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动”重建历史的谱系
王贺霖 | 文
《命运慢跑团》可以说延续了蔡崇达《皮囊》《命运》中的“小镇情结”与对个体生命的救赎叩问。若从标题来看，相较于后两者的形而上描述，“命运慢跑团”较为明确的指涉性使得其具备了较强的现实对标性。故而，对个体生命终极关怀的探讨，并未被降格为僵化的温情戏码与伦理说教。个体在面对大历史书写的冥定性时，却以“能动”的态度，不仅弥合了家族小历史，更重建了个体生命的微历史。
一
文本将故事巧妙地坐落于县域空间里颇具规模的宗亲基层共同体中。东石场域语法很大程度挂靠于典型的传统东亚社群结构——乡土差序的背后是关系主义的网络连接与羁绊。但很明显可以看出，黑昌和“我”是游离于秩序之外的存在。后者对标着全球化技术革命冲击之下，进一步原子化的人类生存现状。文本中报社暗示着消费主义与媒介实惠下的“宅生存”成为可能。加之生育政策的宏观调控造就了个人主义的温床，导致东石宗亲秩序的新一代们——“我”与黑昌的两个儿子——几乎难以接受为亲密关系与个体间的连接付出代价，陷入的是关于自我的想象性丰满与优雅。
黑昌则更为特殊：在历经多次创业失败与混沌玩世后，依旧可以“放荡不羁”，指向的是前辈的过度保护与作为小辈的意图逃离，却于潜在中祈求荫蔽的悖论。而诸如“感谢你来过”“欢迎你再来”“我在东石很想你”的话语巧妙地在中式古典伦理叙事中的黑昌植入了一个“现代自我”。他自如地穿梭在以梗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中。从话语交谈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言行与年龄存在极大“反差萌”的角色。随之而来的是人物符号范畴上近乎溢出文本的“缝合拼贴感”。而“拙劣的拼贴”本身不仅使得黑昌的“在场”具象化，更以反讽、碎片化、无深度化的后现代审美观念，使对其的审美外延似乎变得漫无边际，更有随时被取消的风险。“反差”所象征的亲和力已经超出了美学范畴而进入了伦理层面，同时具身化地在言行举止方面为父子两代的亲情危机做出修补。
二
如果说黑昌所历经的是传统东亚主干家庭的崩解而渐演化为夫妻、父母、孩子的核心家庭架构，但延续的依旧是“伦理有限”“望子成龙”的代际愿景，本质不出“恩”“孝”的代际连接；那么“我”作为现代个体背后所秉持的“遗世独立”原则，与家庭伦理的差异成为东亚社会内部独有的张力。文本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意义展开：看似是“我”对父亲记忆的追寻，但吊诡在于文本中所有关于父亲的记忆，几乎由“黑昌”——一个远亲——讲述，而寻父的剧情也将在下一代继续上演。而事实上，对父亲记忆的揭示又提示着一种美学转向：那曾被赋予高度价值与道德优势的“青春”，在子代对父辈印象相对不明的状态中，抵达了对父亲的认同，进而完成“如何成长为父亲”的隐喻故事。
在此过程中，心理层面的“能动”与具身化的讲述策略成为黑昌自在游走于父子两代情感代沟，并衔接双重叙事层面的核心与资本。文本中的“跑”作为身体的动力学范畴，成为对僵化、凝滞与疾病的嘲讽与反击。但又赋之以“慢”的速度管控，又从另一层面避免了“跑”的目的性与唯结果论。相较于“我”，慢跑团的身体展现是前现代的，进一步说，现代性的身体是前倾的，在“热线电话”的背后是功绩社会的自我规训。而慢跑团的身体是后视的，更是有“根”的。这不仅是传统价值的形体性塑造，更是以黑昌为代表的中年群体尝试召唤伦理文化主体性认同的努力。
三
黑昌对记忆追溯的“能动”介入，表明历史将获得一种新型的传输脉络：家族小历史与个体生命微历史的讲述往往需要经由外部——一个远端他者——将其转化为内部记忆，以此弥合个人与历史的衔接处。事实上，不论是“我”还是黑昌的孩童时期都不是东亚式的典型，不论二者如何反叛，终须落回“中国式父亲”的概念中。黑昌的“故作轻松”事实上是由谎言和心事耦合而成。蔡崇达或许意图追问的是：当我们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他者生命中的支撑后，当我们的周围被暴露于阳光之下，而未曾拥有个体的心灵阴影时，曾经的那个自我是否被放逐？而对于慢跑团而言，“慢跑”或许便是个体生命在家庭间的挤压与重新接纳后，使阳光下的心事成为可能的叙事。
小说链接
《命运慢跑团》
蔡崇达 著
铺设一条沟通
父与子心灵的路
让孩子认识父亲
王贺霖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孙绍振班。
2024年佳作榜NO.6
（点击封面图片，小程序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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