱一平和小胡子刘胜吗，原来他俩乘的都是同一车次，但是买票时间有早晚，所以相互都不知道。当然如果放在现在的话，这手机一联系，那啥都清清楚楚了。刘先国一看大喜，所有人全部按计划都到了成都了。他立即去买了当晚直达北京的车票，10点多点我们就乘上了成都到北京的列车。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得知，丁惠民率领的大部队现在已埋伏在德阳的某个地方了。当明天我们所乘的这趟列车经过德阳时，他们就会上到这个列车上与我们汇合的。连续二晚已经没有好好合眼睡觉了，我和他们几个在讲讲说说，这眼皮不挣气，一会就打起架来。当一觉醒来，这天已经蒙蒙亮了！想到马上要和分开二天的丁惠民见面了，这迫切想见到他的心情，分外激动，心里更是非常的牵挂，尚不知这二天他的身体怎么样。上午十时许，呜地一声汽笛鸣响，列车缓缓地停在了德阳车站月台上，只停3分钟。我们已按照原来约定，把窗户全打开了，只见车下的代表，七手八脚把各种物品从窗口处接二连三地递了进来。三下五去二，风卷残云般一下子神速地全部上到了列车上。李长寿非常负责任，清点了人数，整整齐齐28个代表全部到齐。我站在丁惠民身边左看右看，仿佛我们已经分开有半个世纪那么久了。![]()
随着列车的开动，我一五一十把这二天在昆明的经过情况，向丁惠民作了详细的汇报。当我讲到了省委薛涛副书记，以及省农垦总局的那些官僚到现在，还正眼巴巴地傻等着，还望眼欲穿地盼着丁惠民到昆明。殊不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丁惠民早巳神出鬼没，率领队伍偃旗息鼓，悄没声息地从昆明市郊的读书铺乘上窄轨小火车，绕道越过昆明，由成昆线经四川成都，已经在往北京的列车上了。而且这时已经快到陕西西安了，似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神龙不见首尾的作派，着实给云南省的各级领导，上了深深的一课。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高手在民间，知青中有能人。以致于当我们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后，从北京回到昆明，那薛副书记来看望丁惠民时，谈到了这件令他尴尬的事时，那神态还表现得耿耿于怀。认为是过份地相信了知青，却上了我们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当。又说是我居心不良，专们到昆明来有意识的欺骗了他们。说来也真的可笑，当初我们突然在西安露面，发表了声明支持西安知青的维权行动，这才暴露了我们的行动轨迹。云南的这些领导才如梦初醒，由此才得知了丁惠民的踪迹。当时全都大吃一惊，所有人都想不明白，那丁惠民他们这些人，怎么会平空地从他们眼皮底下消失，又突然出现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西安了的呢。后来也就因为是这个原因，让不少云南省的领导都背了锅，遭受到了处分。因此云南政府的一些领导对此始终不能释怀，觉得是遭受了知青的玩弄，让堂堂领导的他们失尽了面子，蒙受了耻辱！当时丁惠民笑着说“让他们去傻等着吧。我丁惠民回来会再去找他们的。”我汇报了我所看到的首批代表们的所作所为，几个人一起分析了这形势，都认为如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政府有可能将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来管控。现在政府还在寄希望于丁惠民什么时间能上到昆明来，等他去说服解决首批代表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丁惠民现已南辕北辙，在赴京的列车上了。所以这政府的希望，注定会落空的。但政府方面等不到丁惠民到昆明，那首批代表的命运就极其可危了，可想而知这政府绝对不会无休止地放任情况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的。
后来事情的发展与丁惠民的分析如出一辙。到了西安，因误点原因，列车将会在此停留一小时。乘这机会我陪着丁惠民和李长寿等几个人，来到西安车站旁边，想去吃碗热呼呼的面条。这个时候看到很多西安市民，正纷纷传看着一些油墨未干的传单。我随手取过来一看，是国务院刚下发的三点电话指示，内容是严厉遣责阻拦火车通行破坏交通大动脉的行为。而其所指的内容的的确确正好是云南昆明知青绝食卧轨，阻碍铁路交通之事。这西安市民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交头接耳，义愤填膺。有几个知青模样的人则开始进行演讲。他从西安知青目前的情况，又讲到了传单上有关云南丁惠民率知青罢工请愿的事情，虽然讲的内容不甚完整，但其激昂的言语，配着他挥舞高举的手臂，顿时把现场各界市民的情绪全部调动起来了，纷纷表示坚决支持云南知青的返城行动。见此情景，丁惠民马上让人回车上喊了好几个宣传组的代表下来进行宣传。他站在稍高的地方面对着市民，由纠察组李长寿向广大西安市民介绍了他的身份。同时拿出了在德阳复印好的传单，告全国人民书等宣传资料分发给西安广大市民，让大家都能知晓了解云南知青赴京请愿的前因后果。同时丁惠民也大声表态，天下知青是一家。坚决支持西安地区知青的正义行动。回到列车上不久，就听到车厢内旅客之间，纷纷都在传播着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的罢工请愿的消息，以及国务院所发的三点电话指示。傍晚时分，按丁惠民的指示，李长寿等俩人去列车长那里补车票。整个请愿团当时有22人的票是买到高碑店的。后面从刘先国成都出发的六人是买到北京站的。可是由于在西安暴露了身份，这个列车长说啥也不给办理补票。丁惠民让几个人把列车长找来，按铁道部相关条例规定，据理力争，试图说服这个列车长。但是这个列车长就是冥顽不灵，也可能是他害怕让知青到了北京，如发生了问题出了事，到时上级领导会要他来承担责任。所以就推三阻四的，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补票。
