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更准确的说，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自此，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二次全球性的超级金融危机，正式进入高潮。
那一年，我刚读初二，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不说匮乏吧，也是聊胜于无，自然对电视上铺天盖地的相关新闻报道兴趣寥寥。那一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
16年过去了，汶川地震在国人心中的伤痕正在被逐渐熨平，北京奥运会也早已成为我们国家强大的见证。人们主动提起它们的次数，正在越来越少。
可相反的是，2008金融危机的幽灵，却似乎围绕在人类社会上空，久久无法散去。后来这16年间，但凡任何一次稍有波澜的经济动荡，总是能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当时，成为当时情绪的映射。
就拿当下而言，这几年，最常出现在报道中的“咒语”，恐怕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莫属。对我个人而言，当我几年前研究生毕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就业、失业、转行再就业、辞职等等变故后，方才明白：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环顾四周、看看舆论，我个人的微小经历，就如同是当下宏观环境的浓缩镜像。放眼国内外宏观环境，房地产行业与经济之间的深深勾稽、资产负债表衰退所激发的经济大讨论、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从属关系……
毫无疑问，我们担忧类似危机的再次到来，不愿重蹈覆辙。
西塞罗说，历史是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古人的使者。在历史的巨镜下面，我们回望反思，然后蓦然发现，历史就在我眼前。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因此，我对那段历史愈发好奇：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的美国政策层做错了什么、补救了什么？在力挽狂澜时，他们如何建立“行动的勇气”？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行动的勇气》、《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乱世华尔街》、《恐慌：2008金融危机秘事》、《众魔在人间：华尔街的风云传奇》……这些描写2008金融危机的著作，成了我一探究竟的一把把钥匙。
它们的讲述者各有不同，有参与者、亲历者，也有旁观者、研究者。随着阅读的增加，我似乎对整个危机的面貌也有了更深的理解。由此，我写下了《一个华尔街交易员眼中的金融危机》和《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回看十多年前的预言和谏言》两篇文章。
但这些总结，似乎仍有缺陷。参与者、亲历者往往会对自己的一些行为辩解，对部分敏感问题避而不谈；而旁观者、研究者又往往离得太远，书写过分主观。我需要一个更为中庸且犀利的视角，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认识，还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就是这本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所著的《当音乐停止之后》。
所以，我想借用本书的视角和观点，再次回看这次危机中那些令人难忘的部分，同时完善前述两篇文章未能充分展开的部分，是为“2008金融危机15周年祭”。
以下，enjoy（PS：文章较长，可以先收藏、再阅读）。
回看2008金融危机，有一个日期至关重要：2008年9月15日。这一天，雷曼兄弟正式破产。
可以说，自这一天开始，整个金融危机可以明显分为两个时代：“前雷曼时代”和“后雷曼时代”，雷曼兄弟的破产便是那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这里我们将其称为“雷曼日”。
那么，在“雷曼日”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7年2月，汇丰银行宣布，将旗下的次贷资产共减记105亿美元；3月，当时在美国次贷发放市场居于第二位的新世纪金融公司由于次贷违约率大幅增加而出现亏损和资金困难，最终因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保护。
当时，用来衡量美国次贷市场整体价值和表现的次贷ABX指数出现了第一次大幅下跌。请看下面这幅图：其中，灰线：ABX-HE AAA Index；蓝线：ABX-HE A Index；绿线：ABX-HE BBB Index（subprime）。
如果说，上述事件还只是发生在华尔街外围，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便直抵华尔街的核心了。
2007年7月，美国金融市场开始出现系统性崩溃征兆：贝尔斯登向旗下两只对冲基金投资者宣告，由于基金中以次贷为收益的AAA类高信用等级证券价值出现“空前下滑”，在资产回收后，上述两只基金投资者的收益“已无实际剩余价值”。这意味着，上述两只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将有可能血本无归。从上图也可以看到，次贷ABX指数第二次出现大幅下跌。
这本应被视为一个预兆，但很可惜，并没有。相反，花旗集团前CEO查克·普林斯随后发表了一句臭名昭著的言论：当音乐停止之后，一切会变得复杂。但是音乐仍在演奏，你必须起身舞蹈。我们仍然在跳舞。
直到2007年8月9日，人们才真正觉醒。彼时，法国最大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停止赎回旗下三只次级抵押贷款基金，声称这是由于“美国证券化市场某些领域的流动性彻底蒸发，导致无法对某些资产价值进行公允的评估。”这不啻为向全球金融市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全球银行间拆借利率开始急剧上升。
不过，当时的欧洲央行判断，这只是一轮较大的流动性危机，因而始终恪守“白芝浩原则”，为使他们的金融体系渡过流动性危机而充当“最后贷款人”。
然而，这真的仅仅是一轮较大的流动性危机吗？当时另一种比较悲观的观点将正在发生的一切归结为经济体正常授信机制的严重损伤，而流动性仅仅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仍然潜伏着——巨大的财富流失、大量的去杠杆化、主要机构或将出现破产情况，以及对银行系统、影子银行系统和其他授信机制的巨大损害。如果这些真的发生（在2007年8月尚未发生），整体经济将陷入巨大困境。信贷匮乏的经济将陷入衰退，甚至更糟。商业凋敝，工人也将面临失业。
相比欧洲央行，美联储快上一些。但在12月11日之前，美联储的降息步伐也并不大，许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委员仍未确信放松银根的必要性。
然而，随着美联储对市场恶化程度了解的加深，其行动也愈发迅速。翌日，美联储公布了两项新的流动性措施：一是与美元严重短缺的他国央行一系列货币互换额度；二是推出了定期拍卖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TAF），它被银行设计用来进行“白芝浩式”贷款，其贷款期限相对较长（不过，由于美联储关于污点问题的记忆导致了TAF的停滞，因而在2010年3月关停）。
以上只是热身，此时的美联储不仅信奉白芝浩，还相信凯恩斯。自2008年1月起，美联储开始快速降息。FOMC的大多数委员现在清楚地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场战争，他们正在紧急备战。基于“白芝浩原则”，美联储需要提供巨额流动性。但是，按照凯恩斯在多年前开出的药方，为了挽救一场迫在眉睫的衰退，降息也刻不容缓。
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宣布了一项扮演最后贷款人的新方式（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简称TSLF）。当时的市场极度缺乏高流动性的国库券，但却拥有大量其他资产。如果美联储可以用所持有的大量短期国债换取市场的其他资产，将有助于缓解流动性紧缩。毕竟，短期国债能在短时间内转换为现金。并且，美联储的掉期交易不会扩大其资产负债表抑或银行储备，后者通常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大。
与此同时，当时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也在进行一场生死之战。
在泡沫时期，抵押贷款证券化成为贝尔斯登获利最丰厚的业务，在2000-2007年间，贝尔斯登在自有品牌（非房地美和房利美发行的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承销业务方面始终位列市场三甲。此外，一系列的并购和扩张使得贝尔斯登变成了一台为抵押贷款提供全方位、垂直整合服务的机器。它的各个分支都将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并证券化，而后将包装好的证券售出——它要在这一链条的每个环节中榨取利润。
而自巴黎银行事件后，华尔街普遍认为贝尔斯登将成为下一个猎物，原因之一就是其对抵押贷款融资的过度倚重。和华尔街的其他巨头们一样，贝尔斯登运用廉价、超短期信贷（主要是回购债券）为自己融资，截至2007年末，贝尔斯登从回购市场借款逾1 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隔夜回购。
隔夜贷款必须每天滚动，通常来讲，这都是例行公事而已。然而，一则坏消息，甚至是坏消息的谣言，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摧毁一家公司的信用。到那时，其资产的缩水减值（特别是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与债务的刚性便会逐步使得原本的流动性不足转化成资不抵债。如果叠加了较高的财务杠杆，那转化速度会更快。
换言之，当市场对它失去信心时，它就会倒下，预言完成自证。
转变发生在3月14日，星期五，美联储决定通过摩根大通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以缓解该公司的流动性短缺危机。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但是，这只能解一时之急，还是需要为贝尔斯登的剩余资产寻找买家。纵览当时的金融市场，只有一个具有可行性的买家：摩根大通，只有它有着吸收贝尔斯登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所需要的“堡垒式资产负债表”。
然而对于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这样一个华尔街最精明的银行家来说，价格和资产质量是他首要关心的事情。经过一番拉扯，摩根大通同意先吸收10亿美元的亏损，将剩下的290亿美元不确定的亏损留给美联储。握有这一担保，摩根大通最终以每股1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贝尔斯登的所有普通股。事实上，摩根大通最初的报价只有每股区区2美元，后来迫于市场和股东的压力，才宣布将收购价提高到每股10美元。2008年3月16日，这笔交易初步完成。
