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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关于“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对繁荣的影响”的贡献。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或对中国广电走出困境有所帮助。本文所有图片，以及带下滑杠的文字，均有对应的关联文章链接。颁奖词指出，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具体来说，达龙·阿西莫格鲁的研究不仅关注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资本要素，还深入探讨了制度的重要性。他与约翰逊和鲁滨逊的合作，通过分析历史上不同制度的演化及其对各国经济表现的影响，揭示了好的制度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之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制度经济学家，分别是科斯和诺思。本号的很多文章，经常引用他们的观点。按照诺思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是人们互动关系的规则。不同的制度或规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绩效。今年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回答的就是不同绩效制度的来源。他们的研究表明，包容型制度能够鼓励产权保护与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而攫取型制度则会导致少数人掌控决策权，多数人缺乏参与机会，从而阻碍国家发展。上述推理或答案，在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二人合著的两本书中。分别是《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本说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本书说的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可以互为因果，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国家治理，人为因素太多。所以，有人评论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回答的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有一定的主观性。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深入研究了如何使一个国家富裕，并在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他揭示了一个国家富裕的奥秘——自由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认为，通过让个人在市场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就会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财富的增长。本号的很多推文，也经常以《国富论》作为底层逻辑，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广电行业走出困境的路径。但《国富论》中，对如何建设让国家富裕的制度描述不多。后来大量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凯恩斯、米塞斯、哈耶克、科斯、诺斯等等，从各个角度对如何让国家富裕进行了广泛研究。今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又在继续探讨这个永恒的话题。我国经过了46年多的改革开放，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内涵就是，要让市场（价格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制定市场制度）作用。
政府管理国家和经营者管理公司类似，员工富裕是公司富裕的基础。所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每一个人而言，都值得关注，要认识到制度的关键作用。所以，今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国家贫富的研究成果，也同样适用于公司治理与经营，特别是全国性的电信公司。电信网必须有足够大的网络规模，才能具备网络效应，集中经营可以避免不同地区的重复投资，降低区域运营导致的网间交易成本，容易协调网络经营的负外部性。从电话网发展到互联网，从交换局到云计算，更是如此。因为，这时的云计算可以离用户节点很远，需要集中资源建设。所以，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按照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就是专制、少数人掌控决策权的网络整合，多数人缺乏参与机会，只能由少数人给多数人层层制定KPI考核指标。这势必会发展成为垄断型的集权、专制、层级分明的公司，还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美国的做法是在1984年，把当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分拆成一个专营长途业务的公司和7个本地电话公司，打破了AT&T的垄断。1996年的电信法，又引入了有线电视参与竞争。但在网络效应下，本地公司需要通过并购交易，扩展网络规模，突破区域边界，又慢慢形成多家全国性的电信公司。我国经济学家在90年代，曾建议成立几家全功能的全国性电信公司，形成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这样可以避免走美国的弯路，但直到2008年才被采纳。市场机制会引导电信运营商，将资源配置到有比较优势的电信产品上，逐步弱化广播网。
这是当前三网融合难以克服的弊端，更是资源有限的中国广电，转型电信运营商的必然结果。除非国家为中国广电的转型，提供足够的资源，使其两种功能兼备。我国的有线电视，是从中央、省、地、县四级联合办广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是电视台下面的广播网络传输部门。后来，国务院发文，一再要求建立企业化的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详见与本文同时推送的另外两个国务院文件。）1999年的国务院82号文要求，电信部门不得从事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部门不得从事通信业务，对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直到2010年三网融合政策启动，该文件才失效。这让我国的三网融合进程拖后了10年！期间，各地成立的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与电视台均属于同一广电集团公司，有很多人是事业编制，受各级政府广播电视局和各级党委宣传部监督。10年时间，足以将广电网络的行业性质和企业文化固化，同时固化的还有电信、广电之间的利益边界。这使得2010年开始的三网融合进展异常缓慢，直到三网融合试点期过后，政策管制才消失！但是，有线电视进入市场关键的价格形成机制，至今仍然依照政府定价，成为计划经济活化石。这是有线电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网络整合，放大计划经济弊端导致的结果。这种整合对政府的高定价更加依赖，没有随着电信参与三网融合竞争向下调整，形成攫取型制度，而且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弱势群体。这就是三位诺奖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少数人集权的制度。本号也对有线电视这种不好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很多分析。遗憾的是，这种攫取型制度，即使在电信运营商强大的竞争压力下，至今也仍未改变，成为有线电视贫穷落后的根源，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严重下降。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广播电视行业特殊的体制机制形成的。
科斯因为《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制度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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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重磅】中国广电或启动划小承包改革！》一文，引用了科斯《企业的性质》论文中的观点，推断中国广电可能会划小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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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三网融合2.0，能为广电解困吗？》一文提到，本地化的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没有电信网的外部性，不需要将县级广电网络的经营决策权集中到省网或市网，可以消除不必要的内部交易成本。
保持县级广播网络的经营自主权，更适合区域化的广播网经营，更容易调动县级广电网络的积极性，更容易与本地融媒体中心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服务本地党委和政府，也更容易获得本地政府的资金支持，省网的干线及内容聚合收费也可以得到保障，形成多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