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是最古老的兵种，当第一把弓箭被发明、第一匹战马被驯化时，就有了兵种和武器的分别。从这时候起，将军们就苦苦追求将各种力量最大限度地组合使用，这就是所谓“联合作战”（Joint Operations）的概念发端。而本文要介绍的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军用以对抗欧陆苏军的重要战略。这一概念既在战略上慑止了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又将美军的战役法彻底升级换代，改写了美军各军种之间协调、互动和联合的格局，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美军。它甚至将影响力扩展到了流行文化领域，例如，著名的即时战略游戏《战争游戏：空地一体战》便取自这个广为人知的概念。
起源：从消耗到机动
要谈空地一体战的起源，就必须先了解美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为此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的军事战略艺术。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在其名著《战争艺术史》中提出了经典的“歼灭战略”（Niederwerfungs）与“消耗战略”（Ermattungsstrategie）的两分法框架，认为历史上的军事战略都可以被归入这两类战略中。简而言之，歼灭战略的主要体现形式是会战，追求在正面决战中击败对手；消耗战略的主要形式则体现为机动，通过向对手侧翼和后方特别是补给线的巧妙机动来避开对方进攻矛头，在削弱对手攻击力量之后，再寻求适当的时机实施会战。在18世纪后半叶的七年战争时期，由于后勤补给系统较为原始，欧洲君主主要使用的是消耗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因拿破仑对战争艺术的革新和一系列其他因素，歼灭战代替了消耗战；此后的一百年时间内，欧陆各大强国都近似偏执地追求进攻、速度和突然性，但到一战时期，这种势头忽然被绵亘的线式防御体系完全击碎了。于是消耗战再度替代了歼灭战。
火力与机动、打与走是一对永恒的命题。
当欧洲人热衷于研究战役法时，置身欧陆事外的美国陆军甚至没有发展出“战役”（Operations）这一概念，这与美国陆军缺少大规模的会战传统有关。但是，依托美国巨大的经济力量，美国陆军（以及海军）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物质资源。庞大到什么程度？且不用说一战、二战中的美军，就以南北战争时的美军为例，北军“浪费的物资和装备就足以供给只有我们军队半数的法国军队”。正是由于美军始终拥有丰富的、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供挥霍，他们对于战略、战役和战术，才没有欧陆各国（特别是德国和苏联）那么关注。只用物质力量的堆砌便可压垮对手的情况下，美国陆军已习惯了在全面战争中收到匹兹堡、费城和底特律送来的成千上万的飞机、装甲车辆和炮火——1939年二战开始时，美国陆军的规模只相当于德军的十分之一，而且没有一个师做好了战斗准备。仅仅6年后，美国陆军就拥有800万人，其中240万名陆军航空队官兵运作着近8万架飞机，这一切都拜美国庞大的物质力量所赐——他们是消耗战的信徒。
战后，美军很快发现苏联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它也拥有庞大的物质力量，现在是消耗不过了。得益于苏军的高战备水平和巨大的军工投资，美军第一次从物质方面被对手超过（大约是300万名苏军和2.5万辆坦克对100万名盟军和1万辆坦克）。更糟的是，核武器将陆军战略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华府许多要人认为未来的战争反正是大规模互相毁灭，那么陆军特别是常规部队就不再有用，只需要空军和海军的远程核武器就可以了。此时，陆军参谋长（即美国陆军最高负责人，相当于陆军司令）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曾在二战中担任第101空降师师长）力排众议认为，并不是所有冲突都会酿成全面核战争，仍然需要保留常规部队用以在中小规模战争中击败苏联，或应付诸如威慑性存在、镇暴、反叛乱之类的场景。