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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
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
德语：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发音：[ˈluːtvɪç ˈjoːzɛf 'joːhan ˈvɪtɡn̩ʃtaɪn]
维特根斯坦小传
作者简介：江怡，山西大学教授，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皮尔士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分析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语言哲学等。代表作品有：《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维特根斯坦传》（1998、2018）《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005、2023）《思想的镜像》（2009）《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2022）等。发表中英文章三百余篇。
哲学天才的人生传奇
在西方，他塑造了当代哲学的另类形象，在东方，他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无论是小说艺术，还是歌曲传唱，他的身影似乎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就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大名早已传遍世界，但维特根斯坦究竟何人，他何以被编入被亿万人传唱歌曲，却并非为人知晓。应编辑的邀请，我依据自己在25年前写下的《维特根斯坦传》（《维特根斯坦传》（修订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将用五篇小文，简略介绍一下维特根斯坦传奇的一生及其深刻的思想，增添一些我们对当代哲学的感性认识。
在《维特根斯坦传》引言中，我曾把维特根斯坦称作“哲学王国的最后牛仔”，认为他对人类本真情感的渴望和对近乎原始方式的追求，与美国的西部牛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得到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维特根斯坦的个人传奇生活为他的哲学思想增添了不少令人难忘的色彩，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所以，要想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首先且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生活世界，由此才可能走进他的思想世界。我把这叫做“观人知文”的通达捷径。
维特根斯坦的传奇一生坎坷复杂，充满了许多至今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说故事。比如，他厌恶学院派的生活方式，不喜欢与人争辩，宁愿躲进挪威的偏远山林，逃避喧嚣的现代社会生活。他满怀对人类理智最纯洁的情感，寻求简单而又完美的世俗生活，简朴的日常生活让人觉得似乎来自于另一个世界。还有他放弃丰厚的家庭财富，自己独身生活，专心投入哲学思考，以他的整个生命实现着他的哲学理念。这一切都引起人们对他生活经历的强烈好奇。维特根斯坦曾用“家族相似”一词解释各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共同特征，这是来自他自己庞大的家族。家族成员之间关系使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最终使他感到厌倦，进而渴望简单朴素的生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家庭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当时奥地利最为重要的实业家，拥有铁路、轮胎、钢铁等行业的卡特尔（即垄断集团），他在家庭生活中采取强硬的家长制作风，对家人的态度极为严厉，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唯我是从。母亲则是一位贤惠的家庭主妇，但对音乐和艺术有着出色的天赋，在管理家庭方面也是井井有条。维特根斯坦深受父母亲的双重影响：父亲的自信和坚毅性格，养成了他对事业的不懈追求，母亲的善良与艺术天赋，给了他渴望人间美好事物的理想。他和兄弟姐妹在家里接受启蒙教育，家庭教师和管家对他们的要求都极其严格，德文学习完全是按照当时奥地利上层社会的用语要求，就连游戏伙伴和舞蹈训练也都来自上层阶级。这种家庭地位的社会背景，使得他们从小就对下层社会较为疏远，贵族化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他们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对诚实的绝对信念，也使得他们对仆人和其他佣人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但正统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道德责任、文化修养和对物质生活的淡漠，共同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家族孩子们生活和成长的重要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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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右下）与他的姐姐
或许因父亲严格的家教，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们都多少表现出一些忧郁的性格和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路德维希的两个姐姐很晚才出嫁，大姐则是终身未婚，二哥库尔特和三哥鲁迪分别自杀身亡，所有这些都对维特根斯坦有着深深的影响。据说他也多次表达过自杀的念头，甚至想通过参加战争而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母亲的仁慈、宽厚和无私对孩子们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要比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更多。可以看出，在这个伟大思想家的人生道路上，家庭的影响永远是无法抹掉的痕迹。
在14岁之前，维特根斯坦一直是在家里接受私塾教育。但他的学习过程似乎并不连贯，无论是钢琴还是语言学习都没能持续长久。父亲曾认为是孩子过于懒散而无法调教，但他自己则是不愿意让他人来教他，更愿意自学。虽然他的钢琴学习半途而废，但他的音乐才能却继承了父母的艺术基因。他与剑桥同学平森特通过音乐建立了深厚友谊，以至于把自己的第一本也是生前出版的唯一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题献给了他。在学习古典文学中，他也不是按部就班地简单阅读，而是一边阅读一边讨论，这就养成了他善于对阅读内容提出批评的好习惯。他的读书方式也是选择性的，只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反复阅读，总是力图从中找到什么对自己有用的内容。他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影响到他对哲学的思考。他对解决问题的反应是，“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并由此加深对问题的理解，而不是说“好啦，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那么下一步是什么”。
据传记作家麦肯尼斯的记载，维特根斯坦在家中接受的教育，主要不是来自父亲为他们请来的家庭教师，更多地是来自他父亲书架上的书籍。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阅读和追求哲学是文化阶层的一种时尚，一般家庭中都会收藏一些哲学类的著作，作为有文化的标志。维特根斯坦父亲书架上的确有不少重要哲学家的书籍，如康德、谢林、费希特等人的著作。但维特根斯坦对所有这些著作似乎都不是特别有兴趣，更多地对它们采取轻视和批评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著作都没有真正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相反，他对当时重要的科学家们的著作更为关注，例如马赫、赫兹、玻尔兹曼等人的著作。玻尔兹曼认为，截然不同的假设可以同等地适用于世界，维特根斯坦把这个思想用于说明语言，认为不同的语言描述在适用于世界方面也是相等的。他特别喜欢赫兹的名言：“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要赋予我们的表达式这样一种形式，即某些焦虑（或问题）消失了。”在哲学家的著作中，维特根斯坦最为欣赏的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也是他读过的第一本哲学书。他从叔本华的书中看到了一些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就是对人生的透彻观察和对精神不朽的追求。在他看来，叔本华的思想如同清晰透彻的河流，可以一望见底。叔本华思想中表现出的强烈孤独感，以及从精神和意志中创造世界的勇气，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也相当深刻，可以说，叔本华的思想适合他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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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
根据维特根斯坦家族保留的资料，维特根斯坦在孩提时代并不算聪明，至少没有显示出他在哪一个方面有特别的才能，但他在智力上略显活跃，能够随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所学内容，这样他才可能在学习飞机发动机后转向关系数学基础问题。不过，一旦他选定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个问题，并很快掌握与此相关的所有技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维特根斯坦能够在哲学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也的确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动手能力，据说他在十岁时用木头和金属线制作了一台缝纫机。而且一生都保持着对机器的极大兴趣，总是想要弄清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他很喜欢画一些机器的图纸，并愿意自己动手修理出了毛病的机器。父亲发现了他的这种潜在素质，因此推荐他学习工程技术，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可以自食其力的工程师。在维特根斯坦14岁那年，他被父亲送到了位于维也纳西部林兹的一所六年制中学。
