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雄心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的理想君主并非传统儒家圣君，而是类似于秦始皇、汉武帝那类有一番大作为的君主。这类君主往往对民众压榨过度而完成自己的伟业。和他们不同的是，隋炀帝更上一层楼真正毁掉了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
继位后，隋炀帝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征发民丁在洛阳周围穿堑（发丁男数十万）、营建东都（“月役丁二百万人”）、 开运河（“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开永济渠“发河北诸军百馀万，“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馀里，广十馀丈）、修长城（“发丁男二十馀万筑长城”）、征林邑（“士卒肿足，死者什四五”）、……其“无日不治宫室”，到处都有行宫，出行又讲究排场（比如下江南时制造了大量龙舟，数千艘龙舟南下携带巨量的人员，又让沿途供应美味的食物和奢侈的物品，其他出行也类似如此，如巡塞北、巡西域），还追求工程的宏大和华丽及完成的迅速，导致对于民力非常滥用，大量民众被征发去干无休止的工程。史书记载：“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也就是征发的民丁死亡率甚至接近了一半，壮丁的尸体已经相望于路的程度。这些描述也许因为隋炀帝是失败者而有所夸张，但考虑到古代行政体制的低效率加上工程的庞大和复杂，又迅速地完成，在滥用民力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方面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隋炀帝在边疆开拓方面也建立了丰功伟业。比如隋炀帝北巡边塞，进入了启民可汗的帐篷里，向世人宣告着东突厥的臣服，之后又征服了吐谷浑打通西域道路、西巡河右宴请各国宾客，在河西地区广开互市，在南方拓边方面，隋炀帝击败了林邑、开拓了琉球。可以说，隋炀帝在北、西、南三个方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唯有东北的高丽对隋朝的霸权产生了威胁。征伐高丽正是隋炀帝边疆开拓的重要步骤。
高丽（即高句丽，下文皆用高丽）的情况
《隋书·高丽传》记载：“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而又根据同卷记载：“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也就是一开始高丽和隋朝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转折点就发生于陈朝灭亡时，高丽王汤因惧怕隋朝接着兼并自己而采取防御性措施，隋文帝又因灭亡陈朝统一南北而对高丽更加强硬。隋文帝于开皇十七年（597）赐汤玺书，责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又言：“陈叔宝之亡，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吕思勉据此推测：“案高丽之于北朝，不过慑于势，不敢不从，于南朝则心悦诚服，说亦见《两晋南北朝史》。汤是时，岂仍抱此等见解邪？抑知辽东为中国所必取，逆计陈平则用兵次第将及，故为固圉之计也？”也就是高丽对于南朝的关系是较为心悦诚服的，而对于北朝则是出于利害关系暂时臣服，这也和北朝与高丽政权有着直接利益冲突有关。在隋文帝末期，高丽和隋朝的冲突日益加深，根据隋朝方面的说法，高丽不仅不守藩臣之礼，而且还对契丹、靺鞨等东北诸族加以“驱逼”“禁固”，甚至袭扰隋朝边境，等到隋炀帝即位之初巡视东突厥时，又遇到了联系突厥的高丽使者，这让隋炀帝大为气愤，而黄门侍郎裴矩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鄕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这段话更是激起了隋炀帝要征伐高丽的雄心。根据当代学者解释：“高丽所据为汉魏以来之 ‘华壤’，属于传统的 ‘冠带之境’，随着隋朝南北的统一，封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对边疆开发力度的增大，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势必加剧与高丽地方民族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两者的冲突演变为战争并不奇怪。
征伐高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二月派兵征伐高丽，“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熲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此次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而结果却是大败而归。从陆路进军的隋军，“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而从海上进军的高丽，“亦遭风，船多飘没”，最终于九月还师，损失惨重（史书称：“师还，死者什八九”，也许有夸张成分，但损失之大是必然的），高丽王元也上表请罪，最终使得事情平息。这次征伐成为后来隋炀帝征高丽的预演，窦建德就说：“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而后来李世民征高丽，也是不克而归，比较不同的是，李世民采取的方式较为稳健，没有直接深入平壤，因此也没有遭遇类似萨水惨败（后叙）的悲剧。然而也是仍然没有攻克安市城，又在贞观二十一年（647）、二十二年（648），再派遣将领征高丽，都没有成功，于是准备再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还没有实行，李世民就去世了。因此吕思勉说：“唐太宗之定四夷，多不甚烦兵力，惟于高丽，则仍蹈隋炀帝之覆辙。可见时势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在这个层面上，也间接说明了隋炀帝征高丽的失败命运，所谓“时势所限”。
隋炀帝一征高丽
