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性、先验性和分析性与二维语义理论
作者简介：惠继红(1973- )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河南 郑州 450001）。
人大复印：《逻辑》2011 年 02 期
原发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 年第 1 期 第 7-13 页
关键词： 必然性/ 先验性/ 分析性/ 二维语义理论/
摘要：必然性、先验性、分析性是三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与它们对应的领域分别是模态、理性和意义。这三个概念彼此密切关联，形成了建构性的金三角关系，这个金三角遭到了克里普克的破坏，二维语义理论试图恢复这个金三角，它提出了看待可能性的两种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阐明了意义和模态与理性领域的密切联系。
必然性与偶然性、先验性与后验性、分析性与综合性是哲学中一直存在的重要概念，对这三对概念的讨论派生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哲学问题。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的区分是这样的：对前者的否定会产生矛盾，对后者的否定不会产生矛盾。或者说，否认一个必然真理会产生一个不可能，而否认一个偶然真理等于确认这个否定是可能的。莱布尼茨认为：“我们的推理是建立在两个大原则之上，一是矛盾原则，凭着这个原则，我们判定包含矛盾者为假，与假相对立者为真。二是充足理由律原则，凭着这个原则，我们认为：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并不为我们所知道。相应地，也有两类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而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1]同样，休谟也区分了两类知识：关于观念的知识和关于事实的知识，关于观念的知识主要是数学和逻辑知识，“这类知识只凭思想的作用就能将它们发现出来，并不以存在于宇宙中某处的任何事物为依据，纵然在自然中并没有圆形或三角形，欧几里德所证明的真理仍然保持着它的可靠性和自明性”。[1]因此否认一个依据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为真的陈述就会陷入矛盾。相形之下，关于事实的知识则是这样一种知识，即把它设想为假并不包含矛盾。“太阳明天将不出来”和“太阳明天将要出来”这两个命题是同样易于理解的，同样没有矛盾的。因此，关于观念的真理是必然真理，关于事实真理是偶然真理。看以下三个句子。(1)如果一切人都是会死的，并且亚里士多德是人，那么亚里士多德是会死的。(1)和(2)的否定是不可能的，否定它们会产生矛盾；而(3)的否定则是可能的，“亚里士多德不生于马其顿”和“亚里士多德生于马其顿”同样易于理解，同样没有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必然真理就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的真理，偶然真理就是至少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为真的真理。因此模态是区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键所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是这样的：分析命题是指那些谓词包含在主词概念之中的命题，综合命题是那些把两个不同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命题。前者如“所有已婚者都已成婚”，对于这些命题，我们只需检查出现于该命题中的词项即可检验其真假。后者如“雪是白的”，其真值要通过考察世界中的事实才能作出判断。根据康德，“各种判断，无论其来源以及其逻辑形式如何，都按其内容而有所不同，按其内容，它们或者仅仅是解释性的，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增加，或者是扩展性的，对已有的知识有所增加。前者可以称之为分析判断，后者可以称之为综合判断”。[2]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当一个命题的有效性仅仅依赖于它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时，它便是分析命题；当一个命题的有效性由经验事实来确定时，它便是综合命题，如‘蚂蚁已经建立了奴隶制度’就是综合命题，因为通过考察组成该命题的符号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命题的真假”。[3]因此，意义是划分分析性和综合性的关键所在。分析陈述就是那些其真值仅依赖于其构成词项之意义的陈述。奎因对分析性的批判正是从分析性预设了意义作为突破口。通过对分析性依赖于同义性（意义）这一策略的批判，奎因指出分析和综合的区分是经验论者的一个教条：“显然，真理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两个因素。