初到这个学校时，在同学们看来，维特根斯坦仿佛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因为他的生活方式、阅读的书籍以及所有感兴趣的东西都与他们完全不同。他也承认，坐在教室里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他在学校里读了三年，但校方给他的操行评语似乎并不令人满意。他在学校唯一感兴趣的课程是物理学，这也符合他的工程师的潜质。但他在物理课程上的成绩只有5分制中的3分，在其他课程上也成绩平平，只有在德文、化学、描述几何学和绘画上得了较高的4分。他们的宗教课教师是一位严厉的牧师，频繁的测试和枯燥的教义使得维特根斯坦对它失去了兴趣。所以，他在后来反思宗教问题时，总是在道德伦理的层次上讨论，很少对宗教本身的理论主张提出自己的看法。关于他就读的学校，还有一个为人传道的经历，这就是希特勒也曾就读于该校，并与维特根斯坦同校一年。虽然希特勒的年龄比维特根斯坦大六天，但在校期间，维特根斯坦却比希特勒高两个年级。维特根斯坦也曾说过，学校里的犹太人只是少数，而且每个犹太人都不愿承认自己的血缘。从维特根斯坦与希特勒的这段共同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在历史上给人类带来不同影响的人物，从小就反映出不同的品质：希特勒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维特根斯坦则是对自己的犹太血统讳莫如深。
1906年的夏天，维特根斯坦从林兹的中学毕业。他原本希望能够跟随玻尔兹曼学习物理学，但由于玻尔兹曼的自杀而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随后他向父亲提出，希望继续学习机械工程，父亲毫不犹豫地把他送往德国学习。当时德国拥有欧洲最好的工程学校，维特根斯坦为自己选择了位于德国柏林附近夏洛滕堡的工科大学。1906年10月23日，他正式注册为机械工程系的本科生。在这个学校里，他主要学习的是航空技术方面的课程，同时选修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大学公共课。不过，他对这些技术方面的课程似乎始终没有对哲学的兴趣那么大。由于工科大学没有哲学系，所以，他经常去柏林大学旁听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斯塔夫和狄尔泰的课程。但据他自己后来讲，离开林兹到柏林学习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感到最不愉快的时候，因为他对大学里所教的课程很难感到满意，他正在感兴趣的航空学在柏林也没有完全学到。由于对柏林生活的不满，他在读完三个学期后就转学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1908年夏天之后，维特根斯坦在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系正式注册为研究生，专业是喷气式发动机，主要解决飞机发动机的喷气嘴问题。他发现，喷气嘴的正常运转取决于飞机螺旋桨的正确设计。但设计螺旋桨比解决喷气嘴问题需要更多的数学训练，于是他对数学问题的兴趣日益增强，最后完全把螺旋桨的问题撂在了一边。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从工程技术研究转向数学研究的过程。1909-1910年，维特根斯坦注册为工程实验室的研究生，后来成为学校正式注册的研究生。但通过在曼彻斯特的学习，他似乎对之前所关注的专业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而是更为关注哲学上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哲学才会注重事物发生的过程，这与他当时对数学基础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这一研究导致他从工程技术走向了哲学研究，也就从一个理想的工程师转变为一个现实的哲学家。
1911年秋，维特根斯坦做出了一个在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这就是到剑桥求学，拜罗素为师。在曼彻斯特读书时，他由于设计螺旋桨而转向研究数学问题，对数学基础问题深感兴趣。于是，他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包括弗雷格的《算术基础》和罗素的《数学原则》。这两本书的附录中都对对方的研究做了介绍，这使得他对他们在数学基础方面的研究都非常熟悉。1911年夏，他到了德国耶拿拜见了弗雷格，后者建议维特根斯坦到剑桥求教于罗素。于是，维特根斯坦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当年秋天去了剑桥，并在第二年2月正式注册为剑桥大学研究生。
从曼彻斯特转学到剑桥，这是维特根斯坦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工程技术转向了哲学，而且是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完全改变了，从一个孜孜不倦的求学者转变成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独特贡献的思想者，他的人生道路也走向了别样的巅峰，并崭露哲学天才之端倪。关于维特根斯坦进入剑桥后的学习以及他在哲学上的创造性贡献，我们在下文中再做介绍。哲学天才的创新之路
在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眼中，剑桥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令人着迷的世界，而他最终转入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两个重要转折：一个是从漫无目的地自我探索转向了有明确导师指引的全新学习；一个是从主要依靠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转向了主要通过理论思考的哲学探索。维特根斯坦从工程学转向数学和哲学研究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对数学和哲学问题深感兴趣，对机械制造的钻研让他做了大量的数学演算。虽然他在数学基础问题上的研究要比在哲学上的思考花费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认为，数学不过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它解决我们的思想难题，但无法替代思想本身。不仅如此，他还对哲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认为哲学本身并无价值，哲学只是一种手艺活，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它做好。在当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可以产生一种美，这是需要理性的努力才能把握的美。一名工程学的研究生能够对哲学有这样的理解，已经足以让他的同辈们刮目相看了。他的导师罗素对这位学生更是厚爱有加。罗素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道，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学习生活非常活跃，处处表现出一种思想的活力，对他读过的大书，比如罗素的《数学原则》（1905）和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1903-1910）都极为推崇，把它们看作音乐中的美。的确，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时刻都体现出音乐对他的深刻印象：他不仅把他喜欢的书看作如同音乐一样令人陶醉，而且把自己的书也设计成如同音节一样有着美妙节奏的样式，这就是他的成名之作《逻辑哲学论》。从维特根斯坦对音乐的终生眷恋看，这本书的样式正是来自他对音乐的内心感受，因为它的命题排列完全是有着强弱快慢节奏的一支乐曲。罗素在他的《自传》中多次描述过维特根斯坦当时在剑桥学习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看到，维特根斯坦追求的哲学理想是要达到对人生的透彻体验，因而他总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他所需要的一切，其中包括了数学和逻辑，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它们是达到哲学理想的重要工具。的确，但维特根斯坦学习逻辑时，他把逻辑看作是有助于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伦理学的本性以及生活的意义问题等。所以，罗素在1912年的一封信中曾说，维特根斯坦似乎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这个看法使得维特根斯坦开始落入被误解的历史漩涡。在某种意义上，罗素既是维特根斯坦的导师和朋友，同时也是最早误解他思想的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当维特根斯坦初入剑桥，罗素正在写他的《哲学问题》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被分析为语言问题，并最终解释为逻辑问题。这对年轻的维特根斯坦有很大吸引力，因为他当时正在想办法解决用逻辑解释世界的问题，而罗素的想法不仅肯定了他的基本思路，而且为他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途径，这就是要用数理逻辑的手段分析语言的逻辑结构，从而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进入剑桥后，迫不及待地聆听了罗素的讲座，并直接拜见罗素本人。罗素在《自传》中把维特根斯坦称为“我的德国人”，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英语总是带有一些德语口音。罗素说，我的德国人非常好辩，以为一切经验上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对此，罗素就反问他，在我们谈话的屋子里没有一头犀牛，这难道是不可知的吗？但维特根斯坦却不承认这一点，罗素就真的挨个检查书桌底下。这里的分歧当然不是世界上是否存在某个东西，而是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上只有断定性的命题，也就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所断定的命题，而存在性的命题，也就是说，描述世界上所存在的事物的命题，由于可能涉及不存在的事物，所以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区分了被断定的东西和断定本身。如果我们把被断定的东西称作命题，当这个命题并不涉及任何精神上的成分，那么，这个命题即使在做出判断的时候没有涉及现实的事物，它也是有效的。这就是说，命题的真假是与命题所断定的事物无关，而是与命题概念有关。他给出的一个有力论证是，我们可以有包含“不”这样的否定词的命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根据现实的事物断定一个否定命题的真，那么，根据符合论的真理观念，就应当存在一个可以用于判定否定命题为真的事实，也就是否定性的事实。然而，根据常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否定性的事实。由于对否定性事实的存在的否定，逻辑上就会对一切事实的存在提出否定，因为涉及否定，就会涉及对存在性命题为真的断定根据。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已经走到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第一句话：“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维特根斯坦的独特思考，使得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自己的导师罗素和前辈哲学家摩尔等人的不同。罗素在《自传》中把他的这位“德国朋友”称为对一切推理的强烈反对者，认为与他交谈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的德国朋友正在哲学与航空学之间犹豫不决；他今天问道，我是否考虑过他在哲学上完全没有希望，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让他给我一些他写的东西来帮助我对此做出判断。”根据罗素的建议，维特根斯坦在1911年的圣诞节期间写了几篇东西，次年1月重返剑桥后交给了罗素。罗素看后大加赞赏，说比自己的英国学生还要好，应当鼓励他，或许他会成大事的。后来，维特根斯坦又给了他一些稿子，并表明他决定继续从事哲学研究了。经过罗素等人的推荐，维特根斯坦在当年2月1日就被接纳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正式成员。当时，维特根斯坦被安排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格莱舍（J. W. L. Glaisher），到了6月份，罗素被指定为维特根斯坦的直接导师。
