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便是彼此的故乡
蔡崇达 | 文
“作家到底是干吗的?”
这个写在《台风来了没》里的疑问,便是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追问。
我是因为自认为欠文学巨大的恩情而开始写作的。十五六岁的时候,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内心如同春雨后的土地,或者烧开的水,凶猛地冒出一个个我叫不出名字的、难以辨识、难以相处的情感和欲望。那时候的我,困在难以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窘迫和惶惑中。而且,在这样的困顿中,发现自己无法求助——人是那么难以表达本来惶惑的部分。
最终的求援是从阅读中获得回应的:一部部好的作品,折射出我内心一块块难以抵达的部分,也影影绰绰地折射出灵魂和生命可能的模样。
然后,我知道了,一部部好的作品,便是一个个敏感、真挚的魂灵,调动自己所有的感性、理性,试图走向内心深处的努力。我还知道了,虽然人各有异,但幸运的是,人内心的本质命题是如此相通。当这些写作者走进内心深处时,便也同时走进很多人的内心,照亮了许多人。
因着这样的认知,开始写作以来,我日复一日地打量着自己和世界的连结与关系,日复一日地自我追问:什么是我一定要努力去抵达、去表达的?什么是我有能力去抵达、去表达的?
《草民》这本书里的这些篇目,便是这些年来我自认为我必须抵达的那些部分。
这些年来,那么多人的内心发生的建设和摧毁、繁茂与枯萎、喧嚣与死寂,或许并不比一场巨大的海啸,或者一颗星球的崩塌小。我还知道,因为这些部分这么难以讲述和表达,当下许多人就此揣着同样的难受,如此脆弱且无力地孤独着。
我曾在类似的时刻,获得文学的支援,我因此笃定,这是文学可以而且必须起作用的时候了——
当下的人们是那么需要文学陪伴,去看见自己。看到自己从哪里来,如何被其他人构成;人们需要文学陪伴,去看到自己身处于何处。看到自己站立的位置,才有能力去寻找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这也因此成了我应该尽可能去完成的工作。因而在《草民》这本书里,我的写作目标是试图写出许多人:试图写出尽可能多的父亲、尽可能多的母亲、尽可能多的同伴、尽可能多的自己……《台风来了没》《转学》,便是其中试图写出更多同伴和自己的努力。
在我理解中,我们每个人的故乡,我们每个人的来处,是一个个人——每个路过我们生命的人,都最终参与并构成我们生命本身;我们生命经验的起点,便是同样在这片土地生老病死过的亿亿万万的灵魂——他们被提纯概括为“民俗”“风土”“习俗”“理念”“品格”……
我不是想写一个个故事,故事只是呈现和显现出这些灵魂的必要工具。我试图通过故事,看到我们是如何彼此参与,长成如今这般模样,我们又如何共同和时代相处,走到如今哪般境况。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写作,我已经知道,文学不是提供答案的,它的功能就是显现、呈现,呈现出我们灵魂的真实样貌和处境。
这次写作,我借由抵达一棵草的底部,看到了另外一棵棵草的根部,我看到了原来所有人灵魂的根部,和草一般,相互连结、相互支撑。我也因此为《草民》的写作找到了最准确的形式——七个故事各自如同破土而出摇曳在风中的草,但在它们的底部互为彼此。
我甚至还通过这次写作看到了:如果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作一个整体,而我们现在正展开的一个个个体生命,或许是集体生命、集体经验探向这无常的世间、这巨大的时间,挣扎长出的新的根须。我是如此希望这次写作能呈现出这般模样:我们不仅有家可回,我们还一直互为彼此的故乡。
蔡崇达
曾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出版有《皮囊》《命运》《草民》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罗斯语、葡萄牙语等,在十几个国家、地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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