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十年前，刘晓庆以一本自传《我的路》风靡大江南北。彼时她已经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青年演员，金鸡百花双料影后了。但即使如此，她的私人生活得到诸多诟病，《文汇报》资深记者余之先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热点”，也出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和责任心，他上报了这个选题。之后，从《文汇月刊》主编，老影评家梅朵，副主编罗达成，及至文汇报老总马达……在这些充满责任心与担当的老报人们的鼎立支持下，《我的路》横空出世。当年所引发的争论可以说前无古人。
没想到的是，四十年以后，刘晓庆从庆姐到庆奶再次因为“私生活”翻红。不同的是，四十年前她感慨“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上加难”，而今天，她则轻描淡写一句：多大的事儿呢？
不得不说，这是刘晓庆个人的成长，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成长。
作为《文汇电影时报》的电影记者，我和晓庆姐也有些交往。尤其是她入狱之前来上海的时间很多（上影厂最早的一块地便是她买去的）。生活中的她快人快语，假如要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仗义。另外，還有四川辣妹子身上的那种坚韧不拔。所以像這樣的奇女子要“張牙舞爪地老去”，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本来想写写我印象中的这位中国电影届独一无二的大姐大icon，无意中竟在互联网上搜到了这篇旧文。于是和作者罗达成老师商量授权给《渡十娘》发布。
1984年我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经是《我的路》的读者。今天重讀这篇“揭秘”，内中历数的名字都曾经是我的老同事老前辈。有些人已经作古了。《渡十娘》今天全文引用，也是对我的这些前輩老師们的一次致敬，为中国曾经有这样的一群知识分子：RESPECT！
作者简介：罗达成，生于1943 年，上海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历任文汇报《笔会》副刊编辑、《文汇月刋》副主编。著有《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 、《罗达成自选集－将来的日子还很长》等。2002 年获第四届上海韬奋新闻奖。报告文学《杭州市 001 号》 获上海市首届报告文学奖一等奖，《“十连霸”的悔恨》 获全国首届体育报告文学奖一等奖，《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获全国第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追忆《文汇月刊》的纪实专栏《煮字风云》2017午获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
《文汇月刊》有许多产生重大影响的稿件，源头来自选题会，而且提出绝好选题的，并不一定是组稿编辑。在1983年6月号发表，之后又在《文汇报》上连载了十多天的刘晓庆的《我的路》，是组版责编徐凤吾在1982年深秋的一次会上提出来的选题。徐凤吾说：“现在社会上以及电影圈里，对刘晓庆有很多流言，讲她跟丈夫离婚了，私生活相当乱。讲《原野》里因为拍了她的裸体镜头，所以片子审查通不过。还讲她走穴、倒卖黄金，经济上也有严重问题。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演员，有艺术天赋，也有相当成就，现在身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甚至试图自杀。《文汇月刊》应该为刘晓庆提供机会，澄清事实，而且要让她自己动笔。以我感觉，刘晓庆一定有话要讲。随便她怎么讲，刊登出来，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读者也一定会十分关心。”梅朵大为赞同，作为老资格的电影评论家，以前是《大众电影》的创始人，现在又是《文汇报》麾下《文汇电影时报》的创始人之一，像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这样的电影界头头脑脑，以及谢晋这样的一批大腕名导，都是他的至交或是熟人。因此，梅朵对刘晓庆知根知底，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演员，走上银幕仅仅几年，却尽显才华，迅速蹿红。不过，刘晓庆冒出来的过程一波三折，四五年间饱尝艰辛，一度看不到出头之日。1975年3月，当刘晓庆拿着部队的介绍信，怯生生地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海鹰》摄制组试戏时，既不懂表演，也不会说普通话。她在王晓棠、张勇手、王心刚、刘江这些大牌演员面前，手足失措，完全失去了信心，只好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孤注一掷。刘晓庆不知自己怎么过关的，还在感到庆幸，《海鹰》却突然停拍了，摄制组通知她回家。然而，绝处逢生，在临去机场的一刻，《南海长城》摄制组让她去试戏。谁知《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刘晓庆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到四川，在部队话剧团的演出中跑龙套。后来，她又有机会参演了珠影厂拍的《同志，感谢你》和《春歌》，虽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片子均未成功，但她感到很值得，也很满足，“锻炼了我的表演，丰满了我的羽毛，我懂得了一定的表演技巧，懂得了如何去分析人物、塑造人物。虽然还十分幼稚，可毕竟还是入了门。”命运又给了刘晓庆一次机会，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刘晓庆结婚后仅四天就来到珠影厂拍戏，已经一年了。