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最佳风水宝地大家都看好是家属区的红楼区，六座看似平实但透露着典雅的红色小楼，均匀分布在幼儿园的北侧，花木舒朗，林影婆娑，小径蜿蜒曲折，草坪起伏不一。若干元老级、大师级人物栖身其间，亦使小红楼成为一片充满故事、具有丰富历史感又与现实紧密关联的区域。何兹全先生一家文革后搬家至红二楼2号，成为我们学生辈心心念及的“何宅”。 师母——郭先生
郭先生即郭良玉先生，何先生的夫人。1986年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到北师大历史系（后改为历史学院），初到何宅拜见何先生、师母，进门不久，始终占据“C位”的郭先生，就纠正我对其的称呼，不能称“师母”，必须称“郭先生”。入何门二十多年，“郭先生”这一称呼也持续了二十多年，70年伉俪，人间天上。在何先生家中看过不少照片，唯独有两张郭先生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张似乎是她和大学同学（？）的合影，数名年轻女子以轻松、自然的方式面对镜头，站位错落有致。虽然岁月历经七十余年的沧桑，但我仍一眼就认出郭先生，与其说是因为她的圆脸盘有异于其他人，更确切地说是她独有的气质——高雅、高傲、特立独行的神态有别于常人。另一张是郭先生与何先生的合影，两个年轻的面庞，一个宽厚仁慈，一个独立倔强，神态各异，却浑然天成。何先生和郭先生都是山东人，何先生是菏泽人，郭先生是巨野人。郭先生童年时，曾入学读书，母亲因家贫，苦于生计，又因郭先生是女孩，希望她辍学。郭先生一怒之下逃离家门，独自在外求学、打工。郭先生将童年时的这段经历写成自传体《黎妮的童年》一书，记录了她童年时艰苦坎坷、奋争自强的经历，非常值得一看。郭先生独立自强的性格显然来源于她童年时的这段经历，取代“何师母”的“郭先生”称谓，正是彰显郭先生不依附、不依赖他人的特立独行的个性。郭先生独著的《唐太宗演义》（河南人民出版社）、《唐明皇》（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唐演义》（河南人民出版社）、《先秦宫廷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严复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女皇武则天》（天津人民出版社）、《朱元璋外传》（河南人民出版社）、《犁妮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平庸人生》（中华书局）、《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华文出版社）、《人生杂谈》（新世界出版社）等，你都想象不到是出自一位没有完整念过大学、长期在中学从教、当时已年愈八十的老人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不过，再想想，郭先生是优质中学语文教师，厚积厚发也是必然的。年轻时的郭先生端正美丽，又极有个性，大概在挑选未来伴侣时也比较慎重。据说当时追求郭先生的还是大有人在，何先生应是其中之一。隐约记得何先生属于锲而不舍一族。何先生年轻时风流儒雅，一表人才，世家出身，学养品质上佳，终于获得芳心。何先生谈到他经常在课余时间走上一段路去看郭先生，两人漫步在乡间小道上（具体地点现在已无从考证，全凭记忆），可以推想，他们谈理想，谈学业，谈时事，谈未来，是否也会谈到今后的牵手……。何先生是山东大户人家的子弟，虽然父亲官职不显，但堂兄何思源出道早，对这个堂弟呵护有加。两人的姻缘始自何时何事，已无法考证，也不知何时开始了两人携手数十年的恩爱岁月。![]()
年轻时的何兹全先生、郭良玉先生和爱子何芳川大哥，时为北大学生
何先生和郭先生在1949年前度过的艰难岁月，有战乱时的颠沛流离，有李庄（抗战时史语所迁址于此）的潜心苦诣，有远渡重洋（何先生曾赴美三年）、天各一方的蹉跎。1949年后的坎坷时光，有政治风云的诡谲变幻，有个人命运的沉浮与劫难，在我进入北师大跟随何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都已经成为并不如烟的往事。 苏武与花木兰