在剑桥，维特根斯坦结识了许多当时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等，如摩尔、麦克塔加特、凯恩斯、约翰逊、怀特海、多沃德、利奇、奥格登，以及许多著名科学家，如维生素的发明者之一霍普金斯以及电子的发现者汤普森等。当然，他与罗素、摩尔、怀特海、约翰逊等人关系更为密切。罗素曾多次对能够结识维特根斯坦表示庆幸，甚至说，结识维特根斯坦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遭遇之一。“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传统意义上的天才：热情、深情、认真和超凡卓群。他有着那种我只有在摩尔那里才能看到的纯真。”很难想象，这些赞誉之辞出自一个有着深厚学养和深刻思想的哲学家之口，这足以可见维特根斯坦在罗素心目中的份量。在剑桥，维特根斯坦与罗素的关系很像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关系，他们之间很少清规戒律，完全是一种自由民主的学习方式。维特根斯坦生性腼腆，不愿过多参与社会交往，但罗素每次参加私人聚会都要邀请维特根斯坦一起出现，并把他介绍给学院的其他同事或某些学会的成员。可是，维特根斯坦的固执和急躁以及对他人反应的过于敏感，又往往使得他很难与其他人进行深入的交流。按照罗素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往往不注意方式方法，而只是一味地自说自话。这种直率的表达方式和性格，在他与人交往中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也导致了他的思想被后人不断误解。当然，这种误解不仅来自于他的交往方式，更主要是维特根斯坦对任何事情的认知方式和独特的思想风格。这在他与罗素的思想交流中就已经得到明显体现，甚至连罗素自己都说，他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是朋友。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思想的批评，远多于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指导。他们在思想上的明显分歧，首先就表现在维特根斯坦所写的第一本哲学书《逻辑哲学论》以及罗素对这本书的评价上。这本书的写作和完成过程，既是维特根斯坦完整思想的第一次明确表达，更是他与自己的导师罗素的哲学分歧的首次公诸于世。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话，那么，他的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故事。故事还是要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跟随罗素学习说起。上文说到，维特根斯坦与罗素的关系是亦师亦友。虽然他从罗素那里也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但从一开始，无论是从出发点上，还是在基本思路上，他与罗素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且正是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分道扬镳。这些分歧主要包括：第一，罗素对数学和逻辑的研究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建立完善的哲学理性大厦的理想，因此他的思想前提是要获得哲学上的价值；但与此不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这样大的哲学抱负，他的目的只是想弄清语言逻辑的基本结构，以便使我们能够清晰明白地表达思想。第二，在罗素看来，人类的理性能力足以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因此对我们的认识来说，不存在任何神秘之物；但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认识和表达的只是世界一小部分，还有更大的部分是我们无法表达的，甚至是无法认识的。第三，在如何理解世界的逻辑构造上，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其实，当我们说他们之间存在这些分歧，主要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始终抱怨罗素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我们从罗素对他思想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罗素的理解也的确存在不少误解的成分。虽然存在这些分歧和误解，维特根斯坦在准备他的《逻辑哲学论》初稿时，依然从罗素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在书中多次提到罗素思想的重要贡献。但从整体上看，维特根斯坦在写作该书时，并没有从罗素的思想中获得更多的资源，相反，罗素却因为维特根斯坦在1911—1912年间写下的《关于逻辑的笔记》中得到灵感，提出了被他后来看作是代表了自己思想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罗素把这种哲学的发明权献给了维特根斯坦。然而，维特根斯坦似乎并没有满足于对这种哲学宣示主权，他的思想具有更为终极的目标，即为人类思想和语言划定界限。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有了这些想法，维特根斯坦就不再满足于跟随罗素学习了。从1912年秋季起，他就开启了放飞自我的度假之旅。最初是与自己的挚友平森特在冰岛为期一个月的假期，随后他们又去了挪威度过了愉快的假期。最后，他独自在挪威的俾尔根东北松内湾的希约尔顿的一个农场住下，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前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维特根斯坦基本上生活在挪威的一个小山上，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小屋，甚至希望在那里过一种隐居生活。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大多都是在这里形成的。1914年3-4月，摩尔专程从剑桥到挪威看望维特根斯坦，记录下了他口授的研究成果，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死后发表的《挪威笔记》。在挪威期间，维特根斯坦习惯于把自己思考的东西随时记录在几个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本就成为他为《逻辑哲学论》的写作准备的素材，其中被保留下来的很少部分在1961年以《1914—1916年笔记本》为题出版。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维特根斯坦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的残酷无情。虽然他因病可以免予兵役，但他还是主动报名参军，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他看来，走上战场是最好的自杀方式。联想到他的两个哥哥自杀身亡，这的确可以让我们理解他上战场的动机。令人吃惊的是，他非但没有在战场上阵亡，反而还因为表现勇猛而获得了勇敢奖章。不幸的是，在1918年11月，随着奥匈帝国的溃败，他成了意大利人的俘虏。四年的战争经历，不仅没有让他实现自杀的愿望，反而使他对生活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追求。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他也从未放弃过对哲学的研究。据说，他在被俘时帆布包里就装着《逻辑哲学论》的手稿。维特根斯坦曾对他的好友冯·赖特谈起过他在战壕里产生语言是实在的图像这个想法的过程。他在战壕里读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幅描绘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事件的可能次序的略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幅略图在这里就起到一个命题的作用，是对事物可能状态的一个描述。这种作用是由于这幅略图的各个部分与实在的事实或事件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这就让他想到，可以把这个类比颠倒过来，一个命题就相当于一个图像，它的组成部分与世界之间也有类似的对应关系。这样，命题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也就是命题的结构，就反映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方式，也就是事物存在的可能状态。这样，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就可以解决有意义的命题的本质问题。他把这个想法不断系统完善，在意大利的俘虏营里最后整理出了一部书稿，这就是《逻辑哲学论》。这是维特根斯坦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他生前出版过的唯一一部哲学著作。这本书的出版，结束了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哲学思考，因而这本书也被称作他的前期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不仅如此，这本书的出版还直接奠定了他在当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关于这本书的哲学思想，我们在后面慢慢道来。这里先讲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当维特根斯坦从意大利俘虏营中被遣返出来，他通过凯恩斯的帮助，把《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分别寄给了弗雷格和罗素。弗雷格的反应似乎很冷淡，但罗素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把他们战前讨论过的关于命题意义的问题大大推进了。1919年8月，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12月与罗素相约在海牙重逢，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共同讨论了《逻辑哲学论》。最后，罗素同意为这部手稿写一篇序言，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其中的观点。