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因鲁迅之名

因鲁迅之名

王方晨 | 文

那时，我还是一位羞涩异常的少年，好像一张明净的白纸，没有过去，只有未来。头一次出门远行，头一次坐汽车……从车窗里，我看到一条河飞速向车后掠过，是一条名叫大运河的著名河流。这个写入初中历史、地理课本的名字，也头一次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在我眼前，让我激动万分。窗外烟雨迷蒙，本是向前疾驶的车子，却如突然调转了车头，驶进了幽深的历史隧道。这次行程的终点，又实在是一座老而又老的古城——鲁国故都曲阜，我将在那里求学三年。印象中雨越下越大，车子穿过一道巍峨厚重的古城门不久，也便到了车站。

在那座遍布历史遗迹的小城里生活，常常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想想这是周公、孔子、孔子七十二门徒、孔融、孔尚任等等数不胜数的历史人物生活过的地方，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来历，甚至会觉得自己就是从古代一步步走出来的。背景不是亭台楼阁，就是苍松翠柏，大可以把走在你身前身后的人影当作丁玲、万里、楚图南。

约在七年后，我调到一个新单位，局长居然是写《厚黑教主》的张默生的儿子。张默生曾与一大批五四名人在我求学的那所学校任教。刚才从网页上搜索，才发现张默生实际上出任过我母校的校长。

更多的事件、人物一时难以回忆清楚，但确实，这无数的名字给我带来的历史感，不免让我年轻的面容有了些沧桑。

像这样每到一处，就去了解一下当地的史上名人，十分有趣。秦时明月汉时关，分明是一种时空穿越。在我回到故乡，一心要当好一名老师时，我没想到自己还会走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闻一多、萧红、沈从文、老舍、梁实秋、臧克家、冰心、王统照走过的土地上，而我后来果真有了机会，踏上过这些著名人物的故地。那时我已过二十岁，孤身在外，时时为前途迷茫，但我头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鲁迅文学院这个名字。他是我在青岛大学的一位极要好的同学，忽然告诉我他要去上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班，并劝我同去。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那雄心。只是在七八个月后，我已转学到了济南，为这位同学所邀，我才头一次乘火车到了令人神往的北京，惶惶然走进了这个以鲁迅为名的特殊的殿堂。

再论名人，在那庞大到荒诞的北京城，显然已不实际。但我在鲁迅文学院的一周，却像住进了鲁迅的家里。在我眼中，自然鲁迅是第一大名人。可能当时除了我的同学，没有三个人注意到我。莫言、刘震云、洪峰等等的名字，对一个藉藉无名的文学青年来说，如雷贯耳，一旦我自己身处鲁院内部，他们则以一种寻常的方式在我眼前出现，在我居住的寝室下面或上面。而我的同学在谈论他们的时候，也只是用非常平常的语气。

一天午后，我和同学散步到鲁院北面不远的农民日报社附近，同学告诉我，刘震云就住在农民日报的单位宿舍，每天都有约稿的编辑守在家门口。让我好生羡慕。而他的口气，依旧是平常的。我就想，什么叫气度啊？这种平常就是一种气度。一位鲁院学员看了我的一篇稿子，对人说，瞧，小说就是这种写法，三句话里就得出现一个闪光点！人家能够这样毫不吝惜地夸我，我也觉得是种气度。看到当时很有名的洪峰高高扛着一只大拖把走进卫生间，印象中一个叫徐星的向走廊深处走去，好像竖着划过去一根长长的高粱，还有个叫肖亦农的作家穿了件红背心在宿舍楼旁的篮球架下蹦蹦跳跳打球，我觉得都是气度。

他们上课，我从后门悄悄进去旁听，记得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授在讲阿城的《棋王》。主角王一生没人送行，孤独地坐在座位上，看到阳光射进来，正射到那些趴在车窗口跟亲人挥别的人撅起的屁股上。老教授说，这种描写其实是一种“粗鄙”的审美，“粗鄙”跟“粗俗”有着本质的区别。

时隔多年，老教授又讲了什么，我反正一句话也没能记住，只记得这个有关“粗鄙”的言论。当时真像忽然就明白过来，自己不论写什么，都那么不“粗鄙”，每个字都好像用酒精擦过，即使每三句话都有一个闪光点，又怎么能行呢？

在鲁院里听人大讲“屁股”，又寻常又不寻常。说不寻常，那是因为自己心里认为“屁股”是脏的，甚至人都不该有“屁股”。遥想当年，惭愧！本人连一句有点花样的骂人的话也不会说的。若论寻常，也真是寻常，“屁股”岂不人人都有？洁净不洁净都是自己的事，如今谁又以为怪呢？鲁院教授把不寻常化为寻常，显然也是气度。

那次鲁院之行，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深远。

从这一年到2004年，我又去过鲁院一次的。因为我在一个边远小城再也憋不下去了，我的那位从鲁院毕业后留京的同学恰好在鲁院办班，就让我找到了走出小城的一次机会。本不为要学什么，但仍听过几次课，记得的却仍旧只有一位老教授。

这是一位德国教授，所讲内容仍旧没有印象，但他对学员的称呼，却真是感动了我。好像一位讲道的神父，这位教授上得讲台，一张口就是一句“孩子们”：“看到这么多孩子营养不良，我感到很难过。”现在我仍旧相信德国教授是这样说的。可在台下坐的，几乎都是诗人啊！那却是面容显示着营养不良的中国诗人。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期，海子死去。