首次进攻高丽，隋炀帝展现了他的超强动员能力。隋炀帝先在山东（今天的山东、河北及河南的东北部）设立军府，据《隋书·食货志》记载：“时帝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炀帝以运河的终点涿郡为陆军集中之地、东莱为海军集中之地。隋炀帝先“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鑹手三万人”以充实海军。等到大业八年正月，聚集的军队“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根据现代学者考证称：“我们可以肯定1133800人是隋炀帝首征高丽所出动的军队总人数，其中陆军约1046600人，水军约70000人，蕃兵约17200人”），也就是隋朝此次征伐高丽的军队总数就到达了113.38万人，加上保障后勤的是其两倍，隋朝一共有三四百万人参与此次行动，其军事动员规模前所未有。隋炀帝当年南下攻灭陈朝，根据史书记载：“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即隋炀帝杨广）节度。”兵力总计才51.8万，而这次的兵力是其两倍。
如此庞大的军队是需要巨量的后勤物资，其运输也是非常头痛的，而隋炀帝大笔一挥，搞得天下骚动。首先为了准备海军船只，隋炀帝让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仅仅为了这三百艘船只，因为时间进迫，官吏督促，制造船只的人片刻不敢离开水中，从腰部以下都生出蛆，死亡率高达十分之三四。隋炀帝“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如此大规模的征发，史书记载说：“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塡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从大业六年（610）起，在山东置府养马后（设置军府可以承担赋役的人减少），又发民众运米到泸河、怀远二镇，运送的牛车去了却没有回来，士卒死亡过半，农时耽误，田地大多荒废，加上饥荒导致了一些地区米价上升，而民众运送的米质量如果太差，甚至需要民众自己补偿。隋炀帝为了后勤保障，又发鹿车（小推车）夫六十多万，两人推着三石的米，结果运送的米还不够路上的消耗，运到了地点已经没有米了，都畏罪逃命，加上官吏贪婪，导致了“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民众纷纷相聚为盗，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不管如何，这场从大业六年开始策划的大远征已经准备就绪，面对隋王朝如雷霆的重击，高丽政权又如何坚持下去的呢？根据兵部尚书段文振临终上表说：“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旣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这里段文振提到了三点内容，首先是“夷狄多诈”，不要突然受降，其次仍然是“水潦”（积水）问题，会逐渐升高，从而遭遇隋文帝伐高丽的问题，此外就是兵宜速战而不久战的问题，然而隋炀帝几乎全部犯了，也是其惨败的原因之一。
隋王朝虽然在涿郡聚集了一百多万军队，但是实际作战效能却非常低下。《孙子兵法》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然而隋炀帝则不同，下令说：“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鬬，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言非大军征行之法。公等进军，当分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也就是说，隋军的进军不能轻军独进，必须分三道进攻，而且军事上有什么进退问题，都要请教隋炀帝本人，由此造成了隋军临阵的呆板。
在具体战争进程方面。首先隋军在渡辽河时和高丽军队爆发激战，经过鏖战最终渡过了辽河，“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之后围困了辽东城。隋炀帝大喜，于是车架渡辽，又让人抚慰新收复的辽西民众，“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然而围攻辽东城时遇到了问题。本来高丽军坚守不出，隋军进攻就非常艰难，而隋炀帝又弄出来新的神奇操作，下令说：“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于是等到城池快要陷落的时候，高丽人就打出来要投降的旗号，于是隋军不得已要去请示隋炀帝，等到回报到了，高丽人又说不投降了，经过反复多次这样的事件，隋炀帝始终不领悟。打了近一个月，辽东城仍然没有攻破，隋炀帝怒斥说：“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也就是怀疑诸将贪生怕死不肯奋力攻城，导致辽东城迟迟没有攻下。这两种解释哪一种靠谱呢？前面那种解释近乎荒诞，可能是隋炀帝失败的附会之词，而后面那个解释又是隋炀帝的主观印象。中原政权多次进攻高丽，对于坚固城池难以攻下是家常便饭（包括李世民征高丽），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正如史书描述所言：“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在陆路受阻的同时，隋军的海军也在进展，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很快渡过了大同江，距离平壤仅仅六十里，并且击败了高丽军。来护儿想要直接进攻平壤城，而副手周法护则提出等待其他军队到来再说。最终来护儿还是选择了自己独进，率领精甲四万出发，结果中了伏兵，“大败，仅而获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损失了三万多精锐部队，来护儿带着残兵跑到船所，周法尚“整陈待之”，高丽兵见没有机会，于是选择了撤退。而由于损失惨重，来护儿没有选择继续等待诸军，率领残军先撤退到海边，这就使接下来到的陆军孤立无援。