据此，丁惠民马上口述了告xx次列车旅客书，让宣传组的陈允龙马上抓紧时间刻写蜡纸，争取连夜油印出来。然后安排所有代表以2人为一组，前往列车所有车厢进行宣传，向全国人民讲清楚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罢工请愿的真实原因，力求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并将本次列车长违反交通铁道部的相关规定，不同意给我们知青补票的事情予以披露。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在我们所坐的那个车厢里，矮矮个子的请愿代表孙链在车厢连接进来的地方，面对着全车厢所有的乘客，认真地一字一句向众多旅客进行宣传。在广大旅客们的压力之下，列车长迫不得已，我们如愿以偿地补好了到北京去的车票。北上请愿知青代表们众志成城，用热血和冷泪，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知青颂歌。在丁惠民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神出鬼没的指挥下，全体北上请愿的知青代表兵分多路，虚虚实实，团结一致，遵纪守法，百折不挠，千辛万苦的努力之下，终于在1978年12月27日中午12时25分，我们胜利的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下了车，大家在月台上排成两路横队，由副总指挥刘先国再次宣布强调组织纪律，而后由旗手谢继红打着“版纳知青二批请愿团”的大旗，步行走出车站。当走到前门外大栅栏处的一个饮食店，分批进去，每人一碗面当作中饭。重新排成二路中队，昂首挺胸，在谢继红大旗的引导下，朝着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而去！1978年的12月27日。就是这个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我们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来说，却是一个有着其特殊意义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一天中午，我们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终于胜利到达了北京，拉开了向中央领导反映问题的序幕。这天下午约1点45分左右，一支由一名女旗手双手高举着版纳知青二批赴京请愿团大旗，左胸佩戴代表字样的布条，身穿着白纱布棉絮缝制的奇型怪状的棉背心，个个神情壮严肃穆，脸显面黄肌瘦菜色的队伍，排着二路中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由前门大街那边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旁。没错，这支队伍就是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千辛万苦，克服了种种困难，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出发，到北京请愿上访的北上知青请愿代表团。27日这天的北京，雪花飘舞，寒风淋冽。整个天空不见丝毫阳光，灰蒙蒙的雾霾笼罩着整个天安门广场，妥妥整整的零下18度。但是这知青请愿代表团一到了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马上就排成了二列横队。前面一列横队立即拉起了长长的横幅，上面大字书写着：“我们要见华主席，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申冤，我们要告状”。当这样振撼人心的横幅在天安门广场上刚一拉开来，霎时间，一些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北京市民和过往行人其中还有不少的外籍人士都纷纷围了过来。他们的眼中都带有着疑问，满脸怀着那种想知道究竟的神情，都紧紧地盯着我们这群人，每个人都迫切想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见到这种情形，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按丁惠民原来布置要求的那样，一部分代表团成员马上拿出了告全国人民书等宣传资料，边散发边宣传，但没有散发给外籍人士。代表团很多成员散开来独自为战，有的在广场上原地宣读，有的站在金水桥头宣读演讲，还有的不厌其烦地在认真回答着市民群众的问题。代表团其他的成员仍然坚持拉着横幅展现给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当时的我，就是手里拿着宣传资料，在金水桥头大声宣传。