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卜天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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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思想录》
作者：沈是（西湖大学公共事务部）
有人以为，卜天不在世界。
也许是译著太多，他有时被误会成“已故的著名科学文献翻译家”。20多年来笔耕不辍，44岁的他翻译了近70种著作，涵盖了科学史、哲学、宗教、艺术、神秘学等领域，可谓“补天”之力。
张卜天公开演讲极少。在一个题为“我带佛陀上火星”的论坛上，他批判时下“创新”成了一个被滥用的词：“挖空心思来创新，恰恰意味着没有自我和独特性。”
弃理从文，他逃离过诺奖得主温伯格门下。质疑辨惑，他纵目反观人类的理性之路。峰回路转，他试图弥合科学与心灵。
2023年秋，已是长聘教授的张卜天离开清华，正式入职西湖大学。
首次拜访在张卜天的寓所，他带领我们穿过客厅，径直来到卧室——很少有采访对象直接开放自己的卧室。进入房间后是两排书架，绕过去，看到几把藤椅、书桌和床。书桌靠着窗，远远看见一点山峦。房间很干净，墙上挂着玄奘的行脚僧像，以及宋代郭熙的《早春图》复制品。墙角立着一个巨大的“想”字，是泰山摩崖石刻的拓片。
接下来数次采访，都在这个房间。
常讲到一处，他就去书架上拿书，朗读其间段落。有那么半天，我们只听了古典音乐，没有谈论什么问题。大多数时候，阳光照入房间，虚构着时间的流逝。有一次窗外大雾，房间成了一艘船，在一片混沌中乘风破浪。
初二那年，张晓天家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
先生喝下浓茶，在房间里吞云吐雾、念念有词。那算命的说，张晓天，你名字里的第二个字应该换成两划的。那是什么呢？张二天、张七天、张九天？还是张人天、张力天、张乃天？大家叫他小天，姐姐说把小字的左边一点去掉，就是“卜”字吧。
从科学走向神秘，从理性走向超越，竟然暗合了张卜天的生命轨迹。
小学生张晓天声音甜美，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让唱啥就唱啥”。男孩子青春期，家里让他少说话，他话少不了。声音变得不那么好，张卜天也不再唱歌。他是标准的理科生，喜欢数学物理，解题能力超强，至今保存着数本高中学习笔记，清秀工整。
临近16岁，张卜天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报考前，父亲叮嘱不要选纯理论专业，所以他选了热科学与能源工程系。
在1995年的合肥，路过三孝口光明影都时，他邂逅了贝多芬诞辰225周年音乐欣赏会，其中包括《命运交响曲》，坐下听了半个多小时，才发现之前听到的只是片段：
“我还以为，命运就那么一点点。”
就是单纯地听古典音乐，一盒盒磁带，一张张CD，其中不少是自己刻录的。孤独赏乐，让他习惯于独自探索，而不是依赖别人。往后，这些磁带CD，会出现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房间里。大一时读了爱因斯坦传记，张卜天觉得，研究光比研究锅炉有意思多了。他想转到理论物理专业，申请书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他还只记得其中一句：
“每当我听到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时，我就知道我一定能转成。”
他从一个热专业，转入了一个冷专业。
命运不只有那么一点点，后劲还很大。2000年本科毕业，张卜天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录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奖学金每月1500美元，差不多13000人民币，当时国内猪肉不过5元一斤。
温伯格有多牛？自然界中存在四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后，一直在寻求宇宙的统一场论，对这些力进行统一解释。温伯格的工作，统一了弱力和电磁力。
在统一四种基本力的征途上，这是巨大的一步。21岁的留学生张卜天，已然踏上了这条伟大道路。
英文课上，女老师莱斯莉（Leslie Jarmon）让大家用三分钟讲一个概念，张卜天站起来，讲了“无”这个概念。还有一次，莱斯莉让大家模仿一位名人。张卜天站起来，说了句：
“我不想扮演任何人。”