接着陆军也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当时九路大军分道而进，直入平壤。诸军“皆会于鸭绿水西”，带着一百天的粮食，还有各种武器物资，每个人都要承担三石以上的重量，不能忍受。当时军中下令称：“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然而效果不好，“军士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也就是隋军深入敌境却没有良好的后勤保障，预示着接下来惨败的命运。高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前来诈降，想要看看隋军的虚实，于文仲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本来于文仲要将乙支文德抓住，而慰抚使刘士龙不知道圣旨，极力制止，最终还是把乙支文德放跑了。接着于文述和于文仲商议，于文仲坚持派兵追击，说：““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隋炀帝之前认为于文仲很有计划，之前已经下令让大家听他的，于是于文仲的意见得到了通过。乙支文德知道隋军很疲惫，后勤也有问题，于是选择了诈败，使得隋军连战连捷，一日七胜，进军到距离平壤三十里的地方，因山扎营。乙支文德又来诈降，提出：“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于文述考虑到士卒疲惫，加上平壤城很坚固，难以攻下，于是假装接受投降进行撤退。隋军形成方阵，且战且退，七月时，隋军撤退至萨水，军队正在渡河，高丽从隋军后面进攻隋军的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隋军彻底被打乱，“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陆军溃败后，来护儿也选择了彻底撤退。隋军随之于七月二十五日放弃围攻辽东城，开始了全面撤退，九月时隋炀帝回到了东都洛阳。
此次作战，隋军遭遇了巨大的惨败，据史书描述说：“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也就是仅仅陆军渡辽者就损失了三十万至多，加上海军的数量，再加上其他损失，其数量可能接近四十万。隋炀帝第一次出征，损失军队数目在四十万左右，加之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隋初“四贵”之一的观王杨雄，炀帝初年的宰相、杨雄的弟弟杨达，兵部尚书段文振等，都死在这次东征过程中，可以说人才也损失惨重，并且给隋朝的威信造成了重创。
二征高丽、三征高丽
首征高丽已经遭遇了严重的挫折，然而隋炀帝并没有及时收手，反而愈发想要返回失败的结局，于是发动了第二次征伐高丽。大业九年（613）春正月，隋炀帝“诏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二月又对侍臣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表达了要征高丽的决心。四月二十七日，隋炀帝的车驾又渡过了辽河，隋军围攻辽东城，又派遣于文述和杨义臣前往进攻平壤，隋军围攻辽东城二十多日，死者甚众，仍然没有拿下，可见高丽军防守之顽强。于是隋炀帝下令制作布囊百馀万口，里面放满贮土，想要堆成一条大道，阔三十步，和城一样高，想要战士由此登上城墙，又制作八轮楼车，比城墙还高，可以用箭射城内。制作完毕后，隋炀帝准备进攻辽东城，辽东城内的高丽军处境很危险，这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这时候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六月初三日，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之后围攻东都洛阳，规模到达了十多万人，天下震动。杨玄感本是隋朝重臣杨素的嫡长子，而杨素则是在隋炀帝当太子及继位后平叛出了大力的，因此杨玄感算是隋炀帝的亲信（虽然隋炀帝后来对杨素有所猜忌），此次就是担任后勤工作。杨玄感看到隋政混乱，想要夺取政权，他故意敷衍拖延粮食的运输，接着起兵造反，两三个月就增加到了十多万人，又加入了许多关陇贵族的子弟。隋炀帝得知杨玄感起兵的消息后，非常恐惧，连忙招纳言苏威商议，接着在夜里二更时分叫来诸位将领，让其撤退。当时撤退的隋军由于匆忙，“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又突然撤退，军心大乱，“无复部分，诸道分散”，也就是撤退的部队组织很混乱，很容易就被击溃。而辽东城内的高丽军虽然立刻发觉了隋军的撤退，但是并不知道隋军撤退的原因，于是没有出击，等到第二天中午才派出侦察兵，但这时候仍然怀疑隋军在使诈，经过两天后才出兵数千追击，然而畏惧隋军的众多，不敢相逼，和隋军保持着八九十里的距离，等到辽水，知道隋军的主力已经渡河了，于是追击隋军的后军（约数万人），最终隋军被杀戮数千。另外一路来护儿到了东莱后，本来仍然从海路进军，听说杨玄感起兵后，也停止进发回去平叛了。第二次征高丽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在平定杨玄感的叛乱后，隋炀帝准备第三次征高丽。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召集文武百官，再次商议征伐高丽。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数日，无敢言者”，这时候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老百姓造反起义，规模多者有十数万人，少者也有数万数千，可以说已经有土崩之势，而隋炀帝仍然执着于拿下高丽。在沉默后，隋炀帝再次下令征发天下士兵到涿郡集合，决定继续征高丽。隋炀帝下诏书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馀烬，光武犹自登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后逸者哉！”也就是把自己比作黄帝成汤，黄帝尚且“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而我也要效仿他们一样，再次征讨高丽。三月十四日时隋炀帝到了涿郡，史书记载称：“士卒在道，亡者相继”，也就是士兵不断地逃跑，隋炀帝“斩叛军者以衅鼓（即斩人以血涂鼓）。亡者亦不止。”等到七月中旬，隋炀帝到了辽河旁边的怀远镇，可以说进展非常慢，“时天下已乱，所徵兵多失期不至”，可以说这次陆路进军的隋军没有什么胜利希望。而水军统帅来护儿带着海军登陆辽东半岛，占领了毕奢城，高丽军迎战大败，来护儿准备继续进攻平壤。这时候高丽经过多次战争，也已经疲惫了，又经过这次战败，决定采取缓兵之计。