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北地朔方的古老民族。自北朝起，中原即名之以“契丹”，意为镔铁。唐末突厥、回鹘先后衰微，契丹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自用国号为“哈喇契丹”，根据《契丹大字耶律琪墓志铭考释》，若以蒙古语解之，“哈喇”即黑，如哈喇昆仑。则哈喇契丹即为黑契丹、黑铁之意。若以契丹文解之，则哈喇是辽的契丹语意，即辽国国号本身。后来耶律大石西迁建立西辽，仍然延续了哈喇契丹这一称号。
兴辽必以中原为念
建立之初，契丹统治者便具有入主中原的雄心。在后唐与石敬瑭互相交战之时，石敬瑭力不能支，《契丹国志》：“（石敬瑭）许割燕云诸州，求兵为援。契丹帝（即辽太宗耶律德光）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万，直抵太原，唐师遂败，立石敬瑭为晋帝。”石敬瑭如愿以偿建立后晋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与契丹。十六州辖地，以今北京市、山西省大同市为中心，北逾长城，西至山西神池，南至河北河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地带自古以来地接边塞，人习兵战，如汉之幽州突骑、唐之河朔镇兵，良兵劲马悉多出此。契丹得到这一重地，既获得了河北汉儿充足的人力储备，又占据了进据中原的北大门，辽廷对此精心经营，改幽州（今北京市）为南京，也称燕京，改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为西京，将十六州正式纳入了辽的版图。获得这一胡汉杂处区域，令辽朝从力量来源还较为单一、分散、脆弱的游牧帝国，晋升为兼具宫帐之便、城池之坚的胡汉混合体，晋升为兼具群牧之滋、耕殖之富的耕牧混合体，晋升为兼具弩步之利、甲骑之锐的军事强权，为辽国统治者南窥中原作了充足的物质准备。
燕云十六州之阙令宋朝丧失了中原的屏障，而辽国则得以利用这个前进基地随意窥视中原，并且从此地榨取源源不断的军事资源。后来，幽州（即燕京、南京）成为辽国的军事重地，大同成为辽国的西京。
石敬瑭死后，继位者与辽廷闹翻。946年，辽太宗发大军攻灭后晋，进入晋都开封。此时太宗并没有合适的治中原之策，只能穿上汉人衣冠，草草搞完“劝进为夷夏共主”的仪式。次年，太宗因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而退回草原，死在路上一个名叫杀胡林的地方，临死之前，太宗感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为防尸体腐烂，便按契丹旧俗填满盐防腐，“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把这位粗豪雄主制成了著名的“帝羓”。这一年，也正是宋太祖赵匡胤离家别妻闯荡江湖之始，十数年间，辽朝将迎来最大的对手——北宋帝国。
官分南北、制有胡汉
辽太宗耶律德光虽入中国而不能有，却为辽留下了丰富的政治、军事遗产。他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北、南（因北面官位崇而习称居前，北面官署位于辽帝牙帐之北，南面位于之南）两面官制，应是对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的再现。辽廷有北、南面两套官，北面官治契丹等各游牧民族事，实行部族制；南面官治汉、渤海等各农耕民族事，实行州县制，而北面官重于南面官。据宋使余靖《武溪集》：“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即契丹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辽之宰相、枢密，系仿汉制而作，北面官中的北宰相之权，据《辽史》：“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因此可以参与军事，但实际中以民政为主。