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k-Tock，嘀嗒嘀嗒……
在Tik Tok横空出世之前，这声清脆的嘀嗒声，只独属于一家公司：英特尔。
可今天，一切全变了。字节跳动的Tik Tok，早已成为一款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0亿月活的超级APP，甚至已经不知不觉站到了中美博弈的前线；而英特尔的Tick-Tock，嘀嗒声却早已不再清脆，甚至由于其犹如挤牙膏一般的拖沓研发进度，喜提“牙膏厂”诨名一枚。
中国有句古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把当前的英特尔和狂飙突进的英伟达、AMD横向对比，那这句话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如今的AI时代，英特尔早已从当年的半导体行业领军者，滑落了不止一个身位。
最近的一次暴击则来自于8月2号。当天，英特尔交出了一份堪称“灾难”的财报：2024年第二季度，英特尔营收128亿美元，同比下降1%；净亏损16亿美元，而上年同期的净利润为15亿美元。而市场选择用脚投票，英特尔开盘后股价大跌26%，创下自198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与财报一同发布的，还有一份100亿美元的“节流计划”：英特尔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5万名员工，并暂停向股东派发股息。
英特尔，究竟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200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了三位科学家，其中之一是杰克·基尔比，一个身高2米的“巨人”。
他的“巨人之姿”，远远不止体现在外表上面。1958年，当时还在担任德州仪器工程师的基尔比，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这为他赢得了42年后的那枚诺贝尔奖章。
如今看来，这项发明的划时代意义，怎么描述都不为过。正如当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所评价的那样：他（基尔比）为现代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基尔比发表获奖感言时，他却谦逊地表态：“我想在正确的时间提及另一个正确的人，那就是罗伯特·诺伊斯（于1990年去世）……如果诺伊斯还在，他应该与我一起分享这项荣誉”。
谁是罗伯特·诺伊斯？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56年，那一年，威廉·肖克利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原因则是他曾和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们共同发明了被后世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半导体晶体管。
也大约在同一时期，肖克利在硅谷创办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并自己担任主任。在这里，他不遗余力网罗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其中的翘楚，便是后来逃离肖克利的八位科学家，即后来鼎鼎大名的“硅谷八叛逆”。
而这“八叛逆”之首，正是罗伯特·诺伊斯。也正是他，在杰克·基尔比“手搓”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之后，最早提出了适合工业生产的集成电路理论。由此，二人在后世共享“集成电路之父”的名誉。
在离开肖克利之后，“八叛逆”把仙童半导体作为了自己的下一站，并在这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八叛逆”陆续从仙童离开。其中，在1968年，罗伯特·诺伊斯和“八叛逆”的另一人、后来提出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共同创立了英特尔。不久之后，安迪·格鲁夫也正式加入。自此，英特尔创始三巨头正式到位。
成立之初的英特尔，最早选择存储芯片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凭借着领先的设计以及制造工艺，英特尔在存储芯片领域逐渐成为行业龙头。到1974年时，英特尔更是坐拥80%左右的市场份额，一时风头无两。
可不知不觉间，事情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批准建立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半导体芯片）”计划，将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技术作为核心政策目标。1976年，日本通产省更是组织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等五家公司共同成立研究所，募资720亿日元，整合日本最优秀的产学研半导体人才资源，打破企业壁垒，共同提升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水平。