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掉落在人的脸上，带来阵阵的灼痛的感觉。这呼啸的寒风好似利剑一般，直刺人的五脏六腑。滴水成冰的气候让穿着单薄的我们，个个冻的瑟瑟发抖，手脚麻木。连嘴巴里刚哈出的热气立马就消失不见。这天地一色，灰蒙蒙黑沉沉，湿漉漉的，就像已经到了冰冻的北极一样。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从热带地方过来的知青，早已顾不上这些了。所有的人，已经把自己身上全部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都是在咬着牙拼命地坚持着。其时大家伙心里都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鼓励着我们，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倒下，决不能倒下。我们的身后有着五万多知青在看着我们，五万多知青在支持着我们，五万多知青的父母亲人在盼望着我们。实在太冷了，有好几个代表已冻得说不出话也站不直了。大家相互搀扶着挤在一起，拉着横幅蹲在了天安门广场上，这正面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我觉得他老人家正慈祥地在看着我们，正在鼓励着我，让我们顿时想起了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这时候有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大高个子外国人，操着熟练的普通话对我说“可不可以把你们的这些宣传资料给我一些，我可以帮你们拿到国外去宣传，可以让他们造声势施加压力来帮助你们”。我当时就坚决拒绝了他说“我们是来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对我们亲爱的党，对伟大的祖国，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充滿着热爱。我们今天来到北京，只是想向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反映云南农场里一些领导违纪违法，用法西斯手段，长期欺压捆绑吊打知青，以及长期以来生活中艰难困苦的不尽人意。还有就是想返回自己家乡去参加四化建设的迫切愿望，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和想法，让这些外国人参于进来。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广场上已经有很多的公安和便衣，他们从我们一踏进天安门广场，就始终一直伴随在我们的左右。有的站在一旁紧盯着我们，有的挡在前面好像替我们在维持着秩序，但主要也还是在看我们是否有违法出格的行为举止。同时也注意观察着我们，有没有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老实说对于这一点，作为总指挥的丁惠民，事先早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他几次三番，三令五申，一再强调要严格遵守有关纪律。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注意。尤其是到了北京以后的一切活动中，始终都是在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
说话间这雪是越下越大，好几个知青代表半个身体已经快埋进雪堆里了，看时间来到了下午五点多了。刚才在两点钟多的时候，受丁惠民指派前去问询联系国务院信访办的李长寿，郑国芳俩名知青代表，这时坐着车回到广场来了。跟随他俩一起来到广场的除了信访办，还有国家农垦总局的相关领导同志。
他们热情地招呼大家赶紧起来，快登上后面安排的大巴车。可是我们这些在冰天雪地里，已经呆了三个多小时的请愿代表，每个人的下半身膝盖以下，几乎都被这越下越大的雪淹没冻住了。大家也只好支撑着使劲拔出腿来，相互帮忙，彼此搀扶着，拖着早已经精疲力尽，冻的失去知觉麻木不堪的双腿，一步一挪，艰难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坐上了大巴车。车风驰电掣，平稳地行驶在宽阔平坦的长安街上，一会儿就平安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万寿路的国家农林部招待所安置了下来，随后就安排了吃饭洗澡。由于这天气的寒冷和受冻，所有的代表基本上都感冒了，头疼嗓子痛发热咳嗽，差不多快团灭了。见到这种样子，接待的同志马上就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要求明天派医生到招待所来给大家检查治疗。吃好晚饭洗好澡，我想安排丁惠民上床去休息，并给他换上了我在昆明帮他买的内衣内裤袜子，换下来的已经破的没法再穿了。不料我一转身，他却又吩咐我赶紧去把刘先国、朱一平、李长寿等人喊进房间来。他们几个商量着明天要先准备好请愿书，同时要安排人去西单民主墙張贴大字报，借此来扩大我们的影响，让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都知道。