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个表达丰盛的时代

1857年，距今已经167年，而距离美国内战开始，也不过仅有4年时间。当时的美国建国不过80余年，既朝气蓬勃、充满机遇；同时危机丛生、暗流汹涌。彼时已经名动全国的超验主义哲学领军人物、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散文家、诗人Ralph Emerson在自己的手札中写道：“一本杂志理应引领整个时代，这是非常有益、并且必须要做到的事情……编辑需要拥有宽广的视野和眼光，从这片土地上找到最好的（文章），并且能够拒绝大众的品味……大众会很快冷静下来，然后发现他们拥有了一位导师。”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乔布斯的一个观点：需求不是来自用户的，用户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需要你来告诉他，他需要什么。固然充满自负，但最终结果却让你折服。同年，Ralph Emerson创办了一本伟大的杂志：《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

正如Emerson预想的那样，这本杂志不仅引领了一整个时代，教化了好几代民众，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声音。它孑孑而立，拒绝将自己置于任何派系之中；但它却也永远与拥戴自由、国家进步、国家荣誉这些信念的人站在一起。正是这样的精神，使其成为美国诸多知识分子都不可忽视的精神之地！

诚然，今天的世界与167年前相比早已经庞杂得多、繁复得多、纷乱得多，因此《大西洋月刊》的视野也早已经跳出美国，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早已呈爆炸性的增长。然而，有一点它似乎一直在努力坚持：对于任何事物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的、有艺术感的态度。

2017年7月，乔布斯的遗孀Laurene Powell Jobs买下了《大西洋月刊》杂志社的多数股票，并获得了其控制权。资本虽然逐利，但Laurene Jobs已经承诺不会干预杂志的具体事务，如此最好，希望其精神不灭，不要让当年发生在《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上的悲剧再次重演！

悲剧？当年《The New Republic》杂志究竟发生了什么？

《新共和》由美国20世纪传奇媒体人Walter Lippmann于1914年创立，自创刊以来，《新共和》一直是美国自由主义的舆论旗舰(近些年来政治立场已经左转右)。历史上的《新共和》总是用深度的报道和独到的政见启迪受众、引领舆论，堪为一代意见旗帜。但自从被Facebook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收购接手后，却受制于硅谷的商业及数据思维方式，反过来被大数据体现的“受众需求”和“品牌价值”所掣肘和制约，最终导致《新共和》编辑骨干于2014年集体辞职，而克里斯·休斯也由于经营问题最终将其转手卖出。

《新共和》前主编富兰克林•弗尔曾说过：“百年以来，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国家怕会更蠢一些。因而《新共和》绝不只是一个‘品牌’，它更是一种公众信任的象征，这才是它历任的所有者与出版人所理解和珍视的，可惜这份宝贵的遗产现在却被糟蹋了。” 

但吊诡之处在于，百年大刊日渐式微，可相关人等似乎都没有错：前主编抱怨金主急功近利追求流量致使价值观沦丧，而科技新贵“低估了把一个古老传统的机构转变成数字媒体公司的难度”。

这几年，硅谷科技公司接手传统媒体公司的风气愈演愈烈，我们不禁想问：什么是媒体公司？什么又是科技公司？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了混淆不清的地步。在未来，如何将“硅谷”文化与“格林尼治村”文化相结合，促使“舰队街”和“硅谷派”的融合，将是对很多传统精英媒体的考验。

除上述两本杂志外，《The New Yorker》（纽约客）是美国文化的另一个代表。自1925年Harold Ross创刊起，《纽约客》便以一种随意而迷人的幽默笔调奠定了其高雅不流俗的基调，这由其“不是为迪比克的老年妇女们准备的”的创刊格言便可见一斑！而其创刊号中英国摄政时代打扮的绅士Eustace Tilley戴着单片眼镜观察蝴蝶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与《纽约客》画了等号，成为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甚至于，在每年2月，《纽约客》都会对其有一期致敬刊。

在经过许知远称之为“圣徒”的传奇编辑William Shawn的运营下，《纽约客》逐渐赢得大名。而《纽约客》史上最富争议的编辑Tina Brown和现任编辑David Remnick则保证了其在当今时代商业化的成功。在欧美，要做成大刊或者大报，基本的政治立场必须要有，这是一种态度——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定义了我们自己。传统上，《纽约客》的政治倾向一般被认为是无党派性质和自由派的。不过近年来，杂志发表的一些社论文章带有明显的左翼党派倾向，这值得我们留意。

90多年来，《纽约客》杂志始终以深度的幽默、个性的风格、高级的趣味、独树一帜的内容成为美国最经久不衰的严肃综合文化杂志，并在政治、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扮演了开一时风气的先驱角色，影响了从中产到上流、从农村到城市的广泛智识阶层人群。它既是纽约人的傲骄，也逐渐成为了全球知识分子的身份识别物。它精于透析文化动脉，并坚持以长久的文学品格与知识分子气质的坚持换取全球大多数欣赏者的崇敬之心。

作为全美最顶尖的文学与艺术杂志，《纽约客》塑造了一整代美国高级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调性与趣味。其中，《纽约客》风格独特的漫画奠定了《纽约客》的基调，也塑造了一代美国人严肃而高级的幽默品味。不夸张地说，漫画早成为了《纽约客》的象征。它的漫画以讽刺著称，但这是一种反映真相的讽刺、客观的讽刺——不站在道德制高点，而是直指人心。

《纽约客》漫画的天才之处在于，其创造幽默但又不止于幽默，用漫画的简洁表现社会的复杂。正是由于力求用这些有识别度的漫画来达到简化效果、对直奔主题的需求、追求正确以及还原真相的诉求之间的碰撞，《纽约客》的漫画才能呈现给读者最高智识的享受。