当《春歌》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打来的电话，黄健中导演邀请她拍《小花》，说请她在片子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剧本随后寄来。然而，刘晓庆白白等了好多天，剧本却迟迟未见，在去黄山拍外景前一天，她来北影厂报到。当晚她在家看完剧本，又生气又失望，那是什么“主要角色”？让她演的何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是一个活道具。刘晓庆对出演这么个角色，没有一丁点儿信心。她到了黄山，头一件事就是抱怨黄健中：“为什么不把剧本寄给我？”黄导笑而不答。很久以后，黄健中才对刘晓庆说实话，摄制组的人都不让寄，“如果把剧本寄给你，你还愿意来吗？”刘晓庆在《小花》中的这一跪一回眸让多少人为之倾倒？尽管戏份有限，刘晓庆还是很想演好这个“活道具”。为了拍《小花》抬担架一场戏，她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一遍遍练习跪走。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的事，谁知这跪走疼得要命。练到后来膝盖红肿不堪，一跪下就疼得刺骨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见刘晓庆有事没事地跪着走，还以为她有精神病。刘晓庆感叹说：“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道理，我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她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是艰难之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我按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刘晓庆做梦也没想到，当样片送回北影厂让厂长汪洋审查，他看完这段戏，当场忘情地叫喊道：“把这个演员留下来！”短短一句话，改变了刘晓庆的人生。刘晓庆很快走红了。1980年，她因电影《小花》摘取了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奖。不过，赢得声誉的刘晓庆，在拍戏时很会表演，在生活中却不会掩饰自己，保护自己，她为人张扬，口没遮拦。在拍摄《原野》时，她居然敢不知轻重地跟大名鼎鼎的杨在葆打嘴仗，而且，竟敢赌演技，演不好就跳楼。刘晓庆曾生动地对此作过自我描绘：“我第一次见到扮演仇虎的杨在葆的时候，就感到仇虎仿佛就是为他写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是个不成熟的演员，我可以做你的老师’。我当时风华正茂，并不以为然。我说‘是呀’。停了一会儿，憋不住，我说‘我也可以做你的老师’！在讨论剧本时大家都表决心，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要是演不好金子，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在拍摄前进行排练的时候，我抑扬顿挫地念出我的台词，正在得意之时，杨在葆突然喊‘停’！当着全组人的面说‘你表演有毛病，你不要拿腔拿调的，你看着我，感受多少就表现多少。不要硬去演。你现在是在做戏’。我满脸通红，同时我又感觉到他说得对。”“如果说，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那就是在《原野》。到影片摄制后期，我对金子的掌握已进入了自由王国。我已感觉到我的成功，焦急地盼望着影片在全国上映时刻的到来。曹禺看了影片，证明了我感觉的正确。他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得比我写的还要好’！他即席挥毫，为我题了八个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我十分得意地瞅着导演凌子，凑到她耳旁说了一句悄悄话，‘看来，我可以不用从楼上跳下去了’！”《瞧这一家子》里的刘晓庆演上不了海报的配角，却硬是凭着这一通电话戏让我隔了四十年还犹如眼前刘晓庆没有想到，事业上愈来愈得意，生活上却愈来愈失意。自《瞧这一家子》以后，各种片约蜂拥而来，她扮演的全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轻浮女人一类的角色，以致在好多人眼里，这就是刘晓庆在个人生活中的写照。而在接拍影片《神秘的大佛》后，批评文章一时排山倒海，社会上对她的谣言四处流传：倒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最痛心的是，在刘晓庆蒙受误解和难堪的时刻，她的丈夫非但不为之排忧解难，却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她。刘晓庆感到感情完全崩溃了，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她选择了离婚，离开了家，住在北影招待所。这件事，立即成为北影厂的头条新闻。刘晓庆孤苦无援，轻易不敢出门，不敢面对人们的指指戳戳和恶意评点，真是度日如年！《文汇月刊》有人想到了她，梅朵也希望能对她雪中送炭，把组稿任务交给了余之，让他赶快到北京去找刘晓庆。余之自然义不容辞，他不仅是刊物分管电影的编辑，同时还兼任《文汇电影时报》的副主编，跟电影圈混得相当熟。他打听到刘晓庆正在河北避暑山庄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随即给她去了封信，说，“梅朵和《文汇月刊》知道她正处在各种流言的困扰之中，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有许多的酸甜苦辣要倾吐，希望她能写篇文章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同时，《文汇月刊》很愿意将她这样有成就、有影响、有潜力而且有争议的年轻演员，推到封面上“亮相”。刘晓庆接到信后，很快给余之回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深谢编辑部对她的同情与支持，自己也确有如蹈水火、四面楚歌之窘迫，有许多话淤积在心，她一定抽时间尽力将其中的话全部倾吐出来，题目就叫《我的路》。