如果世界在某些方面曾经是另外一个样子，‘布鲁图斯杀死了恺撒’这个陈述就会是假的；但如果‘杀死’这个词语碰巧具有‘生育’的意思，这个陈述也会是假的。这就诱使得人们一般地假定：一个陈述的真值可以分析为一个语言成分和一个事实成分。根据这样的假定，就会合理地得出：在某些陈述中，事实成分应该等于零；而这些陈述就是分析陈述，但是，尽管分析和综合的区分有着先天的合理性，但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仍然无法划出来。认为的确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出这样的区分的看法，是经验论者的一个并非来自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4]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的区分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知识是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被认识，那么它便是先验的，如果一个知识只有根据经验研究、必须作为经验的结果且仅能作为经验的结果才能为人所知，它便是后验的。如“5+7”这样的数学知识就是先验知识，而“雪是白的”、“草是绿的”这样的经验事实则是后验且仅能作为后验地认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先验和后验都是对认识主体而言的，即对于具有像我们这样头脑的人类这样的认识主体而言。先验知识对我们来说就是根植于理性中的天赋知识。因此，理性是划分先验性与后验性的关键所在。上述可知，必然性（和偶然性）强调了事物的模态性质，事物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其反面是不可能，事物之所以是偶然的，是因为其反面是可能的，这是从形而上学角度所做出的区分，其关注点在于世界，必然性和偶然性勾勒出的是世界框架。先验性（和后验性）强调了概念相对于认知主体的性质，在认知主体的头脑之内就能得到辩护的概念就是先验的，需要依赖认知主体之外的经验事实才能得到辩护的概念就是后验的，这是从认识论上所做出的区分，其关注点在思想，先验性和后验性勾勒出的是概念框架。分析性（综合性）强调了语言的意义。凭词语的意义就能确定真值的是分析命题，凭词语的意义不能确定真值，还需要依赖经验事实的是综合命题，这是从语义学上所做出的区分，其关注点在语言。分析性和综合性勾勒出的是语言框架。因此，这三组概念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正如克里普克所认为的：必然性（偶然性）属形而上学的范畴，先验（后验性）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分析性（综合性）属语义学的范畴。当我们说(4)为真时，我们是着眼于世界的现实存在方式，我们所考察的中心问题是这件事情是否在现实世界中是真的，即重量是否等于质量与g的乘积。在做这种考察的时候，我们把实际存在的事物作为被认识的对象，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我们知道，对于所有物体来说，都适用于G=mg这个定理，没有一个例外情况，这时我们说G=mg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必然真理。当我们说(5)为真时，我们的着眼点不再是客观的外在对象，而是由我们即认识主体所构建起来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虽然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但是它不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对被认识对象某方面特征进行抽象的结果。“圆”和“方”都是数学中的概念，这些概念是我们对外在客观对象抽象化和理想化的结果。我们可以沿直尺在纸上画一条直线，但纸上所画出的直线再直也不是数学概念中所指的直线。我们用圆规在纸上做出一个圆，所做出的圆再怎么圆也不是数学概念中所指的圆。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数学中所说“点”、“线”、“面”、“圆”等。那么我们是如何判断“圆的方不存在”呢？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数学中我们对“圆”和“方”有严格的定义，根据它们的定义我们可以判断：圆的方不存在。当我们说(6)为真时，我们是着眼于语言框架的。很多情况下，人们都忽略语言框架而只着眼于概念框架，但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分的。我们既可以用“1、2、3……”这种语言表达来计数，也可以用“ⅰ、ⅱ、ⅲ……”这种语言表达来计数；我们既可以采用二进制，也可以采用十进制。这表明，语言框架不同于概念框架。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都只强调概念框架，不在意语言框架，在他们看来，虽然语词和句法随着不同语言而不同、但内容却是固定不变的。