德国老教授难过，我更难过。想到自己当时的处境，无可如何。但接着一件乌龙的事情出现，同学晚上告诉我，当天的午宴上，德国老头儿饭量奇大，吃得下整只烤鸭，喝得光整箱啤酒。不由感到大肚子老头儿上午的表现实在假惺惺。

自觉营养不良也罢了，最终还是要自救。

这次在鲁院，好像自始至终没有想到鲁迅。鲁迅走远了，烤鸭却走近了。想象中的烤鸭金黄金黄，是要一整只一整只地吃。

我对历史名人的留意虽未至于狂热，却也未曾消歇。1993年冬，我去北京领《中国作家》三年一度的优秀短篇小说奖。当时获奖的有铁凝、汪曾祺等。我心想这下子见到铁凝了，时光倒回过去五六年，我在曲阜去电影院看《红衣少女》时，哪里会想得到呢？遗憾的是铁凝因为临时有事耽搁，没能前来。而汪曾祺也不是简单的，看上去却不过是一个和善的小老头儿，拿了获奖证书，顺从地被主持人指挥着，转过来转过去。我作为获奖作家代表上台发言，却生生卡壳在台上，因为我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在场的来宾，不知该叫“领导”，还是该叫“老师”，抑或“先生”。在我感觉中，“领导”太生，“老师”太简，“先生”太洋。不管是领导、老师、先生，我是一个字儿也叫不出口来。看看，我那时的心地是如此稚嫩！主持人见状，打圆场说我太激动了。下得台来，止不住暗暗庆幸铁凝没来，没被她看了去。我倒不怕汪老笑话。他笑话我，我也能笑话他呢，看他转过来转过去的样子吧！

吃饭的时候，有了次小失望。烤鸭不是一整只一整只地吃，而是削成小薄片儿，卷在面饼子里吃。不觉得是吃烤鸭，觉得是在吃蘸酱面饼子。不过这倒没什么，烤鸭虽有名，却不是名人。

熬到1999年，已经有更多名人的名字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但我也确实已挥别了青春岁月。那些名字，我相信绝对能够留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书之上。

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却感到自己早已过了外出求学的年龄。偏偏在这时候，我有了第三次走进鲁迅文学院机会。2004年初春，我带着久违的一纸“入学通知书”，风尘仆仆从山东的小城来到北京，正式成了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一名学员。

跟前两次截然不同的是，我感到了步伐的坚定有力，感到了脊梁骨的挺拔，感到了视角的高仰。与我欢天喜地、理直气壮走进鲁院大门相比，前两次到鲁院不过是气短心虚的预演。门牌上的字体如旧，前两次不过是匆匆一扫，这次却可以至少给予十秒钟以上的凝视。过去楼下的篮球场变成了一座漂亮的小花园，暂时的打量也是品着味儿地打量。进了里面的小楼，办着入学手续，扭头就与鲁迅先生的头像相对了。当然也不是匆匆一扫，是不紧不忙的注视。再次住进了鲁迅的家里，却是头一次感觉跟鲁迅很近。

对鲁院的历史，是知道一些的，但从未像第三次来鲁院后知道得那样多。过去知道的历史，好像也只是书上的历史。第三次知道的历史，却像是自己的历史。

说起丁玲，我都会油然想起摆放在母校图书馆里的《北斗》杂志。当然还要说起延安、“鲁艺”、中央文学研究所等等这些名字。涉及的名人更多，从郭沫若、胡乔木、周扬、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吴组缃、艾青、何其芳、张天翼，到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等。文学院给班里安排的辅导员是一位高大潇洒的老人，据说参加过回民支队。电影《回民支队》我看过，没想到真的会有一位回民支队的队员出现了自己的生活中，感觉就不仅是奇了。我住在三楼，正对洗衣房，我已不记得房号。在鲁院的三四个月，我从未打听自己住的房间曾住过谁，是怕真的挖掘出一个什么名人来，怪不好意思。

文学院为学员从校外聘请了几位导师，“导师”这个词也让我感到十分新鲜。我的导师是李敬泽。每逢聚会，我就想李敬泽必定也是将来中国文学史的名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是个历史名人之类的，会不会感觉很怪？这个想法常常打断我的思路，但不可遏止。也许人家根本就不想这个问题，只是自己无聊，才看一个人就想他会不会被写在历史书上。想当年，一大批青年作家围坐在鲁迅先生的周围，其中是不是也有一位像我一样的人在白费脑筋想这个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是谁？

时光过得太快，这一转眼，我离开鲁院又已六年整。回想自己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多年，感觉离文学最近的还是在鲁院高研班期间。文学院，文学院，那是文学的院儿。那院儿是以文学为稻粱的。再进一步说，这个以文学为稻粱的院儿，是鲁迅的院儿。在那院儿的门口，鲁迅的名字在上头。这名字不就是写入中国历史的吗？从鲁院走出来的，分明也都拥有了历史，也都带了鲁院的风度。对我来说，也就是下着力气干自己的活儿，或如耕地，或如伐木，且不论身前身后名吧。

王方晨

山东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老大》等多部，作品集《凤栖梧》等共计九百余万字。曾获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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