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重读《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尽管本次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采取的积极的货币政策有效推动了实体经济的逐步复苏，但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没有成本。央行理论上具有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但持续的宽松政策无疑将增加未来的通胀风险，损害币值稳定和央行信誉，并导致汇率和资本流动过度波动，造成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

此外，货币当局对经济长期、大规模地干预也会改变投资者预期和行为，扭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大规模释放流动性，也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影响，导致其汇率不稳定，加大其输入性通胀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

第三，贸易政策。

1929大萧条期间，以《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恢复。而在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国家承诺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这为危机爆发前期的经济恢复开了个好头。然而有迹象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在重新升温。与大萧条时期相比，由于WTO规则的制约和G20等国际机构、平台的协调，“显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对较少，但保护措施更多以“隐性”方式存在，各国政府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正在弱化。时至今日，这一趋势已经愈演愈烈。

第四，金融监管政策。

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意识到金融过度自由化的弊端，决定加强金融监管。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它被视为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的又一里程碑。该法主要强调了宏观审慎监管、严格金融监管标准、扩大监管覆盖范围以及强化机构协调监管等四方面内容。

此外，为恢复市场信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危机爆发后加强了市场监管，主要手段包括积极打击欺诈和市场操纵行为；采取多项临时干预措施，减少资本市场波动对金融机构产生新的冲击；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信息披露等。

第五，国际协调。

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在G20领导人峰会以及IMF、世界银行、WTO、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各国在财政、货币、贸易、危机救助、金融监管等政策上都有比较好的协调。

其中，G20峰会在国际协调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具体政策协调体现在：一是全球性的联合降息行动，不仅体现出货币政策的同向性，而且调整时间非常接近，几乎同步实行；二是主要国家和地区央行为挽救金融市场和机构，联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三是各国央行在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间的货币合作有所加强；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通过贷款安排创新、增加救援资金规模等途径实施救援，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五是反对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促进贸易融资发展，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

第一，技术周期演进与全球经济分工转变。

二战后，在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技术长周期的推动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发展期。然而到21世纪初期，随着技术推动增长的空间和效力逐步弱化，原有的发展动力减弱，技术推动的经济长周期进入末端，产业回报出现下降，产能出现过剩，经济进入下行阶段。

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利润率逐渐下滑，为追求高附加值但产业链较短的服务业（IT产业、金融业），其在全球化条件下加速向外转移制造业产业链，致使国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而新兴市场国家承接大量产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可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在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扮演主导角色，全球化也处于“黄金时期”，商品、要素实现大规模跨境流动，全球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风险关联程度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彼时全球化正方兴未艾；另一方面，由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与回报率下降挤出的资金和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累积的资金开始大量流入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市场，催生了资产泡沫。二者共同导致了危机爆发。

第二，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处于历史高点。

20世纪末开始，美国制造业持续萎缩，以硅谷为代表的IT产业、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不断壮大，财富加速向IT产业和金融业集中。由于全球资本一体化加快发展，从控制力看，全球经济集中程度再次提高到大萧条以来的高位，劳动者地位不断下降，1985年美国公司管理层工资为工人工资的60倍，到2007年上升到350倍，最富有10%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升至50%。

事实上，在技术产生、应用和扩散的基本规律作用下，由技术变革和采用带来的经济成长成果往往难以均匀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产业部门和国家地区之间，这使得技术长周期推动下的经济繁荣期如果不能及时推动政治社会制度调整，就会同时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等矛盾累积的时期。特别是当经济运行到技术长周期末端时，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分化程度往往又累积到历史高点，此时需求持续萎缩，生产与需求发生较大脱节，过度举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第三，当前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固有弊病。

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当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牙买加体系），这是2008金融危机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货币根源，也是全球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该体系对储备货币发行缺少约束，容易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元存在固有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难以兼顾国内政策目标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对美元的要求。事实上，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享有铸币税特权，可以通过发行美元为其经常项目赤字和政府债务赤字（即“双赤字”）融资。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导致美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倾向于过度宽松，使得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泛滥”，造成全球流动过剩，这必然导致有关国家资产价格膨胀、过度消费、过度借贷，最后引发金融危机。

其次，信用货币缺乏定值基础，美元等主要储备货币币值不稳，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由于美元等主要储备货币缺乏定值基础，使得汇率经常大幅波动，导致全球货币和资金价格信号功能紊乱，增加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冲击市场信心，严重影响国际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和实体经济活动，这也是本次危机中国际贸易大幅下滑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政策失误会引发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经济政策出现问题，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回美国“救火”，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最终演变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过度依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国内问题暴露并被放大，引发实体经济危机。