相比于日本的“举国体制”，英特尔所在的硅谷，则更习惯以市场为导向，效率虽然高，但无奈资金体量小。面对日本人的“给人、给钱、996”，美国半导体企业很快就败下阵来。身处其中的英特尔，自然也来到了生死边缘。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此时的英特尔，该何去何从？
在安迪·格鲁夫写的回忆录《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1985年的某一天，格鲁夫和摩尔正在办公室里商讨公司未来的发展走向。格鲁夫望着窗外远处大美洲主题公园里旋转着的摩天轮，转向去问摩尔，“如果我们下台了，公司再任命一个新CEO，你觉得他会怎么办？”摩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会放弃存储器业务。”格鲁夫注视着摩尔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自此，英特尔开始“刀刃向内”，革了自己的命，随后把业务全面转向了电脑微处理器这个门槛更高、但也更加蓝海的业务。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无比正确，就此让英特尔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时间来到了90年代，此时，个人电脑开始逐渐普及，互联网浪潮开始势不可挡地汹涌而来。
支撑这轮互联网浪潮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当然是个人电脑。再往下呢？分别是支撑电脑运行的硬件（比如CPU处理器）和软件（比如操作系统）。
此时，2家科技公司也就此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掌握操作系统技术的微软，以及掌握CPU技术的英特尔。自此，一个后世知名的“Wintel”联盟，就此建立。
而围绕着“Wintel”联盟，也诞生出了一个IT产业中经典的软件-硬件升级换代关系的概括：安迪-比尔定理。即：Andy gives,，Bill takes away（安迪提供什么，比尔拿走什么）。安迪指的是安迪·格鲁夫，比尔则指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句话的意思是，硬件提高的性能，很快就会被软件消耗掉。
这是一个外界看来强强联合的组合，可为了维持这份“至强”的体面，英特尔必须保证时刻领先对手。不用说，这是一份超难的答卷，而英特尔给出的解答方案，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Tick-Tock模式”。
Tick-Tock，字面意义上就是时钟的“嘀嗒”声，一个嘀嗒代表着一秒。而在英特尔的发展战略上，每一个嘀嗒代表着2年一次的芯片迭代。具体来讲，每个Tick-Tock中的“Tick”，代表着工艺的提升（晶体管变小），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原有的微架构；而Tick-Tock中的“Tock”，则是在维持相同工艺的前提下，进行微架构的革新。如此一来，英特尔便能在制程工艺和核心架构两条道路上交替进行，提升产品竞争力。
如今看来，Tick-Tock战略可谓“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它既是英特尔曾经辉煌的凭证和见证，同时也成为后来英特尔的没落埋下伏笔。
什么意思？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半导体芯片行业的业务模式已经分化为了3个方向：
Foundry（制造厂、代工厂）模式：企业只负责芯片的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而不负责芯片设计。比如台积电、中芯国际等。
Fabless（无晶圆厂）模式：企业主要负责集成电路的设计、（销售前的）测试和销售，而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的晶圆代工场来完成。比如苹果、高通、AMD、华为海思等。
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集成器件制造）模式：企业拥有自己的圆晶厂、封装厂和测试厂，自行完成芯片的全生命周期，包括从设计到制造的整个过程。最典型的，就是三星和英特尔。
最早的头部芯片公司，几乎都是IDM模式。可随着芯片制程越来越先进，IDM厂商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芯片制造的高昂费用，自己越来越难掏得起了。以前是“两手抓，两手都硬”，可随着制造成本的攀升逐渐超过了营收的增速，两手抓，已经不再现实。
于是，台积电这样的芯片代工厂开始出现，而大量的芯片公司则逐渐开始剥离自己的制造业务，专注于芯片设计。比如目前在全球Foundry行业内排名前五的格罗方德，就是从AMD剥离而来的。这对AMD来说，可谓是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毕竟AMD创始人杰里·桑德斯自己就曾说过：“拥有晶圆厂的才是真男人（Real men have fabs）。
