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江少川:三个时空的生命体验——聂华苓访谈录

文摘   2024-10-25 07:09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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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江少川 聂华苓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江少川,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昌首义学院中文系主任。长期在高校任教,主要研究写作学,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聶華苓與丈夫保羅·安格爾


聶華苓,著名華裔女作家。一九二五年出生於武漢,一九四九年抵臺灣定居並從事創作。擔任《自由中國》文藝欄目主編,與雷震、殷海光等共事。六零年被當局停刊,聶華苓到台大任教。一九六四年離開臺灣,應聘至美國愛荷華大學,致力於世界文化交流,一九六七年與丈夫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創辦國際寫作計畫,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詩人前往愛荷華大學進修創作。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聶華苓著有長篇小説《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中篇小説《葛藤》,短篇小説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聶華苓短篇小説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臺灣軼事》及散文評論集《夢穀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歸人劄記》與《沈從文評傳》等,翻譯成多國文字發表,其代表作品為《桑青與桃紅》,被列入亞洲小説一百強之中。在回憶錄《三辈子 (繁体)》(《三生影像》(简体)“序”中她寫道:“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命運將聶華苓的人生分成了三個部分。一部個人史就仿佛近一個世紀歷史的縮影,而聶華苓的一生本身就像一個傳奇。


                               原文刊于《红杉林》2015年第4

江少川:20年前,我就在湖北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开台港文学课,有专节讲授“聂华苓的文学创作。”至今仍然站在高校的讲台上为中文系学生开设这门课程。作为您出生地的湖北武汉老乡,有幸交流感到格外亲切。


先从您的短篇说起吧。《台湾轶事》是你在祖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从大陆流浪到台湾的小人物,当时是什么触发你写出这些短篇?


聂华苓:《台湾轶事》是我在台湾(一九四九——一九六四)所写的小说,是从那个时期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可以说是我创作过程中初期的试作。但是,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怎么活下去呢!

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但也是真实的。


江少川:《珊珊,你在哪里?》是您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精品,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我在2000年编选的高校教材《台港澳文献中评选》就选的是这篇小说;可否谈一下创作这篇作品初衷?


:那时我对这种人类处境,非常敏感。当时在台湾许多人,对台湾的处境非常幻灭。短篇小说也描写了个人的幻灭。

问:到台湾不久,您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工作,后来这家杂志遭到查封,主编被送进监狱,在这样一种艰难岁月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背景在湖北,苓子这个人物塑造有什么样的因素?


答:一九六○年,我工作了十一年的杂志停刊了;主持人雷震和其他三位同事以“涉嫌叛逆罪”关进牢里。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离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我埋头写作。《失去的金铃子》就是那个时期写出的。它使我重新生活下去;它成了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


我不想单单写那么一个爱情故事,我要写一个女孩子孩子成长的过程。成长是一段庄严而痛苦的过程,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


记得法国文学批评家谛波岱说:“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的人物;冒牌小说家只按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说家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赋可能性以生命。”


苓子这个角色,就是我照着这段话努力去创造的,当然不一定成功,但我努力过了。……苓子是我吗?不是我!她只是我创造的。但是,苓子也是我,因为我曾经年轻过。(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问:《桑青与桃红》是你到美国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白先勇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它与《失去的金铃子》相比较,从主题到手法都迥然不同,你是想从内容到形式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吗?学界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受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是这样吗?


答:《桑青与桃红》是我这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第一个“不安分”的尝试。

也许就是这点儿“不安分”吧,自从七十年代写成之后,就引起各种不同反应。

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也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有人说它是超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后现代主义;有人说它是意识流。有人赞它;有人咒它。有人说它是色情的;有人说它写的性是根据精神分析。有人说根本看不懂;有人用它作为大学文学课的教材。有人说它是政府性的;有人说它是蔑视政治。

我不懂任何“主义”。我也不懂任何“意识”和流派。


我所奉行的是艺术的要求;艺术要求怎么写法,我就怎么写法。


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人”——超越、超越文化、超越政治、活在二十世纪的“人”。我也许没有成功,但那是我在创作《桑青与桃红》时所做的努力。

任何小说都有“事件”——外在的、内在的“事件”。那些“事件”也许是虚构,也许是真实。它们只是作者的工具,用来创造他的“小说世界”,而且是为心目中的“人”而创造的。那个“小说世界”自有其天地,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了。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它的世界就是作者特为它创造的,虽然其中一些细节也和我们“现实世界”相吻合。