第四，宽松的货币和金融环境共同支撑了全社会的过度举债。

为抵消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及“9.11”事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美联储在2001-2004年期间连续13次降息，并保持1%的超低利率长达一年。宽松货币金融环境下，美国信用消费急速增加，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家庭债务激增，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不断扩大，美国总体债务水平危机前再次上升至历史高位，2009年达到GDP 的370%。

私人过度举债、金融部门杠杆率提高（以雷曼兄弟为例，其在破产前夕的杠杆率达到了惊人的30多倍）、企业过度投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政府债务水平攀升……其实质都是在产业转型滞后、缺少新增长点的情况下，通过短期债务扩张和债务转移来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以试图解决技术驱动力弱化、产业利润下降、生产出现过剩等长期问题。但这只会使消费和投资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和现实需要，制造出难以持续的虚假繁荣，并不能根本解决由技术长周期末端导致的产能过剩，最终一定会以危机的方式被迫收缩。

另外，金融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繁荣期时，由宽松货币金融环境支撑起过度负债、高杠杆率等风险，催生出资产价格泡沫；在衰退期，则会由于“债务清算”和“困境抛售”导致出现有价证券/银行挤兑。以上货币和金融的波动进而会影响实体经济，包括消费、投资、就业、物价、贸易等，并产生实体部门和虚拟经济的正反馈影响，进而放大实体经济波动。而在信息技术大普及的条件下，资金跨国流动更容易，同步操作性更强，因而加大了本次危机中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周期的放大、加速和扩散作用。

第五，金融监管大宽松叠加金融产品大创新和影子银行的“群魔乱舞”。

与宽松的货币和金融环境同时存在的，是宽松的金融监管。20 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新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1999年11月和2000年12月，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和《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银行的分业经营限制以及对期货市场、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大大刺激了金融产品的“创新”。与此同时，金融监管却仍沿袭旧有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对各类影子银行监管不力，并缺乏宏观审慎管理，这都为之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快速发展，并导致了银行盈利模式和负债结构的变化。在盈利模式方面，商业银行从传统的“发起-持有”模式转变为低资本消耗型的“发起-分销”（OTD，Originate To Distribute）模式，从而源源不断地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取资金。在负债方面，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为支撑的批发融资（Wholesale Funding）逐渐取代了储蓄存款，成为美欧银行体系最重要的负债来源。

作为结构化产品的发起人，商业银行首先将数千笔抵押贷款打包成抵押支持证券（MBS，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从中赚取手续费并将风险转移，之后投资银行再将上百支MBS重组为不同层级的债务担保凭证（CDOs，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s），并在此基础上又开发了以CDOs层级为抵押的CDOs2，以及包含信用违约互换（CDS，Credit Default Swap）的合成CDOs（Syndicated CDOs），这进一步提升了金融产品的复杂度。

危机前夕，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呈爆炸式增长，并且其风险难以度量。当包含次贷的抵押贷款被包装成MBS时，评级机构对其风险的度量就已经异常困难。更何况评级机构之间还相互竞争，进一步放大了对CDOs等更复杂金融衍生品的评级失误。

在这种规模扩张和创造“复杂性”金融产品的过程中，由于在关键领域的过度集中、不同产品和不同交易之间的关联度增加，使得金融体系内的相互依存度上升，其脆弱性也迅速增加。

此外，金融机构为了应对巴塞尔协议对资本金的要求，还大量将这些与衍生品有关的资产从表内转移到表外，来满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具体可参考雷曼当年的Repo 105“造假技术”）。这种“监管套利”行为虽然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利用较少的自有资本通过大量举债去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资产，并在正常市场环境下获得不菲的利润，却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与收益的不透明性。

当危机爆发后，这些金融机构被迫低价甩卖自身资产，降低杠杆比率。然而，由于金融机构资产同质化严重，在危机发生后，大量的市场参与者都选择卖出同样的资产，造成证券资产的“交易对手挤兑”，使得市场流动性瞬间枯竭，资产进一步减值，进而引起连锁反应，并最终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性甩卖。随着市场信心的逐步瓦解，流动性问题迅速由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蔓延，最后酿成了整个体系的流动性危机。

总之，在“发起-分销”模式下，市场参与者众多、风险交易链条拉长、风险持有期限缩短、委托代理关系复杂等风险特征被充分暴露，导致了发起方、组织方、管理方、担保方、分销方、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严重的风险漠视和激励失当（incentive misalignment）问题。而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当局对“发起-分销”模式给风险管理和监管带来的挑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对。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2008金融危机是“发起-分销”模式的危机，在这种模式下，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都与资本市场相互依存。由于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核心，与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联系更加紧密，因而风险更容易传递，从而导致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资本市场危机演变为商业银行危机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第六，市场主体的非理性，以及西方竞选政治的短视和民粹倾向政策。