那个时候，每天去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的人成千上万，同时要他们去调动全体代表的积极性，深入考虑提出来接下去要向有关部门反映的相关问题。他要宣传组每天出一期简报，向留守在农场的罢工人员，上海工作组，重庆工作组通告请愿团每天活动的有关情况。丁惠民对大家着重强调，现在事情虽然千头万绪，但我们的准备工作必须要有条不紊。经商量后，当时就决定：和有关部门领导的接待商谈，由他自己带人负责。而贴传单大字报对外宣传由李长寿带人负责。那联系版纳留守人员和摄影之事由胡寅康负责，对编写简报材料这一块由朱一平邹盛永负责。每天对外联络接待由刘先国带人负责，汇报材料宣传资料刻写油印交给宣传组陈允龙潘方林负责。吃饭后勤財务一摊事还是由黄友志谭德超翟荣志负责。卫生员張秀瑛仍然负责大家的身体健康。我和赵兵的责任，是确保丁惠民的安全和照看他的生活起居。这样子一分工，让所有人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所在。整个北上请愿团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高速而有条理地开始运转起来了！当天夜里虽然已经很晚了，但丁惠民却仍然没有一丝睡意。当时他的身体的确还是相当虚弱，需要休息。可是他的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问题。只见他烟不离手，一根又接着一根。时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从这头走到那头，时而坐在床边上喃喃自语，我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不去打扰他。看他思考了良久，终于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小顾，我考虑下来认为，首先必须要为我们代表团先争取个名份。下面西双版纳农场里面的领导以及州委那些人，对我们己经鞭长莫及也整不到了，但他们现在正在拚命打压农场里我们留守的代表和罢工的知青。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先扭转这个局面”。我们后面就是根据丁惠民的这个思路，集思广义，书面首先向当局提出了两个条件：而且再三强烈地声明，让有关部门和领导，务必先要明确了这二条，并答复了我们，然后我们再和他们谈别的。第二天吃过早餐，李长寿就带着潘方林，孙链，谢继红等6个代表，提着刚刚从招待所熬制的浆糊，每个人都用肢窝夹着写好的大字报，前往西单民主墙去张贴。很多北京市民围站在大字报前，认真阅看，看到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都止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那大画家曾永庆，小画家熊占国俩个画的形象逼真，讽刺意味十足的漫画，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少难以忘怀的遐想。
云南版纳知青们不畏寒，不怕冷，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宣告，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们来北京向中央领导来反映，来申诉请邓副主席同意我们能够回到家乡去，参加家乡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此举得到了北京巿民广泛的支持和同情，每天西单民主墙前，争看大字报的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对广大知青遭受的痛苦欺压，都表现的义愤填膺！。很多市民特地跑到万寿路农林部招待所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深受感动。上午九时刚过，国家农垦总局和信访办的贾大勤，孔繁敬俩个人过来了，随后又来了俩个医生，逐一给代表量体温做检查，给大家都配备了些感冒咳嗽药。他们又关心地询问小丁昨晚睡得怎么样？我答复他睡的还好，就是身体虚弱需要调理。看起来这北京上面的领导和我们农场下面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各方面表现的都不错，不但能嘘寒问暖。他们还关心备至地嘱咐大家要好好休息休息，并说待后面会有领导过来看望大家的。他们留下了电话号码，说有什么需要尽可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走后，丁惠民即刻召集了所有代表到会议室里开会。首先他让大家再次认真学习，牢记我们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的四项任务：一、七九年一月八日，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律步行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寄托我们的哀思。二、代表团全体成员，代表版纳地区五万知青，前往毛主席纪念堂，敬献花圈，瞻仰遗容。寄托我们深沉的哀思。三、当面向华主席，邓副主席递交请愿书。如尽最大的努力，仍未达到上述要求，可有其他中央首长转交。但其身份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权另作更改。