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肯尼迪政府“灵活反应战略”（Flexible Response Strategy）的诞生，这一战略将美国陆军从垂死的边缘拉了回来，但之后的越南战争无疑将美国陆军推入了更大的深渊：战略家们寄予厚望的空中机动部队损失数以千计；再多的炮火都无法压制隐身于丛林中的对手；吸毒、暴力犯罪和种族冲突蔓延全军，很多军官甚至不敢在没有携带手枪的情况下独自进入军营。特别是肯特大学枪杀反战者事件和美莱村的屠杀平民事件，几乎让美军特别是美国陆军的声誉降到最低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此时苏联决心进攻西欧，美国陆军在不打算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将几乎不可能挡住对手。
进入70年代，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弥漫在美国陆军中。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看出来了：苏联的威胁迫在眉睫（此时的兵力差距已扩大到苏联约250万人和4万辆坦克对美国100万人和9000辆坦克！），北约只能依赖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支撑门面。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在物质方面超过对手，那只能从战争的非物质层面寻求解决方案。所谓非物质层面，指的是制度优势、系统的内在协调性、效率和主动性、创造性、深度思考，以及战斗精神。1973年，著名的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成立，首任司令威廉·杜普伊（William DePuy）上将，杜普伊将军具有强烈的学习借鉴精神，通过寻求克劳塞维茨以来重视训练、主动性和机动灵活的德国军事传统并将其引入美国陆军，他开启了美国陆军在70年代规模深远的改革，将美国陆军从消耗战的老路带往机动战的新篇，也敲响了空地一体战的大门。
到1970年代中期，美军地面部队和苏军相比，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历史最大差距。
三维行动：地域上拒止、物理上摧毁、认知上瘫痪！
如果要用简洁的语言概括空地一体战的内容，可以是十六个字：战役进攻，战术防御，常规战争，以少胜多。它是用来对付苏联这样强大的均势对手（Peer Threat）甚至优势对手的，其诞生的初衷就是以少胜多。在研究了德国陆军在二战后期抵抗赤潮的经验后，杜普伊将军认为，德军的核心优势不在于物质（与大众印象相反，德军的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数量通常都落后于盟军），而在于德军能够用良好的指挥控制方式把复杂的联合兵种部队巧妙地协调起来，从而发挥1+1＞2甚至更大的效果，才能屡次以少胜多抵挡住数倍于己的苏军。1976年，杜普伊领导的TRADOC发布了一份提倡首战战胜、主动进攻、深刻融入德国军事传统的条令FM 100-5《作战行动》，该条令是一部用以指导整个军种发展的“拱顶石”（Keystone）条令（此时，美国陆军已发展出了战役的概念，即如何计划和实施师及师以上单位的作战，对苏军而言，实施战役的基本单位是军）。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1976年版本的条令中，美军提出了“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即用短横连接空、地两个词，且两个词均为小写。经过一系列完善后，1982年版的《作战行动》条令出台，在条令中正式提出了“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这个概念，在这一版本的条令中，空、地两个词中间的短横被取消了，并且将陆军和空军的首字母均改为大写，这意味着空军将和陆军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比陆军更为重要。从这时起，空地一体战的改革大幕便从理论的角度正式拉开。
按照革新后的1986年版条令的设想，空军将和陆军联合行动，面对苏军擅长的大纵深多梯队连续突击时，空军将通过纵深攻击摧毁苏军各纵深梯队与进攻矛头梯队之间的联系，而陆军将依靠装甲部队为主的机动部队实施弹性防御，驻扎在坚固预设工事中的远程反坦克部队将在空军支持下以阵地防御削弱苏军的攻击矛头，以火箭炮、身管火炮组成的远程炮兵打击苏军纵深梯队，同时，还要运用攻击机和战术导弹积极摧毁苏军的C3I（Command/Control/ 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情报与指挥控制系统，从而达到摧毁苏军攻击矛头、消灭苏军入侵到纵深的部队并瓦解苏军战役攻势的目的。