仔细想来，这太难了。既要创造幽默，但又不能止于幽默；既要足够简洁，又要拥有社会报道的复杂。这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四两拨千斤”，才能为读者创造一种余味悠长的欢乐讽刺。以至于曾经有人评价：“说到底，对美国政治有真知灼见的、最深层的真相的保存者和讲述人是《纽约客》的漫画家们，而不是那些信口雌黄的电视谈话的名流、权威或舆论引导者”。

与此同时，《纽约客》也一直坚持用艺术插画作为自己的封面，而杂志从来不要求封面必须贴合本期主要的大文章成为封面故事的插图，内页里的独立漫画也不用紧扣时局，可任由画家发挥想象力，这是《纽约客》不同于其它杂志的极为特殊之处。

除此之外，《纽约客》所刊登的杰出的诗歌、小说等虚构类作品亦是璀璨夺目，其高级的文学品味更是创造了一群特殊的作家群体：纽约客作家 (《大西洋月刊》在早期也捧红过像马克吐温这样的超一流作家，不过其在虚构文学领域的影响力逊于《纽约客》，且后期已经基本放弃这一块内容)。美国的短篇作家群体皆以登上《纽约客》为荣。旗下的长期撰稿人包括E. B·怀特、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塞林格、苏珊·桑塔格、纳博科夫、乔治奥威尔、艾丽丝·门罗、欧文·肖、理查德·耶茨、詹姆斯·伍德……等一批巨匠，灿若星辰！无怪乎有人说，《纽约客》那些兼深度、广度和情怀于一体的文章，总会在某些点上与你的人生交相辉映，心有灵犀。仔细想想，此言非虚。

在此岔开一句，本以为三联前些年推出的《新知》会承接《三联生活周刊》和《读书》的格调和精神，做成中国的《纽约客》，组成生活·读书·新知的完整三级阶梯。因为其无论是内容选题、文章质量、约稿作者的数量、质量、杂志内容排版及封面设计等都真的已经有一点势必要遗世留名的高端文化刊物该有的样子和水准了，结果没想到最终还是受制于市场反应，不幸停刊了。但是《三联》“一本杂志与他倡导的阅读”这一理念，今日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猜，不少中国人知道或了解《纽约客》，很可能是由于两位赫赫有名的《纽约客》驻华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和欧逸文(Evan Osnos)。两人都在中国驻留期间，留下了一批至今仍广受全球中英文读者欢迎的非虚构新闻作品，并随后集结成册出版，代表作当为何伟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三部曲，以及欧逸文的《野心时代》。这些作品不敢说笔落惊风雨，但绝对也引得一时洛阳纸贵。而在美国，两人也早已拿遍了各大新闻奖项。

说实话，很难想象两个外国人竟能将中国窥探得如此细致生动、抽丝剥茧，引得我们一群中国人啧啧称奇。甚至很多中国的同行都对这二人称赞不已，有无数人天天都在模仿他们的笔法和文章立意。如果看过他们两个人写的长篇特稿的话，会发现此言不虚。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个外国人，正是他们让老外对我们的理解更加立体、更富有层次。毕竟，如果是一个三流记者报道中国的话，很可能施加的就是反作用力了，但是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一个国际大刊该有的水准与操守。

如果对《纽约客》90多年的发展历史及这本杂志的特点有一个基本了解的话，会发现除了其尽人皆知、风格独特的漫画、诗歌、小说以外，杰出的非虚构长篇特稿写作也是其一大特点，这也正是何伟和欧逸文大展拳脚的部分。时至今日，当年的诸多经典特稿长文，如John Hersey的《广岛》特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和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依然是特稿写作的经典，其影响力绵延至今。而其杂志下的一批重要撰稿人(以汤姆·沃尔夫为代表)还催生出了20世纪极富影响的“新新闻主义”，令人叹服。2016年4月18日，《纽约客》获2016年普利策奖特稿写作奖和批评奖，这是杂志界的第一个普利策奖，实力可见一斑。

何伟说过：“几十年来——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非虚构类作品在美国愈加受人重视。原因何在？你可能会想到美国实用主义盛行、美国人强调真相，或是社会体制重视新闻业。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美国是个大国，读者众多，能支撑得起《纽约客》这样每周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杂志。但在英国、在欧洲，这就不可能，因为欧洲国家一般较小，市场因语言隔阂而分散。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没有杂志能与《纽约客》相提并论。那里也有很多了不起的记者，但他们无法像在美国发展得那么集中。

而中国呢，如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像中国一样让人着迷，这里绝对不缺乏写作素材。而且，中国也有美国那样巨大的市场：大量有文化素养的读者。我希望，中国这一代记叙性非虚构作家能写出好的作品，帮助读者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国家”。而欧逸文也说过“当代中国和上个世纪的美国一样处于巨大的变革当中，因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选题富矿’，有无数重要的事件、质疑等待人们去挖掘、去记录、去呈现”。

以上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为例：在当时，美国社会风云激荡、暗流汹涌，社会整体处于一种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的氛围——在海外，朝鲜战争偃旗息鼓没多久，美国很快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在国内，肯尼迪当选总统并遇刺、性解放、“嬉皮士”文化、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等事件，都让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新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与此同时，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多种媒介的活跃，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越来越难满足人们对真相的渴望，人们渴望获得深度的、有价值立场的报道。于是，一种将文学写作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活动，并且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有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新新闻主义”应运而生。而这几年在中国大热的特稿写作，其实也正是“新新闻主义”的延伸。在中国，传统媒体能做到高质量非虚构特稿写作、刊发的，寥寥无几，杰出者包括《GQ》《三联》《人物》《读库》等；在自媒体领域，近些年也涌现出了如《真实故事计划》这样的成功案例，希望这个名单能无限延长！