也许是他的特别之处给老师的印象，师生二人在课后也交流颇多。莱斯莉喜欢音乐，信佛，每年要花两个月时间去山里禅修。也是从她这里，张卜天第一次听说了禅修这回事。
五年前，命运之神在敲门，出于对世界那种深深的好奇，张卜天选择打开这扇门。但在异国他乡，环境改变成了诱因，他发现物理并不能解答他的根本困惑。
要命的是，这种困惑还在发酵。
奥斯汀夏天潮湿炎热，那天晚上教堂外大雨滂沱。张卜天坐在教堂里，古小提琴正在演奏巴赫的全套无伴奏奏鸣曲。陌生感突如其来，耳边旋律逐渐被暴雨所吞没，只剩下雨点声缓慢敲击着内心，咚，咚，咚。
有时，他伸出双手凝视，疑惑手掌末端为何会分叉出手指。他看到超市售货员每日重复着结账动作，想到20年后她们可能依然如此。在图书馆，他看着复杂的高等代数符号，冰冷异常。这一切都让他莫名恐惧。他对自己说：
“宇宙的四种力统一了，又如何呢？”
他去找了心理医生，莱斯莉帮他介绍的，特意选了一位华人医生。张卜天用母语倾诉了近两个小时。等他说完，医生告诉他，你没问题，回去吧。
可是，那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愈演愈烈。到了冬天，张卜天悄悄买了一张机票，没告诉家人，从奥斯汀起飞回国，结束了三个月的留学生活。
飞机轰鸣，世界在极速后退。
回想在本科的时候，张卜天遇到副校长，聊起音乐。他说小提琴的音是连续的，像相对论；钢琴的音是离散的，像量子力学。张卜天更喜欢钢琴，主张钢琴是更本质的乐器。副校长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啥也没说。
他想着科学背后的大问题。在中科大读本科的时候，他独特的敏感已然显露。1999年，他在《音乐爱好者》上发了一篇文章，发表时题为《古尔德是我真正的朋友》，谈对他影响最大的钢琴家格伦·古尔德，20岁的他写道：
“科学就起源于人类对自身的不理解。”
张卜天写古尔德的手稿，1998年
发生在奥斯汀的这场精神危机，不是凭空来的。从美国跑回来后，张卜天在中科大宿舍躲了一段时间，才跟家里坦白。躲藏的时间，他开始阅读海德格尔的作品。《形而上学导论》的第一句就让他如触电一般，头皮发麻：
“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这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
20世纪同样重要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真正的神秘，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就像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三乐章，张卜天边说边打开了这首曲子，快节奏的提琴拨奏，就好像一个被困在房间里的人，疯狂找着出口，寻遍每一个角落，鬼鬼祟祟，忐忑不安。
中间有一段旋律突变，嘎吱一声门开了，像是家里来了客人，那人马上昂首阔步，正襟危坐，掩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张卜天说：
“柴科夫斯基最打动人的，不在于深刻，而在于真诚。”
回国后的次年春天，张卜天决定去北大旁听，准备考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只有哲学还能收留我这样的人，”他心里嘀咕着。至于为什么选择“科技哲学”专业，他说自己的困惑主要是由科学引发的，听说哲学有一个分支叫“科技哲学”，那就报它咯。
他在北大周边合租了一个房间，睡的是上下铺铁床，自己睡下铺，床的一侧整齐摆放着磁带CD还有书。
回国时，张卜天随身带了温伯格所著的《终极理论之梦》英文版，准备翻译。这是一次无师自通的尝试，他当时还不知道，翻译前要先找好出版社，谈好版权。结果，还没等他译完，国内的译本已经出了。
当时在北大任教科技哲学的吴国盛，看过他的试译章节后，将柯瓦雷《牛顿研究》的英文原稿交给他翻译。此时暑假将近，这位旁听生就把原稿带回了老家。
每天早上，自行车带着他，他带着准备好的饭菜、字典、水笔、草稿纸还有《牛顿研究》的复印件，来到姐姐刚买的毛坯房，开始一天的翻译。
空荡荡未经修饰的房间，是他翻译的起点。
这本书似乎一直在冥冥中等待他，直击他的内心困惑。柯瓦雷说，现代科学打破了天与地的界限，把宇宙统一了起来，但科学世界变得与生活世界疏离了，两者为一条深渊所隔断。新科学解决了宇宙之谜，却留下了另一个谜：现代心灵本身之谜。张卜天如此翻译里面的字句：
“所有基于价值、完满、和谐、意义和目的的想法都要从科学思想中消失，或者说被强行驱逐出去。”
“在科学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
《牛顿研究》翻译手稿，2001年