据师兄们讲，何先生最喜欢也是唯一会唱的歌是《苏武牧羊》，但却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连哼唱也未曾听见过，在他仙逝后我们试着放了一次，曲调悲怆而苍凉，不忍卒听。苏武出使匈奴，蒙难北海，十九年持节不屈。何先生之所以喜欢听“苏武牧羊”，应该是事出有因。早年投身革命，参加的是国民党，虽然加入“改组派”，但仍然是国民党。在赴美期间，国共博弈终有结果，国民党撤离到孤岛台湾，新中国如旭日东升。何先生毅然放弃美国的良好待遇，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正如何先生自己所说：“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胜利，国家要想安定，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只有牺牲个人的民主，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何先生最终选择了回到新祖国的怀抱。尽管此后风云变幻，屡经磨难，但何先生初心不改。正如《苏武牧羊》中的歌词“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师母郭先生虽然也是山东人，但在河南上的大学，最喜欢的是豫剧《花木兰》中的《谁说好女不如男》，却是不止一次听她在家中大声唱，据说在公开场合也唱过，博得满堂喝彩。曲调高昂、明快，听了还想再听。唱与不唱，或低或高，两位老人的“书生本色，爱国情怀”，全蕴含在其中了。花木兰，女中豪杰，巾帼英雄，郭先生喜欢花木兰，是有理论有实践的。她最“出彩”的事迹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能体现郭先生性情的有三件事：其一，何思源是何先生的堂兄，当年何先生考上北大后，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完全由“仙槎大哥供给”。郭良玉先生从小受穷受苦，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先生（何先生），从小都是家里做好饭，摆好一大盛放菜饭的碟碗，只等他一人来，他每样尝一口，大家才开饭。上大学，大多是穷学生，但你们先生有仙槎大哥的资助，每年二百大洋，过的很舒服，根本不用为学费和生计发愁。”何先生后来出国留学，也仍然是得到何思源先生的资助，才得以成行。据说何思源先生承诺资助后又有犹豫而迁延，郭先生不顾劝阻（也可能是别人根本不知道她的打算而无从阻止）径直冲进何思源先生的办公室，掷地有声地说：“不给（钱）是理，给是情分！”说罢扭头扬长而去。结果何先生留样的资费终得以落实。其二，1947年，当何先生远渡重洋到美国霍普金斯研究中心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时，郭先生带着独子当时年仅八岁的何芳川大哥在北平艰难度日。当时国民党穷途末路，社会经济陷入混乱，物价飞涨，币制紊乱，强行发行的金银券飞速贬值，人心惶惶。郭先生租住在北平城的四合院里，但在交房租时，房东拒不接受所交的纸币，坚持要袁大头（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但郭先生并没有袁大头。房东居然在院子里故意来回走动，指骂她不交房租，妄图赖账。郭先生一向是个刚烈性格，年轻时也练过功夫（何先生也练过武术，看来山东出好汉不枉虚名），当然受不了这种屈辱，当房东又一次在院子里谩骂时，郭先生实在忍受不了，心想：以为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拉上芳川大哥，毅然冲出房门，给予坚决的反击，气势如虹，语言铿锵，只逼得房东连连后退，慌不择路一直退到自己屋里，郭先生穷寇仍追，一脚踹开房东掩上的房门，将一摞金银券摔下扬长而去。此后，房东领教了她的威力，不仅对她刮目相看，不敢口出狂言了，抬头低头都要绕着走了。其实，郭先生还有多次侠义之举（如果能称之为侠义的话），不过以这次最为精彩。其三，郭先生小的时候，家里穷而又管得严，尤其是重男轻女，对女孩子很不公平，常常会挨打。据郭先生说她大概是继承了母亲的某些个性，挨打时从不服软，往往跳着脚和母亲叫板，扬言“今天你不打死我，就没完”。同样倔强的母亲一点办法也没有。正所谓宁折不弯，即适用于郭先生。文革时，家人担心她不堪受辱而寻短见，把剪子、刀子、绳子之类的用具都藏起来。郭先生告诉我们，她才不会自寻短见呢，她会和不公正的命运抗争。其四，记得有一次，某报纸记者刊登了一篇有关一个小女孩得白血病的报道，大意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郭先生立刻行动起来，自己首先寄出了捐款若干（那时还没有微信），然后希望我们几个学生也积极响应。但我们觉得情况不明，最好是捐助看得见的、身边发生的。于是此后若干天，再访何宅，都发现郭先生郁闷有加，大概是觉得我们缺乏“博爱”的胸怀。她主张的是，但求问心无愧，不管结果如何。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善小而不为”是引自刘备临终前给其子刘禅遗诏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何先生和师母经常挂在嘴边、书写在纸上、落实在行动上，正可谓“大时代的小人物”（何先生自称），小人物的大民生。何先生仙逝后，在整理何先生和师母的遗物中，有很多新的发现，其中就包括几次捐献后的收据。最“古老”的就是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捐出的19两黄金。