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进勇
我的知青故事
作者：方金森
追忆十年的知青生涯，那段令人想割舍而又割舍不掉的苦难经历，始终伴着我的一生。我曾恨那段历史，因为用现在的观念来剖析，我的人权尊严受到了极度的摧残；但有时我又尊重敬爱它，因为它造就了我下半辈子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现在重新解读那段历史既有自我教育意义，亦可宽慰曾经同我一样命运的战友。
战友，假如你今日事业有成，你就继续与时俱进；假如你平凡一生，你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假如你失败了，就挺起胸膛重新面对人生……好好地活着，看看千姿百态的世界，那也是一种享受。
故事从这里开始…
上篇：最艰难的一年
二十五年前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产妇事件”，一发千钧地揭开了知青罢工赴京请愿的序幕：紧接着耿马县勐定农场200多名男女知青的绝食斗争，敲开了全国知青返城的大门，也敲响了中国知青运动的丧钟。
一九七八年岁未，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知青产妇因医疗事故身亡，引发了从知青抬尸游街，自发组织赴京请愿团途中遇阻，到昆明发生知青卧轨的惊人事件。至此知青的躁动不安，风驰电擎般地波及到云南全省原建设兵团所属的各个农场。同年十一月知青们企盼已久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明确规定“边疆各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知青全部列入国营企业职工范围”--这就意味着知青们戴了八年、十年的神圣桂冠，被突如其来的政策一下子摘掉，再也享受不到知青的待遇，而只能扎根终老边疆了！
这彻底毁灭了知青们返城梦想的政策，无异于火上浇油。勐定农场知青自发串联，罢工的热潮，就像一堆被点燃的干柴，借着云贵高原的大风越烧越旺，最终导致了二百多名男女知青，不屑一顾农场当局软硬兼施的复工要求，背水一战地走进团部招待所大院，参加绝食斗争，以抗议被剥夺知青的权利。各营、连的知青也陆续卷着铺盖，带上炊具，露天扎营在绝食现场周围以示声援；每天都有几场自发组织的激情演讲，控诉农场当局对知青长期的歧视迫害和漠不关心……那种现在只有在影视作品中被艺术化了之后才能看到的，视觉感光场景中的悲壮的一幕，我们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身临其境。
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是奋然以死抗争的知青绝食的第三天。那天早上知青在绝食大院门口设置了悼念总理的灵堂：一张黄心楠制成的长方桌上放着总理的遗像，两旁是一对挽联，数千罢工知青戴着黑纱白花，肃穆伫立，主持人在哀乐声中用悲怆的语调朗读悼词后，知青们默哀三分钟。灵堂右边就是两百多名生命垂危的绝食知青，一时间，绝食知青嘶哑的哭泣和哀乐响成一片，汇成一曲回肠荡气，摧裂肺肝的悲凝挽歌。此情此景，连一旁围观的老职工及其子女，也为之动容。相信当时的情景，如果被知青的家长看到，一定会肝肠寸断；被全国人民看到，一定会舆论哗然；被政府官员看到，只要是稍有良心的，也一定会流下同情的泪水。
知青罢工期间个别农场的干部，尤其是平时整过知青，有斑斑劣迹的，无不胆颤心惊，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职守。也有个别知青的行为干扰了农场当官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据信当时勐定农场的场长兼党委书记王占魁，就逃到边防部队驻地躲起来了，一直到知青大返城走得差不多了才敢露面。
记得有天晚上，团部一批又一批的知青，每批十来个人围着曲副团长辩论。曲副团长号称七团第一嘴，曲嘴子，口才特别的好，能说会道，做起报告来口若悬河从不用稿子读，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不打盹不重复。此时也经不起知青们的轮番上阵，只能示降表示同情支持知青们想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愿望。知青们既主动出击，又掌握好法律和政策，采取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策略，曲副团长好不容易才抽个空子脱身，从此就再也没在知青中露面。
当罢工请愿的知青们正准备组织请愿团上京时，从临沧方面传来消息：农场方面把知青罢工请愿的情况，无限夸大，编造诬陷不实之辞向上级和地方政府告恶状：知青们围攻殴打农场干部，砍伐橡胶树，破坏生产设施。上级得到报告后立即做了紧急调遣，命令边防部队，联防民兵做好一级战备。
