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进勇
盈江十三团请愿始末记
(上）
作者：杨跃志
告别了，我在你身边八年
你在我记忆中一生
（一）
盈江啊，那滔滔的盈江水
你奔流向何方
我站在江岸边
遥望我那可爱的故乡
思念我衰老的爹娘……
--盈江知青歌曲
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不如瑞丽出名，但如果你读过艾芜的《南行记》，就会熟悉这片亚热带雨林和充满傣族、景颇族风情的景色。盈江还有两大景观：上游那棵历经百年沧桑仍郁郁葱葱，有文物之称的橡胶母树，为当年盈江干崖傣族宣抚司第二十四代应袭宣抚使刀安仁，从国外引进的一大片橡胶林，遭日寇炮火摧残后唯一活的见证；下游的虎跳石，数百米宽的江面在此突然被挤压成一条窄窄的激流，从两堵陡立的巨石下呼啸而过，留下一路雷霆。
盈江美丽、神奇、富饶，但对在这生活苦战了八年、十年之久的来自成都、上海、昆明、北京的知青而言，却早已失去了魅力。此刻，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这里不是他们的家，而渴望早日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与自己的亲人团聚。
公元1978年12月中旬，成都知青康纪寅孤身一人，背着缅甸吉它，以到芒市德宏农星分局医院看病为由“周游列国”。在游览了边城州府后，沿着遮放，畹町，瑞丽一路行吟，这晚夜宿陇川章凤镇，躺在旅馆简陋，肮脏，潮湿的床上，他突然听到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的广播，蓦地愣住了，随即侧耳凝神，又听到了令他冷汗直冒的内容：我们知青咋就变成农场青年职工了？！
康纪寅，1971年3月从成都39中“参军”来到盈江十三团一营四连，绰号“七娃”，较矮的个头，头发耸立，晒得黝黑的脸膛，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景颇汉子。他属于偶尔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一类；无师自通地弹得一手好吉它，引得不少人慕名登门拜师，他也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学生遍及盈江两岸；经常打着治病的幌子背着吉它云游四方，一来颇受欢迎地丰富了知青们枯燥贫乏的精神生活，二来也顺便解决了在农场最为关键的问题--蹭饭，日子虽清苦，倒也有些逍遥自在；另外，他还颇有超前意识地搞“边贸”，早在1974年就从成都带杜仲混过边防哨卡的金睛火眼，卖给缅甸的商人掘得了第一桶金，当不久此举被作为走私遭到严厉打击时，他又金盆洗手不干了。
但康纪寅仍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一秒钟也没想到过要在这扎根一辈子；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总有一天会教育期满，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和亲人身边的！如今突然一夜之间，他就由知青变成了农场青年职工，再也不能脱离苦海回家了--这比前几年明明是“参军”来边疆的，咋一觉醒来，自己“兵团战士”的身份，就莫明其妙地被人篡改成了农场知青还更是百倍地不能接受！纵然逍遥如康纪寅这样的知青，绝望也陡然溢满心魂：
“完了--我们在这死硬了！”
（二）
盈江农场一分场四队座落在县城附近与总场相邻的莲花山上，橡胶和水稻各有五百余亩；原有知青七十余人，钻头觅缝地走了一些，现有知青近五十人。
1978年12月19日中午，康纪寅回队的第二天，连队文书、上海知青王安平从场部回来路遇成都知青裴建，沮丧地说：“没搞了，阿拉农场知青全没搞了！”王安平具有典型的上海人的性格：有点吝啬，原则性很强，割草积肥插秧量地，决不马虎，说话也很谨慎。故有的知青咒他：一辈子不要想回上海！
四队是全农场订阅报刊最多的连队，知青历来思想活跃，喜欢聚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这晚知青们聚在康纪寅的小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听刚探亲回来的北京知青张满堂讲京城的形势。张是连队的团支书，仪表堂堂性格腼腆，平时话不多，赶街也决不会与卖挑水鱼、酸笋的傣族大妈讨价还价，唯一的爱好就是自制了一杆单膛火药枪，无事时与裴建上山打鸟。北京人性情豁达，善于思考，与四川知青混得很熟。
“听说黑龙江那边的知青要求回城；在路上也听上海知青讲，上海有人上街游行。”
王安平当即表示：“如果我在上海，也肯定会参加！”
“据说国务院发了文件，农场知青可以顶替父母退休回家！”
“我有个亲戚在勐满农场，他最近来信说，他们农场有七千二百多知青，要求调离的就有四千六百多！”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农场当官的根本不关心我们，歧视迫害都成家常便饭了，我们凭啥还要在这卖命嘛！”
“家里老的病危，狗日的就是不批假，等到赶回去，见到的都是骨灰盒了！”
“老子们都二十五岁了，婆娘都没找到，叫我咋个扎根嘛！”好多人都苦笑起来。
“妈哟！有背景、有靠山的都走了，就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子女该死在这嗦？”
“为了崇高美好的事业扎根边疆农村--这些屁话本身就是针对我们这些人说的嘛！”
随着文革冲击波的渐渐远逝和干部们的解放，有背景的知青都借助父荫，争先恐后地离开了噩梦般的所谓的建设兵团。仅以盈江十三团为例－－
原中宣部副部长、后主管北京市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刘祖春的女儿刘阿霞，从二营四连走了；
原国务院二轻部副部长陈一帆(文革中自杀)的儿子陈宏飞，从二营综合连走了；
原北京市委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赵鹏飞的女儿赵继京姐妹，从三营三连走了；
北京市公安局张局长的儿子张铁豹，从三营机务连走了；
原驻老挝大使国鹰的女儿国维，从一营四连走了；
连著名电影导演成荫的儿子成真，也从三营一连走了……
如此一来，本已是躁动不安的农场知青，就更是如被愚弄被遗弃的社会孤儿，陷入绝望和愤怒的泥淖。
康纪寅的小屋里，参与议论的人越来越多：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已经把我们定死在这里了，华主席还专门对国营农场题了词：“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各级知青“先代会”还在一拨又一拨地开。但因崇高的革命事业理想而生的美妙词儿，并不能给大家带来梦中都强烈渴望的猪肉、鸡蛋，麂干巴，新鲜豆腐和生活伴侣，更不能改变知青们十年、八年来的日子直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悲惨现状，和长期备受农场当局歧视迫害的事实。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有人吼出《国际歌》里的歌词：“罢工--夺回我们的返城的权利！”
“对！罢工！罢工！胜了回家，败了也没有啥可丢失的--要饭的还怕弄成讨口的了？！”一人提议，立即赢得众人响应。
张满堂较一般知青成熟，他的分析令大家折服：首先，这是群众性自发的运动，我们既不能受别人操纵，也不能强迫别人参加，来去自愿，不愿参加的想观望一阵也没关系；其次，罢工是我们为生存权而战的斗争形式，只要我们提出的口号明确，理由充分，一旦打出旗帜，相信就会得到广大知青的响应支持；最后，我们是在无法再忍受，又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罢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回家，所以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动……
一席话，大家听得热血沸腾。康纪寅当即找来信笺，昏暗的油灯下，二十二名知青签字宣誓：这把火我们点定了！他们是：
张满堂、王安平、康纪寅、胡明生、陈德平、裴建、罗长久、郭双芝、唐玉明、陶筱蓉、程玉琴、杨琼华、李前富、陈世华、黄定惠、牛云虎、章佩芳、刁仲勋、陆尧华、颜克贵、雷元奉、彭玉清
中国几千年来有一个传统：凡举事都要找一个“形象光辉”的正面人物，来承头以正视听。张满堂是团支书，王安平是文书，属没有“前科”的正面人物，大家一致推举他们为领头人。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充满了庄严、神圣：这二十二个知青相信自己的愿望是正当合理的。
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三）
1977年，与康纪寅邻近的一分场一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场的“逼婚事件”，中心人物是成都女知青郭若颖和她的男朋友侯星毅。
侯星毅是知青中不多见的德才兼备的人物，早年是连队的团支书，因积极追求上进，努力学习，工作踏实，被提为副队长。郭若颖是团支委，年年参加先代会的割胶高手，1974年德宏州的《团结报》发表了一张她割胶的新闻照片，一时名声鹊起；兵团解体时，她还作为盈江农场唯一的知青代表，去西双版纳参加隆重的交接仪式。郭若颖用她的巧手给侯星毅织了一件毛衣，侯星毅穿在身上，也就等于向人们公开了他们的爱情。但与此同时，两双怀着歹意的眼睛同时瞄上郭若颖，这就是一分场场长董家声和他的儿子董宝林。
如果说董场长是谁也得罪不起的凶神，那董宝林就是恶煞。董宝林举止粗俗，仗着父亲的权势一贯横眉竖眼，飞扬跋扈，口碑极差。他先在农场开拖拉机，后仗势参军，自我感觉无限良好，以为自己是现役军人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美貌能干的郭若颖了。他先是借探亲之际有事无事地围着郭若颖转，待混得比较熟了，又请她到家里去吃饭，场长老婆趁机将农场人难得吃到的干鱼、麂子肉往她碗里搛。郭若颖单纯可爱，毫无戒备，在饭桌上谈笑自如，这就更引得董宝林垂涎三尺。
侯星毅看在眼里，及时发出警告：弄不好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董家平时咋不对别的知青示好呢？但没有引起郭若颖重视，半是盛情难却，半是慑于场长的权势，她仍和董家有些往来。果然不出侯星毅所料，董家声突然在1977年的春节前夕，向上级同事部下的官们发出邀请，到他们家来参加董宝林和郭若颖的订婚典礼。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郭若颖更是惊诧不已，她没想到董家居然会不与她商量，就采取如此手段请她入瓮。