收据是泛黄的纸本，浸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跟随何先生经历了反右的风雨，度过了文革的坎坷岁月，居然还完整无损的保留下来，足以见何先生对这一纸收据的珍爱。这19两黄金是当时何先生和师母的“老底”了，最困难的岁月也不曾动过的“老底”。记得老话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可以想见这些“老底”或许可以追溯李庄，可以追溯到何先生赴美前，不论生活如何艰难，这些“老底”都是何先生一家作为对未来未可期的灾难和动乱能赖以生存的底气。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慨然捐赠，正如何先生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所借以抒怀，深植于心底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所然，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大义使然，也表达了何先生和郭先生对新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与信心。可叹这一纸证明，并没有使何先生避开此后的种种“劫难”，并没有逃过“食货余孽”“CC特务”的“顶戴花翎”。但是，“小人物”的“大民生”，还在继续，“小善”仍然时时作为。遗物中还找出捐给菏泽一中1千元的收据，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的1千元，可以折算成一个普通教师工资的20倍。我们专门访问过何先生曾经上学的山东省第六中学（六中），现为菏泽一中，是菏泽地区第一名校。菏泽地区用“六中、北大、哥伦比亚”激励后学，就是因为出生于此地的何先生，先上六中，再考到北大，后出洋留学哥伦比亚，堪称激励家乡子弟的楷模。菏泽一中的校史展，展柜里展示有何先生和郭先生撰写并捐赠的一系列书著，轻轻抚摸着橱窗仿佛感受到两位老人一个世纪的坚守。最后的一次捐赠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何先生捐出特殊党费一万元，支援灾区人民。这次，得到的是烫金大红封面的捐赠证书。斯人已逝，时光不再，但证书犹在。山东聊城出的大人物还是不少的，其中与何先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何先生视为恩师的傅斯年先生。聊城建有傅斯年纪念馆，位于傅宅的原址之上。前身为聊城师院的聊城大学，因为聊城同为何先生的故乡，特聘何先生和和郭先生为客座教授。历史系的老师带领我们到何先生与和师母曾经经常走过的一条小路上，给我们指出何先生和郭先生曾经住过的小楼，他们夫妻二人漫步的小径。他们回忆说，何先生来聊城大学授课的时候，郭先生明确要求只吃第一顿接待宴，此后不需要有任何人的陪同，伙食上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何先生还将聊城大学发给他的一万元讲课酬金捐给了聊城大学，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助学金。我们学生辈大都受到何先生和郭先生各种名目的资助，不胜枚举。师母好行侠，先生好助人。何先生喜好篆刻，会刻章，在有关别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还发挥了作用。上世纪30年代考上北大后，不少山东老乡为求学，老乡找老乡。考大学需要高中文凭，很多年轻学子因种种原因缺少毕业证书，有的是遗失了，有的是因战乱或其他因素命运未能完成学业，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有很多东北学术流落入关，北平也聚集了不少山东籍的东北流亡学生。于是何先生就开了小作坊，用随身携带的空白毕业证书，再盖上自己刻的校长印章（没有人辨别真假），给一些急需帮助的老乡和朋友，助力很多人顺利考入大学。当时借用类似做法的有不少人后来成了知名学者，也算史学界的“轶闻”吧。何先生多次和我们谈起此事，似乎还颇有“余兴”。民生为大，不废细流。何先生为人排忧解难，助人为乐，其实很多时候都体现在细微之处，无论是司机班的师傅，校内维护花草的工人，实习餐厅的小姑娘，医院的小护士，都是何先生和师母呵护和关爱的对象。司机班师傅最喜欢为“何老”出车，实习餐厅的小姑娘每到过年都会收到压岁“红包”。何先生曾几次住院，医院的小护士对何爷爷敬慕有加，经常亲热地问躺卧在床的爷爷感觉怎么样，何先生每每都伸出左手（因中风右手功能受损）用力握住她们伸出的手，温暖而有力，表示自己状态尚佳，尽量不让她们为自己担心。 “日理一鸡”