为实现这种设想，空地一体战发展了以下三种能力：
一是联合军（兵）种作战。这是空地一体战最重要的原则，考虑到当时美国陆军虽然已有如M1坦克等多件新型武器项目上马，但距离整个陆军现代化还有相当的距离。单靠陆军想要抵挡数量和质量都高于自己的苏联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空军被视为空地一体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空地一体战的设想中，美国空军主要担负以下两种任务：近距空中支援（CAS, Close Air Support）和空中遮断（AI, Air Interdiction）。总体来说，近距空中支援是一种支持性行动，它依赖陆军的情报、感知和空地协调机制，在预定地点集中投射各类火力。近距空中支援可以用来削弱突入纵深的苏军坦克矛头（通常具有野战防空的保护，但当时的野战防空系统射程较近，也不够可靠），也可以用来掩护陆军的侧翼，甚至还可以在陆军反击时提供支援。而空中遮断则是重头戏：空军将与地面部队进行协调，选择恰当的遮断时机，为地面部队提供充分的机会。空军将使用密集的战斗轰炸机群扰乱或摧毁苏军的潜力（Potential）即其后续梯队、补给阵列和指挥控制系统等，战斗轰炸机群的遮断行动还可以扰乱苏军指挥官对部队的指挥控制，导致他将宝贵的决策资源用于处理复杂的防空和补给保护任务。
二是机动作战。机动作战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方面是运动战（Mobile Warfare），即运用有机动性的部队，例如装甲部队、空中突击部队和特种部队在机动中寻找有利的条件和位置，再对敌方实施打击，这是一种常见的战术，美军部署在欧洲的装甲师将会寻找苏军突击矛头的侧翼或后方实施攻击——40年前的德军就经常这么做；另一方面是机动战（Maneuver Warfare），这一大名鼎鼎、且经常被混用、泛用的概念与“阵地战”（Positional Warfare）或“消耗战”（Attrition Warfare）相对。
如何定义“机动战”？从约翰·博伊德上校到最新的美军条令，可能有不下数十种言论，但它们的内核都大同小异：机动战是偏重于打击对手的指挥控制能力、士气、心理状态、部队协调和组织水平等非物质资源的，它附带着认知（Cognitive）的效果。假设我们把战场比喻为一张比武台子，那么消耗战则是直接削减对方的血条，而阵地战则是努力把对手逼到台子边上（限制和拒止），而机动战则是撒出一把石灰让对手迷了眼睛。这一理念起源于约翰·博伊德上校著名的OODA理论，他在研究朝鲜战争时期的空战后认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可以看作是敌对双方互相较量，谁能更快、更有质量地完成“观察（Observation）——认知（Orientation）——决心（Decision）——行动（Action）”的循环程序，谁就能够战胜对手。假如一方得以连续地超前对方完成循环，就会占有极大的优势。当慢方基于状况认知而采取行动时，快方已经采取了其他的行动而使状况变为完全不符合慢方的认知。每循环一次，慢方的行动就与现实脱节越远，最后必然失败。这就像两个人下棋，如果一个人每局只能走一步，而另一个人每局可以走两步甚至更多，那么胜败自然不言自明。
完整呈现的OODA循环
在空地一体战中，美军认识到了苏军指挥体制相对更僵化的弱点。苏军采用集中的命令式指挥（Befehlstaktik, Order Command），强调对指挥层每个位阶的持续绝对控制，显然，苏军的指挥控制流程会充斥着各类非常复杂的计划，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并且受困于通信设备性能较差、部队编成比较复杂、进攻本身就依赖更复杂的指挥控制等弱点，可以说，苏军要在进攻中保持良好的指挥控制难度很大。美军则从他们的德国盟友处学来了充分放权的任务式指挥（Auftragstaktik, Mission Command），升级了新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以提升自己的OODA循环速度，另一方面，美军将运用一批全新的远程武器，例如火箭炮、防区外空地导弹、陆军战术导弹等攻击苏军集结在二线的、处于待战状态的目标，包括空军机场、战术导弹发射器、师以上指挥部、防空系统、交通枢纽、战役后方基地都会遭到攻击，这些行动会让苏军原本就已很复杂的进攻计划陷入大乱。
