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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电视剧《繁花》不免勾起长期在海外的我对故土的怀念。尤其是电视剧里的“虹口小汪”就在我从小居住的四川北路上，不禁让我想写些记忆中的上海往事，权且称之为“上海寻根”。
今天的年轻人肯定无法想象七八十年代上海浦西的面貌，那时，并没有城区大规模改造这一说，我居住的四川北路1949年是怎样的，到我1991年离开时还是那样。当时市民最大的抱怨是越来越黑越来越臭的苏州河。每年到夏天，路过苏州河你必须掩鼻而行。真正的大规模治理，还要等到1996年。那时的石库门弄堂里，还有叫卖磨剪刀的，挎着篮子用鸡蛋换粮票的。爆米花推着独款“机枪”吆喝着进入弄堂，总会有小孩子蜂拥而出，排队恭候，然后期待“砰“的爆炸声，爆米花的香味弥漫开来，给弄堂增添了不少热闹和人气。那时的弄堂，每天还能碰到弄堂里的邻居，每天能听到隔壁邻居“嚓”的一声起油锅炒菜的声音。弄堂里外，整天闹哄哄的，耳根少有清净。只有躲进亭子间，像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才能”成一统“。上海石库门建筑分两种。老式石库门，三开间，进入漆黑厚重的大门，便是天井，天井正面是客厅，左右是厢房，上下二层，俗称“三上三下”。虹口区四川北路大多是一百年前（1920-1930年代）造的新式石库门，没有厢房，类似美国的联排屋（town house）。一上一下，最大的变化是后门十平方左右的附屋（灶坯间）的斜顶改为平顶，上面搭建一个小卧室，这就是亭子间，亭子间屋顶用混凝土做成天花板，上方就成了“晒台”，晾衣服用。亭子间处于一楼二楼之间的夹层，形成一个独特空间，如果是家里常年有佣人，这里可以是佣人的卧室，如果有小孩，则可以是小孩的卧室。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人口急剧增加，丰乐里小区那种样式的联排石库门房子，原来每个单元住一户人家，到了七十年代，大多住了三户人家。丰乐里的房子正房朝东，亭子间朝西，夏天下午西晒最难熬，当年没有空调，无法呆屋里。所以小时候经常被暑气逐出房子，跑到弄堂里，甚至大街上去乘凉。亭子间虽然逼窄，里面住的文人作家还真不少。据记载，1927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住横浜路景云里的亭子间，《且介亭杂文集》的“且介”便是“租界”两字各取一半，再加一个“亭”，便指租界石库门住宅里的亭子间。鲁迅在景云里主编了《语丝》《萌芽》等文学刊物。而住鲁迅对门的是茅盾，当时正在写《蚀》三部曲。1933鲁迅搬到山阴路的大陆新村居住，和住在东照里的亭子间瞿秋白夫妇走得很近。那时巴金也刚从日本回来，住在溧阳路上的一处石库门亭子间，在那里孕育了《春》的诞生。因此，那个年代的现代文学大腕都住过上海亭子间，都是亭子间里做道场的高手。我父母1949年春结婚后，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景云里租借的一个亭子间，离我父亲的舅舅和姑母居住地（也是我出国前一直居住的；见《上海寻根一》）四川北路丰乐里大约走路一刻钟左右。大部分亭子间里，住的是我父母那样的生活并不宽裕的小夫妻或者单身，是张爱玲笔下的亭子间（《半生缘》），少不了财米油盐，有时一地鸡毛。但对于单身男女，亭子间有另一种意味，以至于木心说，住过亭子间的人，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繁花》中陈逸鸣饰演的画家和史依弘扮演的京剧演员，都是住在拥挤的石库门，甚至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嘈杂出租屋里，但这些有些落魄的搞艺术搞文学的中年人，为什么还能自得其乐呢？因为亭子间提供了一个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下图是我出国前住的亭子间，现在看如此残破，局促，但那些年是我的挺舒适的书房兼卧室。那张写字台最早是父亲用的，后来就慢慢地传给了我。十平方多一点的亭子间，写字台靠窗，房间的另一边是一张小床，墙上贴的是我收集的陈逸飞的欧美音乐仕女图（见下图），后来屋子里又多了一把吉他，还有一套带功放的音响，贝司足时能带着楼下的厨房一起共震。每天在里面听VOA和BBC，听当年欧美的排行榜流行音乐。这些仕女和书橱里的书，陪伴我度过多年，直到我离开上海。亭子间有私密性，在亭子间里，隔了一堵墙，一扇门，外面再嘈杂，你还是你自己，有足够的安全感。亭子间提供了边界感，当年的石库门往往住好几户人家，房子厨房间和卫生间都是合用的，但亭子间，没有人能私自闯入。亭子间可以有梦境，无论书里的“颜如玉”，还是彼岸的美利坚。我家的那栋石库门房子，现在住着生意人和打工的外来妹。没有人知道这屋子的户主人家的过去。