关于特稿写作，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些《纽约客》杂志在采访和写作方面的规范和规程。按欧逸文的说法，他在中国的工作周期一般是两到三个月一篇，有的时候是六个月一篇。在这个过程中，一篇文章大概要采访五十到八十个人，如果文章题目比较小、范围比较窄，采访的人数要少一点。基本上每个故事写完，会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虽说《纽约客》的稿酬在美国媒体中偏高(据说几年前为一个字一到二美元，放到中国，这简直是高到离谱)，但是这么做也确实奢侈。他所采访报道的主要写两种人，一种是在中国很有名，但在西方还不太被人详细了解的名人（在这个类别下，他对财新主编胡舒立的那篇采访至今都是经典）；另外一类不是社会名人，但是有特别的意义(《中国愤青》是其中代表)。尽管这些年出现了类似《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特稿，但我们国家的媒体对第二类人物的采访依然是相对缺失的。

除此之外，《纽约客》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信息核实制度。它可以确保文章所有文字的准确度和可靠度，并对某些相对概念性的话题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些也正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地方。可以想见，高质量的写作必然离不开良好的文字功底和严格的写作规范，有追求的媒体或许可以从《纽约客》的写作编辑上学到一些。

然而高质量的非虚构写作就技术层面而言就已经很困难了，遑论满怀感情之作！何伟曾为《巴黎评论》采访他在Princeton的恩师、《纽约客》著名撰稿人、美国非虚构写作大师John McPhee，那篇采访稿真是字字珠玑，极富启发性。正如John McPhee所说：“写作只有越写才能越好。人们总是认为写作是无法传授的。事实上，确实是，你不可能扔地上一个鞭炮，它就会变成作家。我可是每天都在写，一整天都坐在那里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动笔开始写。一周六天我每天可都是这样过来的，每天我都会往桶里放一小滴水，这才是关键，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向桶里放一滴水的话，365天以后，桶里自然就会有些水了”；“最好的作者未必最有天赋，但都知道到自己的弱点并努力改进。课到最后，我明白了非虚构写作，如同小说创作一样，既要呕心沥血，又要激扬文字。如果你足够关心这世界，世界将展示给你那些文学性的瞬间。在那个瞬间，一个故事可以呈现所有道理。”

而要说起精英文化，另外一本不得不提的刊物便是大名鼎鼎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书评）。

它的诞生相当偶然。在1962至1963年间，纽约迎来了一场持续了144天之久的“报业大罢工”。罗伯特·洛厄尔、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芭芭拉·爱泼斯坦和詹森·爱泼斯坦四人在聚会时谈到当今的书评让“一本书生下来便掉进了蜜罐里”，立志恢复严肃书评往日的荣光。报业罢工仿佛是一个天赐的良机，让他们立即着手创办心目中理想的书评媒体，并在第一时间邀请西尔弗斯(时任《哈泼斯》杂志的编辑，并参与创办了《巴黎评论》)共同创刊并担任主编。几人一拍即合，造就了《纽约书评》几十年的辉煌。

最初创刊时，外界普遍疑惑：在这个时代，谁还会需要一份精英高端思想读物，这玩意儿会有市场吗？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创刊五人和他们竭力寻找的作者，决定了《纽约书评》的诞生和风格，并将其塑造成“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成功的智识性期刊”。在2013年《纽约书评》创刊50周年时，为了给这本在美国精英知识阶层影响力巨大的杂志庆生，好莱坞传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拍了一部记录《纽约书评》发展历程的纪录片：《The 50 Year Argument》。而四年之后的2017年3月20日，《纽约书评》的创刊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在曼哈顿因病去世，享年87岁。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他仍在为这本杂志工作。去世后，欧美各大报刊对这位这位传奇编辑纷纷悼唁，极尽荣哀。

西尔弗斯1963年参与创立《纽约书评》，在任上去世，主编生涯长达54年，不可谓不是呕心沥血。在他手上，《纽约书评》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书评刊物之一，甚至说是第一，也丝毫不为过。很多人说，西尔弗斯是《纽约书评》的灵魂，正是他和团队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才将书评变成了一种艺术，使关于书的讨论成为鲜活的、令人亢奋的、智性的活动。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他的运作之下，《纽约书评》保持了浓郁的“智性”风格，网罗了当世最杰出的头脑来探索观念的世界，让思想影响当下的重大问题。

《纽约书评》的作家队伍熠熠生辉，其中不少都是诺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金奖得主和各专业领域的执牛耳者(以后有机会的话会写个连续专栏，将我熟悉的一些介绍给大家)：以赛亚·柏林、索尔·贝娄、霍布斯鲍姆、费正清、哈罗德·布鲁姆、诺姆·乔姆斯基、库切、玛丽·麦卡锡、纳博科夫、爱德华·萨义德、德怀特·麦克唐纳、欧文·肖、威廉·斯泰伦、索尔仁尼琴、埃德蒙·威尔逊、V.S奈保尔、托尼·朱特、汉娜·阿伦特、汤姆·沃尔夫、苏珊·桑塔格、萨特、布罗茨基、W.H.奥登、戈尔·维达尔、诺曼·梅勒、琼·迪迪安、亚丝明·EL·拉什迪、玛丽·比尔德、达里尔·平克尼、迈克尔·查邦、蒂莫西·加顿·阿什、佐伊·赫勒、科尔姆·托宾、伊西多尔·范斯坦·斯通、哈德威克、伊恩·布鲁玛、翁贝托·艾柯、罗伯特·洛威尔、彼得·辛格、阿尔弗雷德·卡赞、罗纳德·德沃金、乔纳森·米勒、查尔斯·罗森、克里斯托夫·里克斯、弗兰克·克莫德、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乃至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等等，当代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传媒界、科学界各路巨擘都在《纽约书评》的约稿名单之列，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豪华阵仗。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多元、丰富且深邃的写作群体，才使得《纽约书评》也超越了自身名字的表面含义，从文学批评扩展到哲学、历史、艺术、政治、经济、科学等各个领域，也从纽约一地辐射到整个西方知识界。正如西尔弗斯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在我看来，书评这种形式几乎可以用来评论任何类型的出版物、分析任何问题，因为总会有一书是与此相关的。书评可以从一种批判视角对最紧张的政治问题施加影响。”