侯星毅高个清瘦，文质彬彬，但有胆有识，早年就因“幕后操纵知青打群架”之嫌才调到一队来的。他和郭若颖的恋爱关系早已是众所周知，姓董的还要如此，说明根本就没把他这个知青副队长放在眼里；他当然也不会屈服于董家的权势，肯定要捍卫自己的爱情。他嘱咐郭不要怕，最好不要去董家。
郭若颖陷入两难的痛苦中了：她深爱着侯星毅，也深知就此得罪了姓董的，他决不会善罢甘休，啥毒招都有可能做出来的。她可以做董家声的干女儿，认董宝林为干哥哥，但决不可能爱他。她相信人都是讲道理的，决定去场长家解释清楚。场长老婆一见郭若颖来了，就把她往里间拉，床上放着订婚礼物：当时罕见的一套女式军装，的确良春仿色衬衣和一叠华大呢衣料。
郭若颖急忙推辞：“我真的和小董只是一般的朋友，我不能收这些东西！”
场长老婆眼睛一愣，随即用命令的口气说：“小郭啊，事情都到这地步了，你咋说这话哦？快接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一会客人来了都要祝贺你们哩！”
郭若颖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走无法走，留下又极为难堪。单纯的她还不知道，因为她是割胶能手，先代会的代表，上边几次给她的推荐读书的名额，姓董的都压着不放，就是要收她做儿媳妇。客人们陆续到了，都是各级当官的，争相送礼祝贺，董宝林一反粗鄙，老作害羞状。场长理所当然地应酬着，他老婆硬把郭若颖拉了出来。席间，姓董的当众宣布了他儿子和郭若颖的订婚，来客们则报以掌声。
侯星毅看穿了姓董的阴谋：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证明我儿子和郭若颖订婚了，他是现役军人，你再插进来，就是破坏军婚罪！但他决不屈服姓董的淫威，照样我行我素地和郭若颖约会，根本不理睬暗地里向他射出毒光的眼睛。他不相信姓董的就能无法无天了。
权力一旦失控，欲望就像野马奔驰。一天晚上政治学习结束后，侯星毅被人叫到场部说是商量工作，一走进会议室，两个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法院的干警，不容他任何分辩就给他戴上手铐，以“破坏军婚罪”把他丢进了县监狱。接着就有消息传出：法院当官的和姓董的是拜把子兄弟，人都抓进去了，才开始收集罪证。更为荒谬滑稽的是：姓董的还要求法院把郭若颖判给他当儿媳妇，好象郭若颖是被人拿走的东西，要物归原主似的。
如此公然的以权枉法，盈江农场顿时群情激愤。总场保卫部门立即表态：没有通过该部门就抓人是不妥的；场长陈二马是个老八路，也埋怨董家声这事做得太不漂亮，把自己置于尴尬境地，表示这事要调查。知青们也纷纷到法院探望侯星毅，送烟送糖果，以示慰问和抗议。连县公安局的人也觉得脸上无光，连连摇头。
郭若颖赶紧给侯星毅送去被子换洗衣物后，就开始了抗争。她找陈二马，陈表示法院向农场出具了董宝林在部队开的婚姻证明书，还有董宝林和她的订婚照片。郭懵了：我当事人都不知道的，法院咋会有呢?他们咋敢这样做伪证?她找到县政府，政法委一个景颇族书记说：抓坏人没错，谁叫他侯星毅干坏事哩！总场成立了由总场生产办的母天福，组织干事、昆明知青李昆元等人组成的调查组进驻一分场，但因董家声的关系网根深蒂固，调查工作阻力重重，一筹莫展。
母、李二人极有正义感，帮助郭若颖写了长达四十一页的申诉书，遍寄盈江县委，德宏州委，云南省知青办，四川省知青办，国务院知青办等部门；最后惊动了州委，州委段书记亲自下来调查。
这时有舆论传开了：董某犯有重婚罪，有两个老婆，此地一个，老家腾冲一个。该进大牢的是他。事情闹到这一步，姓董的心虚了，先是叫老婆强迫郭若颖住到自己家里，步步紧跟，除了上工哪都不准去，洗澡也只能在他家里，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又叫已升为排长的董宝林火速回来。董宝林立马就露出狰狞，气焰嚣张地腰上别了手枪在院场中耀武扬威：抓了人又怎样，该抓！谁破坏我的好事就要抓谁！
但姓董的狂妄过头了，在正义舆论的压力和州委书记的干预下，调查结果急转直下：所谓的“破坏军婚”案，完全是姓董的以权枉法排演的一场闹剧，并且其还大有重婚罪的嫌疑，被撤职查办；消息传到部队，董宝林亦被撒消排长职务。最难堪的是法院，抓人容易放人难，只能推说是根据农场提供的材料办的，没能给个说法就把白白冤枉地蹲了六十多天大牢的侯星毅放了。
总场召开全分场大会，宣布恢复侯星毅副队长职务，补发两月的工资。正义取得了胜利，郭若颖和侯星毅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四）
一分场四队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
请愿声明
我们是来自北京、上海和成都的知识青年。鉴于我们在农场近八年、九年、十年的时间中，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办法向各级领导反映的知识青年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具体的解决。希望和等待未能解决我们的切身问题，农场知青的现状使我们不能再等待了，为了向党中央、华主席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为了全部回家，骨肉团聚，我们盈江农场知识青年宣布罢工，迫切期待党中央、国务院派调查组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以实现我们回家的愿望。
盈江农场一分场四队
知识青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康纪寅的寝室成了罢工临时指挥部。
头天深夜，四队的知青们就在张满堂，王安平的领导下，成立了联络组、宣传组和纠察队，拟定了标语、口号和文章；会后即到附近的综合队、场部、二、三、五队，和远在新城的八队及东岸糖厂附近的六队点火。宣传组的通宵达旦地麈战，载刊有《我们要回家、骨肉要团圆》的严正声明、公约》《呼吁书》、《家》等文章的罢工专刊《知识青年》在黎明时印出。盈江地方上的人爱评论农场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可这么多年就是看不到农场龙腾虎跃。直到现在，在农场当局眼中默默无闻、平庸得很的知青，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利，才骤然显得才情毕露，英姿勃勃。
好消息不断地传来：
五队的知青停工了；
二队的知青停工了；
三队、综合队、八队、一队、七队……时至傍晚，整个一分场陷入瘫痪。临时指挥部印出的刊物、标语、口号、传单源源不断地送往各队，各处派来的联络员也不断地前来研究计划，商讨对策，接受任务。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像经过专业训练似的。
二十一日早上，指挥部做出到总场游行示威的决定。以四队知青为主，加上三队、综合队、一队等其他队的知青约二百余人整队举着标语牌和“我们要回家，骨肉要团圆”的横幅，一路高呼口号到总场。机关的宁静顿时被口号声打破，引得许多参谋干事跑出办公室观望。知青们在墙上刷大幅标语时，新闻干事、北京知青方平试图阻止，险些发生冲突，最后在知青的理智克制中平息。刷完标语，绕总场游行一圈后，大家情绪高涨，有人提议继续到县城游行，立即得到响应，队伍又涌向县城。
“我们要回家，回家干四化！”
“我们强烈要求，怎样来的就怎样回！”
“千家万户有知青，各级领导要关心！”
“坚决拥护华主席，坚决拥护党中央！”
知青们长期压抑的激愤终于在高昂的口号声中爆发，震憾着边塞小城，人虽不多，却激昂慷慨势不可挡，旗帜鲜明地表示出誓死要回家的决心。路过县委大院和广播站时，有人要冲进去向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被广大知青及时制止：我们不是上街闹事，仅仅是要求回家，广播站设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境外国民党残部宣传的广播发射台，我们要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和同情，就决不能做有损国家机密和冲击国家机关的事。两百多人围在县委门前，理智地高呼一阵口号后井然有序地撤离。这种“围而不攻”的战术赢得了地方当局和群众的好感，也给后来罢工活动的持续开展减少了许多阻力。
这次活动，如一块巨大的顽石砸在死水般的盈江农场，汹涌波涛迅速漫延。
这天晚上，一直按兵不动的盈江农场党委书记李尚武对他的亲密战友、农场政治部主任邓志坚说：“暂时让他们去狂吧！我们要让更多的知青中的坏分子跳出来表演，到时候才好一网打尽！”
三天后的12月24日，一分场的知青决定举行第二次游行。运动的发展又催生出一批新的知青代表，一分场综合队的成都知青王伟嘉，三队的成都知青封卫清，机务队的上海知青徐伟庭和蔡明义等人走在队伍前面，沿途不断地有二分场、团基建队，及其他分场、连队的知青加人。队伍如滚雪球样壮大大家步履沉重，目光坚定从容，很有点“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正是赶街天，县城大街两边挤满了卖凉粉米线水果红糖花生米等小吃摊，卖外国布料，尼龙蚊帐五星打火机的缅甸商贩，和熙熙攘攘的县城居民各族民众。当四百多人的知青游行队伍出现在街头时，顿时引起了大家极大的惊奇。
“我们要回家！国家少负担，家庭少负担！”
“骨肉团聚，于国有利！”
“我们一定要回家！我们全部要回家！”
游行队伍挤过闹市，来到粮食局外的空坝上，张满堂站在一截水泥墩上举着半导体话筒对围在知青周围的人群，用标准的京腔演讲开了：
“战友们！
为了赢得边疆各族人民的同情和理解，我们要求每个知青必须维护群众利益，尊重边疆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千万不要再做有损群众利益的事。我们当中个别人曾给地方上的群众带来不安，要争取广大群众的谅解。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现在我宣布罢工期间大家要遵守的社会公约……”
知青们的自律和友好的态度博得了围观群众不停地掌声。
一个知青拿着传单，站出来深情地念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妹，亲友，但每当大年三十中秋之夜，有谁知道我们在悲伤地流泪哭泣，遥遥无期地思念远方的亲人……南去的书信，倾不尽对家乡的想往；北来的电报，悲哀中又失去一位亲人。老人在病床上呼唤，兄妹在睡梦中惊醒，我却只能在边疆麻木地呆立张望……”
知青们触景生情，演讲进入了高潮。
女知青秦禄英激动地抢过话筒，讲了她禁不住老母的苦苦相劝和对农场生活的恐惧，像被拖上屠宰场的羔羊，差点被河北某大厂逢场作戏的采购员欺骗的惨痛经历。幸而她及时警觉退出，才没酿成大悲剧。
但四分场六队的女知青吴国清就惨了：母亲因思念女儿患上了精神病，家中姐姐双目失明，兄弟下了农村，全家陷入绝境；1974年她回家探亲时经人介绍匆匆嫁给新津县氮肥厂的工人罗文贤，婚后因相知太少，性格差异太大，婚姻极度痛苦，只得于三年后离婚再度回到农场。
无背景靠山的女知青为了逃离农场，以婚姻为赌注的不计其数，又大都以悲剧告终。而男知青眼见着男女比例日益失衡，就更加剧了躁动不安。