北面官中的南宰相还可用汉人担任，据《契丹国志》：“辽国旧例，凡关军国大事，汉人不预。”但只是“旧例”而已，如《辽史·张琳传》：“（张琳）擢南府宰相（指北面官中的南宰相府）。初，天祚之败于女直（即天祚帝被完颜阿骨打击败）也，意谓萧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东征事。琳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辞之。上不允。”可见辽之汉人宰相亦可参与军事。
北南面官制，北面官中的北、南枢密院和北、南宰相府同掌兵权，值得注意的是南面官系统中也有一个南枢密院，因此辽代应有两个南枢密院。其中，属于南面官系统的南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但并无指挥权，只负责为北枢密院提供军队。
北、南枢密院方面，北面官系统的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除了圣宗朝以汉人韩德让以南枢密兼任北枢密外，北枢密院官员均由辽之宗室、后族担任，汉人无预。北面官系统的南枢密院掌汉人兵马，可由汉人充任南院枢密使，但实际上北枢密院职权远重于南院，据《辽史》：“凡军政皆关决北枢密院”，则辽代中央军事领导指挥机关已基本明确：以皇帝为最高统帅，以北面宰相统摄兵事，南面宰相或可参预，而以北面枢密掌率契丹军马，南面枢密虽有汉人兵马，凡事皆唯北院是从。因此，北枢密院是辽国军事领导体制中最具实权、地位最崇之所，也是实际上的辽国军事总部。
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外，辽国地方军事体制也有分设。首先是行枢密院。有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时，则置行枢密院，总领出征诸军，处理前线一切军务。行枢密院由枢密院官亲临指挥，并置左、右林牙（相当于宋之“翰林学士”）和参谋等幕僚，以行军都统或招讨使（据王曾瑜先生考证，“都统”即“招讨使”之汉语歧译，实为一官）为最高指挥官，以行军都监行监军之责。据《辽史》记载，宰相、枢密使常常统兵出战，出则为招讨使（都统），入则为宰相、枢密使，不为左迁。行枢密院之下，按今人概念，辽廷设有五京留守司等多个大型战区指挥机关，分别对付宋、西夏、高丽、女真。下面分别介绍之。
一是南京留守。南方边防，辽廷以南京留守司、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司、总管府、元帅府等负其责任，总管对宋军事。现实中，留守、元帅常为一人，总管、统军等官为其部属。据《辽史》，穆宗应历十三年(公元963年)，“宋欲城益津关（今河北省霸州市），命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延勋以兵扰之”。辽廷对南京留守非常重视，均以重臣或宗室出任，辽国名将于越耶律休哥就曾出任南京留守，圣宗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休哥病逝，圣宗“进封皇弟恒王（耶律）隆庆为梁国王、南京留守”，至辽朝晚期，虽辽宋间百年无战事，但南京留守一直颇具权势。留守麾下兵力，应以汉军为主，据《乘轺录》：南京“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这些营兵基本都延续了汉、唐时期的军号，如羽林为汉之禁军，控鹤、神武均为唐之宿卫等，但实际战斗力相当一般。后期又有辽国精锐部队皮室军（禁卫军，即契丹语“金刚”之意）加入南京留守隶属，显示出辽国南面军政胡汉混合、以汉为主的独特力量编组模式。