贝尔斯登的获救让市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然而，安定之下波涛汹涌。房价、按揭贷款和止赎权（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问题日趋严重。贝尔斯登的迅速解体使人们对这种高杠杆率和低流动性相结合的高风险的华尔街商业模式产生了怀疑，雷曼兄弟接替贝尔斯登成了羊群中最慢的羚羊。随后则是两家一瘸一拐的抵押贷款融资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简称“两房”）。
两房的身份非常特别，它们是私人公司，但市场认为它们是准政府企业。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两房”并无明确的法律担保义务。尽管如此，整个市场还是几乎一致地认为两房存在着政府的隐含担保（是不是有中国地方城投平台那味儿了？）。
因此，除了国库券，两房的证券被认为是人们可以买到的最安全的资产，两房也能以能以接近国债的成本发行债券融资，这赋予了两房在抵押贷款业务上的巨大竞争优势，它们也由此成长为金融巨头。
两房隐含的政府担保使得一些问题纷至沓来。首先，两房被允许在极为宽松的监管制度下以极高的杠杆经营。2007年底，两房的杠杆率达到了75:1；其次，两房不被允许投资其他资产类别，抵押贷款、抵押担保和抵押贷款相关证券构成其所有收益性资产。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三大要素其实是同一资产的不同形式而已。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崩溃，两房注定要破产；最后，两房在房地产泡沫时期对业务策略的调整使得它们更加脆弱。在政治压力（政府的“居者有其屋”目标）和华尔街市场份额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两房开始担保并购买风险更大的抵押贷款。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崩塌，两房的资本基础进一步萎缩。在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中，为其债务提供保险的成本也一路飙升，它们的借款利率亦然。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并直接注资2000亿美元，两房得救了。然而，整场危机的高潮此时还未来临——就在一周之后，9月15日，雷曼兄弟正式宣告破产。
事实上，当贝尔斯登被收购后，市场便普遍预测，雷曼兄弟将是下一个倒下的金融机构。雷曼兄弟行动迟缓，但并未完全坐以待毙。在6月之前，雷曼兄弟通过发行优先股和长期债务筹到了150亿美元资金。然而，雷曼兄弟的流动性蓄水池仍然太过依赖于以抵押贷款相关资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正是这一策略葬送了贝尔斯登。
2008年7月，雷曼兄弟CEO理查德·富尔德建议美联储通过将雷曼兄弟转变成一家银行控股公司以得到保护，但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盖特纳拒绝了这一提议（讽刺的是，在雷曼兄弟破产后，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都先后转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
与此同时，雷曼兄弟也在想其他办法。整个暑期，雷曼兄弟与韩国发展银行进行股权投资谈判，在几经波折后破裂，而且恰好在两房被政府托管的时点上；而在财政部的牵头下，雷曼兄弟与美国银行的非正式接触延续了一段时间，最终也无疾而终。从业务结构上来说，美国银行更想要当时的华尔街第三大投行美林，美林也深知自己的境地，主动“截胡”雷曼，与美银沟通。就在雷曼兄弟破产的当天，美国银行转而收购了美林。
美林安全了。但雷曼兄弟麻烦了。
但雷曼本来有一丝生存的希望的。本来，英国巴克莱银行已经看上了雷曼兄弟，二者的交易原本也已经快要达成（在保尔森的威逼利诱之下，华尔街各大巨头组成的财团承诺合力解决巴克莱银行所要求填补的雷曼兄弟的债务窟窿）。结果，交易卡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这笔交易必须由股东投票批准，而这将耗费很长一段时间——远超出雷曼兄弟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所能勉强维持的时间。
与此同时，必须有人对雷曼兄弟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保尔森之前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会再对此进行担保（保尔森后来解释，是因为担心产生道德风险，但这是否是真实且完整的原因，至今不得而知）。保尔森想要英国政府对股东投票要求给予特殊豁免，而英国金融服务局，完全不同意。最终，9月14日，星期日，这笔交易无疾而终。9月15日，周一，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全球金融市场一片哗然。
雷曼日，来了！
事实证明，任由雷曼兄弟倒闭的后果之严重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自雷曼兄弟破产后，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基本上被美联储国有化；华尔街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为避免破产卖身给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全球最悠久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净值跌到1美元以下，引发了货币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的崩溃；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国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崩盘……以下我们分别展开。
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国际集团（AIG）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AAA级信用评级，这在美国公司中很罕见（当时全美只有6家），这使得AIG能够以低于其竞争对手的利率融资。更重要的是，它使得AIG能够销售大量的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CDS），这个评级就是偿付能力的证明。在2006年初期，当AIG停止销售CDS时，它已经成为市场上最主要的卖方。
此外，AIG受到的监管也极其宽松。CDS同时属于保险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但二者的监管强度却完全不同。事实上，美国国家保险监管机构并没有把CDS当作保险产品，相反，针对其衍生产品的属性，受到了宽松的银行监管（下文会讲原因），甚至还逃避了保险监管。
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新概念：CDS。什么是CDS？正如上文所提到的，CDS本质是一种保险，由甲方定期向乙方交纳保费，被投保的企业如果出现信用违约，那么乙方赔偿甲方损失。CDS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转移信用风险，但后来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投机和做空。毕竟在2007年之前，美国经济依旧一片火热，“房价永远涨”的论调还深入人心，谁会相信居民可能还不起房贷呢？所以，作为保险的CDS的定价普遍非常低，简直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做空工具。
事后来看，CDS可能是衍生品市场“从繁荣到崩溃”的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个。在2001年，CDS交易额仅有9190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底，这一数字突破了62万亿美元。2008年，人们估计市场上的信用违约互换中约80%是“全裸”的，即纯粹的金融赌博而非风险对冲。
这就是金融衍生品的两面性：如果你持有房产或相关证券，CDS就是一张保单，弥补你在楼市崩盘时的损失；如果你没有相关资产，CDS就变成了一个对赌协议，你是空头，一旦楼市崩盘，你将以“保险理赔”的形式获得巨额利润。
正常情况下，CDS可以对冲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下文会介绍）的风险，但有了对冲工具，又有了卖CDS的大机构作为对手盘，反而刺激了房贷债券的持有者有恃无恐地加大持有MBS和CDO等结构化产品的力度。原本潜在的抵押贷款风险，被那些建立在摇摇晃晃的“纸房子”上的、数万亿美元的CDS极度放大了。到最后，CDO本身的违约风险远远超过CDS卖家所能保障的范围，连AIG等CDS的大卖家也最终倒闭。
再说回AIG。对于AIG来说，这种情况就好比给予了他们印钞的虚拟牌照，而且没有人监视着印钞机。从1998年第一份CDS问世以来，到2007年，AIG在信用风险上积累了5 000亿美元的头寸，赌的都是同一面——不会发生违约。不仅如此，它的CDS业务高度集中，大部分交易对手是华尔街的五大银行，而它们没有一个进行了风险对冲。所以，AIG暴露于巨大的风险敞口之下。
直到2005年，AIG才开始担心自己的风险问题，到2006年初，它才停止发行新的CDS（不幸的是，贝尔斯登等其他机构也进入了CDS市场，填补了AIG离开后留下的空缺）。
然而，为时已晚， 到了“雷曼日”当天，AIG已经被迫向CDS的对手方交付了价值190亿美元的抵押物。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AIG宝贵的AAA级信用评级，这触发了价值130亿美元的额外追加抵押物的要求，而AIG根本没有那么多抵押物。
9月16日，美联储向AIG发放了85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最终美国政府将贷款额度提高到了1820亿美元），接手了79.9%的AIG普通股股权，这意味着AIG实际已经被国有化（事后来看，AIG不仅偿还了全部贷款，还令政府从股票中获得了一些利润）。
对AIG的这场救助是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和财政部最重要的紧急救助之一，但也是最受诟病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它巨大的规模，1820亿美元是不可想象的巨额数字。原因之二是AIG的国有化，它让美国的纳税人为营救一家失败的公司承担了全部的风险和损失。原因之三是大部分债权都被给予了高盛，这看起来像是保尔森为老东家开了后门。原因之四，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AIG随后为400名金融产品子公司雇员发放了1.65亿美元的巨额奖金。
再进一步，救助AIG带来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给予其债权人足额清偿，而不要求他们承担任何损失。两房早些时候的债权人也一样。6个月前，贝尔斯登的债权人也是这样。此时，道德风险又冒出头来。毕竟，当政府足额清偿那些毫不眨眼地给AIG贷款的对手方时，就是在向其他公司的债权人表示：你们也可以得到一样的待遇。
