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有婚姻就有情妇。
这是精神分析情妇动力学的第一定理。和手淫动力学一样，情妇动力学是精神分析研究最深刻和最容易被人误解的学说。
“情妇”这个身份认同的产量在历史上总是和婚姻平等性的质量成反比的。
支配人类婚姻的动机无非三方面：经济、生殖、恋爱。而权力贯穿于这三者，影响他人的婚姻权力，也就是影响他人经济的权力，影响他人生殖的权力，影响他人恋爱的权力。权力作为一个外在压力促成了婚姻制度的出现。
许多人以为婚姻的目的是性交，甚至有人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结果。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婚姻制度之所以出现，主要的功能是：
至于为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考虑的门当户对，为了爱情而考虑的两情相悦，基本上不再婚姻制度的设计范畴内。
把婚姻和爱情挂钩，是无产阶级的品德、马克思主义者的信条——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随着共产主义实现，婚姻这种制度会消失，就像货币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很自由。
02
婚姻的权力第一个切入点就是自由——性交的自由，尤其是乱伦的自由。《礼记·曲礼上》有云：“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只有禁止了乱伦，把“孩子”这种族群的劳动力和战斗力资源根据父亲的名义分配好，人类社会才可能发展。“婚姻”这种制度，是和“父亲”这个身份认同一起进入人类文明历史的。
不少人，对于中国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专管听人床上事”很惊奇，尤其是听说中国的父母居然可以对子女的恋爱婚姻有决定性影响很吃惊。
夫妻关系，向来是中国社会权力网络的核心与焦点，其实夫妻关系也是西方社会权力网络的焦点，只不过在那种社会建构下权力比较表面比较分散而已。
中国社会权力网络构造的原典《礼记·昏义》中说道：“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所以结婚远远不止“一群人敲锣打鼓地宣称‘一对新人要性交了’”那么简单。结婚还是不结婚，是涉及到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是否可以建立起来的大事。
结婚是防止一个人从社会话语-认同系统（造人机）中脱离的重要权力网络设计——“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
如果让孔子来到当代，参加李宇春演唱会，估计他也要叹息：“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
03
自从有了婚姻这个制度，就一直会有违反这个制度的人和行为。通奸是最常见、最轻微的违反制度的行为，所以受到了最轻微的惩罚，而乱伦则是最严重的。
儒家的话语中，充满了对通奸严防死守的各种战略和战术。
比如说，对于男人来说，朋友出差了，你就别去人家别去见嫂子也别去见侄子，嫂子生病了也不要问得那么具体，要不然就是“色厚于德”。——“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
再比如说，对于女人来说，晚上不要伤心事情就哭，招来别人的安慰不得了。——“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
在婚姻制度中，男人和女人的位置是得到了明确的规定的，夫妇夫妇，“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
《说文解字》说：“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古代妻子的功能其实就是今天钟点工一样的，打扫卫生的。
夫妻关系也被明确规定的，夫妻之间妻子应该是对丈夫无条件的服从。“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只，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
但是婚姻制度建立的那天起，违反制度者就一直不绝，所以圣人们也不得不感叹。“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
民众对于婚姻制度的违规和抗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到达了一个高峰。郁达夫的脑子里甚至闪过乱伦这条底线是不是也可以碰一碰的想法：“世间所非难的什么血族通奸，什么长幼聚麀之类，都是不通之谈，既然要恋爱了，则不管对方的是猫是狗，是父是子，一道玩玩，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儒家的规训出于一个顺理成章的假设：如果一个家庭中，孩子尊重顺从父母，妻子尊重顺从老公，自然这个男人也就尊重服从上级，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就远离颠倒梦想和恐怖主义了，所以“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适人为家”。和女性主义者设想的不同，女人从来就不是被排斥在规训过程外的，女人也不是婚姻这个制度的旁观者或者被害者，而是积极参与了这套规矩的产生和推广。