二是西南、西北路招讨使司。西南路招讨使司主要主持对党项、吐谷浑及后来的西夏国战事，也肩负协助南京留守对宋战事的职责。与南京留守相仿，西南路招讨使地位也很高，多由宗王重臣出任。据《辽史》：保宁九年(公元977年)“以宋王(耶律)喜隐为西南面招讨使”。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以楚国王(耶律)隆祐为西南面招讨使”。圣宗还曾“诏赐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剑,不用命者得专杀”。所辖兵力，据《亡辽录》记载，是以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为主力的部族军。其兵力配置模式与南京留守麾下胡汉混制、以汉为主的格局有所不同。西北路招讨使司，根据《亡辽录》： “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以镇摄鞑靼、蒙古、迪烈诸国。”其辖境，大致是东起克鲁伦河，西至额尔齐斯河，北至色楞格河下游（约在今贝加尔湖附近），南抵沙漠与西南路辖境相接，地广人稀。据曾担任西北路都招讨的耶律宗福墓志铭：“西北路之所辖者，节度、金吾逮二十部，精兵勇士馀二万众。”所谓节度、金吾，乃是部族首领获得辽国颁赐的头衔，战时可征调二万余人的军队。但这些军队并不稳定，“绥之斯徕，逆之斯仇”。此处是辽朝边防较为薄弱的区域。
西北路招讨使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漠北常设军事机构。
三是东京留守司和东北路统军司。东京留守司这一区域主要负责对女真、高丽尤其是高丽之战事，并防止渤海人起义反抗。东京留守之治所在今辽宁辽阳，位于被辽攻灭的渤海国土地上，据《辽史》，统和十年(公元992年)：“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伐高丽”，辽历次伐高丽，均由东京留守统兵，同样由宗王、重臣出任留守。东北路统军司专门用于对付女真，治所在黄龙府（今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该部一开始只是东京留守司的下属机构，只由黄龙知府兼任统军使，随着女真边寇日急，东北路统军司日渐超升，与东京留守平齐，也成为辽朝的一大战略区域，多由北、南院大王或宰相、枢密出任。但虽然地位日崇，所辖之兵却似不甚多，辽制，重兵皆在东京、燕京（南京），东北路统军司若要作战，多从诸道临时调发兵力归入东北路统军司作战。当时的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上奏说:“臣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要求趁女真尚未坐大予以翦灭，但天祚帝并未理睬。后来女真军多次击败辽军，天祚帝又仓促从诸道拼凑援兵增援东北路统军司方向，辽国疆域广大，所辖部族众多，互不相协，临时调发大军实在有害无益，未能充分发挥东北路统军司对女真的压制作用，也是辽国亡于女真的原因之一。
辽五京道及各部族图，西北路招讨司位于辽国疆土最西部，它是辽国防御最薄弱、统治最松散、也最后陷落的一个部分。
此外辽在腹心还有西京、中京、上京留守司等机构，由于不在前线，其军事地位不甚重要。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乃辽之根本，中京为奚人聚居地。大军区之外，辽朝在各边地部族（例如西北路之金吾）、各道下属州均有地方军事机构。在各节镇州，辽朝仿宋制设有某军某节度使司等。如东京道下属的开州镇国军节度使司，战时可供征发，一般每部族、每州征发兵力大多为千人至数千人左右。
可汗点兵即往征
论及辽朝军队的身份划分，与宋朝著名的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土兵、弓手等相似，《辽史·百官志》记载：“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将辽军划分为宫帐（即禁卫军）、部族（即如西北路之金吾）、京州（即各京留守及州节度使司下属的地方军）、属国等军，各自征用，互不干预。以民族划分，根据《乘轺录》：“虏之兵有四，一曰汉兵，二曰奚兵，三曰契丹兵，四曰渤海兵。”四大民族军队中，以契丹兵为绝对主力，为辽军提供精锐骑兵特别是重骑兵，奚人多提供步兵和辎重车辆，“契丹之车，皆资于奚”。汉军和渤海军多为辅助单位。