这被奎因批判为“博物馆神话”：在其中，“展品是意义，词语是标签，转换语言也就是改变标签”。[5]这样，如何说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说什么。奎因反对这种语言的“博物馆神话”。进而指出，概念（意义）是不确定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存在一个独立存在的语言框架，它不能通过翻译而完全还原为概念框架。必然性（偶然性）、先验性（后验性）和分析性（综合性）虽属于不同范畴，但是它们之间彼此密切相关。正如格雷林所说：“这三组概念彼此紧密相连，其原因是明显的。如果一个真理是必然的，如果它是一个‘观念的关系’并且是一个‘推理的真理’，例如‘所有物体都是在空间中有广延的’，那么情况看来就是这样：表达那个真理的陈述既是分析的（即它可以仅仅通过检查所包含的词项之意义而被判断为真）、又是被先验地认识的（即它可以无需求助于经验研究而被判断为真）。另一方面，如一个真理是偶然的，如果它是一个‘实际的事实’或‘事实的真理’，例如‘某些物体有绿斑’，那么，情况看来就是这样：表达那个真理的陈述是综合的（即它的真值依赖于事物在世界里的存在方式）、又是被后验地认识的（即它的真值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才能被确定）。[6]由于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依模态所做出的区分，先验性和后验性是依理性能力所做出的区分，分析性和综合性是依语言意义所做出的区分，因此必然性（偶然性）、先验性（后验性）和分析性（综合性）之间的联结也就是模态、理性和意义之间的联结。此即所谓语义金三角关系。这种金三角是通过两两相联而被构建起来的，它包括：康德在理性和模态之间的联结、弗雷格在意义和理性之间联结、卡尔纳普在意义和模态之间的联结。首先看理性和模态之间联结：根据康德，人类的知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概念框架，一部分是经验对象。所谓的认识就是主体用本身所具有的先验概念框架，把经验对象作为知识所关涉的东西构造出来，概念框架因此成为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就是建构知识的先验性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所构造出的知识自然就成为必然知识。因此，凡是必然的都是先验的，凡是先验的也都是必然的。此即康德论题。其次，看理性和意义之间的联结：弗雷格通过分析“暮星是晨星”和“暮星是暮星”这两个等同陈述之间的区别，指出意义有超出指称的东西并且与认知意义有建构性关系。为此他规定了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涵义。当两个表达式体现在认知上有所不同时，它们就有不同的涵义；当两个表达式体现在认知上相同时，它们就有相同的涵义。此即所谓弗雷格论题。弗雷格论题：两个表达式“A”和“B”有相同的涵义，当且仅当“A≡B”无认知意义。这里的A≡B表示外延相等：如果“A”和“B”是单称词项，它就等同于“A=B”；如果“A”和“B”是句子，它就等同于实质条件句“A，iff B”。再次，看意义和模态之间的联结：卡尔纳普借助可能性来定义内涵：内涵是一个从可能性到外延的一个函项。以“有肾脏的”和“有心脏的”为例，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所有“有肾脏的”都是“有心脏的”，因此它们有相同的外延，但“所有有肾脏的都是有心脏的”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在另一个可能世界，有些有肾脏的动物可能没有心脏，那么在那个可能世界中，“有肾脏的”和“有心脏的”就有不同的外延。因此“有肾脏的”和“有心脏的”是共外延，但它们并不是必然地共外延。当两个表达式必然地共外延时，它们将会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挑出相同的外延，这时我们说它们有相同内涵。当两个表达式不是必然地共外延时，它们在有些可能世界将挑出不同的外延，这时我们说它们有不同的内涵。此即卡尔纳普论题。卡尔纳普论题：“A”和“B”有相同的内涵，当且仅当“A≡B”是必然的。事实上，模态在意义和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解释的桥梁。一方面，利用模态概念可以构建出意义概念；另一方面，在模态与意义的这种构建性关系中又结合了模态与理性的构建性关系。内涵作为一个意义概念，它是用模态概念来定义的，而模态概念又是依靠理性而被构建出来的。最终三者都链接起来。图示如下：然而这个金三角被克里普克推翻了。克里普克否认了“凡是先验的都是必然的，凡是必然的都是先验”这一康德命题：他认识到必然性和先验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无论如何，它们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两个不同的范围，即认识论的范围和形而上学的范围”。[7]并认为，认知上的可能性不等于形而上学上的可能性。存在有认知上可能但形而上学不可能的情况，克里普克把名称都看作严格指示词，认为它们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挑出相同的外延。