张卜天认为，心灵的无处安顿和无家可归，是现代人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温伯格也说：“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就越显得没有意义。”
当时在毛坯房里的张卜天，暂时找到了位置，和自己的困惑相处。2002年9月，经过一年半的旁听，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正是吴国盛。
更广阔的图景正在展开，科学到底为何源起，又将何为，这是一门研究科学的源与流的学科。比如，我们常把自然的运作理解成机械，其思想源头在中世纪。12世纪开始用“机器”来指代自然，机械设计以14世纪的机械钟达到顶峰，也开启了一个巨大的隐喻。
想想现在生物学的一些概念：分子马达、信号传导、蛋白质结构，就能理解这种机械自然观是多么深入我们的思维，这是一种世界图景的机械化。
钢铁铸就机械，它象征着精确，咬合的齿轮就像明晰的逻辑关联。钢琴源自钢铁，可是，跳跃的音符却象征着精神的灵动。
读博期间，张卜天前往德国基尔交流学习，然而异国他乡的“魔咒”再次显现。阴冷的小雨让张卜天极不适应，空气像铁穹一样肃穆，让人喘不上气。
在诞生过巴赫的土地上，德国人像中国人听戏一样听古典音乐。他视若天籁的庄严，不过也只在尘世之中。
一个月后，他又逃跑了。
北大旁听时的张卜天，2002年
他回到北大继续读完了博士，毕业后陆续在中科院和清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在北京一待就是20多年。
他的导师吴国盛曾说：不要指望学术研究能够回答人生意义的问题。张卜天很同意这个论断，但认为学术研究能够磨砺人的思想，使其更有品质和光彩，让人懂得如何进行真正的思考，而不是胡思乱想，然后每人选择什么道路是个人的事。因此，学术研究当然是有很大意义的。
爱因斯坦是对张卜天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在艾萨克森所著《爱因斯坦传》的译后记中，张卜天写道：
“爱因斯坦当数20世纪思想最透彻的科学家，对什么是基本问题有着异常敏锐的直觉。他能很自然地把握事物的根本，而把其他细枝末节统统抛掉。”“这种古典情怀加上幽默自嘲的气质使爱因斯坦能够超然物外，对世间纷扰有很强的屏蔽能力。科学与艺术的宁静世界是他心灵的避风港，真可谓‘大隐隐于心’，冷漠与热情在他那里奇特地交织在一起。”
他在北京一直住着极小的房间。书都放不下，单位藏一部分，房间塞一部分。不过，当古典音乐充满每一个角落，房间就被撑大许多。张卜天借此完成了巨大的翻译量。
他之所以花费大量精力从事翻译，主要是为了分享自己认为可贵的思想。许多时候，他会在房间译上一整天。他外出时也会随身带着原稿，抽空译上几段。他曾用翻译作为自己生命的刻度：
“译完一本书，我离死亡也近了一步。”
但他并不想一辈子只做翻译或纯学术研究，能进能出更令他神往。他曾说，虽然自己90%的时间都献给了翻译，但剩下的10%的时间对自己才是更重要的。
疫情期间，张卜天突然想起了莱斯莉老师。他搜索莱斯莉的信息，弹出的窗口是一张笑容灿烂的黑白照片，下面写着“1952-2009”。
莱斯莉是癌症走的。讣告写道，她在地中海沿岸的雅典当过老师，在南美洲热带雨林里为和平部队当过老师，在印第安纳州大学当过老师，在得克萨斯大学当过老师，为民权运动者写过追踪报道。
她热爱音乐，喜欢钢琴。
这则死亡的消息，走了十年，像是一个从钢铁中逃逸的低音。
张卜天的房间里，至今保存着一幅讲座海报。
那是2018年12月他回北大给学弟学妹做的讲座。海报用细窄的铝合金框装裱好，标题是“《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对《圣经》的诠释方式变化和对人的原罪的重新理解，为科学革命做了重要准备。
16世纪初，新教改革打破了中世纪释经学的传统，强调字面意义的优先性，这无异于给思想重装了系统。在传统释经学中，通过事物的寓意，就可以领悟到神的属性。但新教改革后，失去寓意的物是一堆零散的物，急需重新组织秩序。
接下来无非两条路可走，一是自然物之间的数学秩序，一是自然物之间的分类学秩序。前者发展成为数理科学，后者则发展成为生物科学。如此，一个客观独立的自然界第一次展现在人类面前。
这场起源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着实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对自然只是静观，世界是一个封闭和谐的整体，本身充满了精神要素，人不过是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之中。