演讲深深打动了在场的人。女知青们哭成了泪人，地方上围观的人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几天后，盈江县知青办主任张大娥在街上遇到二分场的知青邓耀堃，说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掏心窝的话：“小邓啊，平时看你们知青像土匪一样乱来，现在看来可能是误解你们了，你们真的是受委屈了，受苦了！没想到农场知青会这么苦……”他边走边摇头。
知青聚会演讲成了自文革后轰动全县的大事件，整个县城都在议论纷纷连在粮食局外面卖瓜子花生的傣族老大妈也惊呼：“默默！总是农场对知育做错了哪样事，他们才闹得这么凶！”
这天晚上，康纪寅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集会非常成功。大家纪律严明，组织有序，热情很高。”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团基建连的成都知青王维军：总场调他到武装部任部长时正遇知青罢工，他不但拒绝受命，还到游行队伍中负责纠察维持秩序。他的行动鼓舞了感动了许多人，也不知农场当局作何感想。
也有些不愉快的小插曲：知青罢工开始后，一分场八队的司务长于和元当了罢工头头，连队只得叫曾帮过厨的复员老兵焦茂华顶替，焦本来饭菜做得不错，但那几天却让全队顿顿吃夹生饭。
（五）
。。。。。。
（六）
罢工的浪潮席卷到了刘朝会死难的连队。
1978年12月22日，张满堂，王伟嘉，康纪寅和裴建等知青骑着征集来的自行车，像敌后武工队似地急驶到一分场四队点火。四队四十几个知青在食堂里讨论，接受了战友们的罢工呼吁。
来自成都三十九中的女知青秦禄英——被活活烧死的十个女知青都是她的同学——第一个在食堂的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天生就具有领导气质，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中学是校红卫兵勤务组的，很有组织能力；她敢说敢做，能言善辩，爱打抱不平，颇有古代侠女风范；为此她得罪了队上和领导，也赢得了知青的好感。两天后，她在县城的演讲使她名声大噪。
紧跟着上来的是矮笃结实的袁大伟。秦禄英犹豫了一下，还是悄悄对袁说：“我是平头百姓一个，大不了被抓就是了。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盈江农场历年的先代会代表，又刚入了党，是上边重点培养对象，正准备选派到昆明参加全省民兵先代会。这不是闹着玩的，要考虑好严重后果哦！”袁大伟把她轻轻一推：“这是大家的事，我是党员，就更应该为大家做点事！”话说得自然朴实，如干柴投向烈火，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一致推举秦禄英，袁大伟为四队知青罢工的负责人。
这天晚上，秦禄英做了两件事。一是向要好的朋友交待：我已做了进监狱的准备，但为了大家能回家，我愿意出这个头。另一件事是找到杨队长明言：“这次大罢工，是整个盈江农场知青的大行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小小的生产队长根本算不得啥，更无法阻止我们，你最好识相点！杨队长还算老实，并决不是笨蛋，马上心领神会，从此对知青不闻不问，睁只眼闭只眼。
当知青第一次在县城游行的时候，远离县城五十多里的二分场综合队的成都知青、会计邓耀堃给家中写了一封信：
……有人说啦，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与世界上最多的人民开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大玩笑。这个大玩笑却毁了整整一代人，这就是我们知青。
整个一分场有几百名知青举行了罢工，是凶是吉我不知道，但我支持这种运动。因为思想要解放，人民要自由，社会要进步，将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推动着我们前进，谁要是违背这条客观规律，谁就会遭灭顶之灾……
仅此几行，就可见其思想内涵。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人称邓二哥，为人精明却又正直仗义，你一看到他脸上老是挂着的动人的微笑，就会相信这是一个值得信赖，堪胜大任的人；他“黑”“白”两道的人缘都好，场长陈德华就几次想提拔他，就因他早年参与走私杜仲，倒卖外国手表尼龙布被关押在兵团学习班，档案里有“行政记大过处分”，还有“立场不坚定，好坏不分”的缺点而遭否决。后来终于当上会计，也是以工代干的农工三级。
综合队与营部、一队紧邻，知青们正在对一分场知青罢工的消息交头接耳犹豫不决时，邓二哥挺身而出站在球场中央郑重宣布：“我邓二哥是这的会计，处境和各位相比算是不错吧？大家也晓得我耍的女朋友是湖南老职工的妹子，对我很好。今天，一营的战友都行动起来了，我坚决支持——从今天起参加罢工！”
一席话掷地有声，激起众人欢呼响应，纷纷签字罢工。中国人讲究出师有名，邓二哥考虑了一夜后，郑重地交给队上党支部一份声明：
队党支部：
我们看了一分场知青的呼吁书，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呼吁书所涉及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提出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们表示坚决支持，决定停工。
至此答复。
二分场综合队部分知青(签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李开庆在盈江农场知青中，可以说是调换工种最多的：二营三、六、七连，综合队、团架线队和营机务连，五次深山伐木，最远处离铜壁关近在咫尺；他身材魁伟，吃苦耐劳，1974年调机务连当驾驶员，平田改土和水利建设工地上，到处可见他开着东方红75型履带式拖拉机的身影；当他开着全团第一台联合收割机驰骋在盈江两岸田野时，威风凛凛的姿态很是令知青眼红。他正直爽快，知青要搭车的尽管上，不像农场老职工子女那样，比开飞机还得意，对知青刁难得很；他天性豪迈，决不阿谀奉承，看不惯的就爱顶撞领导，在场长陈德华眼中，他比其驾驶的拖拉机还难以驾驭。由此他颇得知青好感。
知青们推举他当二分场的罢工头儿还有另一个原因：二分场党组副书记兼副场长、成都知青陈红是他的女朋友。这就更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当陈红正在分场办公室开生产会议时，李开庆被众多的知青簇拥着围住办公室，扯开大嗓门领头高呼：“我们要回家，回家干四化！”会议开不下去了。机关党支书文正泰阴阳怪气地问陈红：“你在里面当领导，李开庆在外面当领导，你们两个究竟谁领导谁啊？”这句看似玩笑的话，确使陈红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
在兵团建制撤消前，尽管不在少数的现役军人干部刮起的两股恶风，令中央领导震怒，天下震惊，但兵团当局却不知出于什么阴暗的心理不准知青们恋爱，仅盈江十三团就有 144名知青因所谓男女关系受到行政警告，记大过，开除团籍，撤职等打击。作为营副教导员的陈红的恋爱，经历了向党小组汇报——在机关支部会上阐述——再经营党委集体讨论等一系列荒谬的程序才有幸得到党委书记的批准同意的。党委书记的格外开恩，除了因为陈红是党组副书记，在知青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外，他还想提拔李开庆当机务队队长。只是李开庆生性喜欢自由，不想当官才作罢。
此前，总场党委已明确表态：罢工的做法是不对的，知青们的要求，不是我们农场能够解决的。12月28日晚，总场党组成员、副场长吴双喜带领工作组来到二分场，希望陈红能做李开庆、邓耀堃的工作，让他们退出罢工，解散知青队伍。还热忱地表示：你很年轻，又有工作能力，总场领导对你是很重视的。待罢工结束，是肯定会包你一个满意的职务的；至于李开庆嘛，完全可以到场汽车队去。陈红是凭着脚踏实地苦干成为知青中第一批提拔干部的。尽管陈红和吴副场长关系融洽，但对农场长期以来对待知青的现状也深为不满，听了这话就感到刺耳，马上就拒绝了农场当局的美意：“我虽然没有参加罢工，但我赞成他们的观点，我还是很同情大家的。还有没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农场怎样对待知青，你们心头清楚得很。知青想回家当然没错，我也是知青，我也想回家哩！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知青大返城时，陈红利用她分场领导的身份，抽去了知青档案中有关偷鸡摸狗，男女关系，走私以及受处分的内容。在那个年代，上级领导随意或恶意地写在档案里的文字，就可轻易毁掉或左右一个人的一生。陈红没有参加罢工，但她为知青战友们做了一件好事。我们感谢她。
至此，李开庆，邓二哥和秦禄英，成了二分场知青罢工运动的三驾马车。
（七）
1977年雨季末，四分场二队转业军人风文清熬枫茅油时不慎被大面积烧伤，生命垂危急需输血，正在患重感冒的四分场三队的成都知青吕尧炯，闻讯立即领着几个知青赶往芒市，第一个伸出胳膊，鲜血源源不断地输入垂死的生命，风文清得救了，吕尧炯却从此落下终身气管炎。
吕尧炯身材健壮，伟岸英武。到边疆后，他患上一种叫着“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的罕见怪病，发作时精神旺盛，话特别多，几天几夜不睡觉，一天能打一亩水稻，干得越欢越舒服，闲下来浑身就要出毛病。他特别羡慕那些大白天睡大觉的人，也特别使领导赏识。到兵团第二年现役军人连长就鼓励他写入党申请书，准备把他当知青典型提于培养，他却格外谦虚说自己离共产党人的要求太远，更使领导刮目相看，在会上表扬他政治觉悟高。共青团倒是入了，不过申请书是他姐姐写好从几千里之外的成都寄来的。但如果你以为吕尧炯只会出夯力而不会写字，那就错了。
这个连队有几个特别好学的知青，当别的知青在忙于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谈恋爱时，他们已经在研究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了。吕尧炯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正如“四人帮”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吕尧炯书读得越多，对现实的疑问也就越大：这个连队有知青28人，搞走私的就有十人，参预盗窃、抢窃的十二人，犯男女关系错误的八人；处罚结果是判刑二人，拘留审查三人，开除团籍二人，记大过一人，行政警告二人。这么多人颓废堕落，广大知青当年豪情万丈迢迢数千里来到边疆，总不是冲着犯罪而来的吧？他越来越怀疑：知青运动和农场方面一定有问题。