宫帐军方面，辽朝统治者习惯四时捺钵，常年野居露营，依赖宫帐即“行在之所”，少有住在中原式的帝王宫殿中。宫帐军又可细分为御帐亲军、宫卫骑军两类。御帐亲军是皇帝统帅的中央宿卫军，兼充机动作战部队，“恩意亲洽，兵甲犀利，教练完习”，战斗力很强，之前提到的皮室军即是御帐亲军的主力。御帐亲军轮番入值宫帐，一部分分驻五京（例如辽代后期调皮室军加强南京留守司实力）。又有宫卫骑军，该部与御帐亲军类似，职责主要是扈从皇帝本人，据《辽史·兵卫志》：“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此处应做宫卫骑军解，而非一定指骑兵）已立具矣。”但根据上下文判断，此处“十万”是指宫帐军系统“四十万丁”之最高征兵额，并非常备十万军队。《辽史·兵卫志》关于兵数记载常常过大，此为一例而已。总之，宫帐军如汉之北军，在内可为辽帝腹心，在外可作国之爪牙，是辽国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部分。
宫帐军是拥有马甲和铠甲的重型骑兵，仍以骑射为主。
京州军方面，京州军即辽之五京和各道州县征集的汉、渤海军队。辽制，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尽隶生籍，以蕃汉分隶五京各州府。据《辽史·兵卫志》，上京、中京、东京三道有丁二十二万余。南京道有丁五十六万余，西京道有丁三十二万余。这一人力分布也大致反映了当时辽国境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滋生状况，以位于燕云地区的南京为最多，而以荒莽的辽东地区为最少。“大约五京民丁可见者,一百一十万七千三百为乡兵”。这一数字只是可调发的京州军之总数。京州军作战时与部族军不同，不纳入著名的“乣军”序列征发，一般也不作为主力机动部队使用。据《辽史·兵卫志》：“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可见京州军在作战时一般承担工程兵和辅助兵种的职能。
部族和属国军方面，辽兴之初，常有胁迫各被压迫部族作战之事，据《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又准沿河党项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族部落等首领，并差人各将契丹所授官告、职牒、旗号来送纳，例皆号泣告劳，称被契丹凌虐，愤惋不已，情愿点集甲马，会合杀戮”。说明当时辽国会强迫征调各部族出战，被征调来的军队多数充作“炮灰”，因此怨愤极大。至辽圣宗和辽兴宗时政权稳定后，据舒焚《辽史稿》梳理，辽国大致可分为辽内四部族，四大部族，四十八个小部族等部族圈。根据《辽史·兵卫志》：“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各有司存……北府凡二十八部，南府凡一十六部”。其中辽国能比较切实掌握的是大部族军，大型部族能调发的兵力约有万人左右，据《乘轺录》：上京临潢府南大王、北大王属下“控弦之士各万人”，但“二王陆梁难制，虏每有征发，多不从命，虏亦姑息”。可见对大部族军，辽国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而至于小部族军就更不重要了，某些小部族军（例如在之前提到过的西北路招讨使辖区内的各部）甚至是叛服无常，如在公元995年的府州（今陕西省府谷县）子河汊之战中，辽将韩德威便胁从党项各族兵随征宋朝，结果党项兵当场倒戈，反而相助宋军，韩德威大败，“人马坠崖谷死者相枕”。因此辽廷对部族军多数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而属国军则居更加次要的地位，辽之属国，五十有九，朝贡无常。辽廷一般对属国军不作强制要求，“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只有在属国军拒绝征调时才会“不从者讨之”。