经过这场深刻的革命，宇宙最终不再是推动星辰运动的若干个巨大天球。它们像泡泡一样破裂了，宇宙空间被认为是均一而无限的，这个世界的最终组分和基本定律应该是普遍而一致的。
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当自然失去了魔力，人类开始渴望主宰和支配自然。这些洞察，来自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等著作。张卜天在译后记里写道，这一变革的过程不仅千头万绪，而且动人心魄，这是一次理智上的探险。
这场革命，是探险，也是危机。
理性之刃对世界条分缕析，也造成了割裂。在同于1999年写的一篇未发表的乐评文章中，张卜天写道：芝诺悖论、康德的二律背反、罗素悖论、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以及物质的波粒二象性，都在提示着问题的复杂性。这些悖论，是大有深意的矛盾，暗示着理性思维的边界，也是人的实际困境。
科学与人文的张力还可以从一些微妙之处显示出来。维特根斯坦有句话给张卜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把一个星形图案——比如一颗六角星——看成相对于某条线对称，该图形的美就会受到损害。”
诗人艾伦·金斯堡曾说，“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张卜天聊起了抱着老马痛哭流涕的尼采，尼采疯了。他聊起不完全性定理，哥德尔晚年陷入受迫害妄想症，总是担心别人往食物里下毒，最后饿死了，瘦得像一个蜷缩的婴儿。
在张卜天看来，尼采、哥德尔、维特根斯坦、古尔德、梵高，这些毁于疯狂的宇宙探险者，无异于西方意义上的大禅师。他们凭借极其发达的头脑，触及了人类精神的边界，却因身体的羸弱而无法支撑，被界限以外的幽冥黑暗所吞噬，这是一种至为悲壮的自我牺牲。张卜天说：
“柴科夫斯基所揭示的，不是他个人的小苦，而是众生的大苦。”
“我并非基督徒，但自认为不乏基督教气质。基督教所特有的幽暗意识，其悲悯和博爱，对人性之恶的透彻洞察，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坚毅和决绝，其专注、刻苦、虔敬、供奉精神乃至单调枯燥的生活，都强烈感召着我。”
海报
张卜天又拿出房间里的这幅海报，背景取自博斯（Hieronymus Bosch）创作于1495年至1505年的《人间乐园》，此时正值科学革命的前夜。这幅三联画，从左到右，依次是伊甸园、人间、地狱。（完整的画见文末）
在人间，已经有了来自新大陆的水果，草莓和菠萝。人类纵情享乐，光怪陆离。原本，亚当在堕落之前拥有完满的知识，可以看见最遥远的星系，最微小的事物。从《圣经》意义上讲，科学革命期间产生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对人类堕落后失去能力的某种补偿。
地狱里，一个人正在受罚，被压在巨大的鲁特琴和竖琴之下，屁股上镌刻着一段短短三行的乐谱。500多年后，这段旋律被音乐家编排演奏出来。
张卜天在房间里打开这段旋律，是用鲁特琴、竖琴、绞弦琴演奏的。他第一次听的时候，滚动播放了一晚上，边听边流泪。这首来自地狱的屁股之歌，竟然显得迷离而哀伤，温柔而梦幻。（文末有音乐）
此时，我转头看了一眼窗外，大雾正浓。
2015年夏天到来之前，张卜天的键盘被敲坏了，那个在国外呆不住的魔咒，也终于被打破了。
彼时，他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待了半年，翻译了三本半书。键盘坏了，干脆不翻了，跑到英国各地逛了一大圈，正好回国时间也到了。
其中一本《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最为特殊。它本从中国来，近一个世纪后，张卜天要把它重新带回中国。
镜头切换到1924年，青岛码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结束了在中国25年的生活，即将乘船离开。康有为也在送行的队伍中，临别送了不少典籍。卫礼贤不算一个成功的传教士，但却是疯狂的翻译家：
《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礼记》……他还节译了《大学》、《诗经》、《三国演义》、《聊斋》、《吕氏春秋》……
大海之上，船舱之内，卫礼贤的行李中，有一本《太乙金华宗旨》，是道家修炼的书。卫礼贤回到欧洲后，将《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出版之前，卫礼贤把书稿寄给了他的好友——精神分析学派的宗师荣格。