而关于名称的描述语却不是严格的。这样，“暮星”和“晨星”作为严格指示词都指称金星，因此，从形而上学角度看，“暮星不是晨星”是不可能的，“暮星是晨星”是必然的，但它却不是先验的，因为在认知上“暮星不是晨星”是可能的。另外还存在认知上是不可能的但在形而上学上是可能的情况。如“巴黎的标准尺在时刻t的长度是一米”这个句子先验地为真，因为人们规定了存放在巴黎的那根金属杆在这个时刻的长度是一米，但它却是偶然为真的，因为这根杆在时刻t的长度可能不是它实际上所是的那个长度，可能会由于温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长度。此即所谓先验偶然命题。必然后验命题和先验偶然命题的存在使得形而上学可能性与知识论可能性相互分离，这种分离被称为克里普克鸿沟。克里普克鸿沟切断了康德在理性和模态之间的联结，从而动摇了这个构建性的金三角。那么如何恢复这个金三角呢？或者说，如何重新来认识意义、理性和模态之间的关系呢？二维语义理论就是一种颇有希望的尝试。查尔默斯的强二维尤其以恢复这个金三角为其最终抱负。克里普克指出，名称是严格的，摹状词不是严格的，二者没有必然等同的外延。对于一个名称N和一个摹状词D来说，D是必然的，但N是D不是必然的。在这里，克里普克其实只是指出了名称和摹状词的函项值在虚拟语境下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名称和摹状词的函项值在其他语境下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给每一个表达式指派两个内涵：一个在认知可能性中赋值，另一个在反事实可能性（即虚拟语境）中赋值。那么就会出现：在前一种情况下，名称和摹状词的函项值相同，在第二种情况下，名称和摹状词的函项值不同。这正是二维语义理论的做法。第一种就是认知内涵，第二种就是虚拟内涵。查尔默斯有时称之为1－内涵和2－内涵。认知内涵反映我们如何描述和评价认知可能性，虚拟内涵反映我们如何描述和评价虚拟可能性。可见，所谓二维就是指两种维度：形而上学的维度和认识论上的维度，前者用来处理表达式在世界的存在方式上所扮演的角色，后者用来处理表达式在认知和理性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就有了两种必然性：认知必然性和形而上学必然性。金三角的坍塌是因为克里普克对康德的论题的否定，那么要想重建这个金三角，就意味着重建康德联结、恢复康德论题。康德论题说的是：S是先验的，当且仅当S是必然的。康德这里所说的必然当然指形而上学的必然。查尔默斯对康德联结的重建是建立在认知必然性和先验性的关系上，他把康德论题中的“必然的”换成了“认知的必然的”，从而提出了可以修复金三角的核心论题。核心论题：S是先验的，当且仅当S有必然的认知内涵。查尔默斯认为，要在理性、意义和模态之间重建构建性的金三角关系，只需要满足核心论题即可。那么如何满足核心论题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对认知内涵的理解，即究竟该怎样理解两维中的第一维即1－内涵，使得它与理性领域的普遍联结成为可能，从而使得核心论题成立？概括起来，对二维主义方法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语境理解，一种是认知理解。二者的差别在于：语境理解利用1－内涵来把握语境依赖，认知理解利用1－内涵来把握认知依赖。查尔默斯认为，语境理解下的二维语义理论不满足核心论题，而认知理解下的二维语义理论满足核心论题。在语境理解下的二维语义理论中，涉及第一维的可能性被看作是言说的语境，相应地，1－内涵被理解为表达式的外延对其语境依赖的方式。卡普兰、斯特纳克等的二维主义都属于此类。在查尔默斯看来，采取语境理解方式的二维语义理论是无法满足核心论题的。首先，在语境理解中，1－内涵通常被建构在相关的心理状态上或语言类型上，它们是从相关的心理状态或语言类型到外延的函项。查尔默斯说，这样的理解的结果是先验性的丧失。第二，在语境理解中，虽然也可以让1－内涵扮演弗雷格角色，但是却需要预设某些类型的弗雷格角色，因此它不能独立地为弗雷格角色奠基，不具有初始性。核心论题需要的是先验性和必然性之间的普遍联系，这种联系具有初始性，不需要为弗雷格角色奠基，反而是弗雷格角色奠基于它之上。语境理解下的二维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它不能提供一个与理性有着深层联系的意义概念。尽管语境理解也产生一些与认知领域的强联结，但是没有一个这样的联结是奠基性的。查尔默斯把他的二维语义理论定位在认知理解上，他认为，只有在认知理解下的二维语义理论才能使1－内涵与认知领域之间建立的联结是奠基性的和普遍性的，从而能满足核心论题。这种奠基性集中反映在他用情形来定义首内涵和他强调的真的可解读性论题上。先看他对首内涵的定义：“句子S的首内涵在情形W中是真的，当且仅当D在认知上使得S成为必然，这里D是情形W的标准描述(canonical description)。”①查尔默斯引入了情形以及中心化世界，以及对中心化世界的标准描述等等来定义首内涵，使得这样所定义出的首内涵具有普遍性和奠基性。作为对情形的一个标准描述D，由于它是中立的和完备的，因此，它在认知上就使得S成为必然，这就有了普遍必然性，或者说，首内涵与认知必然性之间的联结是奠基性的。真的可解读性：“对于被一个说话者使用的绝大多数术语T，进而对涉及T的任何真理S来说，都存在一个真理D，D独立于T，并且知道D是事实使这个说话者处在一个能够（不需要来自经验的进一步信息，仅凭理想化的理性反思）知道S也是事实的位置上。”