辽之集兵，均按部族征发，所谓“族兵制”之意是也，实际上是一种征兵制。据《辽史·兵卫志》：“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榖、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即拥有九个部件的铁甲），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斧钺、小旗……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马、弓矢、武器均要被征者自备，负担颇重，即使富户也难以完成，需要几家共同支撑，如果士兵死在军中，据《辽史·萧韩家奴传》，则“复补以少壮”。早期的辽军也没有完善的后勤补给制度，多以“打草谷”的方式以战养战供应军队。据《辽史·食货志》：“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随着疆域日渐稳定，辽军也逐渐学会了汉军的屯田之法，但战斗力也随之减弱，造成辽代中期“群邪并进，贼及骨肉，诸部浸叛，用兵无宁岁”无法应付的局面。辽代末期，在新锐金军的长期边境攻战中，令老迈的辽军“旷日弥年，其穷益甚”，不得不用拼凑的临时募兵胡乱抵抗，据《三朝北盟会编》：“大辽旧少食粮军（即领粮食的汉军，募兵之意），以食粮军为不足，募民兵，以民兵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为不足，又募僧兵，是为四军。人虽多，亦皆乌合，不为用。及至溃散回归，又皆散为盗贼。”证明辽国晚期的募兵并没有起到作用。
辽之兵数，以《辽史·兵卫志》计算，不下一百余万，这个数字存在严重的夸大。据《文献通考》，宋太祖认为“其（契丹）精兵不过十万人”，《宋朝事实》记载：“（辽国）兵旅大约计之，未必满三十万。且自诸京统军司（即各京留守重兵）及寨幕契丹兵（即宫帐军）不过十五万，奚家、渤海兵（指属国兵）不过六万，汉儿诸指挥（可能指南京留守属下八营汉兵及其他汉军，汉军军制，厢下有军，军下有指挥即营，每指挥千人至四五百人不等）不过一万五千，乡兵义军（指州兵和部族军）不过三万，总计不足二十七万。”可见宫帐军仍然是辽军的绝对主力，而大部分丁壮州兵平时都处在解甲归田的状态，不能视为常备兵额。檀渊之盟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军“其众犹二十万”，揆度檀渊之盟时情形，二十万应是辽军所能调发的大部分主力。据此计算，辽之常备军约在二三十万之谱，其中一半左右（即十至十五万余人）为辽之宫帐军，也是辽赖以攻战的机动主力。其他州兵、部族、属国兵等，由于良莠不齐、地域遥远、征集困难且又不稳定，辽廷并不重视。
总而言之，辽廷常备军数虽然不及宋朝，但拥有雄厚且精锐的骑兵力量，其中有宫帐军等以重骑兵为主的核心主力，又可从各部族征调富有机动性的轻型骑射手，还可得到善步战、善射的奚人步兵支援，亦可征发大量汉人、渤海人京州军守护州县，以壮声势，其兵势颇盛。但是，辽之族兵制多为强征，且负担很重，加之辽对许多部族控制乏力，实际只能依靠宫帐军为主力的契丹族军队，而且还必须防备汉人、渤海人等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就进一步削弱和分散了兵力，这是辽军的弱点。可以说，只要契丹主力被击败，辽之兵势则告瓦解。以金灭辽的战事来看，辽军这些弱点都暴露无遗。
骑如虎狼步如羊
契丹能以一小邦而致万里疆域，用兵必有其妙。概括辽军的战术特点，可以直接借用宋代名臣夏竦的评价：“长于寇钞，短于守御，利于骑斗，挫于步战，便于弓矢，拙于剑戟。”即辽军善战不善攻守、善骑不善步、善射不善斗。这一特点是与辽军以骑兵为主、缺少精锐步兵和攻城武器的力量编组模式分不开的。