从《火烧圆明园》（上图）到《垂帘听政》，刘晓庆是最早演绎宫廷“甄嬛传”的她答应写了，心里却还在挣扎，梅朵和《文汇月刊》太仗义了，居然敢冒这么大的风险，让她自己写自己。“这个大胆的设想使我吃了一惊。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位演员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写过‘传’，只有两鬓斑白的艺术家，在即将告别艺术或是即将告别人世之前写一些艺术上的总结，或是写一些回忆录，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我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个季度过去了，转眼已是1983年3月，刘晓庆的《我的路》了无影迹。余之又发信催稿，刘晓庆回信对写作的耽搁表示歉意，说她对《我的路》的写作时在念中，不敢忘怀，只是拍片太忙了。一个月后，余之赶往北京，直奔刘晓庆摄制组所在地——北京西苑饭店，具体商谈写作事宜。其时，她正在拍摄由李翰祥执导的《垂帘听政》。空手而归的余之，感受到编辑部内部急不可待的压力，一改之前的温文尔雅、耐心等待，开始狂轰滥炸，频频去电催促文稿。逼稿之紧，使刘晓庆戏称余之为逼命的“黄世仁”。半个月后，这个没有退路的“喜儿”，决意抛开杂念，不计后果，破釜沉舟地开始写作。刘晓庆的胸中翻江倒海，她写作时的心境哀怨而又激愤，想到从此自己便没有了清白名誉，这一切将跟随着她走进坟墓，悲愤之情难以言表。由于这些传言，北影厂在宣布她为1982年的“先进生产者”后又撤销了，电影家协会也迟迟不批准她参加。而在许多人心中，她的名字几乎等同于1980年代的“潘金莲”。刘晓庆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她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真话，将所有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众，包括她自己最不愿意让人干涉，却一直最被人肆意干涉的个人生活。她准备解剖自己，分析自己，袒露自己，用一把尖利的刀将自己弄得血肉淋漓，然后将自己交到观众的面前。她相信人的善良本性，相信人们会对她作出公正的评价。“我足不出户，关在屋里写了三天。从第一个字直到最后一个字，一直没有倒回去看一遍，也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思路源源滚来。每一句话都从我心里流出，我的眼眶里时不时含满了眼泪，它们流过我的面颊滴到纸上，我就在这眼泪浸湿的纸张上面，奋笔疾书。三天之后，我把稿子扔开，全力投入拍摄工作。一个星期之后，我用两天时间将全部稿子细细地改了一遍，慎重地将它交给了《文汇月刊》。”接到刘晓庆稿件，余之喜不自胜，而我捧读《我的路》长长的小样，心中很快为震惊、喜悦和赞叹所充斥。在文章第一节《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里，她就概括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入木三分的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很难想像，这篇文章竟出自一个非职业作者的青年演员笔下！满纸真情，坦荡而又淋漓尽致的自我剖析和痛诉，在流畅、质朴的文笔中汩汩流淌，有成功的兴奋和笑声，有不拘世俗、真率中略带狂傲的谈吐，也有被冤屈、被围攻时孤独无助的哀怨和泪水……一个真性情的刘晓庆，活生生的刘晓庆！我们知道，这篇文章肯定会产生影响，也一定会带来麻烦。稿子处理得小心翼翼，《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看了以后讲，有些地方有点粗俗，要改。徐凤吾还记得，以当时眼光，觉得有个地方有点“黄色”，说到她“床上功夫很好”，徐凤吾删掉了。文章刊登在1983年第六期《文汇月刊》上。三万字的文稿，配发了六张照片，封面人物也是刘晓庆。反响大大超出了预期，像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各地要求增订、加印《文汇月刊》的电函和汇款单每天飞至编辑部，铁道部南京铁路分局一次就买了五千本。刊物加印了两次，到三十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党委开会讨论时，马达一锤定音，说一刀切，不准再加印了。而在商议《文汇报》上是否要转载时，有六个人参加讨论。马达说：“你们五个人都同意，我不反对，但转载时要把里面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删掉。”随后，《文汇报》便选择《我的路》的主要章节连载了十多天。刘晓庆的《我的路》，与观众平等对视着，平实、真诚地倾吐了一个走红的青年演员，却身陷困境的苦衷，无奈而又无助。通过极具影响力的《文汇报》、《文汇月刊》这两个权威载体，它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到海内外。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封“读者来信”飞向《文汇月刊》，飞向北影厂和刘晓庆。其中支持者比例为百分之九十九，反对者为百分之一。一时间，在国内形成了一股刘晓庆的“《我的路》热”。有的报刊还就《我的路》中的一些观点，如关于“个人奋斗”，关于“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等问题，展开讨论。有的报刊则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我的路》进行批判。巧合的是，其间北京市正值“两会”期间，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人提出质问：为什么要宣传问题很多的刘晓庆？宣传她的个人奋斗？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刘晓庆过山车般的经历了大喜大悲。起初她喜不自胜，《我的路》在《文汇月刊》第六期全文发表了。所有的这一期杂志被一抢而空，人们排着长队购买这本杂志。《文汇月刊》寄给她的二十本杂志还没到她手便不翼而飞。一天之内她收到九十六封信，电报、电话源源不绝，夸她写得好，写得真实！