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水姐一天一书实验室636

文摘   2024-10-25 14:37   上海  


今天毫无预感的,有两个好消息:
一是《阳明心能源》入围了“探照灯好书”,这个有意思,阳明就是心灯!“探照灯好书”由阅文集团主办,QQ阅读、微信读书、腾讯新闻协办,探照灯书评人协会承办。根据18位读书人投票,每月评出10本中外类型小说、10本中外文学佳作、10本人文社科原创佳作、10本人文社科翻译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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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上了一个更强的榜单:第九届浙江书展年度书目



1、这是一本深入探讨伦理学问题的书籍。这本书不仅讨论了伦理学的定义与起源,还探讨了功效主义以及利益最大化的理解及其反思。同时,作者也深入剖析了社会科学对伦理生活的客观态度,以及实践中的目的与手段关系。

2、在书中,作者详细解释了行为和行动的区分,并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知行关系。同时,作者也深入分析了深知与浅知的区别,以及快乐与德性的关系。此外,作者也深入探讨了良好生活的定义与标准,以及善恶的不对称性。

3、在讨论性善与向善的概念理解与语义分析时,作者深入分析了性善与向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它们在人生中的意义。同时,作者也详细解释了不同的立身之本,以及普遍主义与底线伦理。
在讨论知行合一的理论时,作者深入分析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观点。同时,作者也详细解释了行合一的理论所面临的难点。

4、书名: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作者:陈嘉映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4-01
ISBN:9787532156917
品牌方:上海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5、幸福计算还有其他种种困难,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计算时该怎么加减?——虐杀者和强奸者由他们的恶行获得快乐,这些快乐也要计算在快乐总量里吗?

6、量化是科学的要件,例如,经济学要把自己做成一门科学,就必须在量化方向上做出努力。这种努力一开始就要界定利益,把一切利益都界定为或折算为经济利益。

7、经济学对流行观念的最大影响,非“理性人假设”莫属。按照这个假设,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经济学是当今显学,把这一观念传播到妇孺皆知。

8、综上所述,首先,利益有一层层的狭义广义之分。其次,从求取方面着眼,我们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利益,把它与名声、兴趣等等区分开来,兴趣驱动和利益驱动是两回事;而从受损的方面着眼,兴趣、爱和情义受损也是利益受损。

9、但理论爱好者若从这里走上理论建构之路,把随兴哼个小曲也视作利益,把父慈子孝也视作利益,从而得出人生无非是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那必是很无聊的理论。

10、我们先来看看边沁的第一种解答。的确,人们常常因为“违法的代价太高”而不去违法,不过,我猜测,也常会有这样的机会——算下来的结果是违法获利还蛮合算的,尤其,若我们能把违法技巧提升到一个高新水平。

11、与此相似,新达尔文主义声称生物所“追求”的是最大化其基因复制。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著名的科普书,题目叫做The 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大意是说,自然选择的单位是基因,生物个体,包括我们自己,都只是基因复制自身的“生存机器”,而基因则是这台机器的“发动机”。

12、然而,仁爱似乎并不尽于互惠的利己,还有一类“纯粹的利他行为”:默不则声的奉献,在发生海难时让别人上救生艇而自己留在行将沉没的船上,总之,那些怎么看都看不出对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有好处的利他行为。

13、我们不应把饿了吃冷了穿以及等等称作自私,甚至也不应把它们称作自利,为此,我以为,在这些场合,最好采用严复当时使用的另一个词:自营。

14、我们是否能够以及怎样能够从物事之所是推导出应当怎样做?这个“是与应当问题”被称作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由于是与应当这个用语会让汉语行文磕磕绊绊,我们下面采用另一组现成用语:实然与应然。

15、鉴于这一根本区别,狄尔泰区分精神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前者是Verstehen,后者是Erklaerung。Verstehen通常翻译成理解或领会,Erklaerung则是说明、解说、证明。

16、化学家只要找到了某种溴化物发生反应的规律就止步了,而社会学家找到人的某种反应模式时,他的工作刚刚开始,因为他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反应,他要在价值、动机、意图中探索“为什么”。为了找到这些,社会学家就需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看法和描述。一个人在站台上举起手臂左右挥舞,他可能是招呼人,也可能是在活动筋骨。要了解这些,单单观察是不够的,“社会学家最终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询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但问答本身是互动,当事人可能有意无意地掩饰或欺骗。于是,研究者就不得不进入符号的领域。