但在出版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手稿。最后，终于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条件是必须有罗素的序言作为推荐。然而，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序言并不满意，认为罗素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所以，他拒绝把罗素的序言连同他的手稿一起出版，这样出版商也就不再同意出版了。结果，还是经过罗素的努力，这部手稿的德文版终于在《自然哲学年鉴》的最后一期发表，时间是1920年。但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德文版并不满意，称它充满了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在逻辑符号的使用上的，以及排版上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当时的读者无法理解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时结识的朋友奥格登恰好担任位于伦敦的凯根?保罗出版社的编辑。在征得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同意后，他就开始了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他还邀请了对维特根斯坦思想有充分理解的拉姆塞共同翻译。罗素建议，英文版与德文版对照出版，但在英文版的书名上则遇到了一点麻烦。最初，出版社提供的英文名称为《哲学逻辑》，但遭到维特根斯坦的坚决反对。后来，摩尔建议采用一个拉丁文名称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多少也表达了书中的思想。最终，该书的德英对照版就采用了摩尔的题名，于1921年正式出版。这也成为《逻辑哲学论》一书出版的公认时间。不过，有关《逻辑哲学论》出版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维特根斯坦于1919年离开哲学圈之后发生的。在他经历了最初出版商的拒绝后，他就把出版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罗素，表示该手稿任凭罗素处理。但罗素于1920年恰好来到中国访问，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他的一个学生办理。但《逻辑哲学论》出版后，立即在当时的英国哲学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罗素在书的序言中就这样预言道，该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任何一个认真的哲学家都不会忽略这本书的价值。当时只有20岁的拉姆塞还在著名的哲学杂志《心》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但维特根斯坦对这一切似乎并不知晓，因为他已经到了奥地利偏远的乡村小学当“孩子王”啦！下面将介绍维特根斯坦后来是如何重新回到哲学舞台上，并持续引领当代哲学的发展。哲学天才的独特性格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冷静客观的逻辑世界，由此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描述世界的哲学任务，哲学上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了。所以，1919年从意大利战俘营返回奥地利后，他就基本上不再考虑哲学问题，而是进入了另一种生活，走向了日常的平民社会。从1919年到1929年，这十年的生活经历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极其重要，因为正是他在这个期间体验到的平民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哲学观念，最终使他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作为富裕家庭的后代，维特根斯坦在战争之前一直生活在高贵的富有阶层，从来没有接触过下层社会。他的战争经历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苦难，也认识到了他熟悉的富有阶层的矫揉造作。他始终在追求一种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能够在平民生活中可以找到这种生活方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战后到奥地利的边远山村担任小学教师，做了一个孩子王。维特根斯坦于1922年1月在Otterthal, Kirchberg am Wechsel小学校据说，维特根斯坦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愿意上他的课。我在他曾任教的特拉滕巴赫小学中看到了他与学生们的合影照片，看上去学生们与他在一起都很快乐。他不仅教会了小孩子们读书识字和数学计算等，还专门为他们编写了一本《小学字典》。这也是他生前出版过的除《逻辑哲学论》之外的唯一著作。但他对学生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体罚，这就导致了家长们的反感和怨言。另外，他多疑的性格和一些怪异的脾气，也让他与同事们难以相处，所以他在人际关系上始终不太融洽。他在1921年写给罗素的去信中就曾抱怨说，他在那里成天都被丑恶和卑劣所纠缠。当时，罗素正在中国访问，为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所吸引。他在给维特根斯坦的回信中，鼓励他不要对人性中的善良失去信心。维特根斯坦回信说，是战争给奥地利人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使得人心中的善良都被毁灭掉了。虽然他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感受到了一些快乐，但在乡村小学中的这段生活，却令他感到非常不快。他在给好友恩格曼的信中就透露，他曾好几次想到自杀。联想到他的两个哥哥的自杀，这似乎暗示着他的家族中存在某种自杀的阴影。他自己也曾表达过，当时参加战争的一个心理动机就是希望能够在战场上完成自杀。当然，这种自杀心理并没有让维特根斯坦真正实现最后的自杀，相反，他的性格特征中的简单率直却让他可以不断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快乐，而他的忧虑和猜疑只是让他免于受到外部干扰和伤害的主要防御措施。![]()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他编写的这本《小学字典》。虽然这只是一本学生字典，但它却是以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教学经验为依据，其中包含了对语词用法的分析，这为他后来对语言用法的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素材。他在字典的序言里这样写道：“本字典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目前在缀字法教学方面的迫切需要。这是作者实际经验的结果：为了改进班上的缀字写作，为了能够让学生们获得语词拼写方面的知识，本书作者发现必须给他们提供一本字典。首先，这样一本字典可以使学生尽快地查找一个词。其次，本字典告知学生的方式是能够使他们永远地得到构词方法。在写作和修订作文时，语词的拼写就成了学生们迫切关心的主要问题。”正是这种对语言用法的特别关注，使得维特根斯坦在哲学思考中改变了之前对语言逻辑结构的静态观察方式，开始强调日常语言的具体用法，特别是想要从语言用法中发现人们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些都是在他于1929年重返剑桥后的事情了。维特根斯坦的性格中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特征，这就是他对精神世界的真诚率直和对社会生活的厌恶放弃。他总是希望能够过一种最为简单淳朴的生活，平民的生活世界原本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但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他又总是表现出高傲自大，拒人千里。他对周边人的猜忌和排斥，使得他给人留下了难以接近的印象。在他工作过的三个乡村小学周围，人们对这位来自大城市的老师有些望而生畏，但对他的教学方式却总是提出各种抱怨不满。所以，维特根斯坦把这些年的教书经历看作是他一生中最为糟糕的时候。然而，他与孩子们在一起，却感受到了少有的快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曾说，他在学校里感到最为愉快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读神话故事，因为在天真淳朴的孩子们身上，在美丽动听的神话故事中，维特根斯坦才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也正是由于与孩子们有着愉快交流，所以，尽管家长们对维特根斯坦多有抱怨，但他依然坚持在不同的小学教书，直到拉姆塞和凯恩斯经过反复劝说而让他在1925年重返维也纳。然而，维特根斯坦离开乡村小学回到维也纳，并没有直接回到哲学界，而是先在维也纳郊外的一个修道院当了一名园丁，后来又在维也纳市内为他的二姐玛格丽特设计和建造了一座房子，前后花费了两年时间。正像他做其他的事情一样，维特根斯坦对建造这所房子非常讲究，处处都从简单实用的原则出发。整栋房子仅仅是由水泥、玻璃和钢材构成，没有任何奢华装饰，但非常坚固耐用，带有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维特根斯坦在建造过程中非常注重每个细节，力求做到尽善尽美，这也体现出他的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房子建成后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赞扬，甚至被看作是另一部《逻辑哲学论》，认为它与《逻辑哲学论》有着同样严密的结构，有着同样的动态之美。维特根斯坦设计了房子的每个细节，高度体现了他的创造性：它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如今，这座房子被称作“维特根斯坦屋”，连同周围的一些建筑，已经成为保加利亚驻奥地利的大使馆。保加利亚政府为了表示对维特根斯坦这位大哲学家的景仰和怀念，尽量保持着这座房子的原貌，并在每次召开国际维特根斯坦会议期间，都会派专人引导与会者参观这座故居。据说，在1933-1938年的维也纳市内电话簿中，维特根斯坦一直被列为建筑师，虽然这座房子是他建造的唯一作品。如今，在他位于英国剑桥的最后住所，由剑桥市政府颁发的名牌上，他依然被称为“建筑师”。维特根斯坦在这期间还完成了一尊少女头像。这个未完成的头像被看作有着如同古希腊雕塑中的那种雅致娴静之美，这似乎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追求的精神理想。有人把维特根斯坦的面貌也比作古希腊的阿波罗，认为他内心的追求如同他的外表一样，充满了古典之美。但他的生活动荡不定，个性怪异多变，则与他的精致作品中表达的完美文雅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恰好反映了维特根斯坦的个性特征，这既是完美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也是他真诚率直的性格与猜忌孤傲的心理之间的冲突。长达六年之久的乡村教学让维特根斯坦深感人生的悲凉，尽览人世的丑恶。他从中非但没有实现他最初希望发现在平民社会中的淳朴善良的美好愿望，反而得到的是对人生的悲观，对人世的反感，这更加深了他原有的厌世情绪。所以，他也就自然放弃了教师工作。