而偷情和通奸，自然也就不是“一道玩玩”的游戏，而是直接威胁到江山社稷的行为，差不多和叛国一样严重，所以有“男女不以礼交皆死”的刑罚，所以有“忠臣不事二囯，烈女不更二夫”的说法。
《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认同的是虞姬的价值观——从一而终。
这是古代女人的道德境界，女人们通过“从一而终“，达到了和男人比肩的地位：“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从婚，女无再适。”
可是，当这个“一”破裂、消失或者你发觉从来就没有这个“一”，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缺乏现实基础的青春梦，一切又该何去何从？
04
每个时代话语-认同体系破裂之时就会产生大量的“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偷情者、通奸者、乱伦者，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被压抑的无意识中的性身份认同。
你只有发现你心中的“西门庆”，你才能够找到你真正的自己。按照新世纪的启示语法我们应该如此说。
“潘金莲”的产生的心理动力学机制和“西门庆”一模一样：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焦虑。
维多利亚·格丽芬根据荣格心理学推断说：“在儿时感到必须用乖巧去赢得父爱的女人，更有可能终其一生成为情妇？”
的确，一个女人愿意成为情妇或者对“情妇”身份认同，首先在于她对“母亲”身份的不认同，尤其是当“母亲”只不过是一个扫地做饭的老妈子（“妇”）的时候。
其实女人这个身份正是儒家文化设计的，妇女自我价值实现只有“贞烈”“三从四德”这些途径，而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妇女有更多的价值实现途径。包括很多母亲自己也不在认同这个“母亲”的角色，更不用说女儿了。
同时，父亲对母亲的不欣赏，是女人容易具有情妇情结的第二个因素。当女儿看到父亲对母亲颇为不欣赏的时候，女儿自然容易变得非常“可爱”。这种可爱有两个用途：一个是女儿自己可以获得父亲的欣赏和关爱，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避免父母离婚，期望父亲能够看在自己“可爱”的面上可以不离开这个家庭或者不找情人。
对于儿子来说，他采取的策略不是可爱，而是“有能力“，特别是学习的能力。如果这种“可爱化”或者“学习化”的尝试失败，这些孩子们就会出现把对父母的依赖转向外界，这是早恋和“网络成瘾”的根源之一。
如果调查一下“网络成瘾”孩子的父母们，不难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有很多正处于离婚的边缘或者正在对情妇成瘾、情夫成瘾。
网络成瘾是对成人化-教育体制的蔑视和否认，“情人成瘾”则是对婚姻-道德体制的反叛和对抗。
05
情夫-情妇的关系有三个要素：
显然，只有第三点是符合《礼记》的要求的。情场的潜规则是——“不以礼交，不亦乐乎！”
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性是神秘的、有魔力的、含有禁忌的味道。而禁忌之地正是救赎之地。性恰恰是文化结构解体时，人们找到的第二个停泊的港湾（第一个港湾是食品，所以文化解体时，人群中饕餮客和色情狂的都会迅速增加。）
当男人们除了工作赚钱，再也没有找不到支撑自己生命的理想和信仰，那父亲的旗帜不再飘扬，他们自然就会投向女人的怀抱和味道。
当今文化解体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父亲”的缺席，父亲的“缺席”正是大量的才子才女产生的原因。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做情人呢？就是才子才女。而才子或者才女大多数都有着一个缺席的父亲，现实生活中的如郁达夫、张爱玲（王亚平,2006，钱世凤,2007）；小说中的如贾宝玉、林黛玉。
有趣的是，要求不断恢复礼教的孔夫子恰恰也存在父爱缺席的问题，但是他采取的是认同父亲的策略，他自己成为了那个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而不是成为一个才子。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愿意找谁做情夫？才子还是孔子？如果你要找个人做丈夫呢。才子还是孔子？
答案是显然的。
最佳的设计看起来当然是一个人做丈夫一个人做情人，就像古代男人，可以一妻多妾，如果还有能力还可以找很多“妓”。
那么，是不是秉承公平主义的精神，让女人也可以一夫多情，劈腿自由，这个时代的人类身份认同的危机就解决了？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鼓励性放纵，大力号召全国人民每个人都找一个情妇（夫）的话，估计一开始很多人相应，然后寻找情妇会变成一种道德的行为，会有人出来严格按照体制化过程的三部曲对情妇制进行论证：找情妇是道德的，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共同的呼声，是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是如何如何的。然后禁止人命结婚，禁止一夫一妻。
然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放弃寻找情妇的需求，开始要结婚，开始把礼记拉出来，开始要三从四德。
别忘了，有情妇就有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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