([8]，p.90)真的可解读性更进一步地把表达式的真值与认知必然性用理性推理进行了联结。这种理性推理是理想的，它与个体说话者的偶然的认知局限无关，仅关涉理想的理性反思，真理就是以这种理想的理性反思的形式被辩护的。比如，查尔默斯说：“如果有强必然性保证：没有存在者能创立一个超过一百万步的证明。那么一个需要多于一百万步证明的陈述将不会满足这个假定。但是它仍然可以作为认知必然的陈述，在理想的意义上”([8]，p.99)。这种理性推理还是决定性的(conclusively)，任何不具有决定性标准的推理都被查尔默斯排除了出去，如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更不用说经验事实了。这种决定性强调，一个句子是真的，当且仅当，对它的否定是不可能的，满足这种决定性标准的真理的典范是数学知识。有了这种理想的、决定性的理性推理，就建立起了真与认知必然性之间的普遍的、具有奠基性的联结。正是通过这样的定义首内涵的方式，以及通过真的可解读性原则，核心论题被满足了。那么能不能说查尔默斯恢复了康德论题呢？不能。查尔默斯对康德论题的恢复是部分的恢复。康德、克里普克、查尔默斯之间的线索可以整理如下：第二步：克里普克否定了康德论题，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出现克里普克鸿沟。第三步：查尔默斯把必然性分为两种：认知必然性和形而上学必然性，他恢复了认知必然性和先验性之间的联结，但形而上学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的克里普克鸿沟依然存在，这样查尔默斯所重建的金三角就与原来的金三角有所不同。这个过程可以图示如下：从以上三个图可以看出，在克里普克之前，由于康德在理性和模态之间的联结、弗雷格在意义和理性之间联结、卡尔纳普在意义和模态之间的联结，就在意义、理性和模态之间形成了一个金三角关系。尤其是有了卡尔纳普联结，模态就在理性和意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面利用模态可以构建出意义，另一方面，在模态与意义的这种构建中又有理性被参与了进来，内涵被用模态的方式来定义，从而理性、意义与模态很好地联结了起来。克里普克否定“凡是必然的都是先验的，凡是先验的都是必然的”这一康德论题，从而摧毁了模态与理性之间的联结。根据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理论，暮星必然地是金星，因此“暮星是晨星”尽管不是先验的，却是必然的。因此指称相同的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挑出相同外延，所有的同一陈述都是必然陈述。克里普克摧毁了康德论题，也使得弗雷格论题岌岌可危。根据弗雷格，如果一个等同式等号两边的涵义相同，则没有认知意义，如果它的等号两边的涵义不同，则有认知意义。而克里普克把“暮星是晨星”作为后验命题，这就意味着等号两边的“暮星”和“晨星”在认知和理性上的意义是不同的，同时克里普克又把它作为必然的，这又意味着等号两边的内涵相同，这样就得出认知意义上不同的部分却可以有相同的内涵。因此违反了弗雷格所说的“涵义相同则无认知意义，涵义不同则有认知意义”。可见，克里普克的批评不仅威胁到了康德联结，而且威胁到了弗雷格联结，但卡尔纳普联结没有受到威胁。因此，克里普克鸿沟导致的结果就是：“意义和模态的联结还在，但它们都与理性脱离了关系”。([8]，P.59)查尔默斯区分了认知可能性和形而上学可能性，相应地就有了两种必然性：认知必然性和形而上学必然性。他在认知必然性和先验性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结，但形而上学必然性和先验性之间的克里普克鸿沟依然存在。在查尔默斯看来，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后天必然命题如“暮星是晨星”、“水是H[,2]O”同时也是认知上的偶然命题，因为如果换一个不同的情形S′，其中具有不同的标准描述D′，那么命题的真值就改变了，比如说在一个孪生地球中的情形中，水就是XYZ。在一个夜晚天空发亮的天体是火星的情形中，暮星就是火星。这样，“暮星是晨星”和“水是H2O”不再是必然命题了。查尔默斯想表明的是：认知必然性和先验性之间存在康德联结与形而上学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不存在康德联结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兼容。由于克里普克只涉及一种可能世界即形而上学可能世界，因此他会认为他所摧毁的必然性和先验性之间联结就是它们之间的联结的全部，而查尔默斯把可能世界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来思考，因此部分地挽救了必然性和先验性之间的联结，认为虽然形而上学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没有联结，但认知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有联结，克里普克所摧毁的只是形而上学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的联结，但认知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仍可以有联结，而这就是他的二维语义理论的目标和意义所在。