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临天下：查理二世的复辟与妥协
1660年4月4日，查理二世在荷兰发布《布列达宣言》，承诺对内战中的革命者予以赦免，实行宗教宽容，维持革命中土地的变更局面，并支付拖欠的军饷。《布列达宣言》得到了蒙克召开的“非常议会”的支持。5月5日，查理在多佛登陆回到英国，5月29日，也就是查理二世30岁生日当天，查理二世与约克公爵詹姆斯在伦敦百姓的夹道欢迎中骑马进入了阔别已久的首都伦敦。1661年4月23日，查理正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王。
查理二世返回英格兰
在1660年，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查理并不愿意立即解散议会，于是他承认了1660年的所谓“协商议会”的合法性，并在一部分问题上与议会达成了共识：
查理认可议会关于完全取消国王与封建主之间的附庸关系的决议，承认议会在财政和赋税政策方面拥有优先决定权。由于在内战和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王室的土地被大量拍卖，王室土地每年只能提供5万英镑收入，王室和教会的土地虽属强制性没收，但多经拍卖转让，若要恢复就会牵涉到极为复杂的产权问题。而且这些土地大部分落入清教长老派手中，由于他们现在也属于保王阵营。于是议会同意每年为王室提供120万英镑。斯图亚特王朝的一些王室机构，像星室法庭、高级专员委员会这一类专制统治的工具被永久废除，一些封建关系，如封建义务、土地监护权等也被取消。议会也同意了英王的一些政治要求，对“弑君者”加以惩处。对部分内战时期的“弑君者”进行了逮捕和惩处。奥利弗·克伦威尔被掘棺鞭尸，不过总的来说，查理的惩处也只是象征性的，实际上，在“封建势力反扑”里，只有11人被处死。
查理二世加冕仪式
如果从这时看，查理二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主义的国王，而是一身二任，同时是“克伦威尔和查理一世的继承人”。英国政治制度同时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点，其发展趋势也决非只有倒退，而是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退一步、进两步”的特征。查理二世统治英国时期，并不存在查理一世时期的专制，也不存在克伦威尔时期的混乱。在查理统治后期，查理对异己的辉格党人进行打压也是使用的相对“合法”的手段。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不过查理在承认议会合法性的同时，也并不等于他愿意屈居议会之下。1661年，英王加冕后，查理重新召开了议会，这也是英国历史是最长的一次议会。其成员多为信奉国教的保王分子。为此人们称之为“骑士议会”，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议员参加过查理一世时期的长期议会，在内战中被逐出议会的主教也回到了这里。查理在保证国教和保皇党优势地位的同时，也对其他的政治派系伸出了橄榄枝。骑士议会成分较为复杂，包含了内战中的一些温和派，其中清教中较为温和的长老派拥有大概六十个席位。通过对议会的重组，查理基本上控制了议会，议会也忠心与查理合作。
很多革命党人在新政府中继续任职，甚至得到了重用。查理二世在奖赏之前斯图亚特王朝的旧臣时，也没有彻底将革命党人排除。在各级政府，如在市议会，在宫廷官职的分配上，在政府机构中，在地方政府中等，查理都向他们分享了权力。旧的保王党分子、在大空位时期躲在一旁的议会温和派，甚至一些以前终于克伦威尔党的人都得到了职位。在查理二世的第一届枢密院中有4名王党分子，即爱德华·海德、爱德华·尼古拉斯、奥蒙德、科尔佩珀和南安普顿伯爵。另外，由于乔治·蒙克在复辟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他也在其中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蒙克的亲戚，长老派的威廉·莫里斯也进入到了枢密院；国王还接受了蒙克的特别提名，让长老派中的年轻领袖安东尼·库珀也进入了枢密院。内战时期，库珀属于议会党人。查理封他为沙夫茨伯里伯爵，沙夫茨伯里后来成为了辉格党的第一代领袖。在政府各行政部门方面，财务大臣与王室财务官分别由王党分子南安普顿伯爵和奥蒙德担任；宫务大臣则是著名议会军将领曼彻斯特伯爵；财政大臣在第一年由海德担任，随后便交给了库珀。值得一提的是，不仅那些具有较强政治能量的前革命党人获得职位，一些具有较强专业能力且出身不高的前革命派也在新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例如作为哈佛毕业生以及曾经担任新模范军随军牧师的乔治·唐宁。