这骇人听闻的信息，令知青们的命运到了岌岌可危的关头，迫使知青罢工请愿委员会的头头暂时放弃了进京的计划，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组织了手执工具棍棒的纠察队，二十四小时严密守卫团部的武器库，控制团部广播室，严防境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知青的罢工请愿捣乱破坏；并宣布罢工纪律：不得扰民，不得破坏生产设施，不得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言行。同时采取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冲破农场和地方当局的阻挠，直接和中央联系。据信最后还是通过在边境的红色堡垒连的通讯员，原勐定农场的上海知青，用部队的专线直接将勐定农场知青的罢工请愿实况，通过中央军委，由中央军委转国务院办公厅“十万火急”，才有了赵凡部长率中央调查团到勐定平息知青罢工事件的举措。知青们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位知青通讯兵，挽救了农场无数知青的生命，也挽救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知青感谢他，人民感谢他。一旦悲剧造成，冤死的知青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平反昭雪。
知青罢工请愿初期，农场部份干部受命于团部的领导，调查统计赴团部参加绝食声援的知青的名单，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但是长期以来思想上受尽愚弄，精神上受尽压迫，生活上备受摧残的知青，此时在息息相关的命运面前，为自己的前途和生存权紧密团结，背水一战了，农场当局的那些伎俩，再也不会起作用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已经绝食第三天的知青到了生命攸关的阶段，绝大多数已经奄奄一息，有些体弱的已进入垂死状态，无数次的昏死过去。在这危难的时刻，知青们才得党中央国务院已派农林部副部长赵凡，率中央调查团即将到达勐定解决知青罢工请愿问题的消息。那些住在深山老林连队的知青闻讯连夜披着蒙蒙月光，星夜步行三、四十公里的山路向团部汇集。那天早上，从团部到前方国道上，足有八百米的泥道两旁挤满了知青，队伍一直向耿马大山里延伸。知青们事先写了很多标语：“八年老兵要复员！”“我们誓死要回家！”并用纸板，木板做成牌子挂在脖子上；还有的撕开白布单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上“我要回家，我要复员！”的横幅，如此种种，只有一个共同目的，向中央首长，向全国人民倾诉：我们在边疆经过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徒劳地艰苦奋斗后，生活仍然悲惨如旧的遭遇；和农场及地方官僚主义对广大知青的长期迫害歧视，漠不关心的事实真相。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才愤而提出“我们要回家”的正当要求的！
当赵凡部长乘坐的吉普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时，数千知青如一条长龙，胸前挂着牌子，拉着用鲜血写的横幅，双膝长跪不起地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央首长。此时此景，“知青在为，上天在看！”那场面令赵凡部长一行人惊愕震憾不已。
中央调查团接见知青的会场就在绝食大院旁。饱经风霜的赵凡部长一身布衣，显得十分疲惫。“知青同志们，我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专程来看望你们，你们受苦啦………”
一番套话从老人口中吐出，会场开始出现骚动，大院里面绝食的二百多名男女知青，和数千在外面声援的知青开始哭泣下跪。知青们向首长提出了关键的问题：当兵能复员，我们要回家！首长如履薄冰，一时难以言对；知青们凄切地等待着，偌大的会场沉默了好几分钟，首长才讲道：文革中自己被四人帮打倒关进牛棚，两个儿女也在农村插队，我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深知孩子们的疾苦和愿望。你们的要求我一定向党中央国务院如实汇报……
下面会场又开始骚动，要回家的口号从数千嘶哑的喉咙中发出，非要获得满意的答复不可。这可难为了他老人家，他左手捂着胸口，不断地发出悲声，最后终于说了一句安抚民心的话：
“知青同志们……”
有了满意的答复，接见会才收了场。首长的话不久兑现。现在回想起来他老人家当时能说出这句话，是冒着政治生命的风险为民请命的，这才不愧是英勇的共产党人，三个代表的楷模，对我们广大知青恩同再造。
继而中央调查团下到坝区的连队考察，看到一片片荒地，知青们仍然住着破草房，没有文化生活，没有蔬菜，没有起码的医疗保障，没有……知青们的声声泣诉，确凿有据。赵凡心酸到了极点，也不得不对农场和地方当局汇报上去的材料的真实性，产生极大的怀疑。其实，老人家所看到的、听到的，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他没有上到偏远山地的连队，那里的条件比坝上的不知苦出多少倍。我想大概是小车上不去的原因。他上了年纪，又一路颠簸来到大山怀抱中的勐定，再爬山涉水也不容易，我们理解他。
