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源记忆 | 我的父亲谭戒甫及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情感   2024-11-07 20:15   湖南  

冬树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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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谭戒甫及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谭仲嘉


谭仲嘉,谭戒甫先生次子,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现居美国。其父谭戒甫是研究先秦诸子楚辞金文的大家。

★写作缘由及我的家世

     我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谭戒甫是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还与毛泽东有深厚的师生情谊。也正因为这一点,2014年时,《湖北文史》杂志的编辑同志约请我们家写一篇关于父亲和毛主席友情的文章。我们家兄弟姐妹多,这篇文章由谁来写呢?

    父亲是武汉大学著名教授,我1964年考入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在校读书期间,一直在武大校文艺宣传队,毕业后又留在武大当教师,包括父亲在挨整期间,我也一直在他的身边。在我的兄弟姐妹中,我在父亲身边呆的时间最长,和父亲的交谈也特别多,还知道父亲许多有趣的事。于是,撰写这篇文章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写的文章题目是《我的父亲谭戒甫及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发表在《湖北文史》2014年第二辑上。

       父亲对我们三兄弟的排行设计,我想从我们兄弟的名字开始。父亲告诉我:我们家三个男丁,姓名第三个字是和出生地相扣。而中间的字,是按古人兄弟排行伯(孟)仲叔季来考虑的,正好与四季月份的别称字首,也就是“孟”、“仲”、“季”三个字相吻合。这三个字和“春夏秋冬”拼在一起,就是一年十二个月的别称。亦即: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

       我的大妈有一子二女,我大哥名“谭孟衡”,比我年长20来岁,中间是“孟”字,老大,出生地在湖南“衡”山;我亲妈生我们二子三女,我名字“谭仲嘉”,中间的字是“仲”,老二,出生地在重庆两道口——嘉陵江和扬子江(现通称长江)汇合处,故名“仲嘉”;我弟弟出生在湖南大学的岳麓山,名字就是“谭季麓”。把我们三个名字:“谭孟衡”、“谭仲嘉”、“谭季麓”放到一起,无论如何,这名字从字形或是从音调都挺有意思:每个名字的两个字,字形从简到繁,音调从低到高。最有意思的是:父亲选的“孟”、“仲”、“季”三个字,放到一起正可以解释成一年季度月份的别称的字首。

    ★父亲的经历和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我父亲1887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今涟源市)龙塘镇洞花村扶南山组(扶桑明月光金屋,南国佳人下翠楼。12岁在祖屋写的联)。16岁离开扶南山求学,父亲曾多次谈到他年轻时想出国留学,1904年考人长沙湖南游学预备科,以满意的外文,数理化成绩期待出国,后因革命被发觉而学校停办,未能如愿。

1908年暂时在湘乡东山小学任英文教师一年。1909年考人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又改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学习电机工程,打算学成后出国。后因辛亥革命,学校一度停学,父亲因参加革命从军而离校。
出国留学几经争取,终成泡影,只好回湖南。一开始,他回到家乡湖南洞花村扶南山藏书阁,那里是谭家老祖的发源地,现在仍然是我们谭家家谱组编写所在地。父亲找工作,或任报社翻译及编辑,或当中学教师。

    我父亲从小爱好武术,曾常谈起他年少时在祖屋练民间拳种散指拳(现螺旋拳棍)的情景,后来赴长沙江边练习,练完后在江中游得精疲力尽,最后躺在沙滩上日晒雨淋”;“一到下大雨,尤其是电闪雷鸣,越是冲出去,还比拼着往山上冲”。时常就带着学生们这样干。当然,只有一小部份趣味相投的人这样。

1914年8月至次年,父亲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教英文课。毛泽东正好就读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学习英文,也注意身体锻练。我父亲很喜欢毛泽东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之间从那时起就有了交往。在那里,父亲也结识了王季范等先生。

      父亲年青时出国不成,以工科转攻国学,尤以深研墨辩成名。1928年被聘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特约讲师,1930年晋升为教授。“七七事变”后,于1938年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从此先后辗转任教于西北大学、贵州大学、中央干部学校(在重庆)等大学,1946年回到湖南,出任湖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及系主任。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回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出版了《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释》《校吕遗谊》等著作。深受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1950年和1953年初,我父亲就和毛泽东主席有书信来往,体现着深厚的师生情谊。1957年,毛主席邀请我父亲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及游览上海、杭州等城市,毛主席还在他家里——北京中南海邀请四人叙旧:除我的父亲外,还有杨树达、王季范、章士钊,都是毛主席的老师。他们三位都在北京,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主席希望父亲也来北京,但父亲推说不习惯北方气候而言他,主席也就作罢了。随后主席拿出300元,笑着说,您只能自己好自为之了。于是,父亲就将这300元钱当着宝贝珍藏了起来。