当然，还有不少人抱怨美联储和财政部没有对AIG的债权人强行折价。但在作者看来，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的决策时间非常有限，他们在雷曼兄弟和AIG之间反复奔跑，只能尽量顾及整体：他们不希望通过强迫AIG的债权人承担损失，来加重雷曼兄弟倒闭带来的恐慌；他们不希望到处都是吵着要求收回贷款和增加抵押品的对手方；他们也不希望看到打折销售的资产，这样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也不想让动荡的金融市场的传闻蔓延，打赌谁将是下一个倒闭者。
AIG只是雷曼兄弟倒下后棘手问题的开始，下一个，是美国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它由美联储于1971年设立，收益高于支票账户，净值始终是1美元，没有任何资本收益或亏损风险，因为这些基金全部被投资到价值一成不变的货币市场工具中了，比如短期美国国库券。
美联储在2008年9月以7.85亿美元持有雷曼兄弟公司资产1.2%的商业票据。就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后的短短两天内，巨量的赎回申请摆在美联储面前，此时雷曼兄弟公司的商业票据已经一文不值。而在大量投资商依照票面价值退出后，加上其他商业票据价格在恐慌中暴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净值仅为0.97美元，“跌破面值”。随后短短一周内，投资商从主要的货币市场基金中撤出了约3500亿美元，造成了商业票据价格的急剧下滑。
由于很多美国大公司都依赖商业票据短期借款以填补其收支，因此商业票据市场的几近关闭迫使伯南克宣布“我们濒临金融崩溃的边缘”。财政部和美联储各自开始筹划解决办法。
保尔森决定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ESF），因为他认为一些货币基金的投资者是外国人，而货币基金行业的沦陷很容易导致挤兑美元。
美联储则通过制定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Liquidity Facility，简称AMLF）来辅助解决此问题。此工具创建的目的是延长银行提供低利率的无追索权（Nonrecourse，是指如果相关资产违约，出借人只可以追回贷款抵押品，不能索取借款人的任何其他资产）贷款，以便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中得到优质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当然它们必须被拼命地销售，以应对这个市场正在遭受的快速赎回。美联储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借款给工业公司和外国银行。
这一举措确有奇效，有了美联储支持工具的二次担保，那些曾经拒绝与蓝筹公司交易的公司和投资商返回了商业票据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得以稳定并重新开始运行。
9月的第三个大雷是美林证券。前面提到过，财政部曾经牵头让美国银行与雷曼兄弟接洽收购事宜，但中途却被美林截胡。毕竟在美林CEO约翰·塞恩看来，如果美国银行对更小的、情况更严重的雷曼兄弟感兴趣，为什么不能对更大型的、情况更好一些的美林感兴趣呢？
在美国人心中，“美林”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然而，在专横的前CEO斯坦利·奥尼尔治理下，美林作风愈加激进。与贝尔斯登一样，美林在想办法提供一条龙服务：发行抵押贷款，将它们包装成证券，然后把它们分割成担保债务凭证。在2006年12月，它甚至收购了美国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第一富兰克林公司，这为日后埋下了祸根。当然，最终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收购了美林，这颗大雷被排除（然而美银之后也并不好过，美联储也给了一定救助，此为后话）。
到目前为止，之前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只剩下两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它们也被盯上了。而美联储则再次找到了一个极具创意的紧急应对方案——9月21日，星期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向美联储申请成为银行控股公司，加入到美联储的安全网中，这一举措增强了市场信心，减缓了货币基金的快速流失。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二者都在积极寻求股权融资。最终，摩根士丹利和日本的三菱银行进行了联姻，三菱银行以90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大摩20%的股权。而高盛这边则找到了巴菲特，以巴菲特的影响力，相当于给高盛投了信任票，可以极大消除市场的疑虑。经过协商，高盛卖给巴菲特50亿美元面额、年息高达10%的优先股，同时附赠5年内再购进50亿美元普通股的期权，执行价格为每股115美元，比高盛当时的125美元股价还低！高盛也不算吃亏，借巴菲特注资的东风，随后又公开发售了50亿美元股票，两笔融资稳住阵脚。
9月22日，星期一，时隔雷曼兄弟破产刚好一周，此时，华尔街上所有的大型独立投资银行都消失了：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被银行吞并，雷曼兄弟正在经历破产程序的早期阶段，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变成名义上的商业银行。
世道变了！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华尔街投行这边还没稳定住，商业银行那边又出了大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华盛顿互惠银行。
在当时，华盛顿互惠银行是美国最大的储蓄与贷款机构，也是全美第六大商业银行。但在2008年9月，华盛顿互惠银行也不幸成为大量风险抵押贷款的持有人，其中大部分是期权可变利率抵押贷款（Option Adjustable-Rate Mortgages，Option ARMs，后面会解释），而这正是泡沫经济时期银行自己制定的宽松信贷标准的产物。在“雷曼日”当天，它的信用评级被降低，随之而来的是货币资金流失。
截至9月25日，华盛顿互惠银行已经失去了约9%的存款。为了制止货币资金的继续流失，美国储蓄管理局决定关闭银行。就这样，华盛顿互惠银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倒闭银行。它的银行业务立即被摩根大通以19亿美元的低廉价格收购，剩下的部分在第二天申请了破产保护。
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时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希拉·贝尔决定，让控股公司——华盛顿互惠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加入破产法庭行列，公司旗下的储蓄银行除外。事实上，之前贝尔斯登、两房和AIG的债权人都100%地受到了保护，但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债权人却没有，这给了持有金融业资产的债权投资者们当头一棒，也引起了严重恐慌。
后果很快就来了。
美联银行，全美第四大银行，其规模是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两倍。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和相关资产问题，在华盛顿互惠银行破产时，它也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随后，财政部、美联储和FDIC紧急就两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第一，美联银行要在周末，也就是9月27日至28日，被卖掉或通过其他方法得到担保；第二，美联银行要在9月29日星期一早上，像平常一样开门营业。
美联银行开始了自救。在此过程中，一共出现了两名请购人：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其间过程非常drama，美联先是和花旗银行“火线订婚”，继而又被富国银行横插一腿（富国银行发现了美国国税局的一条新规则，该规则提升了这笔交易对富国的吸引力），经过多番扯皮，花旗失败退场，美联和富国牵手成功。
从2008年3月的贝尔斯登开始，美国金融体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迫发生的惊人转变。事实上，它们大部分发生在“雷曼日”接下来的两周里。在此之前，恐怕没人能够想象到。
前面提到，“雷曼日”是整个金融危机的分水岭，这不仅指的是美国国内。事实上，在雷曼兄弟倒闭以后，这场危机才真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
10月8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50bp。不止如此，欧洲央行、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典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都和美联储一起下调了利率。多国的央行联合改变利率是前所未见的，因为每家央行只从本国的最大利益而不是全球的最大利益出发。首先，它标志着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其次，它标志着这不再仅仅是金融问题。世界经济面临巨大危险。
面对此起彼伏的危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办法，必须要找到更彻底的解决方案，即后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
计划的起源要追溯到2008年3月的贝尔斯登救援计划之后，财政部当时就得出结论：“我们最好着手制定应急计划，以防情况变得更糟。”最终，一个10页纸的备忘录在4月15日产生了，概述了以下4个基本的选择：
买入问题资产（有毒资产）。这是财政部从市场参与者中听到最多的建议，也是后来TARP名字的由来。
通过购买股票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这后来成为TARP的标志性计划。
给资产提供担保而不是买下它们。这是在最终立法的政治强迫下，很不情愿地加入的一条选择。
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使之成为政府担保贷款。TARP的资金后来并没有用来做这件事。
以上4个选项（主要是前两个选项）反映了伯南克和保尔森的分歧，并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伯南克倾向于向银行直接注入资本。在他看来，银行危机发生后不可避免地需要注入公共资金。而且，给银行提供新的资本会使政府的钱产生杠杆效应。至少在理论上，每增加1美元的银行资本可以支持大约10美元的新的贷款。当然，作者认为这一点并不靠谱，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银行会愿意发放新贷款。不过，直接进行股权注入倒是可以直接提高银行的资本水平，进而降低杠杆率。
保尔森则倾向于买入问题资产。在他看来，从政治角度来说，购买银行股份，使得政府成为美国最大银行的股东，这在国会通过的概率渺茫。此外，从市场角度来说，仅仅是银行的一部分国有化都足以吓跑私人投资者，而财政部和美联储仍然期待着给面临困境的银行以资本支持。不过，保尔森的这个想法之后会有大反转，下文会讲到。