当时的荣格，正在苦苦思索自己对于集体无意识的研究，其困境已经持续了15年。但是通过《太乙金华宗旨》，荣格看到了灵知（Gnosis）和当代人集体无意识过程之间的联系。那种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底，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金华”，也写做“金花”，意思就是光，而光是慧的象征。拿到手稿后，荣格完成了前面的评述部分，两人一起合著了《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
张卜天第一次将它从德文译出，并且在译后记里说，《金花的秘密》无疑是沟通东西方精神世界的一座桥梁。其实，卫礼贤是修桥之人，荣格是铺路之人，张卜天也没有补过什么天。这座桥五彩斑斓，折射出全部的可见光谱，红橙黄绿青蓝紫。
而他，不过也只是一个修桥铺路之人。
《金花的秘密》封面
张卜天说，西方的文化，是把人放大到无穷大，试图涵盖一切；东方的文化，是把人缩小到无穷小，试图融入所有。
可无穷小和无穷大，原本就是相生相连的。
翻译《科学革命的结构》时，42岁的张卜天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在螺旋。
他说，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讲人生革命的结构，难怪它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巨大，而对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常规科学在一定的范式下发展，这就像解题，到一定阶段，你会发现预设有问题，导致危机，从而迫使你酝酿新的范式。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似乎以21年为一个阶段。
在第一个21年，他学习物理，留学美国，但发现科学解决不了自己的困惑，留下了一个终极问题：世界为什么存在。
在第二个21年，他弃理从文，探求科学之源与流，思考科学背后的东西，终于意识到这个终极问题无法通过学术或理论的方式来回答，而只能以证悟的方式去消解。科学探索和心灵探索，正如蕴藏在西湖大学校徽里的寓意——融会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形象。
这是科学的沟通，也是人文的沟通，更是科学与人文的沟通。“科学”这条契入世界的独特道路质实而恢弘，是西方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正如张卜天在商务印书馆《科学史译丛》总序中所说：
“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就很难看清楚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对中国而言，现代科学的传入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导致了中华文明全方位的重构。”
张卜天并不认为自己是翻译家，也不愿认同于任何身份标签。他声称自己不是为某几个学术领域活着的，不愿把时间花在整理人类旧有的知识上。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若是把他在学校的一切所学都忘掉，剩下的便是教育。”用张卜天的话说：“一切能用语言表达的、可以计算出来的东西都不重要。”
如果实在要说，他会把自己称为一个“真诚而勇敢的心灵探索者”，像荣格和卫礼贤一样怀着巨大的开放和包容，致力于架设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
2023年早春，大理苍山脚下。
张卜天去了深藏于青松之中的寂照庵。下方不远处，还有一座感通寺。张卜天脑海里突然现出一句话：
“寂而常照，感而遂通。”
前面半句，出自宋代僧人释惟一，后面半句，出自《周易》。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天衣无缝，像是张卜天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觅的。在苍山脚下，不知是谁留下这么一个藏头诗一般的谜。他说，这也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缘起与性空的关系。
有人批评，张卜天关注的东西宏大而不切实际，他冷冷一笑：“突生重病和临终时的人，最清楚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很现实。”