当一分场的罢工风起云涌时，王伟嘉、封卫清和黄金亮等人前来点火，刚从总场卫生队出院回连队的吕尧焖，给他们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为人肝胆相照，又头脑清晰，思维周密的人。细一交谈，果然英雄所见略同，不禁相互佩服。吕尧炯与王伟嘉支边前都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又带动了好几位同学起来的。吕支边前，一位刚从思茅驻军转业到成都的副营长亲戚，和他父母极力劝他千万不要去。他偏要去，理由很简单：你动员别人报了名，自己却临阵逃脱，说得过去啊？做人总要有点责任心吧？他的直觉告诉他：我们在这决不可能一辈子，顶多七、八年吧。历史验证了他的直觉，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知青返城浪潮中一股推波助澜的风力。
吕尧炯理所当然地被知青们拥戴，成了四分场的罢工负责人。但此时的他却小有踯踌：未来的丈母娘从成都到盈江探亲正在营部，老人家能认同这种大逆不道么？当女儿委婉地告诉母亲，准女婿要领头参加罢工时，不想老人立即表态：
“回城好啊！这边疆离家也太远了嘛。你们日子都过成这样了，我们做老的咋放得下心哦！我支持你们罢工回家——越早越好！”
（八）
告别了，我在你身边八年
你在我记忆中一生
（八）
三营五连是距县城最远的老橡胶连队，约七十华里，在几个景颇山寨之上，翻过两座山就是中缅边境。
1972年冬，一场寒流使五连刚植下的二千多亩橡胶苗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不靠发号施令，也不靠豪言壮语，知青们提着马灯，顶着寒流彻夜在山士巡视，满山燃起簧火，在长夜中与涌动的寒潮搏斗；知青们甚至拿出床单盖在低洼处的胶苗上。他们这是在保卫历尽艰辛开荒拼搏的劳动成果，保卫自己建设边疆的美好理想。六年过去了，在落日的余晖下，当知青们重新爬上这片山岭时，唯有茅草与芦苇覆盖的荒山，和麻木早衰的神情，构成一幅不尽苍凉萧杀的景象……当年知青们浴血奋战垦植的两千多亩橡胶林，连同他们在沉重、冷酷的荒漠里种植的青春的热望和梦想，毁灭殆尽。
1978年12月25日中午，五连的成都知青曾庆华接到一个电话，马上就在球场上扯开了嗓门：“五队的知青听着，一、二营的罢工声援队伍下午要到营部来，请我们下午都去哦！”曾的声音雄浑宏亮，人也威武雄壮，每每在夜深人静时大青树下一曲“望穿秋水”，唱得女知青们不知多少次流下思乡苦泪。同学们都认为他不该在这开荒种橡胶，而早该去中央音乐学院深造——没准会使蒋大为黯然失色哩。
这天，来自成都十一中的杨跃志正在寝室里赶写营部先代会材料；他刚从《云南日报》社学习回来，就接到场部要他担任宣传干事的通知。他嫉恶如仇，秉性正直，经常爱犯的错误就是不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主动向领导靠拢，当然也不会得到领导的好感，上学招兵自然与他无缘。
好在杨跃志生性淡泊，向往和谐安祥，有闲在雨后的清晨同伙伴们上山挖笋子摘木耳捡鸡枞菌，倒也不失乐趣。深夜在油灯下苦读写作，从1977年初就在省报上发表诗作起，就不断有诗作在报刊问世，被人称为盈江农场的读人；1978年被《云南日报》借调到文艺组学习工作，在昆明长达九个月的城市生活中，他和省农垦总局的几位上海和重庆的知青成了好朋友，开阔了视野和境界。当西双版纳一师丁惠民等准备上京请愿时，他已离开昆明返队，途经市在与州府文艺界的朋友欢聚时，州《团结报》副刊编辑陶新洲热忱地向总编推荐他到报社工作，总编欣然接纳，却被他真诚拒绝。他据在昆明的见闻分析，断定整个农垦系统将发生巨大变动。果然，他12月17日回到连队，20日营四连的知青就宣布罢工，好象这场运动是专门为他准备似的。
杨跃志听到曾庆华的呼叫，放下手中的材料快步来到球场上。大家听说是为争取返城而罢工集会，顿时群情激动，一致推选杨跃志和曾庆华为临时负责人。下午，杨跃志写出一幅大标语：我们坚决要回家！有人拖出几块做床板的楠竹片扎成横标，曾庆华和张铁川抬着，五连的绝大部分知青跟着前往场部。
三分场八个连及综合队约300多名知青，已整齐地列成纵队站在球场上了。四周的墙上刷满了知青写的标语。冬日的太阳很好，知青们显出平时很难见到的亢奋。此刻，这群从物质到精神财富都已被剥得精光、从心灵到肉体都在不同程度淌血的人，已成了农场谁也惹不起的最强大的人。他们来到这块红土地上，已经八到十年了，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召开自己的大会，也从来没有这么激动开心过。
二分场的声援队伍约有70余人，在秦禄英、邓耀堃和康纪寅的带领下，一路高呼口号，经芒允街、护宋河，跋涉二十多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三分场的场部，立即赢得几百名知青热烈的掌声。
声援大会结束后，各队选出的代表，集聚在来自成都十一中的美术教师彭清敏的家中，成立了三分场知青委员会。他们是：一队的陈年平、刘建国；二队的吴秀英、刘定远；三队的于培元、廖俊、严华章；四队的史琪敏、阎奇；五队的曾庆华、张铁川、杨跃志；六队的周建奎、刘荣泰、袁素华：七队的李开东、黄玉成、何桂芳、杨泽庆；八队的吕守富、蒋春林、周开学；综合队的陶继红；学校的彭清敏。
三分场全线停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心中没有底。。“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把全农场的知青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会议一开始，彭清敏就成为代表的中心。
来自成都十一中的彭清敏身材匀称，举止儒雅但豪情奔放，厚厚的近视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在亚热带灼热的烈日下闪着智慧的光芒。早在1972年建设兵团时期他还在三营六连时，就有团部的两名新闻干事慕名前来拜访，一番交谈，其才华谈吐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多有传言他即将调到机关重用。不久，营宣传干事陪同师部下来的首长检查工作，路过六连，也想来看看这个知青中的才子。不巧他上山放牛去了。他们坐在彭简陋的牛毛毡竹棚里等，见墙头上贴着一幅马恩列斯的炭画像，构图完美，细部描写简练，黑白对比大胆，线条干净有力，相貌和神韵表达得恰到好处。十几岁的知青中居然有这样的人才，首长惊叹不已。久等不见主人归来，首长随手揭开枕头，发现一个红色日记本，翻了几页，就不对劲了。
这是一本读书笔记，写满了摘抄和心得体会，从古罗马奥克斯丁的《忏悔录》、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洛克的《人类理解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全是当时的革命左派，视为洪水猛兽般的西方学术经典和文学名著。那阵的国民还没有人权隐私的概念，首长当然不会有偷看别人笔记的羞耻感，人未见到，便很不高兴地走了：这个人读书太多，思想太复杂，政治上不可靠！
彭清敏的父亲是1949年之后必然落泊的知识分子，文革初期就被抄家；他从小体弱多病，备感社会冷漠歧视：好在家中有大量藏书，使他看到了现实人生之外的另一个美好的世界，也铸就了他的正义感、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他在幼儿园时就显示出了绘画的天赋，在德宏建州二十周年的活动中，他的作品受到州委宣传部和州文化馆很高的评价，后又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了半年多。他的才华在地方上大受欢迎，在农场却无用武之地，偶尔抽去搞下节日庆典宣传或大批判专栏。有次他在宣传栏上使用了大块的蓝色，不能为崇尚红色的革命左派接受，竟被营长当面指责他脑袋有问题。不过，彭清敏的人品和才学却为他赢得了美好的爱情，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和名声，前些年，五连的杨跃志还拜他为师学绘画。
这天，他正在场部筹备先代会的宣传工作，一拨知青冲进来拉起他就走，来到学校围墙下，他奋笔刷下一幅大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顿时赢来知青们一阵喝采！彭清敏没有辜负知青们的厚望，在之后的罢工活动中，他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九）
1974年春节后，三营奉命上山修筑水沟欲建水电站。知青们在竹林盘下用竹片、塑料布搭起一间间“鸭儿棚”安营扎寨，吃，住都在深山老林了。十几天后，许多知青闹起了烟荒。对这些二十来岁的知青娃娃来说，抡大锤撬钢钎放炮采石等高强度高危险的工作并不在乎，在乎的是要填饱肚皮，外加有毛烟和酒来麻痹自己极度疲惫的身体和空虚的头脑。兵团首长们深谙此道，派人到附近山寨采购来几百斤劣质毛烟分发，烟钱在工资中扣除。知青们见山下挑来大担毛烟，顿时两眼大放光芒，浑身来劲，工效倍增。
毛烟分到手，大伙兴高采烈，三营五连青年突击队长黄玉成赌性突发：谁敢一顿吃完十斤饭，我这包毛烟给他！吃不完，他的给我！话音未落，来自成都十一中的知青李宪随即应战：赌就赌！李宪1米82的个头，高大英俊，港星周润发很有点像他；他生于书香世家，才情丰富，智商很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和文章，自我感觉是一只展翅翱翔九万里的鲲鹏，却被亚热带荒原的荆藤缠得只能壁虎样爬行。他以烟瘾茶瘾饭量三大出名，平时靠家中寄全国粮票和战友们援助度日，经常饥肠辘辘。李宪平时不好赌，但并不缺少赌性；再说十斤饭等于五斤米，相当于四天的口粮，外加一包毛烟，这诱惑实在太大了。
满满的一脸盆红米干饭和一小碟霉豆腐乳端上来了。好戏在即，知青们兴味盎然地围拢。只见李宪镇定自如地轻轻抿了口苦茶，一副大战在即、胸有成竹的样子，端详着眼前的干饭足有五分钟，才用搪瓷碗猛地剜下去，不露声色、一碗接一碗地海吃，饭迅速浅下去，不到二十分钟脸盆就空了；他不慌不忙地由上至下轻抚喉咙、胸口、肚皮，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还有两斤哩！”黄玉成叫起来。
炊事员又打上饭来，一看堆头明眼人就晓得不止两斤。李宪大度地一笑：没关系。端过先狼吞虎咽，后举止文雅，继而缓慢如考拉，只不停地抚摸喉咙，仿佛他不是用嘴，而是在用手把饭摁下肚腹的。最后剩下约半斤，他只瞪眼盯着，没有动作了。黄玉成笑笑：“算了，算你好汉，今天不输不赢！”李宪顿时如被打了强心针，虽已不能说话，只能端正身子，凸起肚皮大口大口地喘气，仍挺直腰身，一把按住毛烟呈虎视眈眈誓死捍卫状。众人连忙劝道：不能再吃了，吃出人命我们都不负责哦！有人递过茶杯，他轻轻推开，猛地搛起一块豆腐乳，连同最后的半碗饭下狠劲地塞进嘴里；但见两腮飞速膨胀如球，饭从齿边拼命往外努，然而随着喉包艰难地上下蠕动和不停地抻颈鼓眼，十几分钟后他居然嘴里、碗里、盆里的饭一颗不剩！而人已经是脸色惨白，双眼上翻，气息微弱，好半天才缓过气来。
但不管怎样，我们生于书香世家，才华横溢，当年怀着满腔热情和雄心斗志来屯垦成边的兵团战士，为了一跎价值人民币三元钱的劣质毛烟，用生命作赌注的殊死一搏，终于胜利了！