三是全纵深作战。纵深作战，是相对于线性作战而言的。自古希腊时期起，交战双方都会拉开一条接触的战线，在古典时期，这条战线体现为重装步兵之间的盾牌和长矛的碰撞；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条战线体现为线列步兵和散兵之间的对射；在一战时期，这条战线又体现为绵亘的线式防御工事。二战时期，德军用机动部队出其不意地快速突入对手纵深，打出了举世闻名的“闪击战”，对手并不是被德军直接打垮，而是位于纵深的指挥部、通信系统、后勤补给点等脆弱目标被摧毁，前线部队的侧翼与后方受到威胁，从而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这就是纵深作战的巨大威力。二战末期，苏军也用大纵深战役理论对德军还以颜色。而在空地一体战的时代，苏军的大纵深合成战役的威力比二战时提高了不知多少倍：会使用多个以空中突击部队为主的战役机动集群进入美军的纵深实施割裂行动；会使用全机械化的坦克突破矛头在窄正面坚决克服防御；曾经落后于北约对手的空军力量也得到了显著加强。要应对这种推陈出新（例如）的大纵深攻击，就必须以纵深作战对纵深作战。
在苏军的设想中，将在主要突破地段上达成坦克五比一、火炮六比一、兵员四比一的力量对比，并且挑选防御最薄弱的地段实施进攻，以达成突破；后续梯队再通过突破口向美军脆弱的纵深发展进攻。1976年的美军条令就认为，苏军有可能使用超过600辆坦克（即相当于约2个坦克师或3个摩步师）来进攻一个美军师。美军认为，苏军这种高度集中兵力的进攻固然很难化解，但也缺乏突然性可言，由于攻击正面很窄，两个苏联坦克师不可能并排投入战斗，而只能分成梯队逐次加入进攻。要瓦解苏军的这种进攻，重点在于必须迟滞、扰乱和消灭位于纵深的苏军后续部队，这就是打击后续部队（Follow-on Force Attack）理论。为此，美军将提前利用特种部队、轻型装甲侦察部队和广泛配置的前沿侦察系统（例如战术侦察机）收集苏军情报，探测出苏军编队中明显的脆弱部位，随后，在一线的掩护部队（Covering Force）会依托地形障碍和各种反坦克武器坚决抵抗，此时位于后方的各种常规武器会将火力范围从与美军第一线接触的苏军部队向后一直延伸到最大射程，特别是瞄准苏军二线等待后续进攻的梯队和辅助设施，因为这些呈待机进攻队形或行军队形展开的部队都非常暴露，很容易受到杀伤，便能在整个纵深范围内有计划地削弱并瓦解苏军的攻势。
美军认为，纵深是作战在时间、空间和力量上的延伸，如果能够在苏军的纵深（空间）实施巧妙（时间）的行动（力量），便可以有效地打乱对手的决策周期。因为苏军的纵深存在各种各样的关键目标，包括指挥部、部队集结地、交通网络、补给线、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果这些目标遭到攻击，会极大地影响苏军战役计划的完整性和协调性，既能让苏军指挥部措手不及，还会削弱苏军的进攻力量。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如果有一支美军装甲部队进入了苏军纵深，并开始摧毁一座机场，驻扎在此的苏军战斗机中队被击毁了。那么，原本可以得到这个中队掩护的一支前线苏军部队就没办法得到掩护，同时苏军指挥官还必须花费资源去评估机场附近的状况，并派遣大量部队肃清渗透进来的美军（由于美军是一支高机动性的装甲部队，因此苏军也只能消耗宝贵的机动部队去拦截它），此外，苏军指挥官还必须派工兵资源修复机场，这又减少了前线苏军所能得到的资源。可以看到，美军这支装甲部队仅走了1步（摧毁机场），便迫使苏军要花费3步（肃清区域、修复机场、协调其他部队支援前线）去消除它带来的影响，纵深作战的威力可见一斑。
如果把纵深作战和之前谈过的联合兵种作战结合起来，那么威力将更上一层楼。联合兵种作战（Combined Arms Operations）顾名思义，其名称可以类比为古典战争时代的“手臂”，多只“手臂”的联合便可形成互补的效果。美军对联合行动的定义是“联合作战是同步和同时地应用作战力量，以实现比单独或依次使用每个作战力量更大的效果。”（Combined arms is the synchronized and simultaneous applic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combat power to achieve an effect greater than if each element of combat power was used separately or sequentially.）19世纪的作战中，指挥官只需关心大约10项主要职责，拿破仑不必思考电子战或空中打击，而在20世纪80年代，指挥官所需要关心和协调的事超过了40项。在本来就已很紧张的苏军指挥控制资源上，如果美军再用战斗轰炸机、反辐射飞机、武装直升机、装甲部队、搭乘直升机的渗透小组、电子战系统和陆军战术导弹进行联合攻击的话，那么会给苏军的指挥控制体系带来成倍增长的压力。此时，苏军即使有再强再多的部队，由于其指挥控制结构陷入超载的状态中，也无法有效地布置和使用这些部队了。