    1958年4月6日,毛主席在武汉体育馆接见武汉地区科学工作者代表。当时,毛主席在许多代表中发现我父亲,便立即停下脚步,亲切地和他握手,除问候我父亲的身体、研究工作现状外,还很关心我父亲屈赋研究,特地提到我父亲的研究论文《屈原(哀郢)研究》一文的发表问题。这对我父亲晚年的屈赋研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1958年至1963年,我父亲还连续三届当选为武汉市人大代表,出席过全国政协会议,积极地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微薄之力。

★文革遭遇与1957年毛泽东赠送的300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我们全家人都很紧张。不久,红卫兵来我家,宣布父亲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劳动改造。我当时还松了一口气,总算还是把父亲划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因为如果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上加上“反动”二字,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会被剃“阴阳头”、“坐飞机”、“戴高帽”、“游街”,大会小会“批斗”。我父亲因为没有扣上“反动”二字,他的遭遇算是幸运的了。
宣布完后,他们就开始抄家,扫“四旧”。通过一阵翻箱倒柜之后,从箱子里抄出毛主席给父亲的亲笔信。这封信是毛主席1953年1月写给父亲的,信中说:“ 戒甫先生: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惠书收到,备悉教学勤恳,嘉惠后学,极为感谢! 此复,顺致敬意。”这次抄家后不久,中央档案局来人取走了主席给父亲的信,几年后,他们送来供我们留存纪念的复印件。

当抄家的红卫兵看到是毛主席的亲笔信时,有人说,这可是伟大领袖的亲笔信啊!负责抄家的头儿把信看了一眼就仍到桌上,并阴阳怪气地说:“这个不算什么,被打倒的刘少奇、李达之流,都有毛主席的亲笔信,我们的革命行动不能受到干扰。”之后,他们又从箱子里翻出一个纸包,折开一看,里面是300元钱。他们质问父亲为什么私藏300元钱?因为那时我父亲工资停发,银行存款被冻结,每月只发给30元生活费,被批斗的人私自藏钱可罪上加罪呀。
无奈之下,我父亲只好向他们讲述了这300元钱的来历: 1957年,毛主席在他自己家中邀请四人作客,王季范,章士钊,谭戒甫等,都是毛主席当年在长沙第一师范的教书先生。除我父亲外,他们三位都在北京,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主席希望我父亲也来北京,但父亲感到不能适应北方寒冷天气而婉拒,主席只好拿出这300元,笑说,你只能自己好自为之了,我父还想推辞,章士钊,王季范都忙说主席已拿出手了,总不能再拿回去吧。于是我父就把这300元钱作为礼物小心珍藏起来。

    红卫兵们听到父亲的一番陈述后,也许心灵有点感悟,领头说话的口气也缓和了:“那这样吧,这300元钱必须上交,不能留。至于你这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年纪大了,就不必下乡或去农场劳动改造了,就在学校参加打扫打扫卫生,扫扫厕所。”

开始,我和弟弟扶着父亲一起去点名,打扫卫生,后来管理放松了,就由我或弟弟顶替父亲去打扫卫生、扫厕所了。
"文革"开始一段时间后,父亲的身体不太好。当时驻校军工宣队指挥部有位政治部主任,曾当过号兵,那时,我在武汉大学指挥部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小号。他对我格外体贴,有一天,我试探着向他请求一件事:说我的父亲身体不太好,又缺少营养,能否批准从银行取点存款,还谈到毛主席那300元钱的事。
三天后,我得知当年红卫兵抄出的300元钱还放在银行,他批了条子,让我们去取。我妈就用毛主席给的钱,在正紧要时用到了老父身上,也还正好合着毛主席当年送钱的初衷。不久,冻结银行存款的政策有变动,这主任最早审查并批准了我父申请银行存款的解冻,彻底解决了钱的大问题。(待续)
附:
《屈赋新编》是毛主席推崇楚文化的一部书,1975年由中华书局内部刊行(1978年公开出版)后,立即送到了毛主席案头。(本文原载《湖北文史》2014年第二期,本文作者又作了些删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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