:《桑青与桃红》的第四部分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论,后翻译为多种外文出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答:某些中国同胞似乎对《桑青与桃红》小说中“人”兴趣较小,而对其中某些特殊“事件”特别敏感。《桑青与桃红》的命运在海峡两岸都给判决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那些年我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西欧、北欧以及美国之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他们在《桑青与桃红》中看到的是“人”,和他们处境相同的“人”——流放的、疏离的“人”。就是在自己的乡土上,在自己的“家”中,“人”也可能自我流放、自我疏离。近年来,《桑青与桃红》突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荷兰、英国相继翻译出版;在波兰、罗马尼亚的重要文学刊物上注销;在美国由火炬出版社出版;在香港由华汉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全书;在台湾当年连载时层被迫腰斩,后又遭逢禁销,后来也由汉艺色研出版了全书,而且是中文版本之中设计、印刷最精美的一本——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反讽!在《桑青与桃红》沉寂多年之后,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文字相继出版,这是我没料到的。(《桑青与桃红》后记p210-211  华夏出版社  1996年版)


问:你如何想到写桑青,后来又分裂为桃红的这个人物?


答:对,小说写的是一个女人,她叙述自己的过去,同时,却认为自己已经死了。反讽就在此。在20世纪里,不单单是中国人有分裂的人格,许多人多多少少有分裂的人格。你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样吧!分裂!那就是20世纪的现象。我想中国人分裂得尤其厉害。这一部小说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处境的一个寓言吧。不单写中国人,也写中国这个国家。


问:最近出版的香港《明月》文化附册上,为你作了个专题:“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有莫言、蒋勋、苏童、迟子建、董启章、潘耀明等写的文章或专访。这使我想起安格尔与你创建的“国际写作计划”,数十年来,呕心沥血,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为推动世界和平、多元文化交流做出极大的贡献。并获得国际文化贡献奖、“国际影响力大奖”等等。早在70年代末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起并组织了第一届“中国周末”,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邀请海内外的中国作家首次到爱荷华聚会,可否谈谈初衷?


答:1963年,美国诗人安格尔访问台北,结识了我,第二年应安格尔邀请到爱荷华,担任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顾问,1967年,我向安格尔建议,创立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与地区的优秀作家来爱荷华访问交流数月,写作、讨论、旅行,已有一千五百多位作家和诗人来到爱荷华交流。因接触面广了,和许多人、各种人、各色人有了接触。我对人类处境的看法,比从前宽阔了。每年由世界上许多地区邀请来社会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家,也有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来的作家。1978年,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一起回国时拜访了夏衍先生、曹禺、冰心等名家。当时就想如果能邀请中国作家去爱荷华就好了。他们都很赞成,希望中国作家能和外界有接触。但在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他们也无能为力。1979年,中美建交。有一天我和Paul在家里的阳台上喝咖啡,聊起来干脆把港、澳、台、在美华裔四地的作家聚在一起办一个“中国周末”,Paul一听说太好了。于是通过中国作协邀请到了萧乾先生,他早年留学英国,二战时又做过盟军记者,来美国交流正合适。于是有了“中国周末”,在爱荷华聚集了自中国大陆、台港及美国的2、30位作家。以后就越来越频密,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来爱荷华的作家有一百余人。我对中国人的处境关心到入魔的程度,从第一次回去到现在,我仍然如此,我仍然是写“中国人”这个主题。在知识上、人事上、文学上,我和我的祖国那一份血缘总是很密切的。


问:您生长于战乱的大时代,两次远走他乡,而今90岁您不再做长途旅行,仍喜欢来爱荷华河边走走。回忆与保罗一同走过20世纪的春秋。在散文中,您描写的生活,令人感动。志趣相投、相濡以沫的爱成就了毕生之事业,也让各地作家为之向往……


答:一九六四年,我由台北到爱荷华。在我们相处的二十七年中,他使我觉得我就是“我”——我是一个被爱的女人,一个不断求新的作家,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一个志同道合的同行,一个知心朋友。无论是哪一个“我”,都叫他心喜心感。我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刻是沉闷的。我们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如“国际写作计划”,写作,许多国家作家的“问题”。“小”事如买菜,去邮局寄信,去时装店买衣服(他喜欢好看的女装,知道所有世界名牌),去五金店买钉子锤子,去花房买花,去捷克兄弟开的小店,取浣熊吃的过期面包和当天的《纽约时报》。他不肯订邮寄到家的《纽约时报》,只为要去小店和他最喜欢的那种扎扎实实生活的人聊几句天。每当我们开车转上绿幽幽的山坡小路,他就会说:“我多喜欢回到我们的家。”


聂华苓谈生死

在《三生影像·序》中聂华苓作了最好的概括:


我是一棵树

根在大陆

干在台湾

枝叶在爱荷华


清晰的生命轨迹划分为三个部分:“故园(1925~1949)”、“绿岛小夜曲(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从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新旧交替的冲击,频繁战乱的逃亡,好问又迷惑的童年求学生涯。“绿岛小夜曲”则围绕《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展开,针砭时弊,不畏强权,在最黯淡的人生阶段,感受不同寻常的风骨和人格,为聂华苓日后遍邀全球各地作家赴爱荷华,奠定信念的根基。“红楼情事”则记叙作者遇到真正懂自己爱自己的人,并与之一起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出色作家,为其提供交流思想的机会。


问:《三生影像》可以看作你的长篇回忆录,既有文字,也有照片,是了解你一生的珍贵资料,书写了你人生几个主要阶段的生命历程。作为武汉人,你的老乡,特别感兴趣的是,你离开武汉三十年后回到家乡的感觉与记忆,请你谈谈当时的感受?


答:离开中国三十年,离开故乡武汉三十年,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现在,江上架起了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奔驰,火车在下层桥上奔驰。我们一行在江汉饭店停下,原来就是往日德国租界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绿叶依旧。往日那洋人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在汉口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饭店在德国租借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就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门前停下。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司机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进那神秘的大楼里去了。(摘自《三生影像·序》)


问:三十年后你再次看到了母亲河长江,终于圆了乡情、亲情梦,当时你有何感概?


黄鹤楼呢?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问,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里缭绕。


黄鹤楼呢?大江茫茫,到哪儿找?


大江依旧东流去。白云依旧空悠悠。江上的黄鹤楼不见了,我却回来了,和丈夫女儿一起回来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聂家所有的人一起去坐船,一定要从当年父亲灵柩回乡飘着爷爷写的挽联“魂归来兮”的江汉关上船。现在,两脚踏上船的那一刻,很严肃,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画了个完完整整的圆圈。我想母亲默祷:姆妈,您可安息了。


问:你回国探亲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表现了中美交往历史,在题材上又是一次重大突破,你怎么想到写这部小说呢?


答:有一天我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一封信,内容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的女孩子寻找她的美国父亲。她的父亲是在美国空军航空队服务,抗日战争时在中国,后来不晓得怎么样父亲就回到美国了,母亲没有来。信是写给他在美国的祖父母的,希望寻找她的父亲。因她不知道父亲在哪儿。其实在抗日战争时,这位美国空军已死掉了。可能是因为这封信写的是抗战,我又曾是抗战流亡学生,我觉得可以写篇小说。


问:小说中涉及到“文革”的情节,您是如何思考这一段时期的呢?


答:我看了一些关于“文革”的书。那时候也许在国内没有研究“文革”的书,在美国这种书很多。我虽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抽象的,不仅如此,我还与许多大陆出来的年轻、年老的、各种年龄、各种遭遇的人谈过许多。近几年大陆有很多人出来,我和他们接触很多。


问:小说的主角莲儿是一个混血儿,写这样一种血统与身世的女孩的呢?


答:我的两个女儿到美国来也等于是“混血儿”,因为他们有中美的文化血缘,所以说混血儿不仅仅是血统的问题,而且与他们的历史、文化、家庭背景都有关联的。我两个女儿十三、四岁来到美国,在美国长大的,也有中国的背景,所以我决定用一个混血儿做莲儿的身世。


问:《千山外水长流》在艺术上与《桑青与桃红》不同,表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涉及到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你在小说中是如何处理与描写这些事件的?你又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吗?


答:多面的就是立体的,这是两部小说的共同点。上一部(指《桑青与桃红》)实验性更大些,我在写这部《千山外水长流》时也不是一般的手法?我总希望有所创新,这篇小说我比较顾及到普遍性,这是与那部不同的一点,但是我不愿意失掉艺术性,我希望艺术性和普及性都能顾及到。那篇没有《千山外水长流》的普及性强,我并不想写一篇通俗小说。我希望写一篇既有普遍性又有艺术性的小说。


问:你的文学创作,尤其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很深,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答:我读过一些西方小说。我想我并没有特别受那一些专家的影响,我受一切我读过的小说的影响。它们各有所长,我喜欢某一位作家某种技巧,喜欢另一位作家的另一种手法。我翻译过亨利。詹姆斯、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作品,爱读黑人作家来福·艾莉森的作品。


我年轻时,是英文系的学生,我也翻译过西方文学,所以我受够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是现在我回头了,回到中国了,从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里,我学习了许多东西,在写作上,我愈来愈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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