由此，在已经谈到的三种能力，包括联合兵种作战、机动战和纵深作战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效果集：从地域（即进入苏军纵深）、认知（即超载苏军的指挥控制能力）和物理（即运用联合兵种部队和远程武器摧毁苏军部队）的三个维度瓦解苏军的攻势。
提升人员素质。不难想象，如果要执行一个涉及地域、认知、物理三重维度的复杂计划，需要一群素质多么高的军官和士官。如果要完成空地一体战的设想，那么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不仅自身要做到最好，还必须联合取胜。自70年代越南战争的低谷期后，痛定思痛的美国空军实施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红旗”演习，该演习由内利斯基地扮演华约对手的红军中队执行，直接使用苏制战斗机在模拟实战条件下进行对抗性训练，旨在提高美国空军对地面和空中假想敌进行攻击的能力，训练项目包含攻势性制空（Offensive Counter-air）、空中遮断、近距空中支援、防空压制（SEAD）与指挥管制作战等常规科目，在之后的“绿旗”演习中又增加了电子战飞机和新开发的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飞机，构成了完备的对地打击体系。到80年代中期，美国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得益于著名的Topgun演习）人员的平均素质较之越南战争时期已有了很大提高。
美国空军红旗演习的假想敌部队给战斗机绘上了对手的标志
相比起美国空军，美国陆军平时的训练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陆军部队驻地较为分散，集结一次耗资巨大。而且陆军部队需要非常大的场地来执行演习（师级部队通常为上千平方公里），在这种场地上还要部署各类训练设施，在人口密集的欧洲，根本找不到上千平方公里的空地供美军演练攻防。此外，美国陆军的大量预算都用于采购M1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新武器，训练经费也相当紧张。
1980年10月，美国陆军终于建立了国家训练中心（National Training Center），该中心设在欧文堡，是对空军如火如荼的“红旗”项目的眼红反应。欧文堡位于洛杉矶与拉斯维加斯中间的沙漠地带，多沙且多风，但有2500平方公里的空间可供使用，足以容纳旅、营级部队实施机动和作战。在这里的红军是著名的第32近卫摩步团，这支部队由一个机械化步兵营和一个装甲营组成，从外观到作战都完全模拟苏军摩步团，使用老旧的谢里登轻型坦克，但配备在当时还很先进的激光对抗系统，按照苏军的作战思想与前来受训的美军营级部队对抗，驻美国本土的装甲营和机械化步兵营每隔 18个月便要轮流到欧文堡进行训练，以获得逼真的对抗经验。训练极为严酷，在欧文堡受训的美军部队可能几天吃不上热食，也得不到燃料和饮水补充，转瞬之间就可能被第32近卫摩步团部队火力毁伤一半，甚至被其全歼。美军还充分融入了德式的训练传统，例如自普鲁士以来的严格图上演习和重视批判性思维的框架训练等——受训指挥官将接受毫不留情的讲评，由训练中心教官对他们指指点点，写出大量的贬低性报告，毫不留情地嘲讽受训者最荒谬的、最愚蠢的瞬间。
欧文堡今日的模拟演训场地
除了欧文堡的陆军演习场以外，在80 年代，美军涉及多个军种的大规模联合实战演习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美军先后组织了“回师德国-79”、“十字军-80”、“环太平洋-80”、“秋季熔炉-83”等大规模实兵对抗演习，其中秋季熔炉-83演习有数十万人参加，规模不下于著名的苏军西方-81演习，可以视为是空地一体战思想的第一次实战预演。
红刃蓝盾：将空地一体战用于现实？
如果将空地一体战用于进攻，那么海湾战争便是最好的回答：先用卫星、战略战术侦察机、隐形攻击机、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远程制导武器组成一个完善的侦察-打击系统，对探测出的对手防空C3I系统和其他关键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在摧毁对手防空系统后，大量的战斗轰炸机甚至战略轰炸机将潮水般涌入战区空域实施密集的空中遮断和直接打击，完全限制敌方地面部队的任何行动，再用富有机动性的装甲部队进行巧妙的战役机动（即“左勾拳”行动），在即时的空中支援下彻底包围并歼灭敌军。但如果将空地一体战用于防御，就必须考虑到苏军并不是貌似强大、但混乱且脆弱的伊拉克军队。