和李宪是同学的黄玉成是另类人物，他当上突击队长，完全是因为他在盈江十三团“名头”太响。他个子不高，有一副宽宽的肩膀，据考证这种平而宽的肩膀不是人人都有，而是佩将军衔的。不知他是否做过将军梦，但他身边倒随时有几个紧贴的知青。粗看他很像古朴厚道的邻家大哥，额头既高且亮，三道淡黄色的皱纹，显出他不像二十来岁的人具有的饱经苍凉和深谋远虑；一摆谈，从江湖黑道到马列主义，都能一套一套的侃侃而谈，交谈时还爱挨得很近不时地拍拍你的大腿，叫你受宠若惊之余不禁产生类似于崇敬的心理；而那双不很明亮的三角眼偶尔透出的狡黠，又使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奸雄曹操。
与别的“邪神”不同的是，他喜欢读书，爱研究马列，有头脑，这就注定了他有相当高的智商和自我保护能力，敢冒风险又能一次次地滑脱兵团对他的惩罚。他既站在台上狠批过宋江的投降主义，也因参预走私打架被揪上台被批判。由于他认罪态度滑稽，会场上笑声不断他却满脸正经，主持人只好在黑板报上搞了个“六评黄玉成的反动思想”不了了之。如此种种，他引起了闭首长的重视：杨副政委很喜欢他，每次下来都要与他摆点贴心话；以办对知青绑吊打的学习班出名的向参谋长，也很想把他请进去帮助帮助。
1975年初兵团撤消后，农场决定采取以知青治知青的手段，提拔一批在知青中有影响力的人为基层干部，黄玉成担任副队长后，不侮使命，很快成为这批干部中的佼佼者，深得分场长吴加兴的赞扬，还差一点就做了他的人党介绍人。只可惜他翻身时间不长，就由于坚持原则难免被知青指责“好了疮瘤忘了痛”；加上旧习难改，不仅有庇护走私之嫌还直接窝赃，最终原形毕露，被撤职流放到与他关系有恶的七队当光荣的种菜工。到七队后，他又发觉自己有种菜的天赋，种的莲花白又紧又大。就在他为自己的种菜天才得意时，知青大罢工开始了。
1978年12月25日晚，黄玉成被推选为三分场罢工知青代表。他再次不侮使命，当即熬夜翻书查字典找资料，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有关罢工的论文；第二天到场部当众宣读，其文论点鲜明，论据确凿，文笔干净流畅，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
三分场一颗能文能武的新星冉冉升起：黄玉成在支边八年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十）
1978年12月26日上午，黄玉成的罢工论文刚宣读完，场部线路连接每个连队的广播就叫开了：
国务院通知
云南省委并转在云南省各国营农场的
知识青年职工同志们……
听着听着，球场上聚会的知青如遭了当头一棒，都懵了。国务院明确指出：已经被一纸文件变成农场青年职工的知青，必须执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坚守岗位搞好生产，否则将以破坏安定团结论处。知青们陡然意识到：他们无意中已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
混乱的潜流开始在知青中涌动：有的忐忑不安地退缩了；有的仍在心有不甘地犹豫观望。各队的知青代表也产生了分歧，有少数人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政府已经表态，我们是不是过激了？张满堂，王安平，王伟嘉，蔡明义等一分场的知青负责人感到了从所未有的压力。而此时，各分场正各自为战，继续组织更多的知青加入罢工。
彭清敏的寝室已成为三分场知青代表的集聚点。他们没有惊慌失措，在反复逐字逐句地研究国务院通知全文后，他们有自己的理解：
云南垦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决定派调查组来；
国务院希望知青保持现状，不要扩大事态，不要越轨，这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结论仍然是对我们知青有利。
有人提议：效仿西双版纳知青，盈江农场出一支请愿奇兵从滇西出发上京，与滇南遥相呼应，使中央和农场当局顾此失彼。随即被大家否定：斗争不拘形式，手段服从于目的，西双版纳知青的行动正受到中央的反对，我们不必东施效颦，而应有自己相适应的组织策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讨论，彭清敏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决定：
一、继续停工维持现状；
二、作好材料的收集整理，真实地向国务院调查组反映农场知青，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和迫害歧视的现状；
三、一切听从国务院调查组的指令。
盈江农场知青的罢工请愿运动的方向和纲领，至此在国务院通知的催引下趋于明确。
这时，分场副场长、成都女知青张国庆匆匆进来递给大家刚打印出来，散发着浓浓油墨味的文件：
省委指示
我州向省委汇报了盈江农场知青
上街游行的情况，省委指示：
……
三、对于知识青年殴打工作人员，围攻领导干部，在生产中制造事端，强迫别人罢工，强迫别人不准参加开会的行为，省委明确表示，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罢工闹事的要做好工作，不能容许他们越轨。
州委办公室电话传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
省委针对盈江农场知青的罢工请愿专门发文，说明事态正在扩大，同时危机也在加剧。彭清敏紧锁眉头，不停地抽动眼镜：我们什么时候殴打工作人员，围攻领导干部，在生产中制造事端，强迫别人罢工了？到目前为止，整个运动都在平静进行，没有出现任何混乱和越轨，也没有和农场党委发生过正面冲突嘛！结论只有一个：农场当局在凭空捏造谎言，无端诬陷，妄图混淆上级领导和中央的视听，扼杀知青运动，以掩盖他们长期以来对广大知青的所作所为。
是可忍，孰不可忍！知青们刚平静下来的情绪顿时被激怒了。
彭清敏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截止目前，农场当局还没有浮出水面。根据多年来他们对知青心狠手辣的惯势，这其中肯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已经没有退路了，各自为战显然容易被各个击破。必须尽快与各分场知青联系，组织一个紧密团结，高效率运转的领导机构，把相距数十里的各分场知青统一在旗帜下，才能应对各方面的挑战，保住这场运动。经过与各分场的联系商榷决定第二天四个分场的代表在一分场四队共商大计。三分场选出彭清敏、杨跃志和黄玉成赴会。周炳照作为联络员同往。会议还决定张铁川、廖俊、周建奎负责三分场的纠察队，严防死守任何知青越轨和制造事端。
彭清敏初出茅庐，就已显示出杰出的指挥才能。
（十一）
总场和分场的喇叭在不停地播放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的通知，刚刚发动起来的知青运动出现了动摇，一分场已有知青复工。来自成都三十一中的一分场综合队砖瓦班知青王伟嘉，作为罢工负责人之一，首先感到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来。有人提醒他：你们把事情闹大了，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老职工们认为知青们正大祸临头，唯恐避之不及，他从场部走过，一些平时熟悉的面孔，脸上现出复杂的表情远远地避开。知青们想回家的愿望当然没错，但万一遭到镇压呢？
王伟嘉不是头脑简单的人，他已经发觉一些激进的知青在边防部队周围徉装散步，实际上是在做甚至包括抢枪自卫在内的最坏的打算。他生得浓眉大眼，说话慢条细理，遇事沉稳胆子特大；穿一件蓝军便服，风纪扣整洁，举止文雅，颇像大学骄子。在校时他作为校红卫兵总勤的干部，积极带头支边，踏上边疆的红土地才晓得上当受骗了。他干过大田，建过房子，守过仓库，烧过砖瓦，出勤率很高。到边疆不久，一营发生的轰动全团的“大红山阻击战”，使他名声大震：
知青们初来时，各学校的自成派系，颇像春秋战国时的群雄争霸，相互不服气。有王伟嘉的同学在赶街时被来自十六中的知青抢了财物，三十一中的很气愤，决意报复。不打不相识，几场恶战之后，双方居然成了好朋友。王伟嘉的影响大增，大家有事都爱找他交心，无形中成了知青的主心骨。罢工请愿开始后，他被选为知青代表，卓越才能开始显现。
1978年12月27日上午，二、三分场的知青代表在彭清敏的带领下，来到“红色根据地”一分场四队。下午两点过，四分场的知青代表也赶来了。这是自盈江农场知青罢工以来的一次盛会。鉴于前阶段广泛发动知青参加的目的已经达到，目前知青太混乱，消极等待和过激的做法都不行，与会代表达成共识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一是防止越轨，有关部门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稍有不慎就可授人以话柄造成可乘之机；二是巩固运动现状，准备翔实的材料直接向国务院调查组汇报。
组织纠察队是当务之急。会议对各分场纠察队的职责做了具体的分工：总场和一分场的负责县城的治安秩序；四分场的负责芒线街；三分场负责曼允街；二分场负责太平街。同时决定：罢工期间制止任何知青在街上无事逗留，各队知青必须回连队学习、讨论和写材料，为老职工做好事；同时，把长期混迹在旧城、腾冲、保山、瑞丽、芒市等地行扒的少数知青，全部召回队上安分守纪认真学习，决不允许这些人继续在外损害知青名誉。彭清敏还强调：由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大家必须要统一认识和行动，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为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利用，所有的宣传文章、标语、传单均在农场内部发行，暂停上街游行。
针对前段时间大量涌现的《告知青同胞书》，《告全国人民书》等油印传单四处散发的情况，为避免负面影响，会议还决定从知青代表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公开面向社会发出的文稿均交委员会审核后，由杨跃志负责编发。
会议制定了罢工期间的安排和注意事项：
关于停工期间的安排
一、区分上下班时间。上班时间禁止做私人事务，集体学习、讨论和整理材料，下班时间属个人自由。
二、上班时间各队知青要外出，需向本队知青勤务组请假，经同意后才能离队。
三、学习材料。着重学习宪法和叶剑英副主席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1 月6日《人民日报》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11月23 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12 月 20 日《人民日报》文章《人民万岁》、12 月 24 日《人民日报》文章《伟大的转折和重要学习》等，特别要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四、讲究卫生，保障健康。在上班时间适当安排各队知青打扫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
