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蒙·利奇 2010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商务印书馆， 第6-9章
Nugent, D. 1982. Closed Systems and Contradiction: The Kachin in and out of History. Man 17: 508–27.
Wenyi Zhang and F. K. L. Chit Hlaing 2013 “The Dynamics of Kachin Chieftaincy”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Northern Burma.”Cambridge Anthropology 31(2):88-103.
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理想型，必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变化。人口变化、资源分配、人群关系、市场调配、国家政策都可引发变化。研究结构变化，首先确定一定时空中结构的质地和结构，它承载各种变化，并衍生变化的方向。
景颇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人类学历史上被精细研究过。贡萨-贡劳体系是理想型，“其变化的终极‘起因’几乎总是可以归结到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但是任何变迁籍以体现的形式大部分取决于一个既定体系的已有内部结构”（利奇，202页）。既有内部结构指山官传承方式和联姻体系之间的矛盾，外部起因是克钦山官对傣王体系的模拟。模拟是失败的，因为山官与山民、傣王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本质不同。因此，研究的关键在于确认外部力量落实到内部的哪个具体事务上。外部力量对此事务的推动、拉伸、阻碍等经由此事务而调动社区力量，引发社会变化，并表现为人口结构变化、社会关系变形等。人类学的研究努力寻找这个具体事务。西敏司时代发展出小社区-大社会的方法，确认了内外交织的点，它对内承载地方事物的质地和结构，对外承受力量和方向。利奇之后的景颇研究力求界定这些点及其产生效力的过程。
利奇讨论了三种外部力量。他对生态力量泛泛而谈，对外部政治经济力量（缅人政体、中国中央王朝、英殖民制度、以及衔接于其中的马邦贸易）只是猜测，无法界定这些力量各自作用在景颇社区的什么因素上，或以不同方式作用于同一因素上，自然无法界定他们各自如何在当地产生什么效力及其过程。第三种力量是人：殖民制度要求每个村寨有头人，而景颇社区实行山官幼子继承制。殖民政策让每个村寨变成长子继承制。幼子继承制作为内外交织点，对内承载社区的结构和质地（比如，幼子通过祭师与天地关联，每年举行献寨门与天神仪式，重启景颇宇宙，这是幼子地位与民众跟随的政治基础），对外承载殖民政策的压力。但利奇缺乏田野材料，说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利奇之后的研究逐渐确立外部力量作用的点及其带动的社会过程。西敏司立足他之前的三本民族志研究，确立了小社区-大社会研究路径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范例。而在景颇案例上，从利奇开始，学者们一步步建立起一些点衔接起内外世界，但直到今天都未能找到一个像西敏司那样可以统筹一切的交织点。景颇案例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让我们看到研究一步步完善的过程。
Nugent确立了一个承载点：鸦片和玉石贸易变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变化。首先，英殖民者废除奴隶，禁止收贸易税和保护税，让财富无法在山官中累积；其次，杜文秀起义，以及缅甸山地和平地之间的政治关系经由英殖民而变得不稳定，这切断了贸易路线。经济收益的变化是贡劳-贡萨转化的基础，在鸦片贸易区域外的山官则不受影响（比如，516页和519页）。
但Nugent维系了利奇的贡劳-贡萨简单二分，看不到景颇社区内部复杂的政治划分，也就只能对材料做出政治经济决定论的分析。更关键的是，承载外部力量的鸦片和玉石贸易不局限于景颇社区，而是整个区域的基本状况。该区域内其他人群（如德昂、布朗、傈僳、傣族等）都受同样过程影响，但各自内部发生不同变化。为什么景颇社区发生的是贡劳-贡萨的钟摆式运动？
Zhang和Chit Hlaing补足了景颇社区内部复杂的山官类型，并区分每个类型如何回应不同政治经济力量。关键在于景颇人区分的四种山官：第一种是基于地方宇宙观的经典山官，其他三种都从中演化而来，每种演化各自对应在缅甸和中国的景颇人面对的不同政治经济过程（比如，新土地的可获取性、马帮贸易中的收入）。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面临一个问题：宏大历史叙事让每个地点都从其自身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被当成个案，各自的政治经济资源及彼此恩怨和关联也被抹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识到，社会关系分析的根本是过程分析。过程是网络的，不同因素在不同时间入场，接受之前因素产生的效果，又与它们互动产生新的效果，进而引发更新的因素入场 ... 这个过程还会形成层级关系：不同因素组合成新的整体，共同与新入场的因素互动。过程与层次是结构研究的基本，它不是民族志方法单独可以完成的，必须配合着模型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