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库珀
查理二世通过对绝大部分前革命党人的赦免与重用，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避免了双方矛盾的再度激化，有利于稳定新政权以及社会秩序；而他对新政府中人员的协调不仅是赦免的另一种体现，也扩大了其政权基础，而且留用前朝官员在客观上使得复辟政府在海外贸易等政策上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连续性，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在赦免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查理二世灵活的政治手腕。
二，以神之名：查理二世的宗教政策
查理二世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他的父亲是一位国教徒，而他的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就很难确定究竟该忠于哪一种信仰。从他的宗教政策来看，他比他父亲要宽容得多，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君主。事实上，查理二世的宗教政策充满了矛盾
在《布列达宣言》中，查理二世在其中宣布，只要不干扰王国的安定，任何人不会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遭受麻烦或质询。但是在复辟之后的英国，在宗教问题上，各派的分歧依然十分尖锐。当时既有占统治地位的国教徒，也有不奉国教的长老派、独立派以及天主教徒。基于此种情形，查理二世在继位初期，主张国教与长老派进行合作。
在革命前，英国国教不但有神权，而且有财权以及一定的行政权；复辟后，，国教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主教和教会法庭都恢复了。但事实上，教会的地位远不如前。大量教会财产的流失导致了国教会在财务上极其紧张，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一定的话语权。
1660年10月25日，查理在伍斯特的寓所发布了《伍斯特宫宣言》其中提出一个使国教主教的权力受到长老会议约束的方案，该决定还允许对祈祷书中那些有争议的仪式和词句进行自由选择。他授予一些温和的非国教徒以主教的职位，还要求给予那些甚至不能接受宽容的国家教会的少数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以召宗教会议的自由，即使他们并不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克拉伦登法典》的颁布显然又与查理一直宣扬的宗教自由政策相背。在骑士议会召开后，由于克伦威尔时代独立派清教徒的飞扬跋扈，议会中的国教徒对清教徒的愤恨彻底发泄了出来。在骑士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中，他们取消了清教长老派在全国教会的统治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当反动的法令。要求全体议员宣誓接受国教教规及其一切礼仪；确认军队指挥权属于王室；凡加害国王，挑拨国王和王政机构之间关系的人，按叛国罪论处；废除将主教排斥于议会之外的法令，恢复高级教士的立法权；禁止十人以上的联名申诉，等等。在漫长的反清教立法中，骑士议会颁布的条令最终组成了《克拉伦登法典》。