刘晓庆欣慰不已，她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了！可是好景不长，《我的路》发表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那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下调子，“《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紧接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都发表批评文章，全国许多省市都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及编者按，好几个中央一级的单位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会上公开点她的名，有几家省报因为转载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级批评，在报纸上作公开检查。一下子，刘晓庆又成了“典型”，一些朋友同她疏远了，就连《我的路》中提到的有些朋友也躲开了，怕沾惹上麻烦。最让她难受的是，一位跟她最好的朋友竟也劝说：“天要下雨，不打伞是蠢人。你最好赶快在报上写一篇文章检查自己的错误。”刘晓庆断然拒绝了，她认为自己没有犯什么错误，更谈不上检讨什么错误。而对《文汇报》、《文汇月刊》的批评更直接，来头相当大，党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也提出质问。1983年10月，“反对精神污染”来势汹汹，其间，《文汇月刊》编辑部几次被要求清查“精神污染”的文章，而余之被要求“讲清楚”关于《我的路》的问题。“讲清楚”，是当时的专用词。余之三次检查，还是讲不清楚。责编徐凤吾的珍贵日记，简略地记下了那段时日《文汇报》和《文汇月刊》所承受的越来越大的压力。1983年6月24日：“月刊第六期已脱销，这一期加印二十万。《文汇报》转载后，轰动一时。陈沂认为，报纸不应转载。北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意见，说，刘晓庆刚受批评，报刊为什么发这样文章？有人告到**处。”8月15日：“上午内部会议，讨论刘晓庆《我的路》问题。**认为，宣扬了个人奋斗。”11月2日：“罗说，马达通知，写一个初步‘清理精神污染’的书面材料，几人分头写。”11月5日：“马达北京开会回来，**接见谈话，说文汇的错误文章，有三：一，王若水文章；二，刘的‘我的路’；三，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有人说这是‘异化论’在创作中的表现。他还说过，是很坏的作品，是‘存在主义’的。”12月3日：“月刊部向党委汇报清理情况，谢蔚明读清理报告。马达最后发言，月刊成绩很大，问题较多，文艺思想要进一步清理。宣布明年一月号起，委托史中兴代他审稿（唐海已退休）。”形势严峻，《文汇月刊》已被作为重点整肃对象。时任市委文教书记、宣传部长的陈沂，起初的批评还是保护性的，但后来，随着**的发声，清查力度增大，陈沂也开始顶不住了。然而，形势出人意外地由风雨交加，开始逐步转向绵绵细雨了。原先《文汇报》和《文汇月刊》的自我检查一直通不过，一再修改，要求增强严重性、深刻性，现在却出现了转机。不久，北京方面有消息传来，是**同志叫停了这场为期两个月的运动，他认为“反对精神污染”搞得扩大化了，要防止出现“左”的偏差。“1月14日，上午部门会议，梅朵读了**同志关于清理精神污染（纠偏）与整党的报告。”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马达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第三天一早，由“北办”记者陪同前往。对于这次**找他谈话，他没有思想准备，有点担心不知道要谈什么。在**家的会客室落座后，马达先开口问：“乔木同志肩周炎好些吗？”**一下子把他的话挡住，说：“今天不谈这个，不谈这个……”马达预感到，今天的气氛不像是谈话，而更像是要挨批了。十八年后，在马达推出的回忆录《马达自述》和《**同我的三次谈话》中，曾对此作了详尽的回顾。“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首先提出了问题。马达回答：“那是刘晓庆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马达没有想到这次郑重召见，是会从一个演员写的连载故事开始的。**又说：“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连忙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显然感到不快，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面对**抛来的大帽子，提到原则高度来批评，马达也只能沉默以对了。这一段不愉快的开场白，昭示着接下去的谈话不会轻松。一个想不到，接着另一个想不到，第二个话题竟是与马达八杆子打不着的“关于人道主义”。**一个人唠唠叨叨、翻来覆去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中心意思是：我们gcd人不能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是思想上的倒退，等等。**坐在沙发上，想想说说，说说想想，谈话已持续三个小时，是中午时分了。马达说：“乔木同志，您太累了，您休息一下吧。”见**点头答应，马达连忙起身告别。而同时在座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自始至终坐在那里听，他跟马达一样不断地抽烟，一言不发。回“北办”的途中，饱经政治风云的马达一路思索，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政治含义？如果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批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找他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谈话中并无讨论，而只是**独自所作的一次宣讲；如果是启发马达运用《文汇报》带头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由于对此所知无多，虽然尽力去领会，但仍有不少疑问，比如人道主义是否都和社会制度挂钩？