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阎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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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幽暗光影里赵老师在牌位前念念有词，当王战团和周正围着泥团包裹的刺猬燃起一堆枯枝，当同为“死子”的父一辈和子一代在树枝和阳台间分享着汽水和困顿，观众从大荧幕上收获了讶异、荒诞和温情，或许带着共情与治愈，或许带着困惑与不满，走出影院。
电影《刺猬》相较于原作《仙症》，有两处重要改写：王战团“得病”的时间与缘由，周正面对赵老师驱邪时的态度与选择。还有对小说中更多只是作为叙事者的周正，扩写其青春经历，展现子一代的生命经验：反抗家庭及学校规训，又经由教育制度成为海员而获得相对“不被卡住”的生活。这些改编回应着现时代的创伤记忆与转型需求，也承担着电影作为公共性艺术的社会功能。
小说《仙症》里，王战团的得病时间，被隐晦地交待为“运动闹到中间那两年”，而电影中，王战团则是与走私夹带的吴主任发生对抗，时间也被后置到20世纪80年代。小说意图处理的是十年动荡的历史创伤，电影则聚焦在改革时期的以权谋私，并以吴主任的“失足”，满足大众对公权力内部惩治的期待，同时以喜剧性消解着惩治的严肃。
《仙症》为了与开篇形成叙事的闭环，在结尾描写周正对出马仙赵老师驱邪仪式的抵触与最终归服。周正以3个月的不言不语，对抗父母对其口吃的过度治疗。在求助心理医生无果后，父母便归于前现代的民间信仰逻辑，推断他得上邪症。
赵老师出马，以语言威压和木剑击打，逼周正认罪，但周正却是“咬紧牙关”“继续咬牙”“始终不松口”。小说家虽然调用作者的权力，以神秘性为周正向仙灵牌位下跪作解释，“又是那股力量，推着我，按着我，走过去，跪下”，却无法继续以神秘性为周正“认罪”提供动力支持。这个时刻，作为周正唯一有情感共识的亲长，王战团的声音显得格外重要，当他隔着门向周正喊“爬过去就是人尖儿”时，周正才冲口而出“我有罪”，并且下意识的第一条罪责是“忤逆父母”。此处，借助民间信仰施展权威的，实际是传统伦理价值；此时，王战团与周正分享过的遭遇经验，间或成为周正向父母悔罪的心理基础。王战团在修理电视机被卡住的天线时，将个体经验与之建立隐喻，“我卡在节骨眼儿了，全是灰”，并劝谕周正“你得一直往上爬”。在小说的意义链条上，周正认同了父一辈自述为失败者的教训，于是向传统伦理和既有秩序悔罪归顺，努力“爬”过去。这并非一个张扬理想主义的结尾，即使小说最后用了非常诗意的文字作结。
电影则为周正赋予了足够的主体动力，他机智地把手机交给王战团，在被出马仙击打得口含鲜血时仍以语言回击“我也吃了你爹”，即使母亲跪在身旁、声泪俱下、以情相逼，也不接受强加来的罪责。王战团亦改变了小说中作为“劝谕者”的功能，成为周正反抗的伙伴，引进警察代表的公权力中断了传统伦理与民间信仰的联合威压。周正因为这一反抗行动的胜利，而有了更具解放性的自我确认：我是育英中学初五的学生周正。此后，他不再被留级和自卑感卡住。
应该提醒，电影的改编并非单纯地更加理想主义，而是故事进入大银幕，需要更加符合现代理性对于文艺的要求。社会的现代化，唯有落实在人的现代化，方得以逐步推进。自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内蕴的现代性需求之一，便是将人从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中松解出来，从而获得反抗旧家庭、旧王朝、旧秩序的动能。如果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历史生成的考察，就会发现其与民间信仰共生了内在而深层的绑定。
影片的结局段落，周正是在佛寺里拜访大姑，此时她已是“周居士”，镜头只给了她一个扫地的背影，暗示其忏悔的心境。周正的大姑，沉陷在给丈夫喂安眠药的心理罪责中，她“卡住”了。哪怕周正在拜访她时，对她的行为给予理解和宽容，但基于功利计算的动机解释，并不能治愈她的创伤。民间信仰对人的救赎，之所以还具有历史合理性，某种维度上在于人是情本体的存在，这是由“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客观实在。
影片中别具深意的，还有不同民间信仰在故事中的命运。周正大姑祈求的神祇，从“白三爷”到“主”再回到“白三爷”，十字架并没有展现神奇力量，被从供台上拿下，出马仙则被冲击制止。最后，只有佛寺被展现为她的归宿空间。这些波折背后，是复杂而微妙的文化结构隐喻。
电影《刺猬》大为丰富了小说未作书写的周正的青春反叛。最典型的一组镜头，是周正试图从前班主任杨老师手中夺过被作为“罪证”的情诗，随后冲出办公室、冲过走廊、冲过坐满人群的操场，并把作为规训隐喻的铁栅大门推开一道缝隙，实现逃离。周正不仅要自己挣脱，还希望将王战团从沉睡的“死子”状态唤醒，把找到的安眠药片都倾倒进窗外的大雨。
在周正相继反抗了学校的规训、传统伦理与民间信仰共营的束缚后，他仍是通过教育、考试、选拔获得一段相对自主的人生，但这种靠拢与适应是建立在反抗后的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电影对周正经历与形象的扩写，更深意义在于，有力支持了周正与王战团作为一对影子人物出现在银幕之上，并投下两个时代间的互文与隐喻。
小说中周正成年后做了环游世界的背包客，而电影则明确赋予其海员身份。父一辈的王战团，年轻时当过海军，犯病也是在船上；子一代的周正，却是借助商业巨轮、借助出海，实现不被卡住的人生。电影对周正妻子作为种族符号的改写，也富有隐喻意味。《仙症》里Jade是完全的中国血统，只是成长在法国，而作为影像表达的《刺猬》，为了简洁而明显地传递全球化联结的意味，让她拥有了洋面孔，来自一个中国与阿根廷的混血家庭。选取阿根廷而不是别的国家，恐怕不仅在于表达周正漂泊之远，更在于勾连起的是对作为世界市场重要板块的拉丁美洲的想象。
经商，出海，收获财富和爱情，这一叙事模式在明清小说和欧美文学中并不少见。所幸周正并没有落入俗套的暴富者行列，甚而他还要继续面对太阳的“阳”还是沈阳的“阳”的自我审视。当旧模式串联起学校教育、原生家庭、个体与秩序、漂泊与回归等时代议题，仍为我们言说当下提供了鲜活的新故事。尤其，当这一故事被安置在长久寄予振兴期待的东北，涌动的不仅是东北而是大变局下的中国对于广阔海外的想象以及深度联结世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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