其中，1661年的《市政法》规定，所有市政公职人员均须宣誓效忠国王，保证不以武力反对国王，并根据国教仪式做礼拜。该法旨在清除不从国教者，将市政机关控制在政府手中。制定该法案的目的是，让忠于国王的英国国教徒才能担任市政职务，而当时下院议员的选举必须获市政当局通过。这一法案如果得到确实执行，国王即可由此而控制下议院议员选举。1662年的《信仰划一法》要求在礼拜仪式中使用国教《第三公祷书》，所有神职人员，还有大学教师和中学校长，都必须遵照执行，否则被逐出国教，这项法案最终造成“大驱逐”事件。骑士议会认为，查理和克伦威尔都没有控制大学等学校中的宗教信仰问题，从而导致了政权的再三更替，这种方案可以让政府严格把持社会舆论。约2000名教士因拒绝宣誓而离开国教会，国教会内部的同一性就被破坏了。1664年的《宗教集会法》禁止非来自同一家庭的五人以上的非国教徒进行非国教的宗教活动，违者严惩。1665年的《五里法》规定，不接受《信仰划一法》的神职人员，都须宣誓不能持有武器，不颠覆国教会或国家的统治；凡拒绝宣誓者不得进入其传教或生活的市镇五英里范围之内。该法之目的在于斩断反对派牧师与拥护者之间的联系，杜绝清教传播的途径。
因“大驱逐”事件被逐出国教的教士所做布道集
进入70年代，查理的天主教倾向开始展现。查理与路易十四在1770年订立《多佛条约》时，查理二世同路易十四约定，查理改信天主教信仰，并宣誓他的国家也将臣服于罗马天主教”。而“宣誓成为天主教徒的时间由英格兰国王自行决定”。对外，查理与天主教法国一起对加尔文教的荷兰发动了战争，对内，则希望通过宗教宽容的幌子让天主教势力在英国抬头。开战前，查理二世公布了一个《信仰自由宣言》，企图“对各阶级的不信奉国教者和不服国教者”暂停实行宗教上的各种刑法，允许罗马天主教在英国受到崇拜，允许清教反对派坚持公共信仰。查理认为这项法案惠及到了清教徒，所以清教徒也许会支持他。但是比较宗教自由，清教徒却更憎恨天主教。议会以不批准军费为威胁，迫使查理二世收回宣言，议会为了阻止天主教势力在政府抬头，通过了《宣誓法》，其规定：一切公职人员都必须宣誓效忠于国教，必须服从国教礼仪领取圣餐，并斥责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说。但是约克公爵最迟到1669年时已秘密转向了天主教。詹姆斯的妻子在1671年去世，1673年9月他与意大利的摩德纳的玛丽亚贝亚特丽斯（结婚，后者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此时詹姆斯的天主教信仰更加明显。在《宣誓法》颁布后，詹姆斯拒绝宣誓，被迫辞去海军大臣一职。1674年初，议会又制订了一些相配套的政策，起草一项法案来限制天主教王室的力量，包括为国王的子女提供新教教育。国王开始对他的骑士议会有所不满。在查理最后的十年，他为了弟弟的继承权与反对者打起了拉锯战。
1678年，泰斯特·奥茨谣传耶稣会天主教徒将火烧伦敦城，杀害查理二世，正恰一位法官格雷福德遭到暗杀，英格兰人认为这就是阴谋开始的前兆，人人自危。而军队在詹姆斯家里搜出了关于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信件。讽刺的是，由于国王作为新教首领的身份，在人身安全受到天主教威胁时，在公共场合，查理的名誉甚至暂时有所提高。不过骑士议会并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既然詹姆士已经公开了他的天主教身份，国教徒认为，那么他的确有可能刺杀国王夺取王位，必须对他加以限制。骑士议会弹劾国王的宠臣丹比勋爵，国王解散了骑士议会。1679年3月新的议会召开，政府反对派随即提出《排斥法案》，试图剥夺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1679、1680和1681年，《排斥法案》连续三次被提出，但终未成功。围绕着这一法案，议会分为支持《排斥法案》的沙夫茨伯里派和反法案的丹比派。也就是“辉格党”和“托利党”。
查理二世的后期统治毫无疑问是一段严厉的宗教特别是清教迫害时期。政府决心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他们认为不从国教者就是稗子，如果放任不管，他们将会疯狂生长并毒害国教徒的土地。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迫害，许多狂热的个人也在进行着迫害。在多塞特郡，“清教之锤”奥尔福德在1682年闯入一个庆祝弑君纪念日的集会并抓捕了110名不从国教者。击，在西南部一些地区，例如索尔兹伯里、布里斯托尔、布里奇沃特、莱姆、布莱德波特以及汤顿，一些清教徒的集会地的内部被破坏，有一些甚至被完全摧毁。