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实现年均3.5%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持续下降，此时的美国也充满了过度乐观的情绪。2000年，克林顿称“美国经济将持续性地永久扩张”。2002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称“新经济依然健在”，2004年伯南克提出“美国进入大稳健时代”，认为全球化和新经济已经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

对个人而言，人的贪婪本性和各种非理性行为加大了人们认清、尊重和把握经济规律的难度，成为危机不断重演的基本因素。在繁荣期，社会盲目乐观和投机情绪盛行，金融的贪婪逐利本质发挥无遗，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而在衰退期，由于恐慌心理、传染效应、羊群效应、信息不对称加重等原因，经济金融会出现过度调整，对经济造成持久负面影响。

对政府而言，西方竞选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和金融寡头政治的特征。在非理性乐观的社会氛围下，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同选举政治相结合，增加了政党为迎合低收入选民、抹平阶级差别，出台短视的、有民粹主义倾向政策的可能。比如，为满足低收入群体住房要求，1995年克林顿提出要“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布什当选总统后继续提倡“居者有其屋”政策。在政策的鼓动下，美国购房贷款标准大幅下降，严重扭曲了住宅信贷中的商业审慎原则。另一方面，竞选对资金的需要使得选举政府易被金融等少数利益集团操纵，导致警告和化解泡沫、加强金融监管等有利于防范危机的政策由于受到反对而难以及时出台并有效实施。比如在1999年11月由克林顿签署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关于银行业必须分业经营的限制，自此，美国金融业进入了金融产品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

第一，建立健全货币政策框架和金融监管措施，重视调控由金融引发的波动。

很大程度上，金融危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许多国家正因为忽视了金融体系在自由化过程中脆弱性不断积累的事实，才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并陷入了“放松金融管制——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金融衰退”的怪圈。2008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传导的切实案例，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首先，要妥善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虽然2008金融危机爆发于金融领域，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包括过度负债、过度消费、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实体经济的失衡将导致金融领域的资源错配和金融风险的过度累积，而当实体经济的失衡无法持续时，必然会爆发金融危机。

因此，要协调好经济增长与金融改革发展、经济增长、金融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审慎对待信用扩张，避免助长债务型经济的过度发展。必须稳步推进消费信贷发展，严格审核偿付能力；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要逐步透明化、制度化，加强市场约束；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规范银行理财产品等表外业务和民间融资；金融机构要加强资本约束和内部治理约束，防止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建设具有影响力的国内信用评级机构。

其次，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2008金融危机表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波动存在放大效应，以往央行基于规则的单一目标（通胀稳定）和单一工具（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存在局限。宏观调控要在考虑货币信贷总量及CPI变动的同时，更加关注整体价格水平稳定，考虑更为长期、广泛的金融稳定和宏观总量风险问题。同时，也要完善央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和最后贷款人职能，进一步强化央行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中的职能和作用。

此外，也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构建，以弥补现有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政策管理空白，弱化金融的顺周期性质，防范系统性风险，更好地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最后，要完善金融安全网络，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美国金融业背离其应发挥的核心服务功能，成为2008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这与美国金融业规模迅速做大的同时缺乏监管，致使其放弃行业传统价值、过度追求财富和无序创新有关。

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金融体系内不同行业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大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组织复杂、业务多元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系统重要性特征日益突出。

为了更好监管，一方面，要借鉴美国在1929大萧条期间的教训，加强中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在本书成书2年后，2015年5月1日，中国《存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另一方面，还应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避免出现监管漏洞（相比以往，2023年正式形成的“一行一局一会” 金融监管体系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从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两方面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此外，监管层也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既改善实体经济经营环境，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又要抑制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第二，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

要想从根本上防范、解决由技术长周期末端造成生产过剩危机，实现高质量发展，就不能过于在乎一时的高增长，而是要推动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制度变革。

首先，要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变革和产业转型来创造新增长点和新需求，给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并带动经济走出危机。二战后，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出现最终使得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时期。这次危机中，处于孕育期的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实现，也将使得经济最终从危机中走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能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跨越的国家和企业，才会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中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才能打通“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繁荣”链条。我国要发挥在新技术领域差距相对较小、资金丰厚、产业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整合全球人才、技术、资源，切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竞赛中成为领跑者。当前我国在光伏、新能源等领域已做到世界领先，在芯片等“卡脖子”领域也在逐步推进国产替代。这一步虽然艰难，但却必须迈出。

其次，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政策、变革社会制度，实现收入水平的均衡提高并弥合社会分化，从而保持和扩大总需求，防止危机发生或缓解危机的影响程度。历史多次证明，落下的课终究要补上，繁荣期没有及时进行的社会制度调整，在危机后总要被迫实现。

1929大萧条推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深层次制度改革，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最低工资、工会集体谈判等制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2008金融危机也再次为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完善提供契机（虽说不够完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忍受社会阵痛，并在缓解劳资分化、弥合实虚裂痕、改革社保制度等方面艰难推进改革。