以上四点，望各分场、连队的知青在停工期间坚决执行。
盈江农场知青代表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意事项
各分场、连队：
一、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照检查我们的行动；
二、服从革命纪律，自觉听从纪律检查小组的劝告；
三、严防阶级敌人趁机利用、钻空子；
四、坚决制止一切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
五、严防一切酗酒、划拳、偷盗、赌博、打架闹事等行为；
六、不利于群众的事不做，不利于群众的话不说；
七、加强团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八、爱护公共财物，不得侵犯群众利益；
九、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十、搞好环境卫生。
为了确保健康的思想和作风，我们必须做到以上十点。
盈江农场知青代表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王安平提出：省委12月26日的通知，不经调查就认可了诬陷不实之辞，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非法和越轨的，我们为此必须做出答复。此时，杨跃志已拟好了三个公告交大家传阅讨论。
公告一：
凡未经盈江农场知青委员会签发的文稿一律无效。
公告二：
致电国务院
国务院：
我盈江农场全体知识青年坚决拥护国务院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知，殷切希望党中央调查团能早日到来，迅速解决知青问题。
呈上
盈江农场知青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公告三：
致电云南省委
云南省委：
关于云南省委“十二·二六”通知，我盈江农场全体知青作以下严正声明：
一、我们同意省委电话通知的第一条；
二、省委电话通知的第二、第三条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盈江农场知识青年没有发生上访、扰乱铁路运输、殴打工作人员、围攻领导干部、制造事端、强迫罢工等做法。省委指示是针对盈江农场知识青年的，因此，我们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省委通知把罢工和闹事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履行的是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其行为是合法的、正当的。
盈江农场知青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三个公告得到与会人员的全体同意，于下午四时发出，并同时抄送中共盈江县委、盈江农场、县公安局、县知青办、县文教局。
这时有代表提出：陇川农场有知青请盈江农场派出队伍前去声援，帮助打开局面。鉴于国务院有通知，省委也专门发指示，大家认为应遵从国务院通知的精神，暂时冻结支援待形势发展需要再说。
四分场代表反映：芒线电站水坝出现较宽的裂缝，为防止前池崩塌必须尽快抢修，但电站知青已全部停工了。经大家讨论后认为应以国家财产为重，决定把抢修的任务交给四分场的代表，由他们迅速组织突击队前往。同时决定学校、卫生队的知青因从事的是特殊行业，不参加罢工。
会议最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为了光明磊落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将于两天后12月29日下午一点在总场召开“热烈拥护国务院一二・二五通知”的大会，并确定了三点宗旨：感谢国务院通知对知青的关怀；我们的行动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决不越轨；我们要直接向华主席、党中央反映农场知青的真实状况。
会议于下午五时许结束。各分场的与会代表有：一分场的张满堂、王安平、蔡明义、王伟嘉、封卫清、康纪寅；二分场的秦禄英、李开庆、邓跃堃、张纪康、谭伟、曹明富；三分场的彭清敏、杨跃志、黄玉成、周炳照；四分场的吕跃炯、蒋佑慈、黄国林、史家瑶等。代表们连夜赶赴各分场传达总场知青代表委员会成立的消息，落实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
盈江农场现有两个代表着不同境界利益的领导班子。
一个是由上级行政命令任命的农场党委；一个是继承了巴黎公社遗风，由下至上通过层层选举而产生的知青代表委员会。前者是农场的败家子，把个好端端的肥沃丰饶的红土地上的农场，折腾得结出的却是贫脊苦涩的果实，从1969年到1977年，累计亏损达三百八十四万九千多元；并竭力维持现状，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既不检讨自身从思想观念到文化知识等综合素质与时代潮流的格格不入，更不敢正视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的民主进程，拒不承认长期以来对知青令人发指的迫害歧视，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利，继续死守陋习作威作福。后者已不再是当年弱小无助，任人宰割的少男少女，他们在这片红地土上无偿地献出自己八年、十年的青春后，终于借执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奋然站立了，不愿再在贫穷落后和屈辱摧残的梏中苟且偷生；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他们要控诉，要伸张正义，要回到为自己吃尽苦头的父母兄弟姐妹身边，要殊死一搏夺回自己的生存权，要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场不见硝烟的两种势力的对峙，已经在盈江两岸悄然展开。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民主人权与专制枉法的较量。
鹿死谁手？
（十二）
盈江县委大院的会议室烟雾腾腾。
县委书记禹子容主持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县委常委、盈江农场党委书记李尚武是会议的主角，他阴沉着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使人觉得那张阴晦的脸就像他吐出的烟雾变幻莫测。他在汇报农场知青罢工以来的情况：这是一场明显的向党示威，搞垮农场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的应该受到坚决地反对和制裁！
此时的李大书记心虚得很，他已被知青罢工活动搅得焦头烂额，往日的权威一下失了灵光，知青们一个个像吃了豹子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他的确没有料到仅仅一个星期，整个农场三十多个连队的知青，除了极少数干部外竟全部停工了；并且清楚就是这些干部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明里暗里的支持，巴望罢工胜利。他当然不会觉悟到能理解“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在会上明确提出：已有知青准备到外县串联点火了，县委及有关部门应尽快采取坚决措施，绝不允许事态扩大，等等。
其实，县委机关部门对农场的管理混乱，随便囚禁、拥绑吊打、摧残虐待知青的斑斑劣迹早有所闻，颇为不满：你们农场捅出的漏子要县委来擦屁股，也太不光彩了吧？如果不是你们做事太绝，那些小青年会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地起来闹事？再说，知青罢工，确是许多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禹书记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处事很谨慎：
“知青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不只是盈江，听说西双版纳、黑龙江建设兵团等地，也发生了知青罢工游行；北京、上海、昆明也有为知青返城举行的集会。看来这全国性的大问题，不是我们盈江县这块小地方能解决的。知青问题已引起高层的重视，国务院已派出了调查组，我看还是静观其变吧。”
禹子容和县上其它部门的人都不想淌这趟浑水。谁也看不准会有什么后果，谁也负不起把事情搞砸了的责任。目前中央的态度虽不太明朗，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如李尚武所渴望的要镇压，而是对知青的态度留有很大的余地的。
之后，县公安局也召开了全局干警大会。局长杨荣昌是一个十分敬业的老警察，他后来在八十年代后期，领导破获了一桩当时算是全国最大的跨国贩毒案，荣获公安部的嘉奖。他在会上说：
“知青闹事有其历史原因，农场的现象大家有目共睹，在对待知青的态度上不能说没有问题。宪法上规定公民有游行集会的自由，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要区别对待。”大概是前两次知青上县城游行良好的组织纪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说：“根据县委指示，知青上街游行集会，如遵守秩序，不搞打、砸、抢等不法行为，我们就不要干涉。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分寸，预防与他们发生冲突。当然，也要保持警惕，维持社会治安的正常。”
一个名叫杨兴龙的老公安站起来，很有感触地说；“我的小孩也是二十多岁，如果弄到几千里之外去吃苦受罪，我难道不心疼么？”
预审股副股长庄和坤是一位执法严正；刚直不阿，具有丰富刑侦、预审经验和正义感的可敬的警官，对知青极具同情心。他有一句名言：胡乱抓人不是一个正直的干警所为。多年来农场保卫部门送来的案子材料都是交到他手中，他可以说是对农场太了解了--如果农场真有那么多犯罪的知青，那你们农场就一定有问题！你们领导些都干了些什么？人家父母把子女千里万里送到边疆来，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动辄就抓人，好象抓人越多，你们的成绩就越大，恨不得把县大监塞爆。他非常反感农场搞的各类学习班，及私设牢狱，擅自囚禁、关押、捆绑吊打知青，和欲置人于死地的所谓的知青犯罪材料。这些年来在他的手上，退回了相当多的农场保卫部门送来的整知青的案卷。