查尔默斯说：“二维语义学何以重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出演绎意义、理性和模态这三个哲学中心概念的戏剧的最新一幕。首先，康德通过断言‘凡是必然的都是先验的’联结了理性和模态。其次，弗雷格通过主张‘意义的一个方面（涵义）与认知意义有建构性关系’而联结了理性和意义。再次，卡尔纳普通过主张‘意义的一个方面（内涵）与可能性和必然性有建构性关系’而联结了意义和模态。……结果是意义、理性和模态之间有了建构性的金三角联结。……若干年后，克里普克切断了康德的先验性和必然性的联结，这样就切断了理性和模态之间的联结。卡尔纳普的意义和模态之间的联结还保存着，但它不再作为意义和理性之间的弗雷格联结的基础。这样金三角就被打破了：意义和模态脱离了理性。二维语义理论旨在恢复这个建构性的金三角。在接纳克里普克对意义和模态的诸方面的观点的同时，二维语义学还致力于进一步阐明与理性领域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的意义和模态的深层方面。尤其是它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可能性空间并把意义的一个方面奠基于此。这样，我们就能再一次把握与理性有建构性联系的意义的一个方面”。([8]，p.55)这里，查尔默斯指出，通过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可能性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意义的一个方面，从而可以重建金三角。这个看待可能空间的不同方式就是认知的可能性。借助于认知可能性，就把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联结在了一起。而克里普克语义学的要旨正是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分离开来。根据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尽管“暮星”、“晨星”的意义不同，但它们却拥有相同的指称，它们之间的指称关系是同一关系，这种同一关系与我们的认知无关，这是一种外在于我们认知的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关系。尽管在认知上我们会觉得这种同一关系不是必然的，但它在形而上学是却是必然的。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区分开来是克里普克所做的主要工作，但克里普克没有再深入一步地思考，被他所区分开的这两种东西事先是怎样联系起来的。毕竟，知识是关于对象的知识，如果没有对象，知识似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表现在形而上学可能性与认识论可能性上就是：一些陈述既表达了形而上学可能性，又表达了认识论可能性。以“晨星可能不是暮星”为例，这个句子既能表达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又能表达认识论的可能性。当这个句子被解释为表达认识论的可能性时，它可以被解释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晨星可能不是暮星，因此这种可能性关涉于我们的认知条件。但是，由于知识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这就决定了这种被表达出来的认知条件是关于晨星和暮星本身的认知条件，因此，只有当“晨星可能不是暮星”这个句子被理解为是关于晨星和暮星本身的可能性，从而被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时，它才表达了认识论上的可能性。从这种意义上说，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似乎是：被克里普克所区分开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应当怎样联结起来。对这个问题，查尔默斯的认知可能性给予了很好的回答。根据查尔默斯，如果一个人认为一个世界W是可能的，那么他就是把它看作现实世界，而他把它看作现实世界，就是在假设W世界是他自己的世界。此时此刻他正生活于W世界中。这就是从认识论的可能性过渡到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通过这种过渡，认知的可能性就把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联结在了一起。注释：
①标准描述要具备中立性和完备性，所谓的中立性，就是要求这个描述对什么样的认知可能世界不敏感，即它的作用不管是对认知的可能世界还是对形而上学的可能世界都一样。所谓完备性就是说这些描述是对情形W来说是足够的，即只有这些描述，再没有更多来对它进行描述了，查尔默斯认为，这种中立性和完备性更多地是直觉性的特征而不是形式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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