反观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累积了不少社会矛盾，在如今国内经济增速减缓、逆全球化加剧的情况下，化解我国社会矛盾的任务更加迫切。首先，要通过增强教育公平、完善财税体制、促进创业就业等措施，遏制在地区、行业、城乡、人群中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均衡提高需求支付能力。其次，要建立合理水平的社会安全网，既能够“托底”，又不养懒人，还要长远可支付，做到公平、效率和可持续性的统一。再次，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倡导理性平和心态，防止观点和立场极端化倾向造成社会分裂，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另外，要促进机会公平，防止权力同金钱结合造成的社会结构固化和政府服务人民宗旨的背离。最后，要坚决防止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防止最低工资过快上涨、劳动者过度保护、工资水平提高过快，这一方面会使劳动力成本高于均衡，反而会增加失业和降低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会使得财政状况吃紧，最终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为继。

第三，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构架确立过程中，由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塑造者转变。

二战后，美国创立并领导建立了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等机构，形成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新体系，奠定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但2008金融危机后，以G7集团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陷入困境却又不愿意放弃全球治理主导权，而新兴经济体经济份额增长却话语权薄弱，全球治理结构开始进入新的重大调整期。

目前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改革迈出步伐，但深化改革任务繁重；G20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但各方利益诉求分化，参与国家相互设陷，并在议题拓展、机制化建设等方面存在滞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远未到位。

在目前全球力量对比加速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处于大变动和寻找新均衡的背景下，中国应发挥类似于美国在二战后以“债权国”身份在塑造国际新体系中的主动地位，抓住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的有利条件，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现实和趋势，清晰界定我国的利益，突破现有的由西方国家设定好的制度规则框架，反应和传递与我国利益相一致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关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重大国际议题的核心观点和主张，设置“中国议程”，推出“中国方案”，加快推进我国国际权力的制度化进程，最终赢得未来。

第四，有效防范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效应，积极提升政策空间和自主性。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推进，各国货币和金融政策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特别是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潮汐”会不可避免影响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事实上，2008金融危机也引发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然而，本次危机之后，全球综合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虽然美元信心受到冲击，但尚没有哪国货币能与美元匹敌；虽然多数国家认为应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要求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呼声也高涨，但美元主导地位短期不会改变。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由于转换成本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综合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比如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用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而美国综合实力早在此前几十年就已超过英国。同时，在大变迁的过程当中，核心货币国家卷入世界性战争，或者是长期实施以自我为中心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通常使其他外围国家最终决定脱离其货币体系，成为引发货币体系变革的触发点。

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势在必行，这对于中国金融的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虽然道阻且长，但要“日拱一卒”，在此过程中，习我们不仅要做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更应该做价格制定者（Price-Setter），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

第五，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要充分做好应对危机长期化的准备。

全球性危机会造成全球需求同步萎缩，国际经济贸易关系“零和博弈”性质增强，合作应对危机难度加大。1929大萧条时期，各国纷纷通过贸易保护等措施来抢夺市场，最终通过战争拉动需求，消耗了过剩产能。而在2008金融危机发生初期，各国联手合作应对，有效遏制了危机的深化和蔓延。但在形势有所好转后，继续合作应对危机的难度提升。贸易战、汇率战、投资限制等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再平衡”来转嫁调整责任、通过制造全球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负担。今后对商品、市场和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成为主导国际经济关系的首要因素。

事实上，站在今日回看，方知如今的中美关系在多年前便已埋下伏笔。过往支撑中国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接近结束，西方国家再次（部分）进入以邻为壑的状态，国际市场收缩在相当长时间将成为常态。我们必须快速转变战略基点，短期保持现有储蓄率而着力扩大国内投资，长期降低储蓄率扩大国内消费，做到“国内国外双循环”，以“安全与发展”为出发点，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持久动力。

此外，在应对激烈的国际博弈中，我们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以韬光养晦为主，并适度地有所作为。一方面要做到“以我为主”，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不轻易对外承诺，要谋定而后动，选择最佳出手时机；另一方面则要“广交友，促协调”，大力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努力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最大程度实现我国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利益。

参考资料：

1、The Theory of How the Financial System Created AAA-Rated Assets Out of Subprime Mortgages

2、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Chapter 11 Proceedings Examiner's Report（Volume 3- Section III.A.4: Repo 105）

3、雷曼倒闭真相：欺诈10年瞒天过海记，B站@钞能力毛毛

4、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逻辑脉络：《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金融领域简评，国君宏观研究

5、美国经济通览——货币与财政篇，信达证券

6、美国金融霸权如何攫取全球财富？，光大证券

7、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分析框架，华泰证券

8、中国影子银行报告，中国银保监会

9、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彭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