17、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因此,诸理解性科学(verstehende Wissenschaft)的任务是“对构造专业术语进行限制,不是去建设特殊语言,而是去培植‘共同语言’的说话方式”

18、伦理学是有我之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涉及价值/意义,但它们在这里有重大区别。

19、宽泛说来,哲学探究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都不是在探究纯粹客体的属性与结构,而是在探究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简单说,伦理学之知是有我之知。

20、纳所言,“人类解释世界的一个主要维度就是评价……我们在认识他人时,这一点尤为现实”。在各种类型的评价中,“道德评价”也许最为强烈,但它不是唯一的评价。

21、威尔逊是社会生物学的领军人物。社会生物学从它特定的角度对广泛的人类行为提供了系统解释,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它不仅能解释通常的自利行为,也能解释性爱的众多习性,择偶的众多标准:年龄、身体、财富。

22、生物演化理论、动物行为研究则对近世伦理观念有重大影响,心理学研究,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动机、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1963年的著名的服从实验都有广泛的伦理学意涵。

23、伦理学中常见到的“总目的”,快乐、幸福、自我实现,这些我们后面再行讨论,这里只提一句:谈论整体人生的目的或人生的意义与谈论做某件事的目的和意义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坚持从目的来谈论整体人生,那么,人生的总目的大概应当被理解为各种行为所含诸目的之间的协调一致。

24、行医也并非尽于取效

25、行医是跟人打交道的。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引用西人所云“Medicine is an art”之后说:“请注意,这里用的是art,而不用skill或craft,它(行医)是需要用心和用情的,而不只是简单地靠技巧。

26、维特根斯坦甚至说:天才在于才能中有种勇气。

27、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在沙俄劳动营里,他们这些牢犯被命令挖坑挖沟,挖好以后,被命令把它们填平。他评注说,这对牢犯们是最残酷的折磨,意志稍脆弱的牢犯因此而崩溃。我糊火柴盒,我平常的确只关心糊出了多少个,挣来多少微不足道的工钱,但若每一次工头付完钱都当着我的面把这些火柴盒踩个稀烂,我会怎么感觉?弄不好我会发疯。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做好。莱维描述他在法西斯集中营中的苦难经历时说道:“‘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这有一点儿黑色幽默,然而,不管背后还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敬职敬业本身是可敬的。

28、古人所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这种乐趣,这种意义,我们局外人最多有点儿模模糊糊的感觉,他本人之外,只有同行中的知音和后学才能较为切实地领会。

29、行医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是治病救人吧。要是有个医生说他的目的是挣钱,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儿鄙俗,甚至恶劣?然而,一个壮工挖土方,为了挣点儿钱,他鄙俗或恶劣吗?也许恰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格外崇高,为挣钱去学医就鄙俗甚至恶劣?

30、朱熹多强调知行相成,“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双翼”,但若分开来说,多半会持常识的看法,知先行后:“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履践?也只是空!”“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朱熹又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一段话虽然说到知行相需,但仍不改“知为先”。然而,汪德辅问“须是先知然后行”,朱熹又答说:“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有时候,朱熹甚至像是在主张行先知后:“若曰须待见得个道理然后去做,则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功夫皆为无用矣”。

31、在这段论证里,王阳明以我们实际上对知孝、知弟、恶恶臭这些普通说法的实际理解为例来解说知行合一,借以说明知行合一学说不是他“凿空杜撰”:知行这两个字的普通用法和通常理解之中已经包含了知行合一这层含义——“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32、知行关系是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传统,特重知行关系的讨论,知行之中,则一向更重行。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荀子曰:“知之不若行之。”许倬云总括说:“由孔子以下,所讨论知识者均着重力行,即身体力行。

33、斯宾诺莎和格林只是带过,更多的篇幅用来讨论王阳明。贺麟认为,“阳明所谓知行合一的本来体段,与自然的知行合一论有许多地方均可相互印证发明”,但也不宜把王阳明完全等同于自然的知行合一论:“此种不加修养即可达到之纯自然的知行合一,似非阳明之本意。”于是,他把王阳明的学说称作“率真的或自动的(spontaneous)知行合一观”。从这种观点来看,“目的即手段,理想即行为,无须悬高理想设远目的于前,而勉强作积年累月之努力以求达到”。(149页)

