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好了，压力却大了，这可能是很多现代人的共鸣。响应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关于进一步推动精神卫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50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主题确定为：心理健康，如何协同？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当年9月，第5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的主题是“精神健康，谁来负责？”而本次会议视角更为宽广，来自专科医院、政府、学校、社会机构的人士围绕心理和精神问题，特别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教育、咨询、诊疗及康复全程，探讨了各自的角色与相互协同，以及其中新媒体的角色、精神疾病临床研究的科学伦理等问题。
▲ 薛 梅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品牌市场总监
创奇研究院执行理事长蔡江南教授策划了本场会议并主持了圆桌讨论环节，创奇研究院品牌负责人薛梅做开场介绍并主持了全场会议。
▲ 谢斌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也参加了2013年9月的第5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精神卫生，谁来负责？十一年光阴荏苒，在国家卫健系统和央地政府的机构调整中，相关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在政策话语中，越来越多提到“心理健康”，并且与精神卫生相提并论。
▲ 陈发展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李可 壹心理合伙人
壹心理合伙人李可作为2007年毕业的心理学专业科班人士，他一路见证了公众对心理健康认知的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科普，这是最简单、阻力最小的心理健康传播方式。
近20年心理健康领域发生的五次比较重大的社会事件，每一次都可以说是大型的心理健康科普。从2006年的马加爵事件，到最近的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很多人困在狭窄的空间里，没办法直接交流，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新冠给心理行业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大家开始知道心理健康，也开始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此外，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心理词汇成为网络热词。
李可认为，心理概念的传播带来的一个好的变化是，病耻感降低了。以前说别人“精神病”是骂人的话，现在表达心情不好往往会说“我抑郁了”。
心理健康传播的发展也带来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原生家庭问题成为很多人的心结，豆瓣上还有个小组叫“父母皆祸害”，很多人在那里吐槽，有可能加剧父母和孩子的对立；二是简单粗暴地“贴标签”，往往造成偏见；三是心理咨询“无用论”的论调，会破坏心理行业与公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
李可指出，当下心理行业科普面临如下现实：一是如前所言用户的成长速度高于行业成长速度；二是心理咨询师在宣传中经常提到我们非常专业，而用户更关心的是你要用你的专业来解决我的问题。三是媒体环境也在变化，特别是短视频和直播兴起，需要做好专业价值和情绪价值的平衡。
整个行业接下来要怎么做科普？李可认为，要建立一种新的信任的链接，生产好的内容——内容本身要有“脚”，可以自己“走”到用户那里。他说，现在有AI，有短视频，有直播，是心理科普最好的时代。这些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利用，再加上系统的学习，新一代的心理咨询师很可能会崛起。如果有更多这样的中坚力量年轻人涌入，这个行业会发展得更好。
精神心理疾病的患者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多大差别，患病后很多时候可能症状也不凸显，但其痛苦往往难以言说。解决精神心理疾病需要多种“弹药”，也就是相关的药物、医疗器械、诊疗新技术等。所有这些新武器如何产生呢？只有一条路径——临床研究，即使是临床经验的总结，也需要通过临床研究的证实才能获得普遍认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机构办主任沈一峰从科研伦理的视角，分享了精神心理疾病临床研究的特殊性。
沈一峰介绍，精神心理疾病归属于中枢神经系统（CNS）的问题，CNS领域的药械研发难度很大。与抗感染、肿瘤、消化、代谢、呼吸、骨骼肌肉等领域相比，CNS研发周期长、成功率低。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单个病例的观察时间超过9-12个月，再加上花费多、参与者愿望低，很多研发企业放弃离场。好消息是近5年情况有所好转，项目数量和投入资金都有大幅度增长。
精神心理疾病临床研究的特殊性
沈一峰从伦理角度分享了三点：
一是弱势参与者。根据新修订的2024版赫尔辛基宣言，“受试者”这种表述转变为“参与者”，强调患者参与临床研究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完成临床试验任务，而是主动参与，其想法、观点、意愿、偏好都能有机会融入研究方案中，使得临床研究成为患者们真正想要的样子。这就要求研究的源头是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健康需求或优先需求，而且不能在其他群体中开展。针对个体想要参加普通健康相关研究的情况，要默认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有参与的权利，除非有科学的理由表明他不适合参加。
二是隐私与保密。很多研究中会设计去标识和匿名化，但这两者的要求不同。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信息，彻底切断了与个人的联系，因此不再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实操中，需要获得个人同意匿名化处理的知情同意，才能对患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从而为后续的数据共享，乃至数据资产和数据交易奠定合规性基础。
最后是关于安慰剂的使用。首先，只有使用安慰剂是临床研究的最佳选择或唯一选择时，才能考虑设立安慰剂对照组；其次，要求使用安慰剂不会造成可预期的严重后果或不可逆的伤害；再次，要极其谨慎避免滥用。