毫无疑问，TARP是高度政治化的。而每当提到政治问题，尤其是应对国会时，美联储主席一般都遵从作为国家财务总监、代表总统的财政部部长。9月18日晚，星期四，伯南克和保尔森去国会推销他们的计划。在会上，他们向国会议员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美国的公共秩序一片混乱，街上还有暴乱。据保尔森回忆，伯南克对未来经济黯淡的评估“足以让国会议员脸色发白”。
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计划需要多少钱？事实上，最后确定的7000亿也不过是个权衡之后的估计，没有一个人知道多少钱才是足够的（不过这笔钱最终并没有花完）。
法案通过的历程也极为艰难。9月20日，星期六，保尔森的TARP第一版草案发布。作为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因为单个项目对国会的拨款请求，只有短短三页纸的篇幅。它给了财政部部长几乎完全自由的裁量权来决定如何使用这7 000亿美元，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保尔森后来承认，9月20号的草案“被证明是一项三页纸的政治错误”。
毫无疑问，这三页纸很快被废弃掉，需要对TARP重新进行设计。修改后的TARP在9月29日进行投票，在议案进行投票前，保尔森向身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下跪，恳求民主党不要毁了议案（保尔森是共和党人）。但是国会成员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05：228的票数否决了TARP。而且，没有投赞成票的，反而是保尔森和布什总统的同僚——共和党人居多，超过2/3的国会共和党人投了否决票。
显然，伯南克和保尔森并没有真的“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不过，股市把他们吓到了。投票后的第二天，标普500指数下跌了近9%。仅仅过了四天，10月3日，国会以263：171的票数通过了略经修改的法案。
然而，就在这4天之内，保尔森开始相信，资本注入相对于资产购买是一条更好的路径。为什么保尔森会有这种转变？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毕竟在金融恐慌中，如何衡量资产的公允价值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正如伯南克所说，由于问题资产的市场几乎不运行，而且没有一个可信的市场报价，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那些可恶的问题资产值多少钱。
此外，保尔森也认同伯南克的观点，认为“资本注入”优于“资产购买”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所谓的杠杆的力量。在很多支持者看来，银行业的核心问题是杠杆率太高，而降低杠杆无非有两种方法：卖掉资产减小分子，或者股权融资增大分母。以15倍杠杆率计算，投入1元新股本即可支撑14元资产，相比花1元钱来购买问题资产，前者可以快速降低银行杠杆率。
当然，市场并不清楚这背后发生了什么。相反，其形势发展出人意料。救市计划通过没几天，美国股市又继续下跌，恐慌在全球金融市场迅速传播，大摩股价掉到十几美元，命悬一线，多家欧洲银行也危如累卵。此时英国政府率先行动，于10月8日宣布建立一个资本注入体系（包括国有化），向8个大银行注入相当于870亿美元的资本，超过了英国当年GDP的3%，如果形势好转，购买可转换优先股可以给纳税人带来好处。欧元区各国随即跟进，几天后也承诺注资和担保银行债务。
形势不等人。10月12日，星期日，保尔森和伯南克“邀请”全美九家最大银行的CEO第二天下午3点到财政部开会，这9位银行家包括：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摩根士丹利CEO约翰·麦克、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花旗集团CEO维克拉姆·潘迪特、美国银行CEO肯·刘易斯、富国银行CEO理查德·科瓦塞维奇、纽约梅隆银行CEO罗伯特·凯利，以及道富银行CEO罗纳德·罗格。
会议一开始，保尔森就声明，政府将向这九大银行进行注资，成为银行的股东，每家银行都必须拿钱（因为政府随后会向成百上千家小银行注入资本，政府需要避免给接受者冠上污名），银行拿到钱之后要积极放贷，进而激活已经冰封的信贷市场。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要求，尽管政府没有法律上的权力去强迫他们参与。正如保尔森的“威胁”：“恕我直言，如果你现在不接受这笔钱，而你又无法在市场上筹集到资金，要我再次给你们提供帮助的话，条件肯定比现在苛刻得多。”
最终，大摩的CEO约翰·麦克率先破局，签了注资协议，其他各家CEO也纷纷联系董事会，请求批准。注入大银行的资本金额非常庞大：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各250亿美元，美国银行150亿美元，美林证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各100亿美元，纽约梅隆银行30亿美元，道富银行20亿美元，共计1250亿美元。
为了鼓励银行“自愿”地参与进来，保尔森等人把资本注入的条款设计得很宽松：政府购买的股份全部是无表决权的优先股，股息仅为5%；向普通股股东分发股利是政府允许的，但股利在三年内不能增长。此外，条款中没有提到对贷款总额增长的要求，甚至连维持贷款总额的要求也没有。即使在贷款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也很难。另外，对于缓和止赎权，条款中没有做任何承诺。对于高管薪酬的限制也是很小的（奥巴马总统后来改变了这一条，使得这笔钱钱更不受银行家的欢迎）。
在电影《大而不倒》中，这个情节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描述：财政部下属建议在注资的同时提一些要求，保尔森回复说，要是要求太多，他们就不想要这个钱了。公共事务助理部长米歇尔·戴维斯对此不无讽刺地总结道：这些金融大鳄把整个美国经济都拉下水，我们还得给他们注资1250亿美元，而且连加点限制都不行，因为害怕他们不一定接受！
事后来看，TARP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却最不被理解的经济政策创新之一。它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免于全面崩溃，但因为一系列失误而有了一个糟糕的形象。这有许多原因，首先是那个引起轩然大波的三页纸草案，它不仅是“政治错误”，还是“沟通错误”，当然还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它是对宪法的攻击，打击了公众对以保尔森为首的财政部的信心。
接下来的错误则是强制向既不需要也不想要资本的银行注入资本（比如富国银行），这是一个极其浪费的决策。保尔森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给TARP的其他接受者冠上污名。为此，保尔森设计了对银行来说极其优厚的条款，以至于激怒了公众。更重要的是，强制注入资本浪费了一次给资本注入附加最低贷款额或止赎权减免等要求的机会，而这些附带条件原本可以帮助经济复苏。
此外，作者还认为，将TARP的中心目的从“购买问题资产”转变为“向银行注入资本”也是一个大失误。且不说这个重大决定给这个项目造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具有毁灭性的诱导转向法的印象，并忽视了国会的意图，它提出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即认为资本注入会带来银行贷款的多级扩张。在危机情况下，有谁会相信这一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注入银行的资本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贷款）？
当然，在作者看来，TARP最大的失败在于信息沟通的不足，政府对它的解释太少了，而且收效甚微，几乎没有美国人清楚纳税人到底给了银行和华尔街多少救助。一个精明的政府应该去澄清、不停地澄清，以免银行救助被想当然地看作一种邪恶。遗憾的是，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做得不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会失去普通大众的支持。在这一点上，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很值得后来的政策制定者学习。
最终，失败的沟通导致了公众的不理解，甚至引起了一些错误观点的出现：比如认为政府把资产转移给银行（事实上，贷款伴随着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比如对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和7000亿美元TARP的混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比如认为经济救助是对纳税人的巨大负担（实际上在最后退出时还有净盈利）；而且，保尔森那可疑的出身（前高盛CEO）也成为了大家攻击的对象……
但总之，TARP运行情况比期望中的要好。当然，这也离不开美联储等机构的帮助。
2008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利差的快速上涨。利差变化常被作为衡量金融危机严重程度的一个便利工具，美联储也将削减利差作为对抗金融疲软的主战场。
这里解释一下：大多数借款人要支付比美联储高很多的利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对的流动性。美国国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层次最深、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工具，因此，美国国债能够比其他债券卖出更好的价格。此外，由于美国国债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因而其利率基本等同于无风险利率。
因为上述原因，风险资产信贷利率=无风险利率（美国国债同期利率）+利差（风险溢价）。而在金融危机期间，出于恐慌和风险规避，风险利差急剧上升，借款成本也陡增。并且，由于当时投资资金都恐慌地逃向更安全的美国国债，因而国债利率下跌。二者一升一降，使得利差出现非常态的扩大。而风险利差一旦暴涨，借款成本就会变得很高，市场交易量会很快枯竭，经济也将因此而垮塌。
因此，政府和美联储在危机期间设计了一些非常规政策手段，通过下调过高的利差，降低了人们对市场流动性不足与公司破产倒闭的恐慌。这些方法一般可分为三种：第一，政府可以采用各种方法缓和人们对当前风险的感知度，包括总体经济风险和特有债券风险，前者可以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达到一个良好的宏观目标，后者可以通过减少倒闭公司的数量来实现。第二，政府可以为债务提供担保，因为私有投资人不愿意也无法承受过大的风险。第三，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购买风险债券，从而使得风险债券价格提高，收益率下降。
就美联储而言，当它从解救受困的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AIG、花旗集团等）上升到解救金融市场（商业票据抵押债券等）时，表明它的关注焦点已经由控制危机受损程度演化到了解决危机的根本问题。美联储为应对风险利差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紧缩法案，都可以看成各种非常规的金融货币政策。
