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也许是最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一再教导人们：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但事实上，城作为凝聚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交通枢纽的中心地带，仍是历代军队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所谓城池与城市，并非同一个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大多数人印象里，似乎古代所谓城的概念，就是一通城墙包裹着若干居民地和各种官民之间所用的住房。典型如下面两张图。
然而实际上，古今中外，大部分城市都是基于农业而出现的。
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一座城市的周边，必定会有大量农田存在，不然不足以满足当地军民的日常消耗。
因此农业的形成，促成了人口的聚集和定居，进一步带来了管理和治安的需求。由此，城墙方才出现。
当然了，有没有完全脱离农业，而是根据政治或军事需要所兴起的城市呢？这当然也是有的。在偌大的帝国领土上，九州大的有诸如函谷关、山海关等天下关隘，亦有如大同、荆州等古往今来的军事重镇。
相对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帝国在军事上的需要，反而是促成上述城市更为关键的因素。
不过本质上，即便是一座以军事目的兴起的城市。除了极少数的天下第一关，大多数城市并不会完全排斥平民百姓的出现。
原因也简单，有这些常住人口在，能为军事要塞中的军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食用本地自产的粮食，也必然要比千里之外通过漕运和行商高价贩来的更有性价比。
甚至来说，即便是后来十分推崇军屯制的朱元璋，随着时代的演变。大明的军户们或是变成实打实的庄稼汉，或者则是将土地贱卖给财阀和地主，但后者一般也不会自己亲自去耕种的。
也由此，在我们印象中那种一面城墙之下包裹着当地所有居民和农田的情况，其实是并不准确的。
《战国策·赵策》就曾记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所以所谓国、城、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在诸如商周或春秋时期，小诸侯因为实力弱小，倒是也曾出现过，一邑即一城、一城即一国的情况。但这种现象实属罕见。在更多情况下，城和邑往往是分开的。
《司马法》就说到：“王国百里为郊”。“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居住在百里郊内的人，便称之为“国人”，其余的称为“野人”。
野人在某些程度上，其实并不算是国家的在编力量。
比如我们如果看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秦晋韩原之战。
这个故事的开头，说的是秦穆公有一次去山里打猎。本来大家玩得挺开心的，但突然秦军发现自己有十几匹马被人偷了。结果后来秦穆公一查，发现原来是被一群野人弄来吃了。见状，秦穆公手下纷纷表示，要杀野人以泄愤。但秦穆公却表示，马已经死了，与其再伤人命，还不如送他们些酒，让他们开怀畅饮，过个好年。当然了，史书上说的是怕野人吃马肉，把身体搞坏了，所以送酒。
不过无论如何，等到后来秦晋在韩原开战，秦军一度被打得节节败退。关键时刻，是侧翼杀出一支大约300多人的野人军，才终于使得秦穆公转危为安。
同样的故事，春秋《左传》也曾经记载，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翻译下意思就是，晋国内乱了，公子重耳不得已出逃在外。一路上，众人实在太饿了，就像野人乞食。但哪晓得野人给公子送来一堆泥土，于是重耳大怒，欲抽出鞭子来打人。结果子犯就说了：这是人家要归顺你的意思。于是乎，重耳听到后恍然大悟，稽首还礼。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普通的教科书均把这里的野人翻译成平民或者乡下人。但实际上我们上面说了，野人实际上属于非在籍的，比国民的地位要低得多。
也正因为此，你看即便公子重耳都已经落魄到向野人乞食了，但一感到不爽，第一反应也是准备抽出鞭子来打人。由此我们说，野人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之低下。
所以事实上，长期以来邑的人口反而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在籍人口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邑都属于“国”实质上的赋税和人口来源。无论是国家要进行财政募集亦或是军事动员，邑的数量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那有人会说了，那居住在邑的人们，又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群居后，可以得到国家的安全力量的庇护，避免在野外与猛兽搏斗，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其次，大规模的定居人口，也提供了更多的贸易、食物以及工作机会。
但当然了，如果遇到个吧混账的国君，那就只能是苛政猛于虎了。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邑还是相对稳定的。
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就开始出现所谓内城、外城以及关厢的存在。
前两者比较好理解，就类似故宫和北京城，一个属于王公贵族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居住地，后者则属于城市的外廓。
不过在比较小的地方，就会类似《权力的游戏》里，红堡和君临城外墙的情况。在这时候，普通老百姓想进红堡，完全要看君临城的安全局势，以及坐在王位上的那位黄毛，是否足够去乔佛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