沈一峰随后通过三个具体案例分析，强调共性的伦理原则需要在个性化的临床研究中落地，实践场景往往千变万化，这也是伦理审查中需要高度重视的具体任务。
从201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到《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2014年出台、2015年实施，可以看到整个精神卫生体系的架构和以心理咨询为代表的心理健康服务，已经成为健康中国战略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上海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吴宏，分享了上海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协同防治模式。
吴宏表示，把握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体系建设的战略发展方向，最终我们的目标是由管理、控制、治疗向预防、提升人群心理健康拓展。在这个过程中多方各司其职：个人是自身健康、包括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社区层面，让精神障碍患者随访成为整个社区服务网络工作的一部分；机构层面，让所有的精神专科医疗服务者通过医疗机构载体更好地服务相关人群。社会层面就是由点及面，更好的提供社会支持。
上海市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经典模式，可以概括为在联席会议指导的框架下“三级管理、四方联动”。三级是市、区、街镇，四方是卫生、政府、公安、街镇。此外有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机制、系统共享平台，以便更好地推进跨部门的协作机制，最后形成了综合性强、分级准确、预警性好、联动紧密的上海精神卫生工作策略。
在全社会干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提供相应的基础性服务保障，做好相应的监管和质量控制，让公共和私人的资源更好整合在一起，提升精神卫生服务的效率。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是开设有关的专业服务机构来弥补公立医疗机构不足，也可以创新服务模式与技术来丰富服务的模式和内容，并使有关服务更加便捷、舒心。
吴宏处长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为例，介绍了接下来要推进的几项工作。他坦言，目前我们服务层面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资源分配不均，专业人才短缺，社会认知不高。上海应对的策略一是强化服务网络，确保整个治疗和干预能够提升；二是提升服务能力，切实推动全流程优化提升，见成效；三是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实施关节环节和重点任务攻坚。
为什么社会发展了，人却变得脆弱了?蔡江南教授以自己的观察开启了圆桌会议的讨论环节。他提出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增大，包括升学的压力等，是上一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二是由于教育水平提高，媒体宣传增强，原先不在意的问题上升到疾病层面；三是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的紧密联结削弱了。
谢斌把蔡教授的分析概括为“三特”+“三独”：VUCA时代的特色、青少年期的特征和特殊重大公卫事件相叠加，这是我们面临的宏观背景；老师、家长、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汇聚在一起，矛盾和特点可能更为凸显。虽然问题看上去有点严重，但谢斌绝不赞成心理问题疾病化和应对策略功利化的倾向，他强调，主流的心理和医学行业要守住专业界限，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同时谢斌建议从公共卫生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一是强调每个人是自身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二是要用系统性思维，从上游找成因开展预防工作，而不是守在下游去“堵”和“救”；三是接纳当今青少年群体已经不同于以往历代同龄人这一现实，对他们当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情绪和行为，包括生活方式，不必用可能已显得陈旧的健康标准去评价，也不必总想着如何去干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上海闵行区诺达双语学校教育顾问委员会主席陈健指出，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不公平，所以家长就会不遗余力地获取优质资源去给到孩子，但没有充分地去倾听和尊重孩子的声音。在学业上尤其如此，会不断加压，所以青少年的厌学情绪、心理问题最严重的就是中考之前的7、8年级。其实家长拼，命地为孩子叠加资源，反映了他们对于阶层滑落的恐慌。媒体“贩卖焦虑”也加剧了问题。陈健认为，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社会经济在发展，信息更透明，表达更通畅，所以问题更为常见，我们还是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角度去看待。
上海广播电视台阿基米德的丁芳表示，秉持专业性和科学性，把应该传播的内容放大，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陈发展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大部分是成长性的问题，整个社会体系都要跟上，有条不紊地往前走，就不用太紧张。
沈一峰还提出了临床研究招募不到足够志愿者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患者的第一反应是你要拿我做“小白鼠”。如果大家都不参与临床研究，所有的新产品、新技术都不可能有。他认为，我们在文化层面缺乏冒险精神，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媒体宣传工作。
本次与会嘉宾还有从大连远道而来的专业人士。他们从部队精神专科转业后，创办了一个专门园区“知源精康医疗康复园区”。嘉宾代表表示，听完本次会议感觉发展方向找对了，但是眼界还要放宽一些，着眼点应该从重症精神患者的治疗转向社会精神心理服务。
最后蔡江南教授表示，人是社会动物，需要多种链接以增强我们的心理健康。
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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