调查团在勐定公社礼堂召开了和知青代表的座谈会。我很荣幸作为上海知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像是比来的第一天瘦了许多。知青们汇报了到边疆八至十年间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各种遭遇。老人家听后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当即批评了农垦系统的某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不为人民利益着想，违背了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为了政绩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掩盖事实真相等错误。中央得到的统计汇报资料，反映的都是农场的产值和生活质量逐年提高，知青们的一切状况良好，和入党提干，安心扎根边疆的虚假典型，长期地误导了中央的决策。对此赵凡部长痛恨之极。
这时有知青代表要求赵凡部长答复知青返城的时间表。这下又难为了老人家。座谈会从早上七点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知青代表们一个也不肯离去。此时的赵部长如坐针毡，左手又开始捂着胸口。赵部长的秘书就在台下向知青们解释：赵部长是邓派人物(即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他答应了的事一定会认真对待的。听了秘书的话，知青代表们的情绪才开始稳定。赵部长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们要返城，一年内保证都能回去。”会场上顿时掌声如雷，会议最终在亢奋激动的气氛中结束。
知青们渴望已久，几乎是不敢相信能到来的好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云南的各个农场，农场的各级领导的政治态度，也瞬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杀猪送菜到团部慰问罢工请愿的知青。实际上在知青罢工请愿期间，农场的老职工们(大多数是湖南支边农民和复员转业军人及其家属)，与知青们同病相怜，因而十分同情知青的命运，关心知青的生活，理解支持知青们返城的正当愿望；甚至部份支边职工也提出了回老家的要求。
知青们怕一旦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公路后走不了，故在一九七九年的二月中越自卫反击战总攻前，95%的知青都离开了勐定农场。一九七九年的一、二月是知青们最难忘的岁月，它的意义最后影响到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我是在当年二月十七日回到阔别了十年的故乡--上海，和家人团聚的。那一天，中国政府正式对越南宣战，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下篇：知青的连队生活与生产
文革中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策，解决了国家当时面临的就业和社会稳定两大难题，但也使全国数千万成年和未成年的青少年，失去了继续求学和在城市生活发展的权利。当时的一个初中生(上海知青是69届、即1966年小学毕业就遭遇十年浩劫，实际上只有高小文化)，识了千把字，绝大多数还是未成年的十六、七岁，就被当作知识青年，实在是抬举了我们。三十年后的今天，成千万上亿的农民工涌进城市打工谋生，和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鲜明的反讽，仿佛历史在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
一九七零年初的某一天，是化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赴沪招兵宣讲团”的首长们，向数千幼稚的上海学生和数百万上海市民的行骗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队建制，你们参军到那去是以学习为主，半工半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是军队的基层干部和机械化技术部门的骨干；在那个彩云之南的美丽的地方，风景优美，空气新鲜，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倒了也要抓把花生起来；到那去是住瓦房居敝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公路通到大门口；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粮，半斤油，一斤猪肉，发军装发枪外加几十元军人津贴……诸如此类的弥天大谎，从这些道貌岸然穿着军装的骗子嘴里，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娓娓讲来，令我们这些生长在大都市的人也羡慕不已；竟至于在骗子们的一番装模作样的政审体检之后，没有去成的同学还多有凄然泪下的，被录取了的自然是如登仙样喜形于色。
而事实上只有每月四十五斤粮是真的！