怎么对付采用空地一体战的对手？苏联拥有活跃的军事学术研究，自二战以来，一直在革新发展其大纵深战役理论。面对美军的空地一体战思想，苏军一方面大力加强其装甲矛头的进攻速度与坦克数量，新型的T-72和T-80坦克进一步扩大了对北约装甲力量的质量优势；另一方面，苏军继续增加装甲矛头的进攻纵深，并且从一路突破变为多路突破，力求实施像五个手指伸开插入、由一只强有力的手臂加以支援和控制那样的多个突破，同时用优势的炮兵火力压制敌防御的全纵深，迅速突破敌战术防御地带(第一梯队师防御地带)，使用专门组建的装甲坦克部队，在空降兵和直升机机降部队的配合下，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进攻，尽量迅速地攻占敌大纵深内的目标。
假设在1985年的中欧爆发了全面冲突，会是怎样的场景？
首先，华约的飞机和导弹使用高爆弹药和化学弹药，对北约中部地区的机场、司令部、后勤地域以及导弹发射阵地实施了大规模袭击，拉开了大举进攻的序幕。数百个华约潜伏小组和特种部队单位开始破坏民用和军用通信中心、政府机关、火车站、发电厂以及要害的桥梁。潮水般的苏联坦克集群（约30个师和10000辆坦克）和他们的东德、波兰盟友将组成多个突破矛头，坚决克服位于富尔达山口、北德平原、霍夫走廊和哥廷根走廊的北约前沿防御，撕开前沿防御后，紧随其后的摩托化步兵师（苏军的摩步师相当于北约的机械化师）单位将迅猛攻入北约纵深夺占区域、扩大战果，最深远的突进可达数百公里。作为苏军杀手锏的战役机动集群将搭乘直升机低空渗入北约防线，并依赖其机动性和精良的训练广泛袭击北约的指挥部、战术核武器发射点等要害目标，令北约整个防御体系陷入混乱中。
苏军计划中对北约防御实施突破的方向，包括富尔达山口、哥廷根走廊、霍夫走廊，此处最有利于大型装甲部队展开和向深突击。
但是，苏军要发起进攻的轴线实际上早已处于北约的严密监视中，因此进攻实际上无突然性可言。预料到进攻的北约一线掩护部队主要是步兵，配备了大批反坦克武器特别是反坦克导弹（北约在这方面占有对华约两倍的数量优势），在巴伐利亚、波希米亚的山地和森林中重重地杀伤苏军坦克矛头。德国中部密布的河流和北德平原密集的人造建筑群成为了反坦克小组最好的作战地域。华约第一梯队的坦克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开始将机械化步兵投入战斗以清除暴露出来的北约反坦克阵地。此时，一些华约梯队已撕开了北约防御进入纵深，苏军空中突击部队占领了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北约指挥部。
但是，华约指挥官很快发现他的战役计划被打乱了：预定投入战斗的第二梯队报告遭到猛烈的空中打击，北约发射的防区外导弹超出了华约野战防空系统的射程，一些试图起飞掩护的米格战斗机被北约新锐的F-15战斗机击落，北约取得了制空权，越来越多的苏军梯队被密集的远程火力和空中火力堵在突破口，而已经突破到北约纵深的坦克师又得不到增援和补给，很快便停滞下来，还遭到了北约装甲师的侧翼攻击。北约的电子战和空中优势给华约的指挥控制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依赖上级命令的华约坦克师变得不知所措，孤悬在北约纵深。华约的进攻被瓦解了，开始转向防御，退到东德境内的防线，并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攻击北约的部队，北约也停止了进攻——这就是一场典型的空地一体战。如果没有强韧的地面防御，要对高速开进的华约部队实施空中打击只是镜花水月；同样，如果没有精准猛烈的空中打击，地面部队的防御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这就是空地一体战的艺术：以地面部队的防御为砧，以空中部队的打击为锤，再实施经典的机动-歼灭公式。
经过80年代的改革整备，到1987年时北约和华约的武器数量差距已大大缩小，而武器质量和战术水平则超越了华约。
从“空地一体”到“多域”