为了表彰《纽约书评》对美国文学界的杰出的贡献，2006年，西尔弗斯与爱泼斯坦两人荣获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可谓实至名归。西尔弗斯的朋友曾这样评价他：在这个道德稀缺的时代里，他是一位坚持道德差异的人。他掌握着真正的编辑艺术，可以将作家脑海中那些毫无章法的、原始的、粗糙的想法整理成优美的篇章。而用华兹华斯的一句话来形容他：“一位正直善良的好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莫过于他对卑微及弱小投以的善意与仁爱”，他彰显了一个伟大编辑该有的所有精神！

一般来说，美国的文化刊物等级明晰，很多刊物受众分野明显。在美国国家杂志奖的得主中，《纽约杂志》《纽约时报杂志》《纽约时报书评》等是给喜爱文化的大众看的，《纽约客》《旁观者》《大西洋月刊》《国家评论》《The Nation》等是给中产以上阶级人群和高级知识分子看的，而《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巴黎评论》《哈泼斯》《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等则特供专家级的高级精英知识分子，一般只有大学书店和精品书店才有卖。

说句题外话，纽约作为全美的经济、文化、艺术中心，诞生了诸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刊，不得不佩服其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另外，这里的刊物等级划分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因为不同杂志期刊对主流观众的定位不同，所以才有此划分。毕竟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包容度极高的国家里，就连《Playboy》（花花公子）这样的成人杂志，都有着质量极高的人物专访和大师级别作者的特稿。正如其创始人休·赫夫纳所言：以色情养文学，以文学提升色情。

现在很多人把《纽约书评》看作是新媒体爆炸时期，传统媒体仍有不可替代性的象征和媒体独立的精神旗帜，我深以为然。回顾成立于1963年的《纽约书评》，它的诞生伴随着使命：提高美国的文学评论水平，并且培育出文学和政治文化杂糅的评论土壤。相比人们常说的“美国东海岸自由左派知识分子大本营”，西尔弗斯更愿意强调《纽约书评》的怀疑立场。质疑权威，是一切论辩之始。它的立刊之本乃是捍卫基本人权，反对政府的一切欺骗、压制、拷打行径，以及剥夺人们质疑、写作、集会、成立新政党权利的行径。

在网络对传统媒体冲击日益剧烈的当下，长阅读和深度阅读越来越被碎片化阅读取代，而《纽约书评》仍坚持发深奥晦涩的长书评，坚持其“毫不遮掩的精英主义”立场，从而形成了所谓“读书评比读书还累”“正襟危坐的杂志远比随便翻翻即看完的杂志好”这样的奇特现象。在社交网络时代，西尔弗斯坚信：一个关于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独立而批判的声音，现在比五十年前创办杂志时更为需要。电子的沟通形式在每一个领域日益发展，但是他们对于文化的影响仍然是模糊的，因此需要新形式的批判性检视。这会是《纽约书评》未来的核心关怀。其中话语无疑隐含了这样一个信息：只有真实的、经过深思的、明智的信息，才是恐惧的长效解药。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一声：现如今，浮夸的文字越来越多，而真诚的书评越来越少。到底有多少书是真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燃了我们对世界、对思想的渴望；而又有多少书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网络、粉丝营销无所不用其极，其界限已然模糊，普通读者完全找不着道。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制于不同个体的知识积累、阅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差异，每个人阅读过程都会独一无二，而这正是阅读的根本魅力之所在。但是，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总是会有一些非常根本而客观的标准摆在那里的。既然如此，那么“热门”是否值得追捧，“名家”是否不失水准，这就是个极看功力的活了。

此时，书评人的作用便凸显出来。2017年8月初，欧美书评巨擘、《纽约时报书评》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从这个已占据34年的高位上退下来，在此期间，她赢得了来自白宫、好莱坞、文学院教授和纽约时报精英读者群的掌声和敬意，堪为西方影响力最大的书评人。正如《纽约时报》执行主编迪恩·巴奎特所说：没有人能有角谷那样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此引领一个国家的文学生活。如果没有她，难以想象《纽约时报》会有多失色。而《名利场》杂志则称角谷是最令人生畏，也最不可预测的文学守门员。1998年，由于“就图书和当代文学所写的充满热情和富于才智的文章”，角谷美智子赢得了职业生涯中的最高荣誉——普利策评论奖，并一度被选为全球文化界最有权力的女性之一。与此同时，她也因文风尖刻而在美国文坛树敌众多。但正如他人评价“她让作者害怕的也正是她让读者信任的：你无法轻易预判她的垂青落在何处”，这也让她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权威和无冕之王，而“被角谷”也已经成为令一个作家即盼又怕，彻夜难眠之事。西方媒体为此报道：“美国文坛即将翻开新篇章”，可见其及其所代表的《纽约时报书评》影响力之大。若不考虑精英阶层的调性，其在大众读者中的知名度要更甚于《纽约书评》。