34、最后,还有akrasia,即意志薄弱这回事,我明知应当去施行某种正义的行为,但由于惧怕危险而畏葸不前。屡戒烟屡失败者如我深知此点。

35、C.C.霍鲁日在描述静修实践时说:“为了获得静修主义经验,所需要的不是学习某种知识。获得这样的经验必须通过非常专门的经验……彻底融入长老的经验和个性之中。……在世界各地完全相互独立地产生的其他精神传统里,在佛教、道教里也都有同样的现象。”

36、嗑药的快乐好吗?妻子醉心于新情人却严丝合缝哄着你,你为她的“一往情深”而快乐,这样的快乐好吗?这一类快乐“与事实无关”,苏格拉底称之为“虚假的快乐”或“错误的快乐”。(《斐莱布篇》,40)完全被人欺蒙还好说,但这类“虚假的快乐”往往杂有自欺,例如在包法利夫人那里。

37、不过,思想史上的“快乐主义者”,主张的并不是不问哲学一心吃喝玩乐。这种街头实践快乐主义者,像《列子·杨朱篇》里的朝穆,朝朝暮暮都要快乐,“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快乐主义哲学主张的却不是这一路快乐,更不是强奸虐杀的快乐。亚里士多德把尤多克索斯(Eudoxos)称作第一个“快乐主义者”,但据亚里士多德,尤多克索斯生性节制,不耽于享乐。最出名的快乐主义者是伊壁鸠鲁,后世干脆把吃喝玩乐派称作“伊壁鸠鲁之徒”,但伊壁鸠鲁本人所提倡的不是这个,他说:“我们说快乐是主要的善,并不指肉体享受的快乐;使生活愉快的乃是清醒的静观。”

38、苦提升了乐的品质。大快乐是经历了痛苦的快乐,被苦难提升了的快乐。带苦的快乐实际上差不多是高等级快乐的一个标志。

39、人并非一味避苦求乐,面对艰难困苦,有人迎难而上。苦难让人英雄。我们围在那里听过来人讲他苦难的经历,一脸崇敬。有的人因此喜欢讲述自己的苦难、痛苦、困厄、孤独。甚至不面对听众也要自我悲情一番,从心里夸大自己的孤独和痛苦。细计较起来,让人英雄的不是苦难,而是对苦难的担当,是战胜苦难,是虽经了苦难仍腰杆挺直,甚至乐在其中。“为什么德性、勇敢、力量、豪爽和果断受人尊敬呢?如果没有痛苦挑战,它们又将从何处显出它们的本领呢?”乐于行难为之事,得大快乐。当然,就像我们不是为了快乐生活,迎难而上并不是去选择苦难;有志者投身一项事业,哪怕它要带来苦难。我们崇敬英雄,因为他不畏苦难去从事英雄的事业,而苦难没有压倒他。单单苦难与大快乐毫无关系。被无端而来的苦难压垮,会让人怜悯,却不会让人崇敬。因此,大多数听众,听英雄讲述过去的苦难,崇敬之余甚至有几分羡慕,却不准备在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上选择苦难——苦难通常把人压垮,而非使人更加坚强。

40、快乐是一种上扬的态势,快乐的心情自然地属于健康上扬的情势。我们说,快乐本身是好的,这话不是说,把快乐的情绪从一种整体状态中抽离出来,这种情绪本身是好的。

41、从善是向上的,古人说,从善如登,德行是生长的,古人说,生生大德。勉强向上,还说不上快乐,向上而乐于向上,出于本性而乐为之,才是快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之谓也。

42、怕只怕你自己的需要太多,要钱,要享乐,要脸面,要人尊重你,不再有时间有心境让人需要你。

43、程颐说“自性而行皆善也”,陆九渊说“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

44、“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扬雄,《法言·学行》)王羲之的字自然,乔丹的跳投自然,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孔夫子自然。在那些能够生长的地方,生长才能达到自然。

45、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特殊性实现普遍性,“真正的人性是真正的宗教的前提……真正的宗教是真正人道的实现”。(30页)

46、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它活动在两种语言之间,活动在“无名”地带。若说抽象普遍性是静态的,那么翻译—会通的普遍性则是在变化中生成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水姐
作协会员/秦朔朋友圈主编/清华等校友/中年好友苏东坡ip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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