辽军善战不善攻守。笔者之所以用“战”而非“攻”与“守”相对，是因为攻、战、守乃中国古代三类基本战争形态，攻专指攻城，战专指野战，守专指守城。辽军一般不愿攻城，辽国建立之初，便已在中原降人帮助下学会制造攻城器械，但由于初学不精，在攻城中多次损失惨重。据《资治通鉴》：“契丹主（指辽世宗）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五日不克，死伤甚众。有戍兵五百，叛应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由此之后，鲜见辽军猛烈攻城之记载，推测此战辽军一定损失较大，留下了心理阴影，遇到坚城一般绕过，即使要攻城也是“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擂木并下，止伤老幼”，这种指望用炮灰消耗守城者的战术在面对坚城时毫无意义。檀渊之战中，辽军倾其所有猛攻瀛州城，据《宋史·李延渥传》：“契丹主（即辽圣宗）与其母亲（即萧绰太后）鼓众急击，发矢如雨。延渥分兵拒守益坚，契丹遁去，死者三万余，伤者倍之，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连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指挥、亲自擂鼓助威都无法拿下城池，反倒折损数万人马，看得出辽军攻城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在守城中，辽军也一直表现不佳，当金军破辽之五京等名都时，辽军守无能为。固然有辽之主力皆已倾丧之故，然而辽军不善守城，可见一斑。
在野战方面，辽军倾向于突出机动性的战斗，行兵诡诈，一般不与对手正面交锋。据《辽史·兵卫志》，辽军重视战前侦察，“前后左右有先锋。远探拦子马各十数人，在先锋前后二十馀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驻，下马侧听无有人马之声。有则擒之；力不可敌，飞报先锋，齐力攻击。如有大军，走报主帅。敌中虚实，动必知之”，凭借精锐的斥候，辽军能迅速掌握战场局势。临战之时，辽军“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即辽军常分为四个方向列阵，每个方向约数万人。辽军虽然规模较大，但作战较为谨慎，一般先派几队精锐骑兵“走马大噪”虚张声势，尝试突击敌阵，如果无法取胜，也不力战，只是撤退等待数日，待敌军疲惫后再寻找机会。辽军喜欢使用虚张声势的战术，例如在高粱河之战中，辽军就用每人手持两个火炬的战术以迷惑宋军。辽军还会给打草毂家丁的马绑上“双帚”，“因风疾驰，扬尘敌阵”，形成四面草木皆兵的态势。辽军的优势在于忍饥耐渴、耐力很强。据《宋史》记载，辽军“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因此，辽军在面对宋军时，常能等待宋军疲惫后先露出破绽，再“弓骑暴集，偏攻（宋军）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如高粱河之战中，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用夹击战术大破宋军，当是从侧面横击，先以密集的远程火力扰乱敌方军阵，再靠冲击给对手以致命一击。
辽军不善步、不善斗。一般来说，辽军之步兵即使是精锐的契丹军，亦不如宋军步兵，则汉、渤海等兵勿论。宋太宗统和七年（公元989年）的徐河之战中，宋都巡检尹继伦“率步骑千人按行塞上”，遇见于越耶律休哥率数万骑南下，休哥对这支宋军小部队不理不睬，甩掉尹继伦继续前进。尹将所部尾随于辽军之后，趁辽军不注意时“从后急击，杀其将皮室（即皮室相公或皮室详稳，辽军皮室军高级军官）一人……众遂惊溃。”耶律休哥当时还在吃饭，被宋军短兵击中手臂重伤，可见宋军一直冲杀到他的军帐里边了，只能逃跑，辽军“相蹂践，死者无数”。从这一案例来说，辽军在步战中不如宋军。此外，在五代末期的一些战斗中，辽军步战也表现不佳。公元945年的白团村之战中，在面对设置鹿角工事的后晋军时，辽军被迫用铁鹞子（铁甲重骑兵）下马“拔鹿角而入”，用短兵与后晋军作战，后晋军“步骑俱进”，而铁鹞子由于装备较重“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也被后晋军打败。故此步战、近战确非辽军之所长。