在2008年11月25日，为了挽救日益萎缩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美联储推出了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简称TALF）。它的目的是给愿意购买问题资产支持证券的机构发放无追索权贷款，刺激商业银行扩大对家庭和中小企业贷款，最高额度为2 000亿美元。就在同一天，美联储开始购买两房的债务凭证，这成为第一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1，QE1）政策的开端（下文将介绍）。
以上并非全部。事实上，美联储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来对抗经济衰退。自2008年12月起，美联储就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附近，这是26年来最大的一次下调。这一低利率一直维持到了2015年底。
其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承诺在几方面进一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他们将“增加机构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量”，“评估购买长期国债的潜在收益”（用美联储的话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购买长期国债）。并在第二年初购买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下的私人资产（但购买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实际发生在2009年3月3日）。而在2009年1月28日的会议后，FOMC发表声明，宣布将在QE1的资产购买项目中加入长期国债。与问题资产相反，那些资产是最安全的资产。这无疑提升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
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化宽松QE。一个规范的货币宽松政策是通过调节货币使用价格（即借贷成本或利率）来发挥政策作用。当货币使用价格下降时，其相应的货币产品（如银行准备金、货币供给、信贷数额）也将会由此而增加。对央行来说，可以通过降低隔夜拆借利率（在美国，等同于联邦基金利率）来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一般来说，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将会产生相对其本身近乎10倍的总货币供应量。不过，当货币的价格（利率）近乎为零时（像2008年12月时那样），这一工具将无效。但是，央行仍然可以采用直接购买各类资产来增加银行准备金、货币供给和信贷数额，这就是量化宽松。
从2008年秋季至今，美联储逐步运用了4种形式的量化宽松，它们的区别在于不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组成结构或规模的变化；或者央行购买对象的变化，即政府债券（国债）和私人债券。
前期量化宽松：在2008年3月，即贝尔斯登出现问题以后，许多金融机构拼命寻找流动资金，美联储就用它持有的高流动性的国债来购买银行流动性低的资产，如银行债务。但在危机早期，美联储误判了当时的事态，并没有采用相应的货币工具来增加银行准备金，以调节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量化宽松，不过，它第一次使得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组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OT）：是指美联储卖出短期国债，同时买入长期国债的替换操作。FOMC在2011年9月首次使用这种方法，并在2012年6月做了一些调整。这个方法调整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组成结构，而不会改变其规模。扭转操作的目标是相对于短期国债，降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就是要降低它的溢价。
第零轮量化宽松：最早期的量化宽松，是为了应对商业票据过高的风险利差而设计。为了救活奄奄一息的商业票据市场，美联储在2008年10月份开始大量购买商业票据以拯救奄奄一息的商业票据市场，它通过购买 私有部门的金融资产改变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增加了银行储备。
第一轮量化宽松（QE1）：2008年11月-2010年2月，美联储开始大规模购买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发行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券及其担保的5000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这是首次真正意义上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至2010年3月QE1结束，美联储共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美联储持有的证券总量从2008年12月的4960亿美元增至2.06万亿美元。QE1出台后，美国经济迅速复苏，GDP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度的-8.9%上升至2010年第一季度的2.3%。
第二轮量化宽松（QE2）：由于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扩散，2010年11月-2011年6月，美联储宣布运用6000亿美元资金购买中长期国债。该计划延续到2011年6月末，试图调低长期国债及其他相关利率，但不涉及私有金融资产。由于没有采取冲销措施，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约5000亿美元。两轮QE后，美国失业率于2012年9月降至7.8%，处于次贷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三轮量化宽松（QE3）：2012年9月-2014年10月，美联储实施第三轮QE，包括继续维持低利率到2015年，每月额外购买400亿美元的MBS。国际方面，当时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部陷入衰退，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为此共同选择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而美国国内方面，推出QE3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高失业率以及2013年1月的“财政悬崖”问题（由美国国债持续突破债务上限而引起的，实际上是美国债务危机的“续集”），并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这里有一个问题，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扩张资产负债表的做法是否有些不妥（这也是美联储内部鹰派和鸽派争论的焦点）？答案主要与通胀有关。
一般来说，如果美联储购买了国债或私有金融资产，而没有售出其他资产相抵消，那么总资产额将会增加。根据会计恒等式，总资产数额最终将与总负债数额相等。因此，将会有更多的银行准备金出现在右边销项。多出的准备金通常会产生更多的信贷，增加货币供应，导致经济扩张，并最终引起通胀。换言之，增加银行准备金最终会引起通胀。
但如果银行只是把多出来的准备金放在美联储账户上不动，就像他们在雷曼兄弟银行倒下后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通胀问题就不会发生，货币供应量也不会增加，银行信贷不会增加，扩张的货币政策也就不能产生扩张的经济效果，那么，为什么银行会把超额准备金存放在美联储账户上不动呢？主要还是因为银行根本不愿意在特殊时期把钱贷出去，扩大借贷规模。
事实上，在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通胀率仍然处于低位，甚至有落入通缩的可能。另外，自2008年起，货币周转率每年下降，这意味着央行所注入的流动性并未用到实体经济中。不过，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化宽松的后果也逐渐显现，通胀难以避免。
正如上文所说，美联储在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通胀率仍然处于低位。甚至在写作本书时，作者也表达了一定的乐观，他认为美联储之后无须耗费太多周折，就可以收紧其资产负债表，脱离量化宽松方案。然而，用后视镜来看，由于新冠疫情，2020年3月，美联储又重启了量化宽松政策。而后果便是美国在2022年面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美联储当下所推行的快速加息。
扯远了，说回正题。毫无疑问，危机期间的各项非常规货币政策终究有退出的一天，那些飞涨到空中的（例如银行准备金），未来必将跌回到地面上；那那些跌入谷底的（例如短期利率），最终必将重新反弹。当一国央行打开所有闸门刺激经济时（正如美联储在2008年9月以后做的那样），未来某一时刻它必须停止释放流动性，回归常态。
确定退出政策的步调和顺序是问题的关键。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退出策略进展得过快或者过于猛烈，可能会重新回到经济衰退状态；如果退出策略实施得太晚或太慢，又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毕竟央行政策操作失误的后果，在上世纪90s的日本以及前几年的美联储，我们可都是见识过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哪些政策需要退出？
一、应急贷款计划。
危机期间，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被戏称为“字母组合汤”的货币工具：定期拍卖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TAF）、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s，ABCP）、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Liquidity Facility，MMLF）、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CPFF）、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以及其他贷款计划，每种非常规贷款计划都被用来满足某种特殊资金或信贷需求压力。这些计划需要随着需求的消失逐步退出。
二、超级资产负债表。