到了兵团，我们过的是军不军，民不民，亦工，亦农，几乎和文明社会隔绝的、纯粹的超强度的原始劳动力的生活。我们点的是煤油灯，住的是破草房，喝的是“玻璃汤”，睡的是竹篾笆床，穿的完全是从家里带来的衣服；我们仿佛身陷囹圄，不在少数的领导从一开始就是把知青当作“管教对象”定位的，兵团和后来的农场时期，当官的对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譬如好不容易熬到连队的“山猪”长到百把斤，痨肠寡肚的知青们眼巴巴地望着要杀猪改善生活了，当官的却要抽风，半夜里鸣哨把我们紧急集合起来“拉练”，在漆黑的长夜里翻山越岭，一直折腾到天亮，回来的路上每人还要扛一棵百把斤重的芭蕉秆做猪饲料。记得连里有个知青平时手脚就不大灵活，那天他一路上摔了十几跤，把鞋也摔丢了，浑身上下弄得伤痕累累。几月不见油荤的我们，当官的赏赐一顿肉，竟要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们住的草棚屋顶是草片盖的，睡在床上可以数星星，墙是用竹篾片扎的。在云南边疆一年有八个月的雨季中，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屋外雨停了，屋里还持久地嘀嘀哒哒地漏；而旱季刮起大风来，草棚里根本就无遮掩可言，泥沙尘土穿墙破户床上桌上无所不在。有好多年的时间，早上“军哨”一响，我们就得为“四个伟大”的领袖和“林副统帅”起床集合，敬祝他们一个“万寿无疆”，一个“永远建康”……几年后，这种荒唐愚昧效忠形式把大家都搞疲了，我们一听到“军哨”响，跑到草棚门口嘴里一边“敬祝”，手里一边掏出家伙哗啦啦地“方便”，时间长了，在草棚门口的红土地上冲出足有脸盆那么大的、结了尿垢的深坑。现在讲给孩子们听，他们觉得呕胃恶心，更是不可思议。
应该说勐定坝是个富庶的地方，绿水青山，草木茂盛，到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可我们却没有绿叶菜吃，每天喝“九菜一汤”(几把韭菜洒点盐煮一锅汤)，喝“玻璃汤”(正宗纯盐开水)；有时吃没丁点油荤味的茄子，一吃就是两个多月，直吃得味同嚼蜡肚子里胀气呕酸水。如果你在劳动中受伤破皮，一吃茄子就发炎流脓。有一年我的双脚有十几处感染，穿过的卫生球裤挂在床边，一夜之间就被闻到脓臭而来的耗子咬了十几个洞；如今卷起我的裤脚，双腿赫然的伤疤令人毛骨悚然地生畏。但时任农林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接见赴京请愿要求返城的知青代表时，为了证明边疆是个好地方，知青们没有理由不安心在那扎根干一辈子革命，竟说：“你们那冬天都有茄子辣椒吃，我看那个地方就好！”
记得成都知青到来那年，上面还在我们连派了两名配“五四式”手枪的现役军人。因为我们连在深山，交通不便，是全团最为艰苦的连队，队里有打成反革命的湖南支边青年，有被打成右派的兵团干部。昆明知青比我们早来一年，听他们说我们连是“改造连”。记得五十开外的老杨原来是解放军的炮兵军官，因出身不好和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过，又回到解放军部队，结果降级当了步兵教官；后来转业到农场当了生产主任，做“锄头把教官”，“武器”的口径越教越小，最后下到我们连队接受劳动改造，和知青同吃同住。老杨的祖籍是浙江，南方人在一起很说得来；他待人和善，同情知青，在生产劳动技能上帮助知青，后来平反又回到团部抓生产。
有一次知青“吴大炮”向另一个知青“大毛”要几支“枪”，被老职工史排长听到了，立即就向现役军人汇报，说上海知青有武器，有手枪。那些人一下子就紧张了，如临大敌，把我召去问话。我一听就笑了，向他们解释：知青没有枪，你们搞错了！上海人习惯把烟叫着“枪”，一包烟等于二十支“枪”，或者叫“二寸半”。我说你们不信拿支烟来量一下，保证只有二寸半长。这样一解释，一场如箭在弦的“阶级斗争”才得以化解。
我们连队是新建连，建连时没有一棵橡胶树。我们干的就是每年雨季过后上山“砍坝”：用斧头刈刀把一棵棵参天大树，一篷篷灌木丛，各种草本木本，只要是土里长出来的绿色植物全部砍倒；到来年三、四月间最干旱的季节再放火烧山，一烧就是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等山火自然熄灭后，我们再上山清坝，把一些没有烧净的树枝堆在一起继续烧--这种原始耕种方式就叫“刀耕火种”。接下来技术员用水平仪测水平，在坡上打下记号桩，我们就根据桩位开始用锄头挖1.8至2米的林带，带与带之间的间距为8至10米；再每3米为轴心挖一个宽0.7长0.8深0.9米的洞穴，每三十个洞穴为一亩地。我们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着。栽种橡胶很讲究一套科学方法：把压接过的橡胶苗挑上山后，需要在洞穴里用“表土”(经过阳光爆晒后和着草木灰的地表土)一层层地把树苗压实，填满洞穴后再浇水；每年还要在周围铲几次草，防止杂草和树苗争夺阳光营养。开始几年我们做得很认真，完全按规定程序操作，因此成活率能保证在90%以上。但后几年就不行了，种一批死一批。因为我们虔诚而卖力地苦干了几年，生活依旧得不到改善；加之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当官的对我们的疾苦的漠不关心，使我们一天比一天失望地感到，当初首长们对我们描绘的宏伟蓝图和美好前景，离我们日益遥远；而被人任意胡弄践踏的感觉所产生的不满，也在一天比一天强烈地升温蕴集。这样在恶劣的处境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原始而野蛮的劳作，何时才能熬到头?知青们的失望，愤懑，绝望，逐渐演变成了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马虎潦草，生产力逐年下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知青们在长年生活上得不到改善，身体入不敷出透支的情况下，就把从营部拨下来就为了防虫子老鼠偷吃，拌了煤油和六六粉的玉米，花生种，用井水浸泡后炒了充饥。人活到了这一步，还有啥革命热情可言呢?