查理二世利用托利党打压下了辉格党和清教徒。不过，托利党的信条是，支持“国教会和作为国教领袖的英国国王和王权。”，他们的主张和国王的真正意图相去甚远，1685年，查理二世病重，临终前，查理接受了天主教弥撒。当托利党人知道了这些，会怎样呢？
三，亦敌亦友：查理二世时期的议会，内阁与政党
1661年，查理二世召开了英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届议会，即“骑士议会”。议会按照旧制，由“国王，上院，下院组成”。为了防止国王像革命前那样长期不召开议会，议会于1664年重新通过《三年法案》，要求国王3年中至少召开1届议会。查理一世深知以后难有这样一个保王分子较多的议会，打定主意尽量延长骑士议会存在的时间，使之更好地为其服务。进入70年代后，一些人发现了国王的意图，在议会中明确指出：一届议会存在的时间不应过久；国王应当解散现有议会。曾担任过协商议会议长的长老派议员哈博特尔。格里姆斯顿讲得干脆利落：每届议会的活动期限应当确定；现有议会长期不解散是一个绝大的憾事，因为“一个常设的议会就像一支常备军那样有害无利”。
尽管如此，查理还是希望尽可能摆脱议会的枷锁。为了摆脱在财政上受制于人的局面，查理求助于法国。1662年，查理二世把英国在大陆上的据点-敦克尔克出卖给法国，得款200万英镑。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后，路易十四和查理二世秘密谈判，答应英王，如果不加入新教同盟，就会给予查理资助。1670年签订了多佛尔条约，查理改信天主教，并加入对荷战争，查理二世因此一次获得了15万英镑，以后在对荷战争期间每年还可获得22.5万英镑的补助金。70年代中期，查理二世继续背着议会同路易十四秘密勾结，于1676年达成协议：查理须把召开议会的时间拖到1678年夏，路易十四每年付给他10万英镑。三年之后，条约内容暴露，二位国王的交往被揭发，根据“君王不犯错误”的原则，丹比伯爵代君受过，受到议会弹劾。但是查理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英国人的民族情绪。
丹比伯爵，托马斯·奥斯本
查理二世可以利用特权延长骑士议会的会期，但无法阻挡议会中议员成分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院中长老派议员由1661年的约60名增加到1675年的100名，而王党议员却因病退死亡、受封贵族后进入上院等原因陆续减少。据统计，截止到1675年，先后有271名议员补选进议会。查理终将与议会中的新兴力量发生矛盾。
在复辟王朝时期，枢密院由于前代的各种充水，人员臃肿而效率低下。枢密院分为秘密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常设委员会负责国家和政府的一些常务工作。临时委员会则存在时间短暂，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解散。但由于查理二世的政治妥协，大量非忠诚王党人士进入枢密院，枢密院成分比以往更加复杂。英王在枢密院中会受到更多阻碍，于是需要求助于一个新的机构。
“外交委员会”在查理二世复辟后不久即以成立。由于查理二世的很多行，如将敦刻尔克授予法国，以及《多佛条约》签订，势必会在议会和枢密院掀起轩然大波，于是让外交委员会包办这些事务。议会和枢密院的大多数人物都不知上述事务。由于外交委员会成员神出鬼没，于是也称为“内阁”。他们讨论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交给国王裁决。实际上，内阁已经包办了王国重要的行政，外交事务。查理也曾私下承认他在处理国事事有时抛开议会和枢密院，依赖于外交委员会。查理在任时期的几名首席内阁大臣，克利福德、贝内特、维利尔斯、库珀，梅特兰的姓名首字母正巧可以组成“Cabal”一词，意为阴谋集团。克利福德被迫辞职后，丹比勋爵成为了财政大臣。此时的内阁则显得有些臭名昭著。在1679年，查理重组了枢密院和内阁，组建新的“情报委员会”等，实际上就是换汤不换药。
托马斯·克利福德