2008-2009年，美联储的贷款总量骤降，但资产总额并未缩减。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中贷款规模缩减的部分被规模更大的证券资产替代，主要是美联储通过QE1和QE2购置的国债，以及两房发行的债务工具。美联储持有的资产总额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飙升至2.25万亿美元，随后继续上涨。这表明美联储并未退出超级资产负债表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相反，从2012年9月，美联储又开始实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计划（QE3）。
三、庞大的超额准备金规模。
随着美联储总资产额飙升，总负债额的走势也与其基本保持相同。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及危机后，美联储几乎所有总负债的增长都来自“存款机构的存款”（银行准备金）。
美联储通过创造新的银行准备金，存放在商业银行在央行开立的账户中。新增准备金中的一小部分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这部分准备金的增长与银行交易存款的增长保持严格的比例关系，即温和增长。然而，自2008年9月以来，银行准备金爆炸式增长，绝大部分是超额准备金（非法定），即商业银行自愿放在美联储的存款，虽然它们只是放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超额准备金并不会造成货币供给量扩大，也不会产生更多银行信贷，并且不能为商业银行带来可观的利息收入。
从2000年1月到雷曼兄弟破产前，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一直保持在几乎为零的正常状态。然而到2011年时，超额准备金总额已经超过1.6万亿美元（事后来看，超额准备金总体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在美联储的最终退出策略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将这些超额准备金重新缩减至零（并没有），或者通过提升超额准备金利率来驱使银行持有更多储备。
四、接近于零的利率。
自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0-0.25%的范围内。最初，美联储并未明确告诉市场零利率将会持续多久，但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了2015年底。
第二，政策何时退出？
在鹰派看来，巨额的存款准备金是危险的火种，如果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时间太长，将会对经济产生过度刺激，导致严重通胀。而在鸽派看来，过早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将会令已然孱弱的经济重新跌入谷底，失业率将随之上升。
双方都在等待。美国经济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开始显现出复苏迹象。在2009年第4季度，实际GDP以近4%的年增长率增长。然而，随后在2010年末，GDP增长率跌回2.4%，2011年第1季度时几乎跌为零。
原因在于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导致的国际市场恐慌。结果是，美联储停止讨论退出策略，转而寻求刺激经济。2010年11月-2011年6月，美联储进行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旨在通过大规模回购长期国债来降低长期国债及其他相关利率。在QE2实施期间，美联储购买了6 000亿美元的国债资产，大多数为3～10年期，这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为臃肿。
2011年4月到7月，希腊重新陷入困境，美国经济也重新陷入低迷，2011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率仅为1.3%。2011年9月，美联储宣布实施“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OT）的货币政策，买入长期债券（与QE2相同），同时卖出短期债券（QE2并未涉及）。相比QE的只买不买，压低整条收益率曲线；OT则是买短买长，熨平收益率曲线，并且不会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更加膨胀——这也是最让美联储内外的“通胀鹰派”头疼的地方。
事实上，在2008年12月16日，当联邦基准利率几乎降为零时，美联储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储备。从那时起，美联储只剩下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偃旗息鼓，将恢复经济的重任交给财政部门（研究大萧条出身的伯南克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第二种选择是采用各类次优和第三优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不见好转，那政策退出是不可能的。
一语成谶。2012年，美国经济仍在艰难前行。2012年9月，美联储将超低利率口头承诺延长“至少到2015年中期”，并且做出令整个市场震惊的举措：公开承诺推行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直到2014年10月，美联储才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无论如何，这轮金融危机算是得到了解决。此时，我们可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上述这一切，究竟为何发生？
造成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很多学者对此也有过大量研究。而本书作者对其归纳总结，着重阐述了其中最关键的7个因素。
第一，资产价格出现严重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和债券泡沫。
泡沫不是问题，只要市场中存在投机，就必然会产生泡沫。问题的关键在于泡沫的过大、过度。
首先是房地产泡沫。众所周知，2008金融危机从房地产行业开始被引爆。然而，站在当时的时点来看，这一判断并不容易得出，否则就不会由此引发次贷危机，并逐步发展成为后来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了。
按照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它同时也是两房的监管者）的统计，美国的住房价格在2007年5月达到峰值；而根据凯斯·席勒指数（Case-Shiller Index，CSI），住房价格早在一年前便达到顶点。然而，无论使用哪种统计口径，考虑到美国新房建设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第4季度便开始下降，因此，所谓房价下跌扼杀了住房建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换言之，早在房价到达顶峰之前，美国房地产行业泡沫的破裂已然命中注定。
2004年6月起，为控制通胀、维护美元稳定，美联储开始加息，至2006年8月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由1%提高到5.25%，导致住房贷款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压力加重。至此，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到2006年四季度，次级抵押贷款不良率上升到13%以上，创四年来最高。
不过，单是房地产行业的崩溃，绝不会导致后面的经济大衰退，毕竟美国房地产业只占经济总量的4%。而对比宏观数据可以发现，美国经济从2008年第4季度开始陡然下滑。还记得上文提到的“分水岭”吗——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正式破产。这里，我们就可以引入第二个更具破坏力的泡沫：债券泡沫。
对于不含违约风险的债券而言，其基础价值仅仅取决于规定的（息票）利率和当前的市场利率。然而，除了美国国债，没有任何一种债券可以保证无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不仅使债券的估值变得复杂，而且使泡沫的产生成为可能。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公司债券或者一个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来说，其基础价值除了与既定的息票利率和相应的无风险国债收益率有关，还取决于对违约损失概率的预期。因此，低估违约风险就等同于高估债券价值，就会引起泡沫。房价中存在泡沫，相应的MBS中也存在泡沫，因为房价的持续上涨使投资者误以为抵押贷款违约的概率很低。
在繁荣时期，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事件实属罕见。在1991-2004年间，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最高也不过2001年时的0.45%。简而言之，这些年实际发生的违约情况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拉长时间维度来看，从2007年开始，贷款不良率突然急转而上，那些在此之前多年保持的低违约率顷刻间不复存在！可以看到，低估违约率必然导致相对于美国国债的风险溢价极小，从而使得债券价值过高，形成巨大的债券泡沫。
第二，过度杠杆。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家监管系统的诸多缺陷，一个明显的重大缺陷就是放任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过高，资本金比率过低，且资产的流动性不足。对于过度追求利润的金融机构而言，这一点在意料之中，毕竟，提高流动性和资本金要求会降低它们的利润率。
杠杆是放大投资收益率的一种方式，它本身并无过错，有错的是过度。杠杆无处不在。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大量市场的参与者都在大幅进行加杠杆，包括家庭、银行、投行等等，以及在金融危机期间“大放异彩”的部分金融衍生品（使用衍生品的一个常见目的是创造大量合成杠杆，这种杠杆一般内嵌在合同的设计里）。事实上，许多时候杠杆还会层层叠加，比如当一家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杠杆率很高，并且购买了具有高合成杠杆的衍生品时。
杠杆是一种放大收益或亏损的手段，它的威力必须借助其它更基础的行为或介质来传递。它们是谁？请往下看。
第三，银行在次级抵押贷款方面的不规范操作。
通过事后复盘可以看到，2008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大量本不应该产生的具有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
所以，什么是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次货）？一般来说，银行为了控制信用风险，只会给信用记录良好、有稳定收入和还款能力的购房者提供住房按揭，而且还需要20%左右的首付。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两房可以借助美国政府的隐性担保获得低息融资，然后以购买房贷、提供保险等方式将低利率转移给购房者。这些经过严格审查、有一定首付、符合两房保险标准的房贷统称为“优级房贷”（Prime Mortgage Loan）。