从清华到西湖，他说是因为自己恐惧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希望打破舒适区的牢笼，不活在安稳的既定生命轨道里，迎接更多的不确定性。他说，睁眼看世界，开拓精神视野，“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永远是一个人的当务之急，而这需要巨大的真诚、勇气和好奇。
有人说他“简直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总有一种冷浪漫在他身上。他说，“世俗”就是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用外在的手段来解决，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是不世俗的。
他喜欢听相声，说相声有一种“破坏力”，使精神在两极之间摆荡起来，把假象和伪装撕破给人看，这就是幽默的本质。幽默是人特有的能力，连神明也不会。不过，相声的嘲讽容易对人刻薄，他对此很是警惕。他戏称自己是“反演主义”者，这本是一个物理概念，他拿来意指“反对一切表演”。
他几乎不刷短视频，而只看长的非虚构类节目，用两倍速播放，关注着当下发生的一切。他绝非自我封闭地整日沉浸在内心当中，而是远比大多数人更关心社会现实。世间疾苦让他感同身受，难以释怀。“我更愿与人共苦，而不愿同甘，”张卜天说，“不真正关心他人，就不会真正关心自己。”
他打开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朗读出他翻译的一段极有共鸣的文字：“对于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我有着强烈的感受，而对于直接接触他人和社会，我又表现出明显的淡漠，这两者之间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
这一刻，作者和译者变得难以区分。他瞭望着人世间，又不近烟火。
张卜天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主要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他也认为，人生的方向就在于打破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精神壁垒，觉察并克服生命的惯性。人出于自我保护和克服恐惧的需求，在心灵之外不断建起无形的墙壁，但每一堵墙壁又会对人的自由构成新的限制。英文“enlightenment”翻译为“觉悟”、“启蒙”，它的本义，也就是破除心灵的藩篱，让光照进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地建墙拆墙的过程。
这就像张卜天所喜欢的古尔德的音乐，听起来似乎支离破碎、离经叛道，其实是打破了被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既定结构和传统，不执着于任何旧有的舒适区，那是一种全然自由的音乐，让人心醉沉迷。他指着房间的墙壁说：
“把自己逼到墙角，小死大活，不破不立。”
博士毕业时和导师吴国盛（左），2008年
在正式开始新工作前，张卜天给自己安排了一次长途旅行。他喜欢走路，有一整天的时间，他走出房间，漫步在秋日的山野之中，不觉天色已晚。
太阳西沉，一如此时在听的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带给他的感受，快速坠落的世界也在强烈地上升。他感到身体在消失，竟和宇宙万物相融。
他听到了脚步声，那是亚里士多德如大象一般独行于茫茫大地的回响，是玄奘西行的脚步，是康德在柯尼斯堡的踱步。伴随着脚步声，世界正在无限放大，他的微躯不过是一粒星尘。随着星流，可他又分明感到时空在消融，莹然万星都在心灵的镜子里灿着。
一片竹林内，天已全黑，伸手不见五指。他拿出手机给恩师吴国盛编辑了一条微信，这天是吴国盛60岁生日，祝福之余，他写道：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刻骨铭心的强烈体验，伴着星星、月亮以及风在竹林中的呼啸，在黑暗中勇敢地独自摸索，是我憧憬的人生道路。我会真诚面对自己的困惑，勇敢地踏上一条人迹罕至的精神探索之路，尽己所能为人类、也为自己答疑解惑，求医问药。”
他全然走入竹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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