“说实话，我认为那些知青也很可怜，十几岁就背井离乡，犯点小错误，农场的人就又捆又打，想方设法地凑材料弄到公安局来关起。对知青，应该以教育为主嘛，动不动就送公安局，我们这又不是收容所。再说就算是知青犯了错误，你们农场就没有责任？一味地喊抓起来，将来你们农场咋样面对人家的家人？
“现在人家罢工，游行，我觉得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活动没有错。你们看：人家也很讲道理，守秩序，还成立了纠察队，这几天县上的治安也好了许多，小偷小摸也不见了……”
职业决定了庄股长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此刻他的一席话令许多干警点头称是。公安局的全局大会变成了同情知青的大会，令人称奇。可盈江农场的知青，特别是那些曾经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知青，当时没有听到股长的一番语重心长，感人肺腑的话，否则，他们一定会将巴掌拍肿，将庄股长举起来抛到半空。
（十三）
盈江农场知青的罢工运动震动了滇西，并波及到瑞丽、遮放等农场。德宏农垦分局很快派出以副局长兼芒线电站总指挥、上海知青张玉春，分局宣传科长徐国弟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前往。
比较连队知青住的潮湿、昏暗的低洼泥屋，总场机关就更显得漂亮宽敞。总场的党委会开得非常紧张严肃，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打电话到县公安局，把带头闹事的全部抓起来！，简直乱弹琴，岂有此理！”负责生产的高春祥副场长愤愤地说。他了解到知青罢工后，一些老职工也混水摸鱼偷懒起来。
主管机务的窦修砚撑起来激动地说：“他们这是什么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他们这是向谁罢工？是向社会主义罢工！这哪是民主？是性质严重的闹事！背后一定有坏人操纵！”
难怪这位副场长气愤得很，总场的知青驾驶员、机修工都参加了罢工，车辆停在那儿，根本调不动。以前发号施令谁敢不听？嘿嘿，现在求爹爹告奶奶也不管用，他们要听知青委员会的。“知青委员会算个鸟！”他差点骂出声来，气得血压增高，额上青筋暴露。香烟与毛烟的浓雾笼罩着领导们的心魂，他们愤怒而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却丝毫也没有反思他们那么多年，究竟是怎样对待知青的。
“李书记，我们决不能任他们为所欲为，要断然采取措施！”行政办主任闰世杰狠狠抽了一口毛烟，：“现在知青中的坏人越来越多，今年初四分场不是就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么？该抓的就是要抓，该判的就是要判，决不手软！”
让我们扯回一下镜头。
1978年的阳春三月，盈江农场四分场的篮球坝上召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宣判一个名叫周国黎的北京知青二十年徒刑。
周国黎，四分场学校英语教师，平时不大合群，爱读高深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经典理论著作，脑袋里装了不少称作“主义”的东西，人也显得目光远大满腹经纶的高深起来，出口便是石破天惊的理论；时常爱嘲笑挖苦人，朋友就更少了，颇有些落落寡欢鹤立鸡群。吕跃炯算是一个，不过他不大瞧得上这位平民朋友，有时对吕讲：“你们这些知青不要乱想，一辈子就安心当个普通老百姓算了。我不，我起码的规格是国家部长级。”于是吕跃炯就忍不住上前摸摸他的额头，看他究竟烧成啥样了。
教学之余，周国黎很遗憾曲高和寡，他数年来研究的理论没人欣赏，也很想一鸣惊人。于是就想到了投稿；从1976年底到第二年初，连续写出万言大作三篇分投北京权威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章锋芒毕露，措辞激烈地就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抨击政府的某些做法；本来就是性情使然，并没有参政议政或与北京的理论权威一较高低的意思，发作一通也就忘在脑后了
但有关部门却没有忘，毕竟那阵还是文革遗风弥漫，以“两个凡是”为基本国策的拨乱反正时期。周国黎虽然孤傲，还是有点心虚，没落真实地址姓名，害得有关部门只得顺着邮戳从省公安厅一路追查到德宏，最终确定在盈江县离他十多华里的姐毛街。县委大为震动，责令公安局限期破案。局政治保卫组的找到预审股的罗绍军。罗是从盈江农场借调来协助工作的成都知青，在农场时像一块默默无闻的煤炭，一到公安局就发出耀眼的光芒，独自承办了几件漂亮的案子，案头和字都写得好，很得局里的喜欢和信任；也叫地方上的人越发觉得农场确是在浪费人才，守着一堆金矿受穷。罗一看文章就断定出自北京知青，成都和上海的没这个水平。整个盈江农场只剩下四十几个北京知青了，目标很快锁定。
当公安人员夜袭周国黎所在的学校抓捕时，他像是早有预料，显得很平静，还主动交出做案工具：半瓶墨水和一本没用完的信笺。他显然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在审讯室里侃侃而谈，精辟独到的观点令办案人员暗暗称奇佩服。周国黎很欣赏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中的一段话，谨录如下：
你们赞扬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存在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虚的风格。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最好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的合法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周国黎坐在预审室的石凳上，与其说是一名犯人，不如说是一位政治教员，在给预审人员上一堂闻所未闻的政治课。因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很快结案。不过，在给县委汇报时，办案人员又有点踌躇，彼此都心照不宣：知青嘛，思想就是复杂点，爱胡思乱想，这哪是要真的推翻共产党？但这毕竟是历来严惩不贷的“政治大案”，没人敢讲真话。经上级批准，周国黎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二十年重刑。
周国黎的女朋友原是四分场的卫生员、上海知青姜建军，前些年考上北京政法大学，惊悉男朋友出事，即运用法律知识给盈江县法院写了封信，法院用公函信封寄回了周国黎的判决书。
(1979年3月，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返城时，周国黎于无罪获释的第二天，在总场招待所遇到刚办完调动手续的吕跃炯，吕先是一惊，继而笑问：“周部长，解放出来啦！”周也报以会心一笑，怀着当了一年多的“政治犯”的心情，和壮志未酬的部长梦，回到北京见他的女朋友去了。)
大家把目光一起投向李尚武。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表情阴沉，浓眉下有一双鹰样锐利的眼睛，据说对付知青很有一套；因在处理1974年雨季，瑞丽知青因闹瘟疫大规模返城事件中表现得力，受到上级表扬才由那边的分场长任上调到这来当一把手的。他话不多，也很少主动打招呼，阴沉而很少变化的表情，叫人很难捉摸他内心的世界。他属于最具典型的对大城市来的知青“看不惯”的农场干部：知青太娇气，太好逸恶劳，太多的坏人……难怪毛主席再三要求他们要努力接受再教育。想想看：这样的人，能放心让他们接革命的班啊？
应该说，李大书记还是有人情味的。知青罢工之初，他还对一分场四队的知青表态：你们的要求还是合理的，人之常情嘛，我的女儿在瑞丽工作，我开会路过，也很想去看看。但这人情味只限于自己的儿女，对待知青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分场四队的成都知青胡明生，和他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更没有对他的利益地位构成任何威胁，就因为打架，偷鸡摸狗，或男女关系，不爱出工，卖杜仲什么的，他就将其非法关押在场部仓库，千方百计凑材料往县公安局送，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公安局的认为这不足以拘捕判刑，坚持正义，把一大叠材料退回来；他竟大为恼火，认为公安局不坚持原则，在纵容坏人逍遥法外，直接找到县委禹书记，固执已见。禹书记看了也认为他小题大做，就这些也称得上犯罪，那公安局还干不干事了？但碍于他是县委常委的面子，还是把预审股的庄股长和已在局里崭露头角的罗绍军叫来询问。
罗在农场多年，对农场的那套劣迹清楚得很，况且胡明生还是他的朋友。于是他很认真地对禹书记分析：党的历来政策是可杀可不杀的最好不杀，可抓可不抓的最好不抓，能教育好的尽量给予教育。胡明生的材料显然够不上拍捕判罪。打倒了“四人帮”，国家正逐步走向法制，咋能再像“四人帮”当政时那样，手头有了点权力就一手遮天，想抓谁就抓谁？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我们公安部门现在更要依法办事啊！
禹书记左右为难，只好把材料送到州公安处定夺；公安处一个电话打到县公安局：你们这是怎么搞的，这种材料也要交到州上来，这不是开玩笑么？十天后，州公安处正式批示：不予逮捕。胡明生这才逃过一劫。李大书记也无话可说了。仅此一例，其人情味就可见一斑。
的确，以收拾知青得力而升官的李大书记，对整个德宏农垦系统偏偏是在他治下的知青率先大规模的起事非常恼怒。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和张副局长会面后，他们马上就制定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战术：擒贼先擒王，首先把枪口瞄准那些知青代表，首要人物被镇压或招安了，群众不过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群氓。这是李大书记在处理瑞丽知青事件后总结的经验。
但几天后，他就发现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轻敌的错误。
（十四）
在“红色根据地”一分场四队，张满堂、王安平等罢工请愿最初的发起人之一，面对强大的压力，不禁产生了“是不是太冒失了”的反思。所以，当分局张副局长和总场李大书记一行人走进四队时，心下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果然这群人来势凶猛：