辽军之不善步战，可能与其过分重视骑射有关。据《能改斋漫录·契丹之法》：“司马文正公言，契丹之法……将战，则选兵为三等，骑射最精者给十分衣甲，处于阵后；其次给五分衣甲，处于中间；其下者不给衣甲，处于前行。故未尝教阅，而民皆习于骑射。”如果不能骑射，即使步战精勇，亦不免被辽军驱于前阵充当炮灰。这种训练和使用方式，有可能造成了辽军在步兵方面的弱势。
辽军善骑善射，此为世之共识。不妨从宋军在高粱河之败后部署的一些防御措施来反观辽军铁骑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一是边境障碍体系。根据《挥麈后录》，早在太祖之世，宋就曾在瓦桥关分界处广种柳树，“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指望靠密集的丛林阻挡辽骑冲击。历世宋帝，皆好种树林木，以限辽骑，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篇》，定州北境之榆柳“以亿（此处应作‘十万’解，即有数十万榆柳）计”，密如寨栅。后来又修建方田，据《宋会要》：“（方田）广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状若连锁，引水注入坑内……又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这是一种配合林木的防御系统，与陷马坑类似。但这些被动防御措施效果都很一般，辽军只要集中强大兵力突破其一点，则整条防线毫无意义，宋太宗吹嘘这种防线为“必胜之策”，自我壮胆“虽使彼众百万，亦无从施其勇”，而宋真宗就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此险不足恃”。二是大力增兵。据《宋会要·食货》：“河朔之地……屯戍兵又倍于往日”，即高粱河之战后宋军将河北军兵力增加了一倍。三是创设阵法。宋太宗苦心孤诣，闭门造车，创设了著名的“平戎万全阵”，据《武经总要》，全阵共用兵十四万余人，步兵十万余，骑兵三万余，其中拒马便有一万六七千架，此阵出战是否确有把握，世无能知之者。
平戎万全阵的核心是三个步兵方阵，共用步兵十万余人。宋人可能出于颂圣心态，评价阵法为：“惟帝之教，神谟圣略，出入天巧。汉有八阵，平沙是列；唐有六花，取数于八。孰如此图，虑天之法，以此众战，孰能御之？”认为该阵法可与汉之八阵、唐之六花并列，然而该阵法从未投入、也不可能投入实战。
辽军之装备，根据今天的考古结果看，其刺杀之长兵、卫体之短兵，多与中原兵器形制相类似，颇有特色的是辽军之远射兵器，包括弓弩和飞砲。《辽史·百官志》中有弩手军、砲手军之名，弩手军可能是大部装备弓弩的远程部队，砲手军应是用抛石机抛射石弹或燃烧火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军在燕京“日阅火砲……私买硫黄、焰硝”，说明当时辽军可能已掌握制造爆炸性火药武器的技术）的部队。辽军之铠甲，今日徐州博物馆有全国唯一一套辽代人马具装铠甲，该甲为札甲，有身甲，披膊，腿甲，头盔由弧形盔片缀成，与唐宋札甲较为类似。可以推断，擅长机动作战的辽军一般也不会装备过重的铠甲，与后来多次引起恐惧的“极坚、枪箭不能入”的金军铠甲有很大区别。
辽军铠甲，与后世蒙面覆体的金军铠甲有明显区别，宋人并未对辽军之甲坚并未有什么记载，而对金军之甲坚则念念不忘，也可说明辽军比金军的铠甲更轻。
真金可断镔铁
追述金灭辽之战，辽之覆亡不过十余年耳，可谓其亡也忽。辽季天祚帝恣意搜括游畋，遂启女真叛辽之心。公元1115年，阿骨打起兵建号大金，攻辽之东北重镇黄龙府，辽行军都统耶律讹里朵率师号称二十万，大败于金。天祚帝又调蕃汉官兵十余万人（号称七十万）亲征，在护步达冈之战中又被金军杀败，死者相望百余里。辽军屡战屡败，备多力分，敌国乘于外，宗族讧于内，饱受压迫的诸部族特别是渤海人开始反抗。金军夺取辽的龙兴之地上京后，天祚帝逃往西京大同府，辽之腹心失主，中京、西京等数十州县陷没，天祚帝远逃沙漠，杳无音信。坐镇南京（燕京）的辽秦晋国王耶律淳宣布继统，宋军趁火打劫，与辽南京残军合战，两次败绩。金军入燕，南京亦陷，这便是金灭辽之大略。为何仅以“甲兵千人”起家的新兴的女真政权战胜了广袤的辽帝国？数十万之众的辽军是如何亡于金军之手？就辽军本身与其军制而言，有以下几项弱点。