而所谓“次级贷款”，则是指向那些因为拿不出首付、信用记录较差、没有稳定收入等原因而不符合优级贷款借贷标准的借款者发放的贷款。它们本不应该出现，然而，在政治压力（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以税收优惠、政治压力等方法“威逼利诱”两房购买大量借给低收入者的房贷）和金融机构过分逐利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助力下，次贷被大量创造出来。
相比优级房贷，次贷的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是发放贷款的标准急剧下降，从而贷款给高风险的借款人；二是许多次级抵押贷款使用了具有麻醉效应的结构，从而让情况变得更糟。以最常见的“2/28ARM”为例，这是一种30年期可变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Rate Mortgages，ARMs），它在前两年会提供一个能够负担起的“诱惑利率”，之后28年则会重置为一个更高的利，远超出大部分贷款人的还贷能力，从而导致违约。
第四，愈演愈烈的金融工程复杂性。
如果说银行在次贷方面的不规范操作为整个债券泡沫提供了充足原料，那么华尔街所创设的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则把这些原料填充成为最“绚烂”的烟花。让我们从头讲起：
早年间，银行必须用存款和自有资本支持房贷按揭业务，这使得银行承担了较大的资金压力，贷款总量因此受到限制，也阻碍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为解决该问题，在1970s年代，时任所罗门兄弟固收交易员的Lewis Ranieri设计了房屋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Lewis Ranieri也因此被称为“抵押贷款债券之父”（The Father of MBS）。
MBS的具体原理如下：银行通过将多个房贷打包出售给投资者，自己只拿管理费，然后把扣除管理费后的利息和本金收入转交给投资者，从而摇身一变，从债主变成中间人，将风险完全转嫁了出去（注意，风险并没有消失），住房贷款的融资渠道也因此被大大拓宽，从而为美国的房价大牛市打下了基础。
MBS只是前菜，重磅还在后面。MBS的大客户普遍是一些风险厌恶型的机构客户，如各国的主权基金、养老金等，它们只能接受底层资产为高信用房贷的贷款包，因而收益率也相对更低；而大量信用等级一般的客户的贷款，违约风险大，收益率也更高，却无法打包。此时，一种新产品诞生了：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
在介绍CDO之前，先了解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复杂性处理：分档技术（Tranching）。不同于共同基金直接卖掉抵押贷款池中份额的做法，华尔街投行会把各种信用等级的贷款按比例混成一个资产池，然后对资产池进行分档，最低的一档为初级档，无论是哪些抵押贷款违约，初级档都将吸收资产池前8%的损失，中间档吸收接下来2%的损失，这样最高级或优先档只会遭受这10%以外的损失。
事实上，按照以往的规律，优先档受损失的极端情况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在好年景时，只有初级档才会按期望损失打折出售，其他两档则按票面价值平价出售，就像高评级的公司债券一样。评级机构给予这些优先档罕见的AAA级评级。
这种将多支MBS重组为不同层级的证券就是CDO。打个比方，MBS就好像是一个完整的苹果，有好有烂；而CDO就是分别把苹果、桔子和香蕉的一部分挑出来（有好有烂），然后按照好坏程度混在一起，变成一盘精美的水果拼盘。此外，在实践中，典型的CDOs则有七八档，有些甚至更多。那可能都不再是水果拼盘，而是水果馅料了。
当然，这还远不是终点。假设有5个上例中的CDOs，每一个的初级档都占20%，如果你将全部5个初级档打包成一个全新的CDOs，你也可以对这一新CDOs再继续进行分档。这些基于原有CDOs初级档所二次产生的CDOs被形象地称之为CDO2，它的最低档将吸收所有5个基础CDOs累积损失的前8%。如果你将每个CDOs产生的风险看作独立的（人们犯下的又一个巨大错误），那么其他4档就没有什么违约风险，因为它们被最低档保护了。此时，这些“有毒废品”摇身变成一个新CDOs的80%的安全资产。
当然，以上的创造还不足以体现华尔街的聪明才智，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幅描绘2006年整个抵押贷款融资系统运作的“线路图”来窥探一下他们创造力的全貌。
在繁荣时期，衍生品内在的高杠杆使得风险承担数额剧增，定制化衍生品的超高利润率驱使交易商银行疯狂地扩张规模。而当事态开始失控时，对于对手方违约的恐慌情绪开始迅速蔓延，但由于金融机构资产同质化严重，大量的市场参与者都争先恐后卖出同样的资产，造成证券资产的“交易对手挤兑”，使得市场流动性瞬间枯竭，最终造成整个市场的崩溃。
然而，金融衍生工具并非全然的恶魔，它本身具有两面性，既可以用来对冲避险，也可以用来投机（金融危机期间，这一面被无限放大）。前者可以使企业等实体经济参与者规避金融风险，专注于最擅长的“本业”，从而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以促进经济的整体效率；而后者则是一种创造风险的行为。衍生工具的两个明显矛盾的角色，模糊了其具有风险性这一深层含义，因为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运用衍生工具。事实证明，由于缺乏监管，整个市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十分糟糕。
为何会如此？这主要源于金融衍生工具支持者所怀有的一种思想：大部分衍生工具交易本质上都是零和博弈，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那么衍生工具并没有增加风险。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却忽视了不少要点：
零和博弈的观点假定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完全对称，而在真实交易中往往并不是这样。假如输的一方破产了会怎样？其他的输家很可能会被拖累，产生连锁反应。
零和博弈的观点假定各方都为赌注提供了足额的担保。衍生工具交易开始时，各方都是没有价值的，但并不一直是这样。当一方或者另一方赢的概率增大时，为了保证支付，输的一方必须向赢的一方提供足额的抵押，否则，信用风险将反映到潜在的价格风险上。
零和博弈的观点忽略了上文提到的关于衍生产品的一个重要方面：衍生产品往往嵌入了大量很难被透明化的隐性杠杆。这种隐性杠杆不需要涉及借方，相反，它置身于衍生合同之中，就如同股票期权，放大了损益。
零和博弈的观点暗含了一个假设：交易的各方都不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担保的银行，即由纳税人担保。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第三方就会被迫为损失方买单。
零和博弈的观点假定交易双方是信息充分且诚实的。但由于衍生产品合同的复杂性、不透明性，以及没有组织的交易场所，无论是因为无意的错误还是欺诈，风险都会放大。
事实上，正是对以上要点有意无意的忽略，才助推了金融危机的扩散。如果说这些复杂金融衍生品给将来的金融改革留下了哪些启示，那一定包括提供更简单的证券，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对衍生品进行标准化，在有组织的交易所进行交易，要求抵押贷款发起人和证券发行机构保留部分贷款所有权，而不是像烫手山芋一样将它们传递下去。
第五，疯狂的金融激励机制。
疯狂的金融激励机制和复杂的金融创新可谓相辅相成。为什么华尔街疯狂痴迷于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构建与交易？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巨大的赚钱效应，而这直接体现为其疯狂的金融激励机制。
对于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总是盯着华尔街高管们天价的薪酬，却忽视了交易员和抵押贷款经纪人在其中的巨大作用；此外，他们只关注薪酬水平而非导致这种结果的激励机制。事实上，华尔街薪酬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结构。许多金融公司的薪酬计划聚焦于用“别人的钱”而走险，赌赢了，一夜暴富；而赌输了，“别人的钱”将会承担几乎所有损失。面对这样不对称的激励惩罚措施，他们自然投下了许多大赌注。
从前的情况并非如此。银行之前一直在规避这种证券的大赌注，而投行则是合伙制而非公司制。在合伙制下，公司资产属于合伙人，他们会以投资“自己的钱”的姿态谨慎行事。此外，对冲基金介于新旧体系之间。它们确实大量使用“别人的钱”，但是它们的高级合伙人往往也占有大量股份，将自己的个人财富与基金捆绑在一起，所以对冲基金经营杠杆远远小于投行和商业银行并非偶然。
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如此疯狂的薪酬体系已经在华尔街蔓延开来，并且短时间内很难被修正。修正薪酬方案应该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董事会应该代表股东而非高管的利益。然而许多董事会都玩忽职守，结果损失惨重。董事会这种普遍的安逸和懒散作风带来的后果很沉重，必须终结。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第六，毫无底线的评级机构。
导致危机的连锁效应中的关键一环，在于信用评级机构给予了大量优先级和超优先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AAA级评级。在《崩溃边缘：美国的评级机构与金融危机》一书中，作者蒂莫西·辛克莱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读。这里我们简要探究一下，以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为首的信用评级机构，本应该是防止金融系统脱轨的安全护栏，为何最终却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问题关键在于激励体系。众所周知，为评级机构买单的，过去一直且现在依然是每只证券的发行人，这种安排引发了很多问题：
第一，任何公司都有想方设法取悦客户的天性，因而评级公司天然就具备为证券发行机构“多打分”的倾向；第二，“协商”等级的做法变得司空见惯。当投行等证券发行机构将某个结构很复杂的证券提交给一家评级机构时，往往会咨询如何提升产品的评级，评级机构一般都会给出答案，之后客户会据此调整原先提交的证券化过程的细节，并再次申请评级；第三，评级机构之间的不良竞争。对投行来说，生意给谁都行，既然给到你，就要返还给我一定的好处。最终，这样的竞争不仅引起了评级通胀，还鼓励不同评级机构保持同样的步调；第四，投资者、监管者以及分析师等常常只参考评级机构出具的意见和评价，而没有自己做调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别无选择；但是，大型资产管理机构、监管机构和市场专业人士本应该研究得更深一些。
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至少有三种。一种是找某个第三方，比如交易所或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聘请、支付评级机构。另一种是随机指派评级机构，如法庭随机指派法官一样。还有一种是赋予评级机构更多的法律责任，使得它们更加小心谨慎。无论哪种办法，都会比我们现有的方式好。
