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晕车与心灵救赎
陆益嘉 | 文
一个孩子在外被别的孩子欺负，可以跑回父母的羽翼下哭哭啼啼；那么大人在外被命运捉弄呢？镌刻在地狱入口处的“放弃希望”，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劳动带来自由”，似乎是蔡、许两人对自己人生之路的预示，小说中的蔡、许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故乡看台风。通往台风登陆点的路，像是一条救赎之路：台风可以卷走一切耻辱，海浪可以洗刷所有失败；礁石是通往解脱的垫脚石，故乡是落叶归根的安息地。用滔天巨浪作为生命的盛大落幕，似乎比惨淡收场多了几分英雄主义，更能与他们前半生的大起大落相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墓碑可以凭借落难者的身份博得轻飘飘的同情眼波，而不是因失败者的头衔招来赤裸裸的嘲笑之音。
蔡耀庭和许安康，一个承载着光耀门庭的希冀，一个被赋予着一生安康的祝愿。两人像东石镇的双子星，都在人生的高光时刻选择了创业，都因公司的倒闭破产迎来了低谷。命运的巨手推波助澜，来自故乡的风筝线悄然扯动。北京和厦门的拼搏岁月化作斑驳的幻影，宿命论的枷锁套在两人的脖颈上收紧，迫使他们以一种高昂的姿态，怀揣着自尊慢慢窒息。
“你们作家是干吗的？”蔡耀庭在篇首的困惑浓缩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重要思想。在“不跟上社会，就会被社会淘汰”的催逼下，存在主义百年前的追问，即何为自由、责任、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何为人生的意义，时至今日仍然发人深省。蔡耀庭和许安康的求学和打拼经历，折射的正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绩效主义以及一种根植内心的偏执——“盯着跑得最快的人跑”，选对的路。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的恢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王书传的呢喃自语显得大煞风景——“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在晕车啊？”
无独有偶，王开岭曾在《古典之殇》里悲恸地写下：“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灵魂的晕车是文化堕距的恶作剧。奥格本指出，社会转型过程中，当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变化速度远远快于制度、意识形态等文化方面的变迁，便会形成文化和科技变化速度的不相匹配，这种失调就是文化堕距。
可以说，小说里的角色都或明或暗地被玩弄于文化堕距的股掌之中。就比如蔡耀庭的父母撞上时代红利又失去时代红利，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浪潮中晕头转向，只能在“熟人社会”中觅得一丝安宁和炫耀资本；而许父是三螺旋理论的反面教材，他的死亡是社会转型时代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互动失败的产物。小说中的各色人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似乎就直接对应着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那个谁。他们没有上帝视角，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行为会导向哪一站，可那毕竟是真正鲜活的个体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的摸索。这一群像的设置，种种现实的缩影，蔡崇达的笔锋在轻盈和沉重之间，保持了一种有趣的张力，和萨特布尔乔亚式的写作有相通之处。想象的翅膀从家乡东石镇腾飞，而他游走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像是对艾丽丝·门罗的致敬。
父亲的早逝，过早地在许安康稚嫩的双眸里留下了深深的隧道；长大成人后，海路、蛤蜊、烤地瓜的香气、热腾腾的面线糊、早已消散的猪粪味……凡此种种，都像一条条幽深的隧道，引渡蔡、许两人回到爱恨交加的过去，回到朴实、市侩的家乡。他们两人在礁石上不期而遇，在隧道中相拥而泣。此时此刻，于风雨交加中，他们既是自己的救世主，也是对方的救世主。
救赎之后的故事该如何书写呢？蔡崇达在文中隐晦地给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像许安康晚年的母亲那样，把自身从公众意向和时间洪流中抽离，摆脱“质子心态”，不再追求投资回报比去做事，比如当义工。还有一种方案是，把过去生活的“坟墓”变成“冷冻仓”，给自己东山再起的信心和果敢。二者并无孰优孰劣之分，只是对人生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解，而且在这两个方案之余，还有千千万万个方案。套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对于百折不挠、不可救药地追求生命意义的人类来说，千万种方案是好兆头。因为它预示着希望的不朽和多种可能性。”
小说链接
《看台风的人》
蔡崇达 著
时代不是那么容易追上的
生活是会有人退场的
陆益嘉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23级孙绍振班
2024年佳作榜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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