十七、八岁的我们，从家门校门出来，就到了闭塞贫脊的原始山区，幼稚，单纯，孱弱，得不到父母，兄长的指教关怀，党叫干啥就干啥，毫无怨言地拼命苦干，流血流汗，干了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了，生活，生产条件却还是和刚来时那样依旧不变，甚至更恶劣。我们年复一年地住烂草棚，喝盐水汤，干牛马活，唯一的劳保用品是每两年发一顶竹篾帽，二尺塑料布，算是对我们披星戴月，日晒雨淋的补偿。我们几乎就是被骗子们拐骗到这蛮荒之地，扔在大山中就不管死活了！、
我们终于在苦难和谎言中逐渐成熟，在学习伟大领袖的哲学著作中，懂得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放弃自我的一切情感利益，任劳任怨地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开始动摇，对农场当局和首长们描绘的美好前景开始怀疑，上当受骗的感觉在日益强烈地激化我们的逆反心理。当然，那阵农场也有“生产标兵”，有“铁姑娘”，有各种“先进典型”，但那些装点门面的假花，咋可能改变长期的极左政治体制，把社会历史推向畸型轨道造成的积重难返?
而我们初到边疆时，是充满了多单纯，多高昂的激情哦！政治上要求进步，生活上自律自强，劳动上舍身忘我的知青，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在失去了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年代，在起码的生存权和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付出的是青春岁月的纯真激情，得到的是苦难屈辱和绝望愤怒。那时的政治气氛提倡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先治坡，后治窝”，你想凭最诚实的劳动改善生活，养只鸡，或在门前屋后栽篷瓜，都会被说成是疯狂复辟资本主义；你的衣服穿得稍好一点，都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指责和批斗。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的对广大知青令人发指的迫害歧视，致伤，致残，致疯，致死的惨案！
记得我们连的第一任连长是云南农学院毕业的，思想很活跃，爱同知青交心，也很有想象力。农闲时为了改善生活，他带领我们到小黑河“扎鱼坝”：用树权竹子做龙骨架在河道上，再用稻草堵水把河道截流，然后留一处约二米宽的地方低于水面，用竹子搭一间小竹房做鱼网，让上游的鱼自然游进小竹房守护人就用木棍把鱼打昏扔进竹笼。如果发现鱼群在上游徘徊，就牵水牛在鱼群上游踩水，配以人群用竹杆吆喝敲打水面，直到把鱼赶进小竹屋。我们还真捕到四、五十斤重的草鱼。后来消息传到营部，教导员点名批评连长不务正业，不在农闲抓生产，反倒去改善伙食，忘记了无产阶级斗志。
我们连队靠近缅甸边境，肉眼能看到缅甸境内的大山，但步行起码要走七、八个小时的山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缅甸的奈温政府军常和缅共游击队发生战斗。我们在连队上就能看到那边炮击的火光，听到炮鸣声。几乎每半个月就会看到受伤的缅共游击队，从我们连队前的山道上经过，到山下的解放军0二九八部队养伤和补充装备。我看到游击队员年龄最小的才十二三岁，听说他们在中国养好伤后，大都是心里不愿意再回到国内打仗。后来我们就很少看到缅共游击队了，据说我国政府已同缅甸奈温政府关系有了改善。我国原先派出的国际支左部队，也大都撤回了国境线。
连队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却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要政治学习。会前都要背诵伟大领袖的“老三篇”，“五篇哲学著作”什么的，还要唱伟大领袖的语录歌；后来又发展到团部成立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到各队巡回表演，基层连队年之中也轮不到一次。有次团部放映队到0二九八部队放露天电影，大家听说后，收了工匆匆吃过晚饭就下山，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后，那里已挤满了观众，有周边寨子里的老乡，有其它连队的知青和老职工，还有边防部队上的士兵。我们远道而来的观众，只能席地坐在银幕背后看反镜头电影，如饥似渴地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是这样的文化聚餐，一年中也轮不到一两次。电影散场后，一群群打扮时髦的傣族小卜哨(小伙子)，身穿蓝上装，黄军裤，头戴军帽，脚蹬一双“五香头”跑鞋，个个手里拿着五节手电筒，傍若无人地在人群中找他们的小卜冒(小姑娘)，嘴里还不时发出“哇哇哇”的叫喊声。傣族姑娘的打扮却完全是瘦身的民族服饰。这种别有情趣的现代与古老的形象混杂的民族风情，倒也缓解了我们的许多乡愁。