可结果呢，目前全球Top10的芯片半导体企业，始终坚持IDM模式的公司，只剩下了三星和英特尔。嗯，全球唯二的“真男人”芯片企业。
但仔细看来，这二者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三星，全年营收占全韩国全年GDP的10%以上，旗下业务庞杂多元， 更有营收巨大、面向C端的消费电子业务，可以为高资本开支的芯片设计、制造业务输血，同时也方便进行产品验证。华为海思的崛起，本质上也是同样的逻辑。不过，华为还没等把芯片制造环节跑通，就遭到了来自美国的“强行中止”，此为后话。
可英特尔呢？在“Tick-Tock模式”下，英特尔必须在芯片架构设计、芯片制程工艺上齐头并进，才能保证自己的战略顺利执行下去。可现实情况是，先进制程突破越来越难，制造端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大。原本想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结果导致工艺、架构都瘸腿。IDM模式的优势不仅体现不出来，还引发了一系列负向反馈。
与此同时，英特尔的竞争对手们却纷纷都在轻装上阵。英特尔双拳难敌四脚，何况，英特尔的这双拳，都在变得愈发软绵绵。
如此这般，被对手赶超，也毫不意外了。
如果说，英特尔对“Tick-Tock模式”模式的坚守，还能算得上某种难言对错的战略选择。那么，在接下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英特尔可是结结实实的犯下了一个大错。
乔布斯在世时的苹果，向来以创新著称，其每年的产品发布会，更是时不时引得科技爱好者们“颅内高潮”。
2005年也不意外。在当年6月的发布会上，乔布斯请了一个特殊的嘉宾——身穿宇航服的英特尔时任CEO保罗·欧德宁。在发布会上，二人共同宣布，Mac将抛弃IBM的PowerPC，同时转向Intel的X86架构。2006年1月，苹果推出了第一批基于英特尔处理器的Mac。
那可真是一段你侬我侬的甜蜜时光。趁着这股甜蜜劲儿，乔布斯向欧德宁透露了自己下一步的计划：自己正在研发一款划时代的手机，同时询问对方，可否为iPhone提供芯片？经过一番简单的评估之后，欧德宁礼貌拒绝了这一要求。
后来我们知道，这款手机就是iPhone，它几乎引领了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而苹果也自此开始入局芯片设计领域，并成为当今全球最为重要的芯片玩家之一。
反观英特尔，自打犯下了“拒绝为苹果供应芯片”这一公司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后，便开始如耄耋老人一般积重难返，逐步被那些曾经瞧不上、看不起的对手们赶超，比如AMD，比如英伟达。
多年之后，有人采访欧德宁，对于当年的决定，他自己也不无惋惜。但平心而论，这一切都是事后的观察和总结。每个置身历史之中的当事人，并无一个全知全能的“历史巨镜”。如果我们代入到当年欧德宁的视角，谁又能保证做的能比他更好呢？毕竟，作为当时全球芯片行业的执牛耳者，英特尔完全没必要冒风险去涉猎一个前景晦暗不明的新兴行业。
如果说，这件事能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教训，那或许正是安迪·格鲁夫的那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当一个以技术为本的企业不再对技术创新偏执，反而处处充满了风险考量，那么，它的衰退或许就此命中注定。
2021年2月，英特尔任命了公司历史上的第八任CEO——从外部空降而来的帕特·基辛格。可事实上，基辛格并非是英特尔的陌生人，而是英特尔的“老人”。早在2001年，他就曾被任命为英特尔的第一任CTO，那一年，他刚满26岁。在CTO任上，基辛格推动了USB和Wi-Fi等关键行业技术的开发，并在酷睿和至强产品系列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此次回归，工程师出身的基辛格高举“技术大旗”，不仅力图要在芯片设计上保持领先地位，还想要重启芯片代工业务，修正已经紊乱的“Tick-Tock模式”。
毋庸置疑，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对基辛格有着极高的期待，希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他会成功吗？不知道，起码基辛格上任3年以来，英特尔的财务数据可算不上乐观，而竞争对手们也依然在大踏步地前进。
可是，如果我们承认，任何改革都伴随着阵痛，那么，英特尔当下的停滞，是否就是一种阵痛？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写下一句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分起飞。因为只有到那时，猫头鹰才可以看见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才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
如果当下黄昏未至，谁又能轻易断言英特尔的未来？
可要真到黄昏已至，密涅瓦的猫头鹰，又能否再次见证英特尔的起飞？
无人知晓。唯有静静地，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