查理朝令夕改的宗教政策，特别是对天主教的放纵，以及政府对法勾结的行为，严重伤害了英国人的民族感情。两个著名的政治流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673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因支持《宣誓法案》免去大法官职务，愤而组织了政府反对派，成为政府反对派领袖。1675年，他在伦敦建立了英国历史上最早的议会外党派团体-“绿带俱乐部”。俱乐部主要在夜间活动，参加者在帽子上缀一条绿色的布带。每当议会召开时，许多反对派议员和一些对现状不满的学者、律师聚集在这里，大胆指责政府官员、攻击当局政策，评议议会中的重大活动。作为俱乐部主持人的沙夫茨伯里和其他骨干分子，也常在这里商讨他们的行动计划，起草待交两院的议案，指定议会发言人。“绿带俱乐部”的建立还沟通了上、下两院反政府议员的联系，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使之首先具备了政党的某些特征，同时促进了另一党派的产生和发展。1679年，在天主教阴谋和《排斥法案》《人身保护法》方面，两派再次争锋相对，标志着两个政党的产生。在此前后，又有许多政治俱乐部在伦敦建立。为针锋相对，支持约克公爵的议员及其追随者在帽子上系上红色布带以示区别。
约翰·梅特兰
骑士议会解散之后，沙夫茨伯里等人鼓动他们的支持者多次举行清愿活动，要求召开议会。另一派也组织类似活动，对政府反对派冒犯国王特权的行为表示极端厌恶。为了扩大影响，两派文人政客撰写了一些小册子，互相指责攻击。与此同时，伦敦街头的咖啡店和酒馆也比往常显得格外热闹起来。各类职业的人们经常聚集在那里，对议会中的政治斗争加以评论，甚至辩论争吵。其间难免秽词百出，一些挖空心思而得出的千奇百怪的诨名绰号，如“排斥分子”和“保王分子”、“宫廷党”和“地方党”、“请愿者”和“憎恶者”、“辉格党”和“托利党”，以及“宗教狂热分子”和“约克分子”等等，一并用来贬称政敌。其中称呼沙夫茨伯里的“辉格党”和称呼丹比勋爵派的“托利党”这对称号，寓意幽默，嘲弄辛辣；加上音节最少，书写简便，所以逐渐流行了起来。
1681年3月21日，国王重新召开议会，为了向辉格党人施压，地点选在了支持王室的牛津。辉格党人试图再次以拨款问题来威胁国王，但是国王已经从路易十四手中得到了资助。国王与3月28日再次解散了议会，辉格党人失去了国王斗法的资本。国王和国教会乘势对占有公职的辉格党人进行清洗。辉格党人埃塞克斯，罗素等人试图刺杀国王，但是未果。查理二世在得知消息后，对“黑麦仓阴谋案”的相关人士进行清算。沙夫茨伯里在被关押半年后逃亡荷兰，不久去世，绿带俱乐部关闭，辉格党一蹶不振。
四，帝国初起：战争，外交与帝国
虽然查理二世对克伦威尔本人恨之入骨，但是查理并不排斥克伦威尔对英帝国做出的贡献。查理一世和他的大臣们继承了克伦威尔的遗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策上：英国的贸易必须超越荷兰。荷兰的贸易并没有在第一次英荷战争后一蹶不振，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求垄断东方的贸易，并且与亚洲的君主商议，责成他们关闭所辖领地不对外国开放，这样不仅把英国人赶出了荷兰殖民地，而且还把他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的势力范围内驱逐出去。”荷兰人在英属殖民地中横插一脚，他们建立的新阿姆斯特丹将英帝国的殖民地分割开，英国商人对荷兰人极其怨恨。更可怕的是，第一次英荷战争中惨败的荷兰已经恢复了在欧洲的强大影响力。1657年，北方联合省有效地制止了法国对其贸易的直接进攻。一年之后，荷兰人发现瑞典对波罗的海的控制对自己造成了威胁。瑞典在荷兰人的压力下屈服，让荷兰在波罗的海的通道保持畅通。
查理二世做出的回应是更新航海条例。1660年7月4日，由查理二世指定委员会对1651年《航海条例》的内容及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在调查后，这个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航海条例》任然有存在的必要。1660年，英国议会通过新的《航海条例》，对前代条例进行了完善，覆盖了更多的内容，而且对北海对岸的那个国家更为严苛。新条例规定要求，凡由英属殖民地进口的商品或这些殖民地出口的商品，只能用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装运，且上述船只的船长及至少四分之三的船员应当是英国人；殖民地生产的烟草、糖、原棉、靛青、染料等商品不得出口到英格兰、爱尔兰或英属殖民地之外的其他任何地区，只能运往英国及其领地；对于地中海、波罗的海及俄国、土耳其等地的产品，若要出口到英格兰、爱尔兰或威尔士，则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或上述产品生产国的船只，且船长和四分之三的船员应是英国人。此后，查理二世出台了更多的法案限制荷兰人。此外，除了贸易法令打压外，查理开始直接对荷兰人动武，1664年，英王派遣的船队到达北美荷属殖民地，荷兰人不战而降，英国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马里兰和康涅狄格，英王甚至直接将荷兰开辟的新尼德兰赠予约克公爵。这是对荷兰殖民地主权的直接挑衅。1665年3月14日，议会向荷兰宣战，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