但他并没有马上重返哲学，因为他当时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哲学上有所创造了，他对哲学研究失去了任何内在的冲动，他的“思想之源已经干枯了”。不过，维特根斯坦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与乡村小学的同事和孩子家长们为他是否体罚学生而陷入一系列官司之中的时候，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出版在维也纳的哲学圈里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维也纳大学的一批有着科学研究背景和科学探索精神的科学-哲学家们，对这本书的着迷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本小书，试图从书中的每句话中找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哲学表达，并寻找各种机会希望能够与这本书的作者面对面地交流请教。经过拉姆塞的牵线搭桥，维也纳大学的马赫讲席教授石里克多次邀请维特根斯坦为他在1924年组成的维也纳小组成员详细讲解《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开始并没有对这个邀请给予重视，也不愿意参与这种有组织的讨论交流。但无奈石里克教授的三顾茅庐，维特根斯坦最终答应了他的盛情邀请，愿意与维也纳小组的个别成员进行私下交流，但婉言拒绝了石里克希望他能够正式参加维也纳小组的请求。这样，从1927年起，维特根斯坦就经常与维也纳小组的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纽拉特等人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解答他们对《逻辑哲学论》一书内容的困惑。根据卡尔纳普的记载，这些讨论一直持续到1929年维特根斯坦与他断绝关系。断绝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卡尔纳普剽窃了他的思想。事实上，这种嫌疑是维特根斯坦对任何解释他思想的人的常有反应，包括对魏斯曼的工作也提出了同样的责备，导致魏斯曼的早期著作无法在其生前发表。![]()
通常认为，正是在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讨论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发现自己的思想之源并非真正枯竭，他还能在哲学领域做出创造性的工作。但实际上，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是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思想得到认可和尊重，这是给予了他重拾哲学的重要信心。在心理学上，自卑与自尊是相辅相成的。维特根斯坦在与人交往中的猜忌抱怨，正是他缺少自信和自尊的直接反应，而维也纳小组成员对他思想的尊重，让他在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在哲学上的真正价值。当然，促使维特根斯坦完全重返哲学研究的重要外因是，他在费格尔和魏斯曼等人的建议下，于1928年3月聆听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布劳威尔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数学、科学和语言》。在讲演中，布劳威尔反对把数学归结为逻辑的倾向，认为数学的抽象是与日常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的。这与维特根斯坦之前的哲学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是构成世界以及一切命题的根本法则。但在聆听了布劳威尔的讲演后，维特根斯坦开始意识到，逻辑并不能解决语言的结构，相反，语言的运用才会确定逻辑的法则。当然，他能够有这种意识也与他的小学教学经验有关。正是在教授孩子们如何学习语词的意义和拼写过程中，他发现，语言的意义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们，而不是取决于语言固有的逻辑结构。这样，维特根斯坦终于找到了自己值得重返哲学的起点。1929年1月，维特根斯坦正式返回剑桥，重新开始了他的新的哲学之旅。![]()
重返剑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思想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但事实上，在他最终决定重返哲学之前，他的哲学思考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向，即从对语言结构的静态分析转向了对语言用法的动态考察。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小学的教学实践，他对语言构词法与日常使用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发现语言构词是在大量的语言用法中完成的；正是通过对语言用法的观察分析，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并用这个概念去分析我们对日常语言用法的不同观察结果。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语言用法的观察，维特根斯坦发现，在日常语言使用的背后存在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他把这些习惯解释为“遵守规则”。虽然我们并不是在了解规则的前提下去遵守规则，但我们却必须把所有的语言使用都用规则加以解释。这个悖论被称作维特根斯坦式的“遵守规则悖论”。维特根斯坦正是在不断解释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由此与自己的前期思想分道扬镳了。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在他返回剑桥后的头四年间，即1929-1933年，他的思想始终处于转变之中。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转折时期”，也被称作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他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授课向学生传达他的思想变化，他的授课记录在他去世后以《蓝色和棕色笔记本》以及《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演集》为书名出版。当然，他在这期间也写下了大量的哲学笔记，后来以《哲学评论》《哲学语法》以及《数学哲学基础评论》等为题在他去世后出版。通常认为，这些著作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在转折时期的思想变化过程，但由于尚未形成明确的思想观点，因而被认为在哲学价值上不如《逻辑哲学论》以及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等。但我们必须要看到，他在转折时期完成的著作为他后期哲学的形成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从他后期的《哲学研究》以及《论确定性》等著作看，他在转折时期的思想表达已经部分地被纳入到后期哲学的思想论述之中。因而，国际研究界普遍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转折时期的思想应当被看作是他后期思想的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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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对他自己的前期哲学的批判。从时间上看，他首次公开表示对自己前期哲学的不满，应当是在1929年7月举行的英国哲学家年会上。他原本为这次会议准备了论文《关于逻辑形式的评论》，但在宣读论文时，他却临时改变了主意，替换为一个关于数学中的无限性问题的话题。这个改变是由于他对之前准备的文章感到不满，那篇文章代表的正是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表达的主要思想，如强调原子命题是一切命题的核心，以及从不同的日常语言命题中可以分析出它们的逻辑形式，等等。在他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不再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对命题形式的逻辑分析揭示出世界的逻辑结构。1929年11月，维特根斯坦应邀在一个非哲学专业的学会上发表了一次关于伦理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表示接受摩尔关于伦理学的定义，即根据伦理学术语在不同场景的用法去确定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寻求使用了这些术语的命题的逻辑形式。这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首次公开自己思想的转变。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转变，虽然起于对自己之前的哲学的批判，但转变的核心还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哲学观念。之前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中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孤傲，这种孤傲在哲学思想中的反映，就是哲学观念上的特立独行。早在他的哲学生涯开始之时，维特根斯坦就明确地提出了与传统哲学分道扬镳的哲学观念。在1914-1916年的笔记中，他指出，哲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它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实在世界的图像，也不能用于证实或否定科学的研究；哲学中没有归纳，没有任何或然的假设。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更是明确地指出，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其结果不是由命题表达的哲学知识，而是通过逻辑分析阐明存有问题的命题。因此，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展现这些命题的真值函项而澄清它们。在他思想转折时期，维特根斯坦虽然坚持把哲学看作一种活动的观点，但他不再坚持关于哲学解释和阐明目的的看法，而是把哲学研究活动看作是对哲学问题的消解。在这里，他提出，哲学所能做的只是破除一切偶像，通过不加解释地展现日常语言的各种用法，揭示出一切哲学问题原来都是产生于对这些用法的错误使用。所以，归根到底，哲学的任务是要使得我们看到，哲学的产生是由于对日常语言的误用，而避免了误用也就消除了哲学本身。虽然维特根斯坦在思想转折时期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后期哲学中被逐渐放弃，但这种对哲学性质的观点却得到了保存，并在后来的哲学思考中被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与传统哲学和他前期思想断裂的崭新哲学，在这种新的哲学中，讨论的话题主要围绕语言游戏、遵守规则、数学基础、心灵活动、生活形式等等展开。1936年，维特根斯坦开始正式写作后来以《哲学研究》为题出版的著作。所谓“正式写作”，是指与他当时的其他笔记或讲座记录不同，他是为了出版而写作这部著作的，所以，他的写作就更为细致和谨慎，到1938年完成了前言部分和正文的188个条目。但他对自己的写作并不满意，所以没有交付出版，而是束之高阁。直到1944年，他才继续补充修订，把原来的条目扩充到421个，并在1945年重新写了序言，同时增加了272个条目，最终使全书有了693个条目。这些构成了《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内容。1946年，维特根斯坦辞去了教授职务，1949年在爱尔兰完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内容。《哲学研究》最终是在维特根斯坦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953年出版，这是他在生前交代过可以在他死后出版的。因此，这本书就被看作维特根斯坦成熟的后期思想的主要代表著作。哲学天才的深刻思想
