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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有惊无险一瞬间
作者：季路德
1968年8月，我在卢湾中学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是1968年6月组建的，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材需求，兵团组建之后多次组织人员到大、小兴安岭林区采伐。1968年12月，吴文琦、金圭到小兴安岭铁力林区。1970年6月初，我和陶立明、张维麟、王淳翔等到大兴安岭的阿龙山林区，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年，1971年5月下旬离开林区。这一年里，我们先在山里采伐，然后常驻火车站装车，即人工把木头抬上火车。1971年5月9日那天，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件。1973年7月，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记录了这件事。1975年4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已回城的天津知青黎子林，当年去林区，他是带队的副连长，5月9日那天他是现场指挥。子林随即给我回信说：“看了你的短文，象电一样唤起了我对兴安岭的回忆。五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储木场小板屋里亲密的伙伴。这样的夜晚，我们伏在自制的木桌上，在摇曳的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记下丰富多彩的生活。你在下山后写了装车那件事，无独有偶，我也曾记过它，是72年4月7日写的。现抄给你，为了保证历史真实，一字也不改动。”他强调一字也不改动，是因为我对此事细节的描写，和子林写的有点不一样（这也说明记录历史非常重要）。大概在1978年时，我把这两篇回忆和子林的信都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前几年整理旧物，翻出这个笔记本，即转为电子版。为了保证历史真实，我也一字也不改动；既记录了当时的客观事实，也记录了我们当时的主观情怀。一九七○年六月到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参加了团里的采伐队，在大兴安岭工作了一年。辽阔的大兴安岭，和江南的水乡平原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景色。这里有雄伟的山脉、茂密的山林、秀丽的山水，到了夏天，满坡开着烂漫的山花，各色野果点缀其中，俯拾皆是。所有这一切，都给我这个生长在南方城市，自小没见过山的小青年，带来极大的兴趣。但是回忆一年的山上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天的普通劳动。那是1971年的春天，经过70年下半年的紧张工作，小分队的装车场已经堆起了许多木材。从1月份起，我们就开始装火车，往团里发木材。装火车对我们来说，是件陌生的工作。我至今还记得，当我们模仿林场老工人，喊着号子，把第一根原木抬上一节平板车时的乐劲儿。不过那时车皮数量不多，七八天才装一车。到了四、五月份，铁路冬运任务近于完成，我们装车也频繁了，平均不到两天就要装一车。5月9日，我们刚吃完早饭，火车站来了通知，上午将有一节车皮。我们迅速做好了准备工作，拿着肩杠、卡钩，和铁丝、车立柱等用具，到了装车场。这是一节载重50吨的敞车厢，长13米，一般适合于装双六米。和往常一样，我们分了组，架上了木马，搭上了跳板，一会儿就装了小半车。一个楞堆装完了，我们开始装一个杨木小楞堆。由于杨木水分很多，要比松木沉得多。很快，我们又把这堆杨木装得差不多了。最后，一根近五米长，径粗约60的大杨木，静静地卧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大木头，以前在归楞时也碰到几棵，但装火车则是头一次。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副连长黎子林给我们分了组。我们几个较小的同志在车下，由八名较有把握的同志把它抬上车。我们几个搭上了卡钩，一喊号，挺起了腰。我只觉得肩上猛然一股巨大的压力，肩杠死死地卡住了脖子。我们大声喊着号，蹉挪着步，停了五、六次，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抬到跳板跟前。车上的同志开始抬了。子林是头杠、小肩领号的。齐齐哈尔知青张晓光和上海知青袁永定分别抬最吃劲的二杠大、小肩。只见他们挂上了卡钩，一声号子，大杨木随着他们的号子慢慢地上了跳。我们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们。八个小伙子，呼应着低沉的号子，一步一步地往上挪着，跳板往下弯曲，压得木马的四条腿咯吱咯吱地往下陷。快到车厢上了，号子变了调，子林高声喊着，大伙也高声应着。这时候我们更紧张了，因为上车厢，步子最不容易走齐，而如果有一人在上车时一失脚，势必要造成大事故。终于，八个人都踏上了车厢的跳板，我们也稍微松了一口气。不料，我们刚转过身去，准备去抬下一根木头，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我赶紧转过身去，只见车上人全不见了。我们万分紧张，纷纷爬上车厢......原来由于负荷过重，车厢上的八米跳板，正在张晓光踏脚处被压断了，袁永定合扑在他身上，八个人连杨木一起跌进了车厢。幸好，大杨木恰好全部进入车厢，这一下，正好砸入它应该砸下的地方，而八位同志安然无恙。张晓光一骨碌起来，以他惯有的诙谐语调说，“没死没死，同志们，我没死，接着抬啊！”接着抬！我们又换上了跳板，进一步检查了安全措施，谁也没有被这棵木头吓倒。相反，见了大木头，大家更抢着抬。