齐格蒙特·鲍曼曾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指出：“当前的社会已由过往的固态、厚重与稳定状态转为液态、轻盈与多变的特质，‘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而我们没理由拒绝，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境况！当世界已呈烂漫百态之时，我们更应该反求诸己、关注自身，这不仅仅关乎于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实践、一种工作、一种作用。换言之，唯有纵深，复杂性，庞杂粗粝，才正是生命力所在。

人生有边界，但边界可以被延伸、拓宽、消除。正所谓：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而好的杂志，在客观、忠实地记录了复杂、流动的现代性的同时，又通过其深度的阐释和评述拓宽了其原有知识和思维的边界，给予我们无限的启发，而这正是现在很多所谓的新媒体难以做到的。正如许知远所说，我们最终是依靠语言和思想来探测这个世界。因此，如何使我们在原子、电磁波、比特和代码组成的世界里获得一点自己的观点，使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更丰富、更复杂、更明细，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中国，从100年前的《新青年》到现在，不断有新的传统被我们创立，但却始终不能被持续地建立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纽约书评》和罗伯特·西尔弗斯这样伟大的编辑：不仅仅是为了赞叹他们、仰慕他们，更是希望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对应的力量和借鉴，以此激发出我们自己的力量。盖伊·特立斯说过：“成熟的《巴黎评论》透射出一种魅力、才智、优美和冒险”，《纽约书评》同是！

还记得安伯托·艾柯说过：“每个季度都有一篇文章讨论：在美国，小说已死、文学已死、文化已死。人们不再读书！青少年只玩电子游戏！可事实是，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店里堆满了书、挤满了年轻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书、这么多卖书的地方、这么多光顾那些地方买书的年轻人。” 既然如此，我们究竟还在担忧什么呢？传统的新闻机构在过去数年里遭遇了重大财务挫折。由于读者和公司纷纷转而关注互联网，这些新闻机构的发行数字和广告收益双双缩水。当然，该行业已经试图根据这种新的状况进行自我调整：一些报刊和杂志已经削减出版期数，或者干脆停掉纸版，并对在线内容进行收费。但更多新闻机构则是已经尝试增加一些内容，对网络上最流行的东西加以效仿，尤其是娱乐八卦方面的报导，以至于最近网络媒体一直在叫嚣“旧媒体已死”，但回看《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和《纽约书评》的历史，这样的论调真是讽刺。

近些年，美国优质的媒体如《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波士顿环球报》等接连被收购，这呈现给人们的或许不是纸媒的衰落，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唯有优质的内容才是媒体长盛不衰的关键，资本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只要有好的内容，形式的死亡则无足轻重！《媒体的真相》一书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不要认为新闻正在远离我们。传送媒介从纸张变成电脑，记者被重新命名为内容提供者。受欢迎的出版物会流行，真人秀会兴旺，但是好奇心、充满活力的研究、敏锐的分析和雅致的文风是绝不会过时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它们越稀有，这些特性越弥足珍惜。”新媒体或许重塑了内容的载体形态和生产方式，但新闻报道仍是这个行业的核心。

不过，不少传统媒体人对科技界频繁插手传统媒体领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其潜在的原因在于“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绿色和平主义、或者甚至是想要保护投资者的其他资产，传统的媒体公司都可以在推动投资者认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理论让人感到恐怖)”。

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待，毕竟新闻业有其传统和规律，不会因新技术就此黯然湮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入玩转。怀旧也许说明老了，但其历史依旧光芒万丈。毕竟，高质量媒体的兴衰是一个社会良知的风向标，有人插手总比自生自灭强。还记得2017年上映的电影《华盛顿邮报》吗？其剧情主要聚焦于1971年的五角大楼泄密案。而一年之后，“水门事件”爆发，最终导致尼克松政府垮台。《华盛顿邮报》两战死磕、两战成名，最终从地方性报纸跃升为受尊敬和有影响力的国际大报，也在美国政治史上划了一道分水岭，使调查报道成为新闻业典范，一代代媒体人受之召唤和激励。

在面临政府压力与媒体责任、上市经营与新闻理想、财务与法律、高层私交与公共良知、同行竞争与内部士气等复杂冲突时，《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和总编辑本·布拉德利在严峻时刻做了正确决定。而在1968至1991年担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期间，布拉德利组织和筹划的报道获得了18次普利策奖。由此，凯被誉为“美国报业第一夫人”，本则是“最危险的总编辑”。诚如《圣路易斯邮报》影评所言：在一个新闻媒体越来越被指责提供“假新闻”的时代，这部电影提醒人们，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相更珍贵，更重要。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波兹曼曾提出“媒体即隐喻”这一观点。作为媒体，对于某种特殊内容的偏好，以观众喜爱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而这种强大却隐蔽的力量足以“定义现实世界”。沃尔特·李普曼也曾说过：“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环境，而是媒体为我们构建的拟态环境。”但优质媒体，却可以将失真度降到最低！正如经纬中国的创始人张颖在2017年12月的一篇微博文章中所言，“轻公司以后都会做重，也必须做重，只有做重才能有效抗拒巨头杀入，也唯有如此才能做大。”内容、媒体公司也不例外。

如何做重？高品质的内容是关键。因而，我们真正要在意的不是新旧媒体之分，而应该是内容。唯有优质的内容才能塑造优秀的思想。就像《连线》前主编Chris Anderson说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多媒体形态的年代、人人都在讲故事的年代，但真正的好故事在哪儿呢？技术的迭代势不可挡，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也的确已不复存焉。