四天海战
第二次英荷战争中，骑士议会并没有拨足足够的战争经费。这让英国在海上作战中举步维艰。约克公爵等海军部官员常常被欠薪的水兵堵在办公室门口。虽然伦敦商人也向海军贷款，但是军费依然不足。不过，皇家海军显然还是发挥了自己优良传统。1665年6月13日，由约克公爵指挥的英国舰队在英国东海岸的洛斯托夫特海与荷兰舰队展开大战，荷兰在英国的纵火船的冲锋下损失惨重。路易十四为了防止英国人乘胜追击，与荷兰结成同盟。1666年6月，英国约为80艘战舰与荷兰约为100艘战舰展开了长达四天的厮杀。战斗之前，伦敦政府犯了一个错误，派遣20艘战舰，由鲁珀特王子指挥西行去迎击法国分舰队，其余的在蒙克指挥下，到东边去对抗荷兰舰队。德·鲁伊特凭借娴熟的航海技术给了蒙克当头一棒，蒙克逃离战场。“荷兰在战斗中失去了3名中将，2000名士兵和4艘舰船。英国有5000名士兵丧生，3000名被俘；除此之外，他们损失17艘舰船，其中9艘被荷兰人俘获。”由于损失惨重，加上军费不足，查理决定只留下少量舰船打击荷兰贸易，其余全部封存。1667年6月14日，荷兰舰队上航至格雷夫森德，摧毁了位于查塔姆和梅德韦河里的英国舰船，并占领了希尔内斯。这次打击和随后而来的伦敦大火迫使查理媾和。1667年7月31日，《布雷达和约》签订的。第二次英荷战争取得的较为永久性的结果是把纽约和新泽西割让给英国，从而把英国在北美洲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连为一体。
乔治·蒙克，他给了清教共和国最后一击，但败在了德·鲁伊特手下
时任海军大臣鲁伯特亲王
1667年合约后，英国与荷兰，瑞典组成了新教同盟。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依然是在进行时。为了拆散三国同盟，并将英国拉倒自己的那边，路易十四投查理所好，签订《多佛密约》，给予了查理大量钱财，而且还从其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占领地中，割让瓦尔赫伦岛、斯卢伊斯和卡德赞德，甚至还割让控制主要贸易河流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的戈里岛和福尔纳岛。1672年1月，英国对荷兰发出最后通牒，3月23日，英国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攻击了一支荷兰商船船队，29日英国国王宣战。紧接着，路易十四于4月6日宣战。
虽然联军陆军长驱直入，威廉·奥兰治被迫掘海堤，淹没了通往阿姆斯特丹的道路，但是英法联军在海上依然没有占到便宜。德·鲁伊特再次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和魄力，在莱索湾海战，斯库内维尔德外海进行的两次海战和8月21日的泰瑟尔岛海战都取得了胜利。鲁伯特和约克公爵都被打的找不着北。议会此时已经对约克公爵和护着他的国王十分不满，不再批准军费，查理被迫停战。战争结束后，荷兰或许对北欧国家还有影响力，但是已经大不如前了。
德·鲁伊特，他数次在最危难的关头救荷兰于水火之中
战争让英国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674年英荷和约签订后，英国接替了大部分荷兰的海运贸易。1678-1679年，在《奈梅根和约》签订之际，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商业和海军强国。从航运业的发展来看，复辟初期，英国的商船吨位仅为20万吨左右，远不能满足航运的需求。战争中，英国通过俘获荷兰船只、大量制造船舶的办法增加商船吨位。据统计，1654-1675年，在英国的商船总吨位中，外国船只所占比例一般不低于三分之一，而1675年已达到二分之一。