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的出走与宿命的回归
叶瑾谕 | 文
少数民族的现代性危机是海勒根那关注的一大问题。《查干戈壁的午后》中，生活在荒芜戈壁的青年达来为了突破生存困境出走城镇，却因贩卖毒奶粉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回到戈壁的怀抱中不断忏悔，但还是无法摆脱心理创伤，最终死于送奶车的车轮下。达来的人生呈现出“出走-回归”的命运模式，在他的身上展露出海勒根那对现代化进程中草原文明所遭受的阵痛与冲击的丰富观察和深刻思考。
《查干戈壁的午后》将叙事空间设定在偏远贫瘠的戈壁。戈壁，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故乡，它“遍地鸡黄，没有一点生机”，充满气候与生态危机，饥饿与贫困如同幽灵一般纠缠着牧民。在长期的生存抗争中，草原人民形成了勇敢坚韧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敬畏生命、坚守生命的民族信仰。海勒根那在草原上度过了他颠沛流离的青少年时代，这使得他对草原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情感。在书写牧民苦难命运时，海勒根那不是以一种从上而下的观照视角，而是以一种认同的姿态深入草原人民的内心世界。小说中，极度公正到有些冷漠的父亲，面对无证据的指责会袒护自己的儿子；小气而记仇的哈森在年老瘫痪时，仍记挂着让儿子巴雅尔去法庭为达来、铁山辩护；痴傻善良的塔巴也会为了给弟弟报仇，杀死狼崽嫁祸给哈森。善与恶交织，构成了复杂而真实的草原故乡。
在叙事方面，小说一开始就确定了葛根大婶的叙述者身份，并通过预叙这一叙述形态制造出有关达来的悬念。起初，对于两位派出所干警的突然来访，葛根大婶惴惴不安，她下意识地说“达来没回来”“达来又惹什么祸了吗”？面对葛根大婶的问话，两位干警默不作声。葛根大婶的慌乱与干警的沉默构成一个预先的提示——达来可能又闯祸了。但达来究竟闯了什么祸呢？我们不得而知。海勒根那有意地透露出一些端倪，但并不点明，而是以一种透而不露的形式，撩拨着读者的期待视野。
记忆的激发依赖于特定情况的召唤，有关家族史的回忆是葛根大婶在两位干警的询问下不断产生的。其中，达来作为家族中最聪明、最具有抗争意识的人，为了给病弱的妹妹找食物，偷哈森家的牛肉干与猎枪；为了去镇上买录音机，偷卡车里的油和煤块。达来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反抗命运，充满野性、欲望与生命力的人。在葛根大婶的限知视角中，故事止步于达来和金花私奔时充满希望的微笑。正当读者对达来的未来有所期待时，原本作为“旁观者”与“倾听者”的两位干警却在此刻揭示了达来的死亡。结局突转，却又与开头的预设相呼应，有力地增强了达来命运的悲剧性，传达出浓重的宿命意味。
达来的“出走”意味着一种澎湃的生命内驱力，而“归来”则是生命经验的沉淀。他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失败而返，而是以螺旋式归来的方式呈现出草原人民对苦难命运的抗争与宽容，展示了文化审视、文化反思等丰富内涵。旁观妹妹病逝的无力感、拉煤车司机的欺辱唤醒了达来对于金钱、力量的渴望。达来怀揣着期待走进城市，但现代文明和传统的草原文明之间隔着鸿沟，达来的出走先在蕴含了悲剧性。出狱后，达来复归传统精神，试图在礼佛忏悔中得到自我救赎，但城市给予人的创伤是极大的，达来对于牛奶的安全性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偏执。因为女儿满都娃喝奶后拉肚子，他便执拗地认为牛奶有问题，用自己的身体拦住了送奶车，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质朴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碰撞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共同话题。《查干戈壁的午后》中的“出走-回归”书写显示出海勒根那对草原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精神困境与生存困境的关注。达来的悲剧性结局揭示出现代性中的阴暗面，深痛批判了工业文明中的功利主义和人性异化，表达出对草原文明的坚守与呼唤。
叶瑾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孙绍振班
2024年佳作榜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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