在Web 2.0时代，人人都可以生产内容，这在理论上给了媒体领域的进一步民主化以无限可能。而移动互联、社交媒体的快速崛起，AI、大数据、复杂算法的巨浪裹挟，又使传统媒体的预算、底线和期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需要付出代价。尽管如此，这个社会依然需要高质量的读物、媒体与文章。即使我们生活在抖音、微信、脸书、Instagram和Snapchat的时代，我们也永远不能放弃品质阅读、深度思考和高质量的现实朋友圈，因为这一点很可能是“新阶层固化”出现的标志。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所说：“在一个信息可以说是唾手可得的世界，重要的往往不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本身，而是现实的关系网和朋友圈……在信息的版图内，更有优势的是上层阶级，他们的朋友圈可以判别信息、提供语境，而下层阶级的亲朋好友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网上得来的信息，因此信息对他们并非多多益善。”

上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资本的形式》中提出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这一概念。简而言之，文化资本是一种通过教育洗礼，历练而成的个人优势，与生活品味息息相关。建设文化资本就是精英阶层地位的巩固。换言之，能够定义和维系一个人阶层的，不再是物质消费，而是精神消费和消费背后的观念。稍有远见的人都会意识到文化资产的积累是一种必然趋势，再往后必将更注重一个人的格局、品味。

但正如保罗·福赛尔在其代表作《格调》中所言，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它们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互相作用的产物。而隐匿于个性（品味）背后的算法推荐赋予了阶级区分天然的合理性。我们以为按照“个性”“兴趣”“品味”这类带有自然属性的标尺去分发信息应该可以创造出一个高效、民主、自由的信息共享平台，但是，很明显，品味天然带有阶级区隔与不平等的标记，因此，换言之，个性推荐是一种不平等的推荐，是带有阶级区隔的“猜你喜欢”。

人类学家达娜·博伊德说过：“在一个信息唾手可得的世界，重要的往往不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本身，而是现实的关系网和朋友圈……在信息的版图内，更有优势的是上层阶级，他们的朋友圈可以判别信息、提供语境，而下层阶级的亲朋好友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网上得来的信息，因此信息对他们并非多多益善……诚然，现如今的年轻人可以随处上网，这种技术可以实现他们同世界的即时互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通向知识和机会的平等渠道”。信息社会所带来的“茧房”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讲使上层阶级摆脱了垃圾信息，而对于下层阶级来讲却是囿于低级的“个人日报”。你们以为Facebook和今日头条上面的个性化推荐是你的心头好，但现实却非你所见。人与人之间认知的差距，就这样被一步步拉开。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我并非是说科技媒体就一定依赖于算法，不会做出高质量的内容。毕竟，即使是在网络时代，决定媒体生命力的最终标准还是你能产生多少独家信息和深度内容的能力。新潮如The Information这样的美国科技媒体照样可以通过独家爆料magic leap的造假丑闻来暴得大名；而国内亦有财新传媒这样的优秀媒体。但90％的新媒体皆是算法推荐，足以抹黑整个行业。

“你们的权力已经让我害怕了。” 这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2017年10月31日对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三家硅谷公司的代表就有关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开始提问前所说的一句话。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Facebook的月活跃用户超过20亿，几乎掌控着全球范围内的社交行业(除了中国)。而全球范围内的企业们则离不开谷歌，甚至在一些国家，90%以上的网络搜索用的都是谷歌。Facebook和谷歌这两家公司控制了美国在线广告收入的三分之二。

毫无疑问，这几大科技巨头已经接替了传统的媒体，成为了事实上的“第四权力”。沃尔特·李普曼说过：“到达报社编辑部的当日新闻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杂乱无章令人难以置信，筛选与排列新闻是民主社会中真正神圣和具有宗教性的工作。因为报纸是记录民主进程的圣经，是人民行为的依据。”可如今的问题是，这些“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一股脑地通过扁平化了的网络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远远来不及消化它们。

同样的，富兰克林·弗尔在其《没有思想的世界》一书中也写到“科技公司在摧毁弥足珍贵的事物……它们腐蚀了媒体、出版这些能提供深度内容、激发思考、指引民主的机构的品格。注意力，是它们最宝贵的资产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但它们滥用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一点在吴修铭的《注意力商人》一书中也有印证：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物》杂志创立之初，其创办编辑迪克·斯托莱开发了一种可以比作是“前数字时代算法”的方程。这一方程式可以用来挑选杂志封面，它会自动按下面的方式进行排序：年轻的比年老的好；漂亮的比丑陋的好；有钱的比没钱的好；电影比音乐好；音乐比电视好；电视比运动好；而政治题材是最差的。

现在的智能算法，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可以知道怎样的封面会刺激杂志的销量，还可以知道哪些文章最受读者欢迎。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于是，狗都可以兴风作浪了！由于社交媒体可以对新闻进行大规模解构，于是大量形成了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反转新闻。换言之，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那些互联网巨头并未消灭守门人(传统精英力量)，它们只是取而代之罢了。美国并未变得更加平等，相反，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富兰克林·弗尔在《没有思想的世界》一书中写道：它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守门人。”最可悲的是，当关心民主进程的人依旧还在写书、读书的时候，那些决定民主命运的人可能只是在刷Twitter。而这又和Peter Thiel的那句名言何其相似：“未来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们明明要的是飞车，结果却只得到140个字符”（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人们对待算法的态度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几年前，托高速成长的科技公司们的福，算法在那时还代表着前沿技术和高端的计算机智能水平，几乎等同于政治正确，Google 用算法将搜索结果排序，Facebook 用算法为用户呈现他们喜欢看到的内容，这些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改变。可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科技公司滥用算法的另一面开始越来越多的被关注。我们将选择权传递给了计算机算法，但问题是，它们并没有人类所具备的道德精神。算法漠视公民权利，放大了人们的恐惧和愤怒。