人道主义是否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马达回报社后，曾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讨论过，他们都认为还要再考虑考虑，不肯马上动笔写文章。理论家不肯贸然动笔，马达又怎敢轻举妄动呢？与**同为“中共两支笔”之一的周扬，就为人道主义的问题，在1983年的“清污”运动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与马达谈话之际，躺在北京医院的周扬，已经成了没有思想的植物人，靠鼻饲延长生命，直至1989年与世长辞。马达原本准备买明天中午的机票返沪。可第二天早晨，又接到**秘书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而他中午回到“北办”，**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三时再去谈话。马达只好把机票退了。这天话题更重要，**告诉马达：“前两天我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件事，书记处讨论过，中央很认真地考虑过，希望这件事对新闻界会有积极影响，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还详细向马达说了胡绩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王若水关于矛盾异化问题的争论情况。又说，党对错误倾向是不能迁就的，他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一些老同志为什么在形势转折的时候，就不清醒了。**对三年前的“清污”运动被叫停耿耿于怀。他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存在这个问题。最近（指某位知名作家）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要我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他连这点也不知道吗？他那些话、那些文章，有利于党、有利于社会主义吗？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谈话至此，主题明朗了，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点题后，马达脑子里飞转着、思索着**此番召见的用意：可能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最后这次谈话，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但马达似乎预感到，新闻界、思想文化界那种风起云涌、草木惊心的日子，又将来临了。果不其然，马达回到报社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经吹开了。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文汇报》班子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马达又得考虑如何作检讨了。这时的马达，忽然想到他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马达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不过，刘晓庆总算艰难地从《我的路》这件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马达的回忆录中，还曾记下**对刘晓庆看法的戏剧性变化：“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段插曲。大致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文艺部记者给我看一份复印件，是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因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我还默记得出它的大意，信上说，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看了这封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需要考证就可以判断：一、在这之前，乔木找我谈话批评我时，他并未看过《我的路》，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也可能是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内部情况反映了这件事，于是，他就匆忙下了断语；二、随之而来的，是对演员刘晓庆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从‘个人奋斗’是一个罪名到热情加以鼓励了。时间相隔不长，从一次谈话到一封信之间的反差太大了。”刘晓庆出演《武则天》从媚娘演起，那时候她已经在监狱里呆了422天了刘晓庆在压抑中度过了三年，还有好几年受到了出国限制，幸亏后来夏衍出面，跟**疏通了一下，才把她解放了。对此，刘晓庆念念不忘，心中永远记住夏衍跟她说的一段话：“《我的路》发表后，我也知道有些人对这篇文章有意见，说你强调了个人奋斗。我看，个人奋斗没有什么不好，现在怕的是个人不奋斗，不肯奋斗。个人奋斗有什么不好？现在提倡自学成才，自学成才不就是个人奋斗吗？！”随后，《我的路》先后被翻译成十四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刘晓庆也得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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