何先生和郭先生待学生亲如家人。“日理一鸡”的说法流传甚广。所谓“一鸡”确实是实指。何先生和郭先生生活非常俭朴、饮食清淡。有人询问他们长寿之道，他们的回答是棒子面粥加红薯，这也确实是他们经常的主食。郭先生喜欢收拾房间，但不喜欢做饭。然而，两位老人因担心学生的伙食不好，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每次都做很多菜，并不断为学生夹菜。据师兄于琨奇和薛军力说，有次去吃饭，两位老人除做了很多菜外，给他们每人一只鸡，不吃不行，盛情难却。于是，戏言道：都说日理万机，我们到老师家中是“日理一鸡”。从此“日理一鸡”成为何门弟子中广为传颂的名言，并伴随着我们在何先生的小红楼家中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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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郭先生和作者
2006 年，何芳川老师去世，2007 年郭先生又因病仙逝，但“日理一鸡”的传统仍然延续。记得我去何先生家中时，他每次都要嘱咐保姆精心准备，还觉得不够，每次都要有鱼、要有多少个菜，不吃不行。有时下课晚了，他都会等着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某位学生辈的老师回忆曾在何先生和郭先生的监督下整整吃了一大盘饺子，而这盘饺子够两位老人吃三天的。后来，两位老人体力逐渐下降，在家里请客就比较吃力了，于是改到校内的实习餐厅，自己掏钱并亲自陪同，实在不行由我们这些学生代表出席，我由于住在校内，几乎成为常任代表。每次吃完饭，郭先生要求桌上汤水不留，都要打包，这一习惯对我影响颇深，延续至今。郭先生常说：浪费粮食，暴殄天物。现在我和学生聚餐时，餐后都会盯住盘里的剩菜，一一落实由谁打包带回，并反复提起是郭先生留下的“光荣传统”。但时过境迁，一般采取装菜而剩汤，可见没有达到郭先生的高度。何先生对人、对事不急不恼，和郭先生性格迥然不同。但两位老先生家里大事共同商量，对学生、对朋友、对晚辈、对弱势群体、对普通民众同样的好，却是高度的一致。所谓“善小”之事，由远而近，由此及彼，处处看到两位老人的身影。我初次拜访何先生，就发现何先生家的惯例：重要或亲近的来访者，郭先生都要亲自“接见”，重要的事和紧要的事郭先生都有担当。 “食货余孽”与“CC特务”
“文革”中，何先生有众多“帽子”，但其中最致命的是“食货余孽”和“CC特务”两顶，且最具“特色”，历史悠久，渊源有自。所谓的“食货余孽”，这里边是有典故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风雨飘摇的中国处于向何处去的歧路口，各种思潮涌入，各路人士以不同的方式救国拯弊。在史学界，以陶希圣为核心，鞠清远、何兹全等为骨干的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掀起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试图探索和解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历史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等问题，其实最终关注的是中国当时的前途和命运。食货派是乾嘉学派盛行一时后的“另类”，并非埋头于故纸堆。《食货》半月刊杂志由陶希圣（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办并任主编。由于以陶希圣为核心，形成学术研究规模乃至团队合作而被视为学派，由于有核心刊物《食货》，故被称为“食货派”。食货派强调从社会内部矛盾分析社会的变化，注重理论与史料并重，主要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文章发表要求短而精湛。不发连载，不发长篇论述性文章。何先生年轻时追随陶希圣，是《食货》的撰稿人和编辑，经常发表文章的有全汉升、曾资生（曾謇）、武仙卿等先生，还有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加藤繁先生。目前查阅何先生在《食货》上共发表五篇文章，《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创刊号），《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第五期），《“质任”解（一）》（第八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第十一期）；第三卷：《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第四期）。抗日战争初期，陶希圣错误估计形势，投入汪精卫阵线，被任命为汪伪政权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陶希圣有投靠汪伪政权的行为，“食货派”成员都成了有污点的“汉奸”类，何先生受到牵连，于是才有“食货余孽”的头衔。