1674年以后，英国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国内造船业，商船的年增长率达到2%-3%。在迅速增长的商船中，国内制造的船只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复辟晚期已占到五分之四。1686-1687年，英国政府给1532艘商船颁发了通行证，其中外国船只仅131艘。经过如此的迅速发展，到1688年，英国的商船总吨位上升到34万吨。造船业及航运业的发展推动了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其中对殖民地和对北欧的贸易尤为显著。据统计，1663-1686年间，在英国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总吨位中，五分之四来往于殖民地和北欧之间。比较而言，此时期英国与荷兰、德意志等传统贸易区的商船吨位仅增长5%左右，与南欧、地中海的航运业增长三分之一，从事东南亚贸易的商船吨位增长一半，而美洲、西印度群岛的航运业吨位增长几乎达到100%,对北欧贸易的商船吨位增长幅度甚至超过100%。与殖民地贸易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殖民地越来越成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在英国原材料贸易中，再出口贸易十分活跃，这表明英国正在或已经取代荷兰在世界转运贸易中的主导地位。1663-1669年，英国再出口总值达到90万镑，占全国出口总值的近25%。再出口的主要物品是来自于英属殖民地的烟草、蔗糖等，英国的对外贸易，以及由此带动的迅速发展的工业，使英国在17世纪末的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了荷兰。英国后来居上，显然与《航海条例》的实施以及英荷战争分不开。
泰瑟尔角海战
在北美1663年3月，查理二世为报答老贵族对王朝复辟的支持，将卡罗莱纳规定为业主殖民地，并赐予约翰·科尔顿爵士，克拉伦登，阿尔伯马尔等八位贵族。该特许状与之前马萨诸塞，弗吉尼亚等地的特许状不同，该特许状不仅内容具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殖民意图。它不仅要求殖民地要服从并遵循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接受宗主国的严格控制，还要求殖民地为宗主国的商业贸易服务，为英国提供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英荷战争中，英国从荷兰夺取了新阿姆斯特丹，即现在的纽约。1681年，查理又颁发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许可状，北美英属殖民地迅速发展。
卡罗来纳地图（1676）
1661年查理二世在颁布特许状，准许东印度公司任命官员，在经商地区进行行政管理。1667年特许状授权公司在马德拉斯和孟买建立铸币厂，铸造印度货币，直接授予制币权。1669年特许状准许英国的军官、士兵为公司服务。1683年，查理二世颁布的特许状准予公司对宣战、媾和、招募军队，不久后，东印度公司董事蔡尔德就发起了对莫卧儿帝国的战争。公司职权范围的扩大和性质的变化，决定了公司对印度的政策的明显转变，并忠实地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即通过殖民地全面推动对东方贸易的持久发展。东印度公司在追逐商业扩张和贸易发展的同时，为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创造了条件。到17世纪末，英国人在印度东海岸拥有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在西海岸则拥有苏拉特和孟买。
查理二世在奴隶贸易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672年成立了皇家非洲公司。在该公司的特许状中，奴隶贸易被定义与合法。皇家非洲公司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17个商业据点。17世纪末，英国基本上取代了荷兰，垄断了奴隶贸易。
五，神秘面纱：对“快活王”称号的一些解构
在当代人看来，查理二世是一个令人费解、充满矛盾的人物，约翰·米勒称之为“最狡猾的国王”。