不一会儿，就把车装完了。因为近一年来并没有发生过像这次比较惊险的事件，所以这天的工作是我难忘的。但是我常常想，那天跳板超重，是件偶然的事，因此我记住了5月9日这一天；然而细细地回想一下，在山上的一年里，哪天不是在与“苦”和“死”打交道呢？再想想，在边疆的五年生活里，又有哪一件工作不是经过辛苦和努力而得到成功呢？在小时候，从书本上得到的印象，总觉得生活是理想的，工作是顺利的，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等走上工作岗位，经过社会实践，才逐步懂得了，工作决不象吃饭那样舒服，不象做文章那样容易，不象绘画、绣花那样安静和文雅，工作就是斗争。新社会的劳动条件和过去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去努力，去斗争。回过头看看：迎着春风播种，顶着酷日锄地，打石头盖房，修水利放炮，哪件工作不需要我们去流点汗，去流点血，去冒点“风险”呢？我又想到，人力装车，是一件繁重的不安全的体力劳动，总有一天，会全部用机械来代替它；不但装车如此，农业上也会逐步用机器来代替人的许多手工劳动。但是机械化决不会从天上空降下来，它们首先取决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而工业化的实现，又离不开农业基础的巩固，离不开农业所提供的粮食、资金和人力。由于我国以前的基础较薄弱，所以目前农业还要付出较多的人力劳动。即使到了那一天，由于人们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还会有新的工作，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永远树立起“斗争”的思想，做好“吃苦”的准备。在遥远的祖国边疆，有一个著名的林区，这就是美丽的牙克石林区，地处祖国的最北部，有着漫长的冬季。阳光明媚的春季是短暂的，“当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喷洒过之后，黄褐色的松枝就萌发了一蔟蔟深绿色的松针，几天之内，群山就换上了新绿的衣裳。5月9日，正是这种时候的一天。我们值勤分队驻储木场的二十来个同志，早饭之后就等着装火车。9时多一点，火车头推着车皮进场了，给我们甩下了一个60吨大车皮。我还清楚地记得，过去从未装过这样的车皮——60吨大车，而且是上插杠的。一些琐事就不详记了，只着重记下发生的一个危险。刚装了十几根，外号叫“驴爷们”的崔生就扯大嗓门叫起来：“趁着有劲，咱们把这个大杨木先装上吧！”这根大杨木有54cm直径，4米多长，材积为1立方米多一点，是先一回装车甩出来的。崔生这一喊，大家马上响应了。让八个稍软的先抬到跳板面前，然后我们八个硬点的开始上跳。哥八个呀，当他们抬着木头走上高高的跳板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被肩杠和卡钩连在一起了。因为发生了这次危险，我就深深地记住了其他七个人。他们是：葛保民、张晓光、袁永定、左济民、崔生、田肇雄、王运平。葛保民，活泼的性格和一张讨人喜欢的嘴，使他成为我们集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信口开河的一张嘴，编造了成为山上精神生活一部分的戏语，如什么“不打你兴高采烈......”等等吧——用他的一句话，就是要膨胀语言。他优良的素质，使他成为抬杠的好手。张晓光，听听他的外号，便可知其人三分了：半匹牛、活牲口......他不分时晌，不知饥渴，不要命地玩，大家都对他的身体健康感到担心，但他的身体真象一头牛似的结实极了，就是走起路来，也是焕发出一种青春的朝气。他特殊的嗜好是打猎，一冬天就套了三、四十只兔子，大家当然也分享了他的猎物。打石猴子、飞龙、飞鼠，用几乎是最简陋的工具猎取小动物——他真是一个天才。单纯、质朴而戏谑是他性格的特点。袁永定，上海人，绰号大腚，上海话叫大模子，是块头大的意思。左济民，四川人，身体象小狗熊一样。一次和人打赌，不歇肩地挑一百斤东西（我记得是挑了一百斤土，用磅秤称过的——季路德补充），往返山路12公里，成为人的忍受力是无限的这一论据的活例证。他的体力和毅力都是非同小可的。崔生，“驴爷们”，浓眉大眼，黝黑的皮肤，性格火暴，心直口快，有时却象好斗的公鸡，梗着脖子与人吵。田肇雄，天津人，来边疆三年多，只在连队里干了有数的几天，其余时间都是与木头打交道，跑遍大小兴安岭，是天然的小肩（左肩）。王运平，“王白话”，有学舌的天才，一件普通的事，到了他的嘴里，便神奇得不得了。以后的情景是，小马（即跳板支架——季路德注）被巨大的重量压得沉入地下半尺多，这不足惊。登上第三级跳，木头顶掉了垫杠，一声“长腰”，紧接着便是惊心动魄的一声，我们便落入车厢里了。下面目睹这情景的同志，我不会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我们自己呢？仅仅过了三秒钟，也许有五秒，便就开心笑了：没有伤着人。当我们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们周围有多少木器啊！黑板、椅子、课桌。我们只知道它们是工人用木头做的。木头呢？比如东北榆，大约是从东北树林子里伐来的。可是当我们为着这些课桌、椅子，冒着危险奔走在跳板上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升起一种自豪感：我们不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学生了，我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农兵的一员了。生活啊，是多么丰富多彩！当庸人们吃饱喝足踡伏在小角落里时，他们知道什么是欢乐？！只有我们，把血汗洒在青山密林里之后，眼望着满载木材飞驰而去的列车，才真正享受到这种欢乐。它不是在危险中又活下来以为侥幸的感叹，它是把自己的血汗情愿地浇灌于革命鲜花之后问心无愧的自豪。 .阅后请在下方点击【分享】【点赞】【在看】，谢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