其实在有关国家大义、民族气节方面，何先生是无可指摘的。何先生当时已经到了重庆李庄史语所，并没有追随陶希圣，陶希圣手下的“五虎上将”中的武仙卿、鞠清远、沈巨沉、曾謇四人跟着陶希圣陷入了汪伪政权，并担任了伪职，但陶希圣辗转脱离汪伪政权后，他们仍然深陷其中，抗战胜利后最后都遭到了处理。何先生当时的态度很明确，对陶希圣说：有重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在，对日本人可以谈和；离开重庆，便只有投降没有和平。陶希圣的一时失节，以及后来跑到台湾，自然被划入了敌对阵营一边，“食货派”对中国社会研究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都不再提了，“食货派”就成了汉奸的代名词。“CC特务”的帽子也是“有根有据”的，与何先生的一段任职经历有关。1934年，北平的一群北师大、清华、北大的青年学生，创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教育短波》，它是以被大人先生们遗忘了的乡村小学教师为对象的一个综合性刊物，倡行者是何先生视为最好的朋友的朱启贤先生，何先生受邀成为办刊物的最主要帮手。《教育短波》得到很多名家的支持，如钱玄同、黎锦熙、陶希圣等，但关键是通过关系得到了时任“CC”头子陈立夫的资助。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是国民党炙手可热的人物，位高权重。当时情报部门两大系统，一是中统系统，属于国民党中央的；一是军统系统，属于军队的。据考，安在陈立夫头上的“CC”特务系统，其实凌驾于两者之上，不是一个级别的。“中统”全称是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取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的名字开头的字母。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人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是他们领导下的遍布全国的骨干组织。但陈氏（果夫、立夫）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其骨干分子亦大多缄口不谈。“CC”系是一个政治派系，“CC”系的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得到陈立夫的资助，不论经费来源何处，动乱中，何先生就被扣上“CC特务”帽子。“食货余孽”与“CC特务”两顶帽子虽然只是在动乱中的产物，但也影响了何先生在新中国的境遇。何先生1950年入职北师大，1963年晋升为副教授，一直到1978年才评上教授，他自己戏称“30年副教授”，好在彼时并无非升即走之类的政策。“30年副教授”也使得何先生赫然列入全国四大名副教授之中。其他三位据传是上海陈旭麓、北大汪篯和张芝联先生，应该都是因岁月蹉跎、经历坎坷，使得学与衔较长时间的脱节而有是说。有名实为不虚，四位先生都属于名满学界的大家。 在天愿做比翼鸟
我到北师大是1986年，1987年考上何先生的在职博士生，两位老人已经都70多岁了，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携手漫步在小红楼周围的林木丛中。我们去何宅求教时，也经常看到郭先生给何先生按摩，先从头部起，再到肩部和胳臂，一边按摩一边叨唠：“你们先生啊，就是个享福的命，从小就没吃过苦。”何先生坐在属于他的那把“太师椅”上，双目微闭，满脸笑意，享受着师母的按摩和唠叨。2006年爱子何芳川老师去世后，两位老人仿佛一下衰老了，相濡以沫之情更加浓郁，几乎形影不离。尤其是师母郭先生，不仅精神受到打击，身体也渐渐不支，患上绝症住进了医院后，何先生就成了“全陪”。日常治疗和护理有医护人员和保姆，何先生就是每天陪坐或陪卧在师母身边，除非有来探望的客人，何先生会起身接待，其他大部分时间，两人手拉手，互相望着对方，或说话，或不说话，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两人共同的最后时光。在师母离世前的半个月，何先生用颤抖的手书写了一首诗，表达了愿和郭先生“化作双燕子，比翼飞宇宙”的生死相依之情。![]()
师姐薛振凯老师曾经说过，山东电视台专门到北师大拍摄何先生的专题片，最后的一组镜头是两位老人在红楼区中的月季花和葱茏的林木中携手渐行渐远的背影。虽然没有见到过这组镜头，但每次路过已经成历史的“何宅”，仿佛仍然感受到宅内曾有过的温馨，仍能望见两位老人牵手步入花丛、在树影摇曳中的背影。 2023年2月18日 于珠海文华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