勐定的知青经历过地震，经历过山洪爆发，经历过森林大火，我们连的一排知青草棚在短短数分钟之内化为灰烬……我们连70%以上的知青反复受疟疾的折磨。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饱受饥饿，苦闷，乡愁，疾病的熬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每次探亲回家，我们都在拥挤不堪的交通线上，争抢着买车票，找旅馆，坐汽车，坐火车，颠簸流离，单程也要九天以上才能回家，直如难民逃亡那般凄惨；每次归队我们都耗尽了父母兄弟姊妹们节约下来的积蓄，像贪婪的商贩那样把咸腊肉，炒米粉，咸菜，椒浆，肥皂，等等穿的用的装满行李，超负荷地带到“再教育阵地”，以维持我们苦苦挣扎的生命。
现在回过头来看，假如当时的政策开放一些，尊重科学地革命加拼命，真的能拼出个果实来，而不是革命加拼命等于不要命；假如当时能够像安徽风阳农民那样按劳取酬，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假如当时的农场各级官员们，对知青们的疾苦能多一些体贴关怀，对我们的人格尊严能给予应有的尊重，而不是把我们仅仅作为管教对象，和几乎是没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原始劳动力……我们一定能够大展身手，把握时机，依靠人的生存本能与智慧，创造出丰硕的劳动果实，使边疆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使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想想看：朝气蓬勃，年轻力壮的人，有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事业，有自已的一亩三分地，有自由欢畅宽松的人际环境，有与文明世界接轨的文化生活………相信绝大多数的知青，你叫他返城说不定还不想走哩！何以会发生一呼万应的知青大规模的罢工请愿?更不要说最后矛盾激化为震惊中外的仅仅是为了回家，就会有两百多人绝食以死抗争的大事件了！
假如当时真的有那些假如，我至少会就地利用资源建造一幢美丽的别墅，在厅院里栽上优质的瓜果蔬菜花卉，名贵的中草药，把溪水引到家门口来，养植良种家畜禽类，搞些植物培植研究项目，发明一套种植饲养生态平衡链工程，充分节约利用再生资源；还可以搞农副产品精加工，提高产品流通价值；搞农产品贸易的同时，把城市的生产生活资料引进大山；或在当地以物易物，打造一个新经济物流联合联营实体，繁荣边疆经济；或做一个专业设计师，建筑师，农艺师，经纪人……你说说，当上述梦想，完全有可能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和才能成为现实时，请问广大知青会誓死要离开第二故乡，回到拥挤喧哗的城市吗?请问你还会罢自己的工吗?当你对这方土地和人际环境有了感情，当你没有被逼迫到产生近乎疯狂的求生求存的欲望时，你会好端端的绝食以死抗争吗?
遣憾的是时在当时，我们的热望梦想，我们青春的激情，被“四人帮”极左专制造成的大社会背景气氛，全部击得粉碎……
知青--痛苦艰辛的时代最为痛苦艰辛的称谓。历史把我们招回城里了，却没有人承认我们的初中学历，在城市里我们是一群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术，空有屠龙之术的天外来客。经过几年的努力，在都市水泥丛林中刚稳定不久，社会又发生重大变化，当年豪情澎湃的知青们，已人到中年或走近晚境，绝大多数又成了国企改革浪潮中的首选牺牲品……但时代毕竟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公平竞争的平台：有少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有少数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了各级公务员，专业技术骨干，企业家，中、小业主。社会就是这样：好、中、差，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永远存在，永远簇拥在地球这个大村庄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物竞天择中转换角色。
二十五年前的知青大返城，是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知青是中国文革的产物。他们曾经是誓死捍卫伟大领袖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生力军，是革命左派破旧立新，揪斗走资派臭老九的急先锋，更是政客们利用的盲从工具。他们在摧残国家精英，摧毁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在造就自已被革命洪流抛弃的悲惨命运。上山下乡后，他们又在农业学大寨的狂热中，或在山区边疆刀耕火种地与天斗，与地斗，毁林开荒，大肆破坏生态平衡；或在农村从已经贫困之极的农民那里口中夺食……就那段历史而言，他们是历史的罪人，更是历史的最大受害者。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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