查理二世时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经过革命特别是弑君事件，英国君主的神圣性与君主权威遭到极大削弱。王权神圣的来源受到质疑，君主的神圣性遭到消弱。这样，复辟王朝不得不在广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形势下，重新塑造君主形象，维护王朝权威。
即位之初查理二世摆出和解与合作的姿态，查理倡导温和、亲善、忘记与宽恕的价值观念，塑造开明、宽容、亲民的一国之主形象，维护复辟王朝统治。查理用君民互惠的演讲，富有情感与爱的语言，摆出开明、善于纳谏的姿态，保持与议会合作与和谐的氛围。
查理向大众表示，他的政府将关注公共福祉，关心百姓疾苦与民族利益。查理在议会发表讲话：“除非有明显证据表明，大众生活并不困顿……否则我不会把议会补助金哪怕是一便士，用于我个人生活的消费与支出”。查理极力争取普通群众的支持，通过王室宣言、王室画像、加冕仪式等方式，塑造了一个亲善的君主形象。
查理二世经常发表各种宣言，因为它在各地教堂被宣读，所以，普通百姓也可以直接收到国王的讯息。国王的讲话部分常常出现在伦敦等地的新闻中。查理二世时期，英格兰百姓认为国王距离自己的距离比以往的君主近的多。查理试图塑造这么一种形象，国王以爱民、亲民的公众形象，争取大众做出对君主有利的政治选择。同时宫廷画家在王室的允许下，有意展示并放大国王普通人的一面，以期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查理二世混乱的私生活有目共睹，有多名情妇与私生子，但是他并不反对私生活被曝光与宣传。宫廷画家笔下的国王情妇与私生子的画像，在英格兰广泛流传。在当时贵族私生活普遍放浪形骸的私生活的大环境下，这可以表现国王普通人的一面。“皇家橡树”这个笑柄的流传，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事人查理二世本人宣传的结果。查理的加冕仪式也被查理政权作为塑造亲民形象的重要场合，仪式不仅对宫廷贵族开放，而且专门腾出教堂走廊，普通的伦敦市民也可以一睹国王的风采。保王党吹嘘道，“国王的宽容与大度，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国王”。
在生活方式与态度上，查理有意保持开放、随意的姿态。他经常由侍卫陪伴，在圣詹姆士公园散步，路上他会主动脱帽，向行人打招呼。同时人们也经常看到查理出入剧院，参与大众娱乐。在赛马中心纽马克特镇，“他混杂在人群中间，人们同他打招呼，可以与国王面对面接触，甚至拥抱一下”。伦敦发生大火时，他与民众一道，参与灭火，“他不担心因为自己普通人形象而降低国王身份，在最为显赫的日子里，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平民”。他毫不避讳与情妇的关系，与情妇、私生子出现在公共场合。佩皮斯在日记中写到，查理与情妇曾在公共场合下调情。他授意宫廷画家彼得·莱利为情妇与私生子们作画，私生子被授予公爵封号，其王室血统也得到承认。宫廷诗与民谣公开传播王室私生活，宫廷画家刻意表现出查理的放纵，实际上是为了塑造君主及其政权的新形象。
一些学者认为，查理的这种行为除了其本人的风流倜傥外，还有一部分政治因素：英格兰在独立派清教徒统治时期，实行严格的道德控制，禁止戏剧、取缔圣诞节等宗教节日、反对穿奇装异服、取消牧师婚姻见证人、禁止赌博和取缔赛马等法令。强迫人们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查理二世为首的宫廷试图引领这种充满“人性”的生活方式，也是从文化上将复辟王朝和共和国时期切割开来。查理二世在利用国教再次提高国王神秘性的同时，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将自己和群众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的是，当国王与反对派的矛盾组建激化，托利党人和很多普通大众都已经被查理塑造的亲民和国教守护者形象迷惑。反对约克公爵和查理的辉格党在舆论上非常不利。在英格兰到处传播着这样的声音：“上帝让所有人看清了这些邪恶阴谋，这个宗派企图武力篡权，谋害国王与王位继承人 ……如果他们成功，整个王国……就会被其奴役”。在所谓“开明”面具的掩护下，查理向专制靠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