哲学家的人生经历之所以成为众口皆碑的传奇，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经历特殊，而是因为哲学家们的思想影响深远，乃至人们爱屋及乌，往往会从那些深邃难懂的思想，转向关注他们在人世间的一切生活经历，由此为他们的生活世界增添更为神秘的色彩。西方学者蒙克把描述哲学家们的个人生活经历与解释他们的思想演变过程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哲学传记学”的说法。他出版的哲学家传记《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和《罗素传》受到读书界的普遍好评，就反映了普遍读者对这种传记写法的喜爱和接受。然而，正如一位著名的康德传记作家指出的，哲学家的伟大不是由于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和身边的经验之事，哲学家们能够被后人铭记也不是因为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逸闻趣事。哲学家们的伟大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超越了前人，哲学家们被铭记是因为他们留下了传世经典。维特根斯坦正是这样的哲学家。不过，深刻的思想往往无法让普通人容易理解，因为这些思想往往是在普通人无法直接感触到的观念世界中。只有那些在我们所熟悉的经验生活中经历过的人和事，我们才能切身感受到它们存在的意义。所以，在此，我尝试用一种直接触摸心灵的方式，展现维特根斯坦深刻思想的独特魅力。如果你已经对维特根斯坦的传奇生平有所了解，就会更容易理解这里的解释。即使对完全不了解前面介绍的生平故事的读者来说，我希望通过下面的描述，可以直接带领你走进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世界。这是几个不同故事的系列。首先是一个师生关系的故事，中国式的师道尊严在这里完全不存在，只有平等自由和真理为上的价值理念。其次是一个现实与理想冲突的故事，经验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被消解到了冰冷的逻辑世界之中，甚至世界只存在于逻辑形式之中。再次是一个反叛与回归的故事，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否定自我通常需要巨大的勇气，但在否定自我后重建新的自我更需要超群的智慧。最后是一个从经验生活走向超验世界的故事，一切皆有定，确定之物就在一切不确定之中。这是一种向往圣哲世界的召唤。![]()
让我们从第一个故事开始吧。维特根斯坦1912年初入剑桥大学，注册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被分配的导师是一位著名数学家，不过，他真正的哲学导师是罗素。因为他进入哲学之门就是由罗素领进的，罗素的著作对他从工程学专业转向哲学学习产生了关键性影响。但维特根斯坦入校后不久就与罗素在思想上产生了不少分歧，他并不喜欢罗素的许多想法，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并给出答案。比如，逻辑的性质问题是罗素当时最多考虑的问题之一。他认为，逻辑问题主要与句子里的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要解决数学中的逻辑问题，就是要把数学命题中的主谓语关系分析为不可还原的，也就是把数学命题最终归结为逻辑命题。当时这种不可还原在句子中要真正实现，前提是句子里的主语必须是有所指的个别事物名称，而不是抽象的名词。罗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传统哲学中错误地使用抽象概念的做法。但维特根斯坦并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算要去否定传统哲学中的做法，也没有必要让句子里的主语一定是具体事物的名词，而不能是抽象名词。因为在逻辑研究中，句子的主语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名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逻辑体系或接受了什么样的逻辑理论。这个想法后来就在他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中得到更清晰准确的表述。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认为，即使否定了抽象名词的主语作用，并没有影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物理学、天文学和其他一切科学仍然是可以被解释为真的，唯一改变的是认识者本身的视角。这个想法被罗素看作是一种唯我论，还有一些哲学怀疑论的倾向。但这些正是早期维特根斯坦思考哲学的出发点，只是这个出发点是从他与自己的导师观点分歧开始的。有意思的是，罗素对自己的学生反对自己的观点没有感到不快，反而鼓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只是建议他不要只是给出结论，更要拿出具体的论证和证明。对此，维特根斯坦也完全没有买他导师的账，而是把论证的过程看作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在《逻辑哲学论》中看到的都是一些短小精炼的格言警句式的句子，而不是像一般的哲学著作那样长篇大论。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体现出了维特根斯坦独特的写作风格，但另一方面也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直接呈现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喜欢拐弯抹角地讨论问题，更愿意直截了当，直奔主题。但这样的方式却非常容易招致误解，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思想不断地被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人所误解，以至于他本人也经常需要参与到对他真实思想的澄清之中。暂且不说这师徒二人是如何处理分歧的，但仅从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看，与其说他们是师生关系，更不如说他们是学术上的朋友关系。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当罗素1918年在伦敦做一个逻辑原子主义哲学的系列演讲时，开场就明确地表示，这个哲学是由他之前的学生和朋友维特根斯坦最初提出的。遗憾的是，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并没有维系很长时间，到1929年后就基本上分道扬镳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人们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青年维特根斯坦来说，理想很坚定，但现实更残酷。这里的坚定理想来自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构造的逻辑世界，而残酷现实则是他完成这本书的艰难过程。当罗素在伦敦宣布他所讲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发明权归属于维特根斯坦时，他甚至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当时是死是活。我们都知道，《逻辑哲学论》的手稿是维特根斯坦在战壕里最终完成的。虽然战争的残酷让他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但他从没有因为这种恶劣的环境而放弃对哲学的思考。据他的好友说，他对世界与语言关系的重新解释正是来自他在战壕中读到的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幅描述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事件的可能顺序的简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幅简图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命题的作用，它是对事物的可能状态的一个描述。它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作用，正是由于这幅图里的各个组成部分与实在的事物或事件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把这种类比颠倒过来，等于是说，一个命题就相当于一个图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之间有类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命题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也就是命题的结构，也反映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也就是事物存在的可能状态。由此看来，维特根斯坦是把残酷的现实世界简化为形式化的逻辑世界，这个逻辑世界的坚实性和意义完全是由自身的形式规则和逻辑结构决定的。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前后顺序颠倒过来，试图用理想的逻辑世界的命题结构关系解释现实的外部世界的事物事件之间关系的可能情况。这正是《逻辑哲学论》所要完成的工作。简单地说，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七个主命题，每个命题下面又按照逻辑顺序或重要性先后出现数字不等的许多分命题，用于解释每个命题上一层的命题，由此构成了全书的命题逻辑结构。就像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也像是一个中国的连环扣，每一环都与另一环紧紧相连。所以，全书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也是一个独立的乐章。追求简单完美正是维特根斯坦的人生的最高目标，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哲学中。那么，《逻辑哲学论》描绘的理想的逻辑世界是由哪些东西构成的呢？让我们来简要领略一下书中的七个主命题：第二个命题：所发生的一切，即事实，就是事态的存在；第六个命题：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和说明，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第一和第二命题，提出了关于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这就是为什么罗素要把这个哲学的发明权归属于维特根斯坦的原因；二是第三和第四命题，提出了关于命题与世界关系的图像论思想，这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哲学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描述关系；三是第五和第六命题，提出了关于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理论，这是维特根斯坦对现代形式逻辑的重要贡献，由此这本书也通常被误解为一本逻辑学著作；四是第七命题，是关于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由于这个命题之下没有任何子命题加以解释（当然也不需要了），所以，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就变得扑朔迷离，自该书出版后就引起了大家的普遍猜测，以至于这个命题成为人们闭口慎言的最佳理由，“不可说就保持沉默”成为人们解释一切不可解释现象的最好推辞。