科技公司已经不能将责任全权归咎到技术上，而逃避社会责任了。正如快手创始人宿华所说：算法本身是没有价值观的，但是算法是人去定义、搭建的。做算法的工程师、团队是有价值观的。机器不会无中生有产生一个算法，算法是背后有一群很优秀的人，去分析用户的问题、诉求，最后想出一套办法把它变成程序、代码，然后在计算机上运行。这样整个过程下来，实际上算法里面蕴含的是团队的价值观。已成公众必需品的科技公司们需要思考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在算法帮助下获得海量用户、占据了用户每天大量使用时长后，如何让用户花费的每一秒钟更有价值？

现在，人们审慎算法逻辑和推荐，但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科技对人性冲击的集体恐慌中，他们担心基于人的身份特性推荐信息最终演变为客体塑造主体，就像麦克卢汉所说：We shape our tools, and thereafter our tools shape us。但是，科技形塑人类始终是基于人类的意志，我们现在应该审慎的是一些人如何用科技征服（蒙昧）另一些人。否则，正如奥威尔所说“这个世界上，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平等。”如此，我们必须牢记：身怀利器，慎而用之！

长久以来，有一个问题被我们潜意识地忽视了：身处网络中的公众，既是媒介内容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但同时也是网络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位。网络从来不仅仅是媒介这么简单，它同时兼具媒介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施拉姆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最后7分钟"论断：人类文明史被按比例缩为一天。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人类文明几乎全部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于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而这些爆炸性的发展都有赖于传播媒介的进步。换言之，媒介的发展决定历史的进程。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由于掌握着公共资源而天然肩负着社会责任。尽管商业性和政治性是其无法脱离的属性，但公共性和公益性更是其立足的根本，这使其成为超脱于传统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而新闻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这些概念也一直都是大众媒体组织和从业者身上撕不掉的责任标签。而在互联网时代，其社会属性逐渐消解，智能手机让互联网变成 24/7，个性化推荐又使得“娱乐至死”绝非妄言。

就像诺依曼所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一旦用户认为某种价值取向受到广泛欢迎，那么与之相符的声音就会高涨，与之相反的声音则会陷入沉默。置身于不同种类信息下，涉猎不同的领域，倾听不同的声音，本是一个人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但信息的私人定制却通过“个性化”的名义背离了这种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其带来的“茧房”“隧洞”“回音室”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讲使上层阶级摆脱了垃圾信息，而对于下层阶级来讲却是囿于低级的“个人日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然被无形的“圆形监狱”所监视。正是在这里，人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够被驯化、调教、塑造的对象。通过这个系统的改造，人变成了一个个整齐划一、有用而听话的“肉体”。最终，那些具有自己独特价值、能够感受到自己生命意义的人就不存在了，用福柯的话说，这时候的“人”已经死了！而当人们的精神死去时，所谓的阶级分化，不过是其副产品罢了。

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我们机不离手刷出的热点，不仅强化了你固有的认知，更有可能让你离真相越来越远！正如丘吉尔所说：“当真相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城。”

可是，纵然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启蒙时代，但它更不应该是一个蒙人时代！然而悲哀的是，这个时代的媒体和内容提供者多数都在蒙人，而绝大多数的我们还在乐于被蒙骗，甚至主动被蒙骗！我们不应该忘记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中说的那句话：“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可与此同时，我的脑海中又隐约闪烁起了这么一句话：不要一味地迎合读者。读者也需要被教育，被引导，被当成朋友一样平等地讨论问题。换言之，他们不是crowd，他们是public。

我们一直以为，网络的自由化会带来言论的自由化，其实反而更加是言论与观点的狭隘与偏见。换言之，声音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少。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当意见的自由显现成为错误的自由、幻觉的自由和曲解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几乎不可能激发出比自由本身所代表的更大利益，这种意见的自由是完全抽象化的自由，是对主智主义思想的过度改良。”

这个现象简直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洞穴囚徒”故事的翻版：终身居住于洞穴中的野人以为墙上舞动的影子便是真实世界所在，而客观事实却与自己臆想的主观事实天差地别。就此，李普曼写道：美国人也是居住在洞穴里，因为媒体所传播的外部世界的消息是被歪曲了的，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新闻报道“缺乏客观标准和行为准则”。这难道不适用于今日的我们吗？90年前李普曼就率先分析过新闻、媒体危机，分析过大众舆论的传播效应，可现在我们又沉浸在“信息流瀑”中，可谓悲哀。

但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值得探究的并不是科技或者科技巨头，而是科技带来的加速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失衡的焦虑。世界在以一种难以预测的加速度改变，而我们则试图寻找一种读懂变化的方式。现代社会是一个越滚越快的车轮，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对前路的判断切中肯綮，但这恰恰就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话语空间，让观点和观点发生积极关联、让人与人重新建立起“附近性”联系的原因。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一个社会之上、政府之下的独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可以对这个事务进行自由讨论，公共空间的存在是保障了政治的民主，也保障了私人的自由。然而，互联网的趋势就是使得我们会越来越漠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越来越混合，已经完全模糊了界限。这一点在各路明星所谓的“不占据公共资源”的娱乐新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伪公共事件会耗散人们对真正有意义公共话题的探讨，使公共议题失焦。因此，绝对不能用私人空间去挤压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自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理想的新闻不应该是即时的，它应当能够铭刻当前的时代特征，作为具有丰富生命力的资料保存在历史中。就像著名的AP(美联社)法则所说的那样：“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使一个好的记者对其感兴趣的东西。他必须时时感觉到，他是企图发现新大陆的另一个哥伦布或马可-波罗。既然几乎从来没人通过做新闻发财致富，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呢？这取决于各个人自己以及他打算如何度过一生。还有什么比记录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故事更好的呢？”记录这个时代不一定会即时改变这个时代，但它们却可以形塑一种独特的思维环境。毕竟，文明脆弱，媒介易逝，但想法、思维永存。