一是辽之中央军事指挥机构腐败无能。最高统帅天祚帝耶律延禧本人就十分昏庸。之前提到过，在女真勃兴之初，东北路统军司就上奏要求及时扑灭叛乱的苗头，天祚帝不予理会，反而按一般小部族之例，封阿骨打为“生女真节度使”，略不为备，造成大败。观察辽之北、南面官制，因军权集于北面官，又几乎均以腐败暗弱的宗室为统帅，不仅未在对女真作战中起到互相配合协调的作用，反而屡次造成分裂和倾轧。天祚帝深恨契丹宗室之无能，一反汉人不预军国之祖制，引入汉人吴庸等宰相参与军机，然而此等人皆老迈昏聩，于军国大事一无所知。当时《翁翁歌》:“五个翁翁（指北南面宰相、枢密）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真。”传为笑柄。
二是辽之地方军事机构各自为战。辽之五京相隔甚远，从战略位置来说且不甚合理。辽廷在东京、南京驻有重兵，西京、上京兵力不多。而东京和南京偏偏相隔较远，难以互相支援。加之女真煽动渤海叛乱，渤海人高永昌杀东京留守自立，东京陷落，完全没有发挥阻女真东进的战略基地作用。而南京又面对宋朝河北军压境，不可能调动大军远距作战，因此辽之五京之间几乎没有支援，被金军各个击破。至于辽之各道州县的乡兵、汉军，由于平日缺少训练，实不堪一击，故金军入辽境，几乎遇不到什么有效的抵抗。
辽之五京制有相隔甚远、难通声气的弱点。
三是宫帐军缺乏后备力量。辽之根本，在于十余万宫帐军。护步达冈之战，因是天祚帝御驾亲征，则可认为大部分宫帐军都随扈行动，本来宫帐军可以在战略决战中与女真军队一较高下，结果之前战败、怀恨在心的耶律章奴临阵逃跑，准备回上京拥立新君。天祚帝在军心已乱的情况下与金军交战，结果被金军看准破绽，猛攻天祚帝所在的辽军中军。此时辽军善游击而不善力战的弱点显现出来，面对身披重甲猛攻的金军骑兵（据《三朝北盟汇编》，金之骑队，常以二十骑金装重甲，持棍枪在前。后三十骑轻甲操弓矢。），以重骑兵为主、但装备精良程度不如金军的辽宫帐军显得手足无措，既不能在近战中战胜对手（辽军本不善近战，只能以骨朵大棒勉强与敌），又不能通过骑射（马箭射程近且力弱，恐难穿透金之重铠，且辽军也多为重骑兵，应难以长久驰射）消耗金军，还必须保护天祚帝及其大帮的舆辇、帷幄、图书、珍宝、皇亲国戚等累赘，因此难以发挥纵横驰骋的威力。经此一战，辽之亲军全师丧败，辽制虽亦可以征发方式补充宫帐军，然与操练习熟的旧军不可同日而语。由于丧失了赖以进攻的核心，天祚帝再也未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势，只能被动挨打。
四是辽军集兵征发制度外强中干。之前便已提到过，辽军集兵素无定规而且手段残暴，常是一通檄文往各州县、部族征调大军再拼凑起来，要求各军自备什物，经常引起被征调的各民族反抗。恰恰这些征召部队又并无什么作用，只能白白消耗辽军粮草。辽军以打草谷为主的集粮制度又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辽廷本指望以夷制夷，没想到将各民族的怨气都集中到了自己头上，金军起兵后，各族望风归附，反而转过头对付辽军。经历两次战略决战后，辽军损失约二十余万人，顿感势单力薄，搜求兵员弥甚，却难以从部族军中招徕援兵，只能在燕京一带征调汉人和收拢辽东来的饥民，组成所谓“怨军”（即郭药师常胜军之发轫，此处不论），可见辽之军制，除宫帐军尚称可用以外，若要征调京州、部族、属国兵，实在难以为继。
曾称雄东亚百年的辽军在女真这个新兴挑战者汹涌的攻势下覆灭了，天祚帝做了俘虏，而勇敢的大石林牙西迁辽基，建立了西辽帝国，在中亚开创了一片天地。他曾多次想恢复辽国，却因沙漠遥远等原因未能如愿。天命鼎革难测，百年后，西辽、西夏、大金，乃至南方的大宋，都将在一次更猛烈的冲击中全部化为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