那么，至于究竟是因为不可说而只能保持沉默，还是因为保持沉默后变得不可说，那就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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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房间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反转与回归，这是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在不少朋友的劝说下，经过六年的乡村教书体验，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之前思想的幼稚，开始改变自己的哲学立场。有趣的是，他的转变是从批评自己的前期思想开始的。他在与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讨论中逐渐发现，自己的逻辑图像论和逻辑原子主义虽然在科学上可以站得住，但在日常的经验世界中却不具有任何解释力。所以，他在1929年重返剑桥后做的几件事情，直接反映出他的思想开始出现反转。一个是他提交给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会议论文是关于逻辑形式的讨论，基本思想就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但在参会发言时他却临时改了主意，不再讨论逻辑形式问题，而是谈了一个数学中的无限性问题。另一个是他为一个学生团体作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伦理学，其中的内容不仅与前期思想无关，而且在一些地方明显表现出对之前观点的批评，强调语言的用法确定语词的意义。还有几件事也是让维特根斯坦转变了自己的想法。一个是他旁听了当时很有影响的逻辑学家布劳威尔关于直觉主义的一场讲座，据说对他有很大的震动，传统逻辑的真假二值设定在他心目中受到了动摇。还有一次是在通往巴黎的火车上，一位朋友与他讨论逻辑形式时用手指在下巴上做了一个动作，并询问他“这个动作的逻辑形式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当时无言以答。这些都对他改变哲学立场起到了一些作用。当然，最为明显的事实是，维特根斯坦在从1930年开始的系列讲座中，主要谈论的是感觉、理解、意义、语言用法、规则等等，不再讨论逻辑、句法、真理、命题等。直到他开始撰写被看作他后期思想代表作《哲学研究》，他明确地把自己的前期思想以及传统哲学看作是需要批判的对象，以他新的哲学观念划清与他的过去哲学的界限。这种新的哲学就是转向日常语言用法的语言游戏思想。这被看作是对日常语言用法的回归，但这个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到日常语言中，而是试图从日常语言用法中找到背后的规则，指明这些规则如何支配日常语言的使用，其中就包括了语言游戏、遵守规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等。这些都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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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游戏的思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也常常被用作他后期哲学的代表理论。据他本人说，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他观看一场足球比赛。他从中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它在球场上的运动，在于球员按照比赛规则不停地踢滚和传送。由此，他联想到了语言的使用，认为语言的意义也应当在于它们在实际中的运用，同时，他还从足球运动中发现了规则的重要性。虽然他大量地讨论到各种语言游戏，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语言游戏定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概念是无法定义的，我们只能从不同的游戏中感受到它们之间的相似。这样，我们对语言游戏就只能描述而无法解释说明。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游戏，我们只能向他描述什么是下棋、打球、玩牌等等，然后对他说这些活动以及类似的活动就叫游戏。同样，对语言游戏，我们也在描述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但无法确切地说出语言游戏是什么。所以，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研究》一书说成是语言游戏的相册，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向人们显示如何正确地玩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这些都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转变与回归，正是由于他看到了语言游戏的自主性、自明性、多样性以及易变性等等特征，强调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突出遵守规则在语言游戏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清除了人们对私人语言的梦想。当然，最为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是这样一个观点：语言游戏不过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说出语言就是一种活动，也是我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同样，生活形式又限定了语言游戏的社会特征，这样，语言游戏就只能是社会的、公共的，而不是个人的行为。![]()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
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维特根斯坦如何从经验世界走向超验世界。这是一个有关他晚年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按照常人的标准看，维特根斯坦的晚年生活是比较凄惨的：他由于没有自己的家庭而不得不在晚年四处投靠，或者寄人篱下，或者旅店安身，完全是一个流浪者的形象，而且在这种动荡不定的生活中经历癌症的痛苦折磨，常常卧床不起，难于正常生活。但经验世界的这些磨难打击并没有使他放弃哲学思考，只要身体允许，他依然会伏案记下他的思考。而且，他对生活始终抱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这种乐观不是他对自己生活的无奈嘲讽，相反，是他对生命本身充满无限的眷恋和希望。所以，他在临终前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里的他们，是指那些正在赶来向他告别的朋友们。这句临终遗言成为维特根斯坦对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这里的“美好”不是在经验世界中，而是在他心目中的超验世界中，在他的哲学世界中。由此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确是一位只为哲学而存在的哲学家，他是为哲学而生，也为哲学而死。![]()
晚年维特根斯坦主要思考这样三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知识和确定性的问题，二是关于颜色问题的哲学思考，三是关于“内在”与“外在”的心理学哲学问题。这些哲学思考的结果都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和朋友们编辑出版了，由此我们才能看到他晚年思想的风貌。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著作是《论确定性》，第二个是《论颜色》，第三个是两卷本的《心理学哲学遗著》。在这些晚期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观念是，他明确区分了信念与知识，把确定性归结为信念而非知识，信念应当成为知识的基础，因此作为基础的信念是不应具有不确定的性质。信念只能接受或反对，但无法辩护或反驳；知识则是需要辩护或反驳，而不会无理由地接受或反对。这种对信念与确定性的理解，不仅用于驳斥摩尔对外部世界存在证明的理由，而且为我们重新认识一切知识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如果知识的基础是信念，那么，信念的基础是什么？维特根斯坦给出的回答是，任何可以作为基础的东西是无需其他的东西作为其基础的，否则它就不会作为基础。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思想的河床”。一切思想之水都在这个河床上流过，河床提供了思想流动的基础，但河床并不需要其他的基础。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维特根斯坦的超验世界在起作用了。我知道，用故事来讲哲学的方式无法展现思想的深刻性，但这是我想到的可以更好说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最好方法啦！如果你感觉还无法领略他的哲学，那么，我还是建议诸君去阅读他的著作，那里才是他哲学思想的珍贵宝库。当然，要更为直接地理解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在当代哲学发展中寻找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痕迹。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英语国家主流的分析哲学传统中，也体现在现象学传统主导的欧洲大陆哲学中，当然，也包括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关于他的思想的影响痕迹，我继续介绍。1988年，英国哲学家麦吉尼斯（Brian McGuinness）出版了计划中的两卷本维特根斯坦传记的第一卷《维特根斯坦生平：年轻的路德维希1889-1921》，详尽描述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背景、他的早年生活以及他的前期思想。作者是国际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也是维特根斯坦遗嘱执行人之一。他在书中不仅赞扬了维特根斯坦的智力成就，而且揭露了他性格上的许多令人难堪的成分。这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如此，他还在书中还用大量的事实表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完全的独创性，他的许多被看作是没有来源的思想或风格，都是有各自的背景或出处。