四、口头汇报版纳地区知青情况。要求中央派调查组到农场实地考查了解，到最基层去听取群众意见。丁惠民明确地指出：我们已经到了北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任重而道远。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要作好准备，按照各自的分工，所有人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严肃认真细致地和政府各部门打交道。口径一定要统一，事先一定要做好功课，争取早日完成预定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他特别强调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步调一致，团结一心。一个人或者是没有必要，决不允许私自到北京市里游逛。
根据会议上的要求，会后大家围坐在招待所会议室内，一边暗自思索一边七嘴八舌地进行讨论，准备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我们要回家的具体的理由。我就想起当年我是从上海郊区川沙县农村动员到云南兵团的，这个显然是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所以当即就提出来：“这上海郊区农村里到云南来的青年农民应该回去”。大家都认为讲的很有道理。也就由此开始后，在各种的场合，丁惠民总是把我比作是农村知青代表了！此乃是后话。重庆来的知青邹盛永提出来：“我们啷个中学还没得毕业，也被动员来到云南。这个也应该回去”。李长寿瞪着眼睛，站起来大声说到：“讲的对头！那些个骗我们说到云南兵团是参军，三年复员回去的。这种骗来的也应该回去。”这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有的在那边说：“那些没有门路，但又不会巴结领导，身体确实有病，又办不成病退的应该回去”。有个代表气愤的涨红了脸，忍不住了一下子就开口说：“还有的是他们街道，家长单位等领导拼命做了工作，强迫到云南兵团来的，也应该回去”。到了最后，联想到农场里面现在是男多女少，而且大多数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可是连队里已经没有女知青了。很多人也就实在找不到对象了。有些为找老婆，甚至巳经开始在找湖南籍老工人女子或者是少数民族女子的时候，大家深有同感，一致提出来：“年满25周岁，但是找不到老婆的应该回去”。听了大家热烈的发言，秘书长朱一平把刚才大家所说的内容全部归纳在了一起。这也就是我们版纳知青北上请愿代表团，在后面几天和中央各部委会谈要求回家的理由内容。最后还是由丁惠民根据这六条回去的提法，作了一个原因注释，交给了有关部门领导，以便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能够看懂理解。![]()
第二天（12月29日）吃过饭，国家农垦局刘副局长来了。他很耐心地倾听了丁惠民讲述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内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听到下面那些领导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对知青捆绑吊打的过火行为非常生气。对我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为国家的橡胶事业作出了贡献，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他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到北京的这一天，中央已经派国家农垦局赵凡局长亲自率工作组赴云南了解处理知青问题去了。接下来中央各部委都要派员过来和我们进行会谈，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想反映那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31号上午，走马灯似的，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还有全国总工会，包括农垦局常务副局长張修竹，劳动部长赵志坚也都陆续过来了。他们对我们代表所反映的问题都能认真地倾听，也仔细地看了我们收集带上来的那些有名有姓遭迫害的材料。特别是我们对刚结束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会议中的一些政策，和对今后知青的安排等说法，我们谈了不同的看法，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意见。并且当场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要实事求是，根据现在知青的情况，重新进行政策调正。对把我们知青身份随意变更为青年职工这点，尤其不满意。这些部门的领导都细心地将我们的看法，意见都集中收集起来，说是带回去再进行仔细研究和斟酌。