高丽国王高元乞求投降，并且把上一年逃亡到高丽的斛斯政也送给了隋军，隋炀帝大悦，于是下令让来护儿返还，来护儿一开始还有些抗拒，后来就乖乖撤军了，从而使得高丽的危机解除。其实从隋炀帝陆路进军的情况来看，此次征高丽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因此隋炀帝才这么痛快答应高丽投降。大业十年八月四日，隋炀帝从怀远镇班师，宣告第三次征高丽正式结束。由此隋炀帝三次征高丽全部结束。然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高丽已经投降，隋炀帝让高元过来朝见，而高元却根本没有反应。于是隋炀帝仍然不甘心，想要继续征高丽。大业十一年十月，隋炀帝“仍议伐高丽，由是将士无不愤怨”，又问近臣苏威关于征高丽的事，苏威想要让隋炀帝知道国内有许多的农民起义，于是说：“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彼喜于免罪，争务立功，高丽可灭。”隋炀帝听后很不开心。可见隋炀帝并没有彻底放弃征高丽的事，当然，随着国内土崩瓦解，最终隋炀帝还是取消了征高丽。
征高丽影响
隋朝在征高丽前，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仍然称得上处于鼎盛时期，东突厥的表面臣服，吐谷浑的被击灭，西域的打通、征伐林邑的成功、都表示着除了高丽尚未臣服，隋朝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亚霸主，所谓“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而随着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失败，隋朝的国力遭受了重创，大量民众纷纷苦不堪言，起兵造反。当时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隋书·炀帝纪》称：“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又《隋书·食货志》称：“是岁（大业七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馀郡，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当时国内有大水、疫病，而隋炀帝仍然在国内兴建各种工程，在国外举行这种规模庞大的远征，百姓饥饿，没有东西吃，吃草根木头乃至人相食，最后纷纷起兵为盗。而又根据杨玄感私下书信称：“加以转输不息，遥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也就是黄河以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全是茂草，可见国内社会之凋敝。民众一开始是采取消极抵抗，有“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的说法，也就是残损自己的手足来避免徭役，后来还是活不下去，“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安居就活不下去，劫掠就可以延续生命），也是开始剽掠，之后出现李密这种大才加入，就开始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推翻隋王朝的统治，逐渐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
根据《隋书·炀帝纪》记载，第一次征高丽时，“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第一次征高丽失败后，于是九年正月，“贼帅杜彦冰、王润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掠山东。灵武白榆妄称‘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二月时，“济北人韩进洛聚众数万为群盗”，三月时，“济阴人孟海公起兵为盗，众至数万”，四月时，“北海人郭方预聚徒为盗，自号卢公，众至三万，攻陷郡城，大掠而去”，五月时，“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馀，寇掠城邑”，这时候隋炀帝还在征高丽，六月时，杨玄感起兵，七月时“馀杭人刘元进举兵反，众至数万”，八月时，“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拥众十万馀，自称将军，寇江左”，九月时，“阴人吴海流、东海人彭孝才并举兵为盗，众数万。庚辰，贼帅梁慧尚率众四万陷苍梧郡”，十月时，“贼帅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武贲郎将费青奴击斩之。”“朱燮、管崇推刘元进为天子。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讨之，连年不能克。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馀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清河贼张金称众数万，渤海贼帅格谦自号燕王，孙宣雅自号齐王，众各十万，山东苦之。”“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所败，孝慈死之。”……等到隋炀帝第三次征高丽时，国内已经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军，而隋炀帝仍然把重心放在高丽身上，只能说是一种执念了，并非是对于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第三次征高丽时，朝臣纷纷沉默不语，士兵在路上纷纷逃，而民间早早就有“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也就是比起来在辽东死掉，即使作乱被官兵砍掉也是可以接受的，可见社会各阶层对隋炀帝征高丽的不满已经到了极致，可以说，隋帝国的江山就是因为征高丽而崩坏的。
而随着隋帝国的崩溃，以隋帝国为核心的东亚霸权开始消散，周边各国家开始活跃起来，如东突厥就在隋末乱世中扮演着重要一环，当时各个势力都向东突厥称臣，加上李渊也曾向东突厥称臣，其势力之强前所未有，还有如吐谷浑复国等，预示着唐初统治者要面对新的复杂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