这样，这本专门为非哲学专业读者所写的传记，在赞美维特根斯坦的同时，却把他推向了怀疑和猜测的边缘，这被看作是“把赞美与破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同一年，英国哲学家格雷林（A. C. Grayling）也出版了一本思想传记《维特根斯坦》，后被收入到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出，人们以往对维特根斯坦思想影响的积极评价主要来自他的学生们对他们所崇拜的老师的回忆，在他们眼里，维特根斯坦是一位性格敏感而又急躁但思想深刻的导师，他的深刻思想就使得他在性格上的缺陷变得可以理解和宽容了。格雷林认为，这是把思想评价与个性评价混为一谈了，以所谓的思想深刻掩盖个性上的弱点；同时，这种评价也是以个人崇拜的心理抬高了思想的价值。对于这种把貌似深刻但无法理解的思想看作是深刻的，把自恃独创的思想看作是真正独创的这种现象，邱仁宗教授称之为 “维特根斯坦现象” 。1991年，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和传记作家蒙克（Raymond Monk）出版了对维特根斯坦一生更为精彩记录的传记《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向读者完整展现了这位哲学家充满痛苦而又美好的人生。作者完全没有回避维特根斯坦在不同时间阶段的悲催经历和性格上的矛盾冲突，但读者从字里行间中看到的却是一位哲学天才如何卓越超群、拨云见月的。著名书评人朱岳如此评论：“这本传记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它不仅是展现了浓缩的精华，也尽力表现了画出如此人生轮廓的艰辛过程，你能看到时间对这个人的折磨，以及这个人的挣扎。他在时间的放大镜下暴露出各种缺陷，但也显示了天才之为天才，天才之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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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究竟如何评价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和一生，在西方哲学界和学术界，自他去世之时起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以上的不同评价不过是这些争论中的冰山一角。无论是否存在“维特根斯坦现象”，还是存在“天才之责任”，维特根斯坦都始终作为传说中的主角备受瞩目。时至今日，这种关注已经不再是哲学家们的一个话题，而是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甚至演变为一种社会关注的传奇人物。不过，在维特根斯坦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七十三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不断谈论这位天才人物的传奇一生，谈论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依然会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普通人或许会通过不同的媒体方式听到他的名字，或许会通过阅读他的传记而了解他的传奇人生，但维特根斯坦真正留给这个世界的最为重要的遗产，不是他作为富二代却散尽财富的神奇传说，也不是他看透人生而自寻死亡的多次尝试，而是他对后来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是他在现代哲学王国中我行我素的哲学牛仔形象。“哲学王国的牛仔”这个说法是我在20多年前的《维特根斯坦传》中提出的，如今我依然如此认为。这主要是基于我们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双重影响的理解，即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说到维特根斯坦思想对当代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许多评论者都会认为，这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分别导致了维也纳学派哲学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哲学的产生。的确，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和前期哲学直接为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以及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也直接导致了维也纳学派哲学的最终形成。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无可争议地表明，维特根斯坦思想对当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维特根斯坦对当代哲学的消极影响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他对哲学性质的否定性论述，对当代哲学更具有破坏性和摧毁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哲学观念，破除了传统哲学对哲学性质的规定，甚至摧毁了人们心目中从传统哲学那里得到的已有的哲学形象。我们知道，传统哲学都是以提出问题或建立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因而哲学的主要工具是概念、判断、推理以及整套的理论原则。同时，传统哲学家们对哲学性质的理解，主要建立在他们所提倡的某种理论主张上，他们并不关心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而是关心如何去保证哲学的存在。相反，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规定恰好是要破除这种存在的前提，要让哲学摆脱理论框架的束缚，让哲学回到应当得到的真正的生活之中。维特根斯坦一再强调，哲学不是一套学说，而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在他前期是指澄清命题意义的逻辑分析活动，在后期则是指语言游戏活动。但无论是哪种活动，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哲学都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观念，也就是把哲学看作一种理论建构的观念，维特根斯坦是要把哲学看作活生生的实际生活本身。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进一步否定了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家们错误使用日常语言的结果。一旦我们正确地使用了语言，我们就会发现，哲学问题并非是真正的问题，而不过是一些假象而已。所以，他提出，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哲学，或者说，就是要我们认识到哲学的无用。用他自己的话说，“搞哲学就是为了能够不搞哲学”。这个说法听上去会让人困惑，但一旦我们了解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态度，这种困惑就会立即消除了。他说：“哲学是一场反对理智迷惑的战斗。”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理智的困惑不仅体现在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也体现在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中，这些特征就是科学思维的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模式化。这些特征使得当代文化成为科学思维的表象和符号，因而，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追求多样性之中的统一性，就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目的。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完全是与人类本性相悖的，也不符合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没有反映人们对语言的正确使用。他认为，一旦我们抛弃了这种思维方式，深入细致地观察具体的语言活动，积极参与到语言游戏之中，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生活之流的运动，就会认识到理论思维的乏力和无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反对西方文化本质主义，强调语言游戏多样性的思想倾向，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就是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为根据，强调人类语言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例如，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把维特根斯坦看作与杜威和海德格尔共同代表的他所谓的不同于传统的“体系哲学”的未来的“教化哲学”的发展方向。在当代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以及认知科学哲学中，处处都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子。不仅在哲学领域，在人类知识和思想表征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子，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在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艺术领域，我们很容易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发挥作用。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维特根斯坦现象”上吧。虽然当代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毁誉参半，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提及维特根斯坦，还要重新评价维特根斯坦的功过，正是因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历史价值依然存在。我们知道，历史是不会埋没真正的伟大和英雄。我们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英雄总会出现。在历史的废墟下的确埋葬了无数辉煌一时的人物，但能够辉煌永远的人物，总会被从历史的废墟中挖掘出来，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废墟的存在，这些人物更显珍贵和辉煌。维特根斯坦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的存在如同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一样，将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被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