说句心里话，政府各部委的这些领导，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来接触到像我们这种来自基层的知青代表。现在他们看到了我们知青代表们严明的组织纪律，严骏的工作态度，对错误政策的严厉斥责，不留情面。这些都让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有不少领导也对我们深表理解和同情。到12月31日下午，双方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多次的沟通交流，少了些剑拔弩张，多了些理解包容。在我们提出的两条先决条件得到农垦总局張修竹副局长，刘纪民副局长，国家信访办孔繁敬等领导表态同意后，他们认为这次罢工事出有因，双方应互不追究责任。还有这请愿代表团已经得到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的接待和进行了交流会谈，这个代表团的合法地位已经是不言而喻了。刘副局长还表示，基于上述情况，丁惠民应该下令让版纳知青全部复工，以保证云南各农场形势的稳定。到了晚上，在友好的协商中双方同意，将上述内容签署一个协议：由国家农垦局以正式文件形式下发各垦区，作为交换，我们这边由丁惠民签署了复工通令。同时发往版纳罢工总组留守人员，电令复工。丁惠民把我们向国务院提出（六条）要回家的理由和注释，正式拿出来交给了刘副局长。
今天的晚餐格外丰盛，因为事情顺利，形势大好，又正逢197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迎新。丁惠民破例让事务长翟荣志给每个桌子上了三瓶红酒，以示庆祝。一路上我和丁惠民偶尔喝几口，但是前面从思茅买的二瓶酒一直背到了今天也没喝完。所以可以说也不喝酒，其他的人从离开景洪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滴酒未沾。凡是当过知青的人都知道，那年月只要是男知青，那怕是一点没有菜，也会想方设法偷偷摸摸的喝上几口。但是在我们请愿团，从出发到现在，所有人都遵守了纪律，没有那一个去偷偷摸摸喝酒。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丁惠民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他一边让人去给版纳打电话给胡建国、胡长安，告诉他们复工的事情，以及和中央各部委的接触会谈情况，让他们迅速传达下去。另一方面，他自己口述，让写作组宣传组迅速刻印京简报，向外界传递最新的消息。大家入睡前，他让李长寿安排好值班的人员后，告知大家明天放假休息一天。外出需请假并要注意安全。同时他命人电话告知上海，重庆俩组人员暂停一切活动。听候后续调遣。1979年元旦。新的一年来到了。清早起床，我试着赋诗一首迎新抒志：八点过后，丁惠民说今天放假，我们几个去广场那边走走。我和赵兵，刘先国，胡寅康等几个就到了天安门广场。丁惠民首先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走了一圈。接着他又面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纪念堂，默默地注视了好久好久。待他转过身来，我和赵兵就分立于他两旁稍后侧，就这样拍了一张请愿总指挥与俩位警卫员的全身照。事隔40年的2019年12月18日，在重庆缙云山上，我和赵兵还是依照原样，站在丁惠民的两侧，又留下了一张与当年请愿总指挥和俩位警卫员的合影。这也是我们俩个警卫员与总指挥丁惠民的最后一张单独合影。这个时候，邹盛永、李长寿等几个人也走了过来，我交代了他们几个照顾好丁惠民，自己则去了王府井东风商场，就是想再帮丁惠民买一些用的东西。这王府井当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繁华，但是商店橱窗里摆的琳琅满目，各种货物还是相当充沛的。可惜的就是这些个吃的用的，穿的看的，这标出来的价格真的是令人望而却步，可望而不可及。非是我等这些穷知青消费得起的，口袋里没有几个钢镚，而且很多东西都得凭票或工业卷，否则的话你想都甭想。我心犹未甘，接着又去了百货大楼，如出一辙，只能败兴而归。谁料一圈逛下来，竟超过请假时间一刻钟！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结果受了个代表团的记过处分。到了下午，农垦局招待我们看电影。影片的名字很怪，叫做什么“毛拉的皮包”，这类影片过目就忘了，至今未留下点滴印象。电影结束后我们就自行乘车回来，在东单，我和丁惠民去上了趟馆子，好好地侈奢了一把，每人吃了4两水饺，总算在北京也开了一次洋荤。回来后谈谈说说，这是从景洪出来开始，到现在最为放松的一个夜晚。新的一年来临了！我们这些在外的游子，格外思念在家的亲人。我们28个人，我也不清楚有几个已成家，有几个有孩子，但是我这个时候还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出来的时我的女儿还未滿月，儿子三岁，爱人生孩子28天。他们都说我狠心，但为了五万多知青的回家愿望早日实现，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将来孩儿们长大了，我相信她们一旦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为他爸爸树起大姆指叫好点赞的！也一定会为此而感到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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