彼得·德鲁克曾说，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公司体制。要是照此推论，那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媒体环境——能够被我们从西方媒体顺利借鉴的东西可能真的并不多。

实话实说，除了意识形态和制度审查方面的问题外，我们国家的许多杂志老是不敢直面很多尖锐的问题，观点总是骑墙，缺乏坚定的立场观点和该有的担当，还美其名曰“客观中立”。但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说，科学的“客观性”和政治上的“中间派”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网络及媒体上的所谓的“客观中立”和客观也没有任何关系。反倒是这种看似中立客观的骑墙态度，最容易成为混淆黑白的利器。韦伯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应当把经验事实和研究者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区分开。任何人对事物做价值判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理性的媒体工作者，则必须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是自己的价值判断，什么时候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这容易做到吗？太难了！但孰不知，这一点正是决定杂志格调最为关键的地方。缺乏这些品质，想要催生出伟大的杂志，难矣。毕竟，独立阅读、思考和创造，几乎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东西。

2018年1月1日，阿瑟·格雷格·苏兹伯格(A. G. Sulzberger)接任其父出任美国自由派旗帜《纽约时报》的出版人。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纽约时报》对于苏兹贝格家族既是商业命脉，又是公益责任。诚如《纽约时报》老一辈当家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的信条所言：“公正地报道新闻，既不畏惧，也不偏袒，摒弃党派分歧，不受利益所惑。让来自不同角度与层次的各种意见展开充满智慧的讨论”。这条标语无数次出现在时报头版，也成为激励全世界新闻记者的行为标准。

《纽约时报》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别称“灰衣女士”，本意是嘲讽其不苟言笑、老套刻板的形象与风格。但现在反而成为其坚持高质量严肃新闻的代称。众所周知，《纽约时报》也是从黄色小报发展起来的。由于之前技术能力的欠缺，媒体从业者并不能真正的对接读者，而是要通过发行量、口碑、编委会、主编的层层过滤来链接读者。这些现在看起来冗余的设置，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了一道优秀的防火墙。正因为读者的趣味无法量化，从而让编辑有了有限的自由创作空间，有限度地容许编辑引领、冒犯读者，这种差异化，无论对于编辑记者还是读者，都是良性刺激，因为它能让人们更丰富（当然，就像很多西方媒体一样，《纽约时报》也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双标，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编辑对读者智识的满足被异化为对其底层欲望的谄媚，由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就从智识上的互相琢磨转变成一种单向的饲养与索取的关系。

这种关系同时损害着两者，对于读者来说，这种毫无挑战的喂养会使他退化为对知识、思考几无追求的“思想上的侏儒”；而对于作者来说，他的工作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技术工作，不再有任何的自我表达，而只是单纯煽动情绪和所谓的“民意”，并最终获得世俗上的成功：10W+。这种双向的封闭的互相喂养机制，最终形成的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大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容易被煽动，而这些内容生产者也越发缺乏对这些人的尊重。

其实，新闻读者往往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听到不偏不倚的独立新闻，也就是新闻报导不会去战略性地忽略一些东西、代表某些数据、或者选择特定的词语或问题。但另一方面，人们阅读新闻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希望听到新闻中的观念能够让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得到确认。如果某条新闻报导有悖于某人的信念，他就会轻而易举地表示这篇报导不正确，存在偏见和党派性，并且不再从这个新闻来源处了解新闻。如何把握二者的平衡，这是一个极度挑战的工作。

或许，《乔布斯传》《马斯克传》的作者、《时代》前主编沃尔特·艾萨克森对《时代》周刊作出的寄语能给我们有效的启发：“为读者展示各种话题，不断拓宽（而非缩小）他们的兴趣范围；为读者提供的想法和观点是要挑战他们的偏见，而不是仅仅去强化读者已有的想法和观点。”难道这不适用于所有杂志和媒体吗？

我忽然想到了“新新闻主义”的旗手盖伊·特立斯在《舞会结束了》里的一段话：“人人都得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以前那种从个人所从事的‘手艺’中获得个人存在及成就感的方式已不存在了，人们只能依靠自我推销来让别人了解自己的存在。现在已没有了优秀演员的精彩表演，只剩下舞台上空旷的布景。和平大进军已演变成了化妆舞会。新闻现场也只是摄影机的舞台。评论家们则闭着眼睛跳舞”。所以说，真相并不存在，没有事实，只有解构与诠释。真相，或我们所谓的真相，只是一种用来左右他人的诠释而已。

恕我直言，没有《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和《纽约书评》这样的媒体已然是我们的悲哀，但若还沉浸于垃圾信息和“虚妄真相”的“回音室”中，则更是令人心痛！到那时，我们还会为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欢欣鼓舞吗？我始终认为，没有“扒粪者”的时代，不会好！然而，大道多岐，路在何方？既然相对自由的制度环境下都可以催生出“多数人的暴政”，那么，又何妨再来一个“多数人的愚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