第七，松散的金融监管。
当以上所有问题碰上松散的金融监管，那可谓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回头来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监管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监管机构放松管制，玩忽职守。
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美国始终存在一系列职权相互重叠但又会出现监管真空的金融监管机构。就拿联邦银行业监管机构来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除美联储外，还有3个监管机构——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美国储蓄管理局（由于监管不力，现已取消）。此外，各州还有自己的地方银行监管机构。然而，它们都沉浸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而不知危机将近。此外，他们或多或少还受到一些政治压力的裹挟。毕竟，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为了提高包括低收入家庭在内的自有住房率，推出了很多鼓励购房政策，这都需要以上各个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配合。
这种监管真空不仅出现在联邦银行业监管机构上面。比如，当国民抵押贷款市场偏离轨道时，全国性的抵押贷款监管机构并没有对其进行监控；由于监管的不协调，AIG金融产品部被美国储蓄管理局监管，而非保险监管和金融衍生品监管部门，从而放任了风险的扩大；此外，SEC的大量律师把重心放在防止商业欺诈，而不是检查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健性，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警醒。
然而，即使知道整个监管体系存在问题，但可能依然无法建立起全面完善且具有实操性的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事实上，直到金融危机发生几年之后，监管层对以下三方面都未达成共识：首先，怎样去识别和定义系统性风险（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在系统性风险出现时仅仅发出警报的监控组织，还是一个在发出系统性风险警报的同时有权采取行动的监管组织？最后，由谁承担这些任务？美联储、一些新的公司，抑或是某些机构共同分担？
要说明白上面这些共识的建立有多难，只需要举一个例子：沃尔克法则。
在金融危机后，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就美国银行业监管给出了一系列监管要求，即“沃尔克法则”，其核心为：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的商业银行，应当远离自营交易。然而，在实操层面中，监管者该如何区分银行自有账户的自营交易和代客户进行的做市商交易？实际上，只有交易商自己才知道他是在为银行自己的账户还是其他目的进行交易。另外，如果自营交易被从严格监管的商业银行中剔除，它将去向何方？是去监管较弱的投行？还是去完全没有监管的对冲基金？那样会使金融系统更安全一些吗？如果一个拥有巨大交易账户的大型非银行投资机构濒临破产应该怎么办？是像雷曼兄弟那样让它破产吗？
二、野蛮无序的影子银行系统。
回看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次贷根本不是由银行发放，而是由非银行贷款机构发起，也许贷款人仅持有了几天，就把它卖给了证券化机构。
事实上，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只是“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的冰山一角。影子银行系统是一个包括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在内的复杂体系，它们积极参与借贷的方方面面。对于影子银行系统来说，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在危机前夕所牵涉的机构包括非银行贷款发放机构；两家政府支持的住房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其他所谓的私人证券发行机构；大型投行（也经常是证券发行商）；各类结构性投资工具；各种信贷公司（有些专注于住房贷款）；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其他资产管理公司；数千家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
影子银行系统所覆盖的市场包括抵押贷款证券，其他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 ABS），商业票据（Commercial Paper，CP），回购协议，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衍生品，包括声名狼藉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时运不济的信用违约互换（CDS）。
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远远大于传统的银行系统，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它们所有的金融活动却几乎不受监管。这里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不得不提：在1998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博恩曾建议，应当将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纳入其监管范围，但她的建议遭到了几位重量级人物的严厉批评，包括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SEC主席阿瑟·莱维特等。他们警告说对衍生品的监管会导致法律上的不确定性，阻碍金融创新，引发衍生品交易逃离海外，甚至终结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后在200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期货市场、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大大刺激了金融产品的“创新”。
此外，作者还做了一个“澄清”。不少人认为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及其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原则的废除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些人所举的例子基本只有1998年花旗集团和旅行者保险公司的合并。事实上，在危机期间受到重创的商业银行，如美国银行、美联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甚至是刚刚提到过的花旗集团，它们的灾难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源于投行业务。灾难产生于不正当借贷行为的高杠杆风险组合，确切地说，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使银行业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危机之前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它们也都不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内。或许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背后所隐藏的监管层对放松金融监管的支持造成了这次危机。
总的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人一点点搭建起了一座脆弱的金融空中楼阁，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这项复杂而危险的工程，以资产价格泡沫为基础，被超理性的杠杆放大，借由疯狂的薪酬体系和过度复杂的金融工具推动，还得到了银行糟糕透顶的放贷标准、统计评级机构的拙劣表现，以及松散的金融监管的支持和纵容。
如果说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监管、更多的改革、更多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但考虑到该法案的博弈过程，我们也并不能抱有太大期待。毕竟，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2008年11月，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任时说过一句名言：绝不能白白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从上面的讲述来看，这场危机确实带给我们很多——罕见且深刻的教训，非常规且充满争议的补救措施，以及为了预防下次危机出现的“预备动作”和其背后的博弈（还有比《多德-弗兰克法案》更典型的吗？）。
但是，从后面的结果来看，人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那些东西——逐利的金融家抱怨过度的金融监管，渴望恢复原状；执拗的政客还在抱怨大政府，想回到自由放任的状态；至于公众，他们更多是被舆论影响，早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别处。
然而，泡沫总有一天还会回来，高杠杆率、草率的风险管理、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和松散的监管也同样会再次出现。黑格尔说过：“经验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人们和政府从未在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我们需要实行持久的监管和改革，至少在下次音乐停止时，我们能够更坦然地处理这一切，毕竟，历史就在我们眼前。
参考资料：
1、The Theory of How the Financial System Created AAA-Rated Assets Out of Subprime Mortgages
2、次贷危机始末：美国的房地产是怎么崩盘的？，B站@白子玄
3、全过程还原，金融危机期间豪赚800%的保尔森，做空攻略，B站@钞能力毛毛
4、金融崩解的“齿轮”——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危机｜《财经》书摘，财经杂志
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结构与变迁，招商银行
6、美联储“All in”量宽，危机工具箱全启，国君宏观
7、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原理、影响与应对，中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