“你们还制定了许多纪律。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到底要听谁的指挥？听所谓的什么知青委员会的吗？”质间开始了。
“你们这个队伍相当复杂，糟糕得很！出了问题你们必须负责！知青委员会不能算是结社，必须立即解散，否则一切严重后果自负！”抛出了大棒。
“国务院通知里说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你们口说拥护，行动上又在罢工，是不是自相矛盾？”开始得意起来。
然后开始谆谆教导：“你们都很年轻，很幼稚，不要被别人利用嘛！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我们不能解决，还有分局、总局，为什么非要采取过激的方式呢？”
他们以为知青代表们都是十来岁的小娃儿，一吓二哄三给根胡萝卜，就可以摆平了。但还没把胡萝卜掏出来，上海知青、机务队副队长蔡明义就顶上了：
“知青反映了这么多年的问题，你们理睬过吗？我们现在要回家，你们能解决吗？不能吧，不能就请站一边去。我们现在不想向农场提什么要求了，我们是在等待国务院调查组。
李大书记自以为稳操胜券的攻势，结果却如肥皂泡样一吹就破。
“国务院通知下达后，你们再停工就不对了。”副场长张赞容在四队的林地里找到康纪寅，很客气地批评。同时许愿如果他退出罢工，解散四队的知青代表勤务小组，总场可以调他去开汽车。
这诱饵实在太香了！要是在以前，那不把康纪寅笑得蹦到天上去，十天睡不着觉才怪。但此刻他已学会了用蔑视来武装自己：你们以前咋不关心我呢？现在说啥也晚了！他取下眼镜仔细擦了擦，凑近瞧了瞧这位久仰的、以前正眼也不看他一下的常务副场长：我是运动的发起人，未必还能先当叛徒啊？笑话！耸耸肩，脸上生动地现出嗤之以鼻的表情，康纪寅转身大踏步地走开了。
1978年12月28日晚，邓跃堃正坐在桌前整理二分场各队知青的捐款。知青们实在是太穷了！综合队、五队和三队的总共才捐献了22元；一队、二队的捐献了 16.68元，且都是元票、角票居多。他想起一分场的一对上海知青夫妻，带着个两岁的小孩，他们拿不出一分钱，就把攒下的一小罐米献出来；大家不忍收下，这对知青夫妻态度坚定：“别瞧不起人！你们收也要收，不收也要收；我们虽穷，罢工却是参加定了！”在场的知青接过母亲手中抱的知青后代，眼中颤动着热泪抽泣起来……
门忽然被推开，总场副场长吴双喜、政治部主任邓志坚和陪同的分场场长陈德华进来了。
“你就是邓跃堃！”吴双喜拔出盒子枪，使劲往桌上一拍，气势汹汹地瞪着邓二哥：“我勒令你通知他们二十九日的大会不准开！”
邓二哥开始一愣，见吴居然敢掏枪威胁，顿时上火了：敢给我邓二哥来这一套？充满蔑视地望着对方：“你想干啥？想打架是不是？开会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今天既然找了我，我就表个态：我是坚决要参加的。至于别的人参加与否，我管不着！我没有权力不要大家参加。”完全是一副豁出去了的神态。窗门边围满了知青，静静地注视着他们。
政治部邓主任见状连忙打圆场：“哎，你是二分场的名人哦！我们了解过，你对工作很认真负责，你怎么会不向党组织和领导靠拢呢？我们领导对你的印象是很好的嘛！这样吧；只要你这次听招呼，我有这个权力调你到总场当会计，这对了吧？”
邓二哥不屑地哼了一声，没有回话。他的顶头上司分场长陈德华比较关心他，也趁机说：“我历来认为你在知青中是很不错的，一直很看重你，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调换你的岗位，知青闹事肯定搞不成，从长计议，你也应该向组织靠拢是不是？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翠萍考虑吧？你要是成了反革命，他们一家子怎么办？”李翠萍是湖南妹子，二分场学校教师，是邓相好多年的女友，其父是农场老实巴交的老支书。邓二哥听了，抿紧嘴唇，足有八分钟没有回话，泪水在眼眶里涌动。
1973年，邓二哥在修建房屋时不幸从房顶摔下地，跌伤了腰不能走路。团卫生队见他伤势严重，命令他卧床休息两个月。摔伤一个知青在兵团算不了什么，缺少一个劳动力领导就心神不安了。连长看不惯他躺在床上呻吟的样子，时不时地关心他：咋还不出工啊？是不是想趁机偷懒哦！这还不算，第一年下连队插秧时，本来就没有痊愈的邓二哥工间上趟厕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急得大喊救命，两个多小时后才被路过的知青发现，赶紧抬回寝室，除了头部，脖子以下全没有知觉，人已经是全身瘫痪了。大会战期间，领导是不可能安排人照顾他的。第二天，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口渴了，望着近在咫尺的热水瓶毫无办法；渴极了，一使劲摔在地上；连队空荡荡的，邓二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就在冰冷潮湿的泥地上躺了一天。
邓二哥凭着自己的毅力和知青们的照看慢慢康复。病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带油珠的病号饭。连长认为这是搞特殊化，不准；他痨极了，到厨房找熟悉的知青要了一小点儿油，还没舔进嘴巴，那边就骂开了：“你他妈的偷油吃！要是大家都搞特殊，这食堂还不早垮了！”差点把个邓二哥气得吐血！
想到这些，邓二哥不参加罢工请愿返城的行例，除非他是白痴！哪怕明知后果严重，就算是上了贼船，他也要义无反顾地干下去。既然是大家推举我出来承头，我就有义务回报当年病危时，大家对我喂水喂药的照料，就不能冷了大家的心，为广大知青所不齿。真是那样，那我邓二哥还算个人，算个知青啊？他觉得有热血在撞击胸膛了：
“我必须参加明天知青举行的大会！”
吴双喜见他如此顽固，高喊：“把他抓起来！”
话音未落，邓二哥声音更高：“你敢！”
围在外边的十多个知青突然冲进来，无声围住三个领导，一双双眼睛充满仇恨和愤怒。
“把他们赶出去！”邓二哥当上二分场知青委员会负责人后，第一次果断地下达命令。
见身边的知青们虎视眈眈地逼近，一个二个都红了眼睛要拼命的样子，吴场长提着手枪，两腿哆嗦，声音颤抖了：“大家冷静，冷静，千万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邓二哥抿嘴无声地笑了，手一挥，让知青们放行。灰溜溜的吴场长这才终于明白了：今天的知青再不是可随意捏拿欺辱的了！并且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惹火烧身。
（十五）
彭清敏、杨跃志和黄玉成开完总场知青代表大会回到三分场，召开了各队知青勤务组会议，就二十九日全场知青上县城举行大会作出部署：全分场九个队早上七时在曼允街集合出发，体弱有病的可搭乘客车，有自行车全部骑车，还可搭一些人，余下的精壮人等全部步行；大会结束后与总场协商派车相送，否则全部静坐总场机关；为了不影响兄弟分场的生活，三分场的知青一律自带干粮。各队知青代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正准备返队时，又一个通知来了：
中共德宏州委十二·二八通知
盈江农场：
一、坚决不同意召开大会：
二、找他们的头头，坚决按国务院的通知办；
三、要求各场干部、职工深入到知青中去，理直气壮地宣传国务院指示、省委指示，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九时正
黄玉成以他贯有的豪放说：“不管它州委的，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大会照常开，不能让大家冷心。”经过商量，一封由三分场拟出的电文，代表总场知青委员会针锋相对回应德宏州委：
对州委二十八日通知的答复
德宏州委：
一、公民有集会、游行、罢工等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我们召开“坚决拥护国务院十二·二五通知大会”是因为考虑到知识青年在停工期间不出一切越轨现象。必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宪法应该得到保障和保护。
二、我们这次停工行动，完全是群众自发性的，没有任何越轨行为，不是你们所说的有什么头头，也没有什么头头能够解决和决定知识青年的任何行动。
三、我们召开大会是理直气壮地宣传国务院十二·二五通知。综上所述，州委十二，二八通知用词和理由是不正确的。
盈江农场知青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电文迅速派联络员送往各分场传阅。
四分场大部分知青在三队商讨怎样处理芒线电站出现的重大事故问题。电站的知青不愿意抢修。绝大多数知青对多年来农场的所作所为失望到了极点，当年屯垦戌边的满腔热情早已麻木了。受总场知青委员会的委托，吕跃炯反复动员无效，只得给大家二十分钟时间各队分别讨论，最后举手表决。表决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知青同意抢修水坝。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不是知青们对农场当局还抱有什么希望和感情，而是不愿意因为自己正义的行为给国家的财产带来损失。随即各队选出二十多名身强力壮的知青组成一支精悍的突击队，在吕跃炯等人的带领下直赴小铁桥工地。
盈江农场四个分场中，三分场最具影响力：彭清敏思想活跃思维缜密，运筹帷幄，最具才华；黄玉成文武双全，胆识过人，颇具号召力；杨跃志是知青中公认的笔杆子，且刚在省城《云南日报》受训近一年回来，视野境界非一般蜗居一隅的人所能比。农场早已将三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认定要阻止知青罢工浪潮，非把这三人镇住不可。
前往总场开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布置完后，已是廿八日下午。两天两夜没睡的彭清敏困乏已极，倒头便沉沉入睡。分场知青联络员周炳照自告奋勇，留在彭身边担任警卫。
黄昏，三辆吉普车驰进分场部，张玉春、李尚武率先下车，十多位总场及各分场的领导紧随其后奔向会议室，随即指名道姓要彭清敏等知青代表来开会。
彭在沉睡中被周炳照叫摇醒，睡眼朦胧地来到会议室，顿时心头一紧：盈江农场的主要官方人物几乎都来了。他们见他也如临大敌，都用一种恨恨的目光盯着他。这也难怪，农场这么多年为所欲为，固若金汤的权威崩塌了，这不能不使他们由沮丧而愤怒。彭清敏还未坐稳，李尚武的剑锋就劈杀过来：
“我慎重地警告你，明天你们知青的大会不能召开！这种错误的行为不利于安定团结，必须停止！”顿了一下，继续发威：“难道党委的话你们都可以不听？”
这不是交换意见，这是在下命令。李大书记自恃手中有省委和州委的尚方宝剑哩。
彭清敏此时已完全清醒。他端正身子，毫不含糊地回敬：“召开大会没有错！我们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召开拥护国务院通知的大会，以民主的手段实现我们返城的目的，与农场没有关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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