空地一体战中包含的联合、纵深行动、机动战、火力制胜等思想不仅没有削弱，反而随时间的推移愈加繁荣了，甚至跨越了军种的界限，演变为现代美军联合作战的思想基石。海湾战争后，美国空军和陆军陷入了“谁赢得了战争”的辩论，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军种冲突白热化了，空军对陆军追求远程火力系统（例如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战术导弹）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按空地一体战的理论，位于敌方纵深数百公里的目标当然是空军防区外武器的打击范围。随着未来地面冲突的减少，陆军开始向重视多样性和多用途能力转变。1993年版本的《作战条令》中，强调多用途和低损失的全维作战（Full-dimensional Operations）取代了空地一体战，2001年的《作战条令》中，全频谱作战（Full-Specturm Operations）更把作战范围扩大到了反恐、维和、安全援助、东道国援助等行动上。在这一时期，美军由于战略失误，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全频谱作战只能黯然收场。
当美国陆军在遭受挫折时，美国空军却转身和美国海军打得火热。2010年，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开发了“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概念以对付亚洲对手，该概念是空地一体战思想的翻版升级，旨在将美国空军的隐身轰炸机、远程防区外武器和海军的攻击核潜艇等军种独特优势组合起来，以贯穿亚洲对手密集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此后，这一概念屡次演进，涉及的军种和系统越来越宽泛，直到如今整合了陆、海、空、天等各军兵种的“联合全域作战”（JADO, Joint All-domains Operations）概念，JADO依赖的核心指挥体系“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便是由空军领衔开发和运作的，五角大楼认为，之所以让美国空军领衔这一工作，一方面是美国空军较之其保守的同行，历来具有较好的开拓精神和人事环境，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空军在以往就拥有很高的联合作战水平，有相当大一部分设施可以直接作为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的建设基础。如今，美国空军已成为了美军乃至国防部的头号宠儿。
美国陆军也不甘寂寞，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在2016年提出了“多域战”（All-domains Battle）概念，将陆军融入海、空、天、电磁、网络、认知等其他作战域，与其他军种实施协同行动。为此，陆军将实施大规模的组织改革，强调部队的韧性、分散性和远程杀伤能力，并且突出陆军部队从事远程打击、防空、反导、反舰、太空支援（包括通信、预警、侦察、导航/授时/定位）、后勤补给的能力，将美国陆军从一支配备大量装甲车辆的冷战陆军转型为一支灵活机动、分兵集火、全域感知、着重远程打击且攻防兼备（防空、反无人机和防御性电子战）的现代化部队。可以说，美国陆军未来的“矛”将不再是它的装甲师，而是它的远程打击力量（尽管它的大部分远程打击平台的开发进度都不乐观），而它的“盾”也不再是冷战时期它密集的反坦克武器库，而是它的各种防空和反无人机武器（同样不乐观）。所以，我们可以谨慎地评价，美国陆军在思想和组织上的进步，走到了物质和平台的前面。
如今，美军计划用一套兼容共用的通信和指挥控制网络把跨域的部队和资产链接在一起，实现比空地一体战时代更紧密、更广泛的联合作战
不管是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还是多域战，虽然名字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一个共通的原则：打击对手的指挥控制能力。今天的美军重视将复杂性（Complexity）而不是火力作为武器，通过更分散的部队、更不可预测的行动、更协调的跨域联合来迫使对手的指挥控制超载，以达成己方的决策优势（Decision Superiority），这一点是如今的美军与冷战时期空地一体战的最大不同——攻击的重心不再是对手的部队，而是对手的决策能力。
作为历史的一页，空地一体战虽然已经远去，但它包含的战争规律、战术战法、制胜机理和军事思想仍然影响着今天各大国的所有职业军人。回顾亚述人把步兵、车兵和骑兵组合起来的往事，直到今天跨海、陆、空、天各军种的复杂联合，将军们必定会想起瑞士战略家安托万·约米尼男爵的名言：
“同时运用各兵种以发挥最大联合力量，是每个将军在战斗的决定性时刻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确定他行动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