1991年，我赴美留学，同一年，我的两个姐姐也经历了生活的重大转折。大姐1968年中学毕业后先是“待分配”，大概率是插队落户，不料班里一个同学政审后家庭出身有问题，恰好父亲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这个上海工矿名额就这样落到了大姐头上。多年后，在我1991年出国后不久，大姐从中华造船厂通过应聘考试进入了交通银行任职。当年国有银行直接向社会招聘，即使在八十年代也难以想象。交行的一个说普通话的女招聘官，很喜欢这个身材娇小的“小姑娘”，喜欢她的勤勉好学。大姐那时也已经是四十岁的中年人了，居然在改革开放中等到了这样的人生机会。日后也证明，离开日渐衰落的造船厂进入银行系统，简单是改天换地。1974年二姐中学毕业时，上海的分配制度里还有插队落户（73届是最后一届有插队落户的）。按照当年政策，老大工矿，老二就得去外地插队落户。家里最不愿看到这个结果是妈妈。记得二姐出发那天妈妈没有去火车站，甚至没有走出家门送二姐到弄堂口。而一向要强的二姐知道妈妈伤心，也是一扭头出门头也不回。1974年上海火车站还是虬江路的老火车站，许多送儿子女儿去安徽插队的父母等候在绿皮车所在的站台上，我和父亲，大姐，和常州表哥小胖，与坐在火车靠窗位置上的二姐一起等火车出发。拥挤的站台上很多父母在向车窗内的子女交代注意事项、关照孩子在外当心。火车出发前的一分钟喇叭里传来火车即将出发的通知，火车上骚动起来。车窗里的年轻儿女挤到窗口和车窗外的父母兄弟开始作最后道别，车上车下几乎一片哭声。我们看着坐靠窗位置的二姐，她非常镇静，也不言语。二姐消失在车上那些告别亲友的知青人群中。火车徐徐开动时，二姐终于探出头来，向我们挥手微笑着向我们告别。二姐就是这性格，不愿让别人看到她脆弱的时刻。火车渐行渐远，车站里送行的亲友慢慢散去，那年的二姐定格在火车上微笑的那个瞬间。1977年恢复高考，在条件非常艰苦、缺乏复习资料的农村，二姐仓促应考，作为73届的知青，经历一次次政治运动，本质上没有好好年过一天书，但幸运女神总是眷顾用心的人，二姐最后幸运地被淮南师专录取。次年暑假，她回上海探亲，住在亭子间里。文汇报上的一篇小说让她伤心落泪，那是卢新华的《伤痕》。师专毕业后，二姐当过小学教师，报社编辑，市委候补委员。但中学毕业就去安徽插队落户的她，一直心心念念有一天能回到上海。在1991年我出国后不久，二姐和二姐夫双双通过上海的“人才引进”计划调入上海，二姐在阔别上海17年后重归故里。而1991年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1985-1988在华东师大读硕士的三年，还有1988-1991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的三年，亭子间一直是我一个人的小天地。1988年到上大文学院工作的第一年，我就参加了一个“艺术和文化管理“培训会议的外宾接待工作。国外来宾中好几位是美国教授。我由此有幸结识了哥大艺术管理专业主任Steve，和他长期保持着联系，1992年3月我坐”灰狗“（长途汽车）从印第安纳州到纽约市，他请我吃饭，饭后在“百老汇”的格什温剧院看了一场音乐剧《大饭店》。在那次会议接待工作中还有好几位一起参与翻译工作的同仁，都在动脑筋出国，后来也成为了多年朋友。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出国留学的最初环境诱因。那时，我经历了一个人生迷茫期，虽然拿了一个文学硕士，在上海大学也有一份稳定的教职。但是，总觉得生活停滞了，与Y君的dating成了一场无果的拉锯，工作上也兴味索然。1989年春节，同窗老友程怡给我的信中说，她的朋友也是她父亲的学生刘昶在美深造，你英语不错，何不尝试一下。她的信点醒了我，是啊，出去看看世界吧。当年动念出国，是一种逃避？还是自我救赎？抑或兼而有之？当年的自己，深感自己正在沉沦，内心有一种寻找希望和出路的冲动。毕竟在亭子间时间住长了，也会憋死。木心说，亭子间里的人“个个把有限的生命看作无限的前程，因为上海这个名利场不断有成功的例子闪耀着引诱人心……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的人，也就枉为了上海人”。（《上海赋》）。我其实没有什么野心，也不知道将来的命运怎样。只是在人生那个节点上，从亭子间出走，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成为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定。那时，还是一个前电脑时代。我除了每天教学工作，兼做一些文学和学术翻译，听英文广播和歌曲之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用自己买的一台打字机做各种出国的“功课”，打自己论文的翻译稿，联系学校的信，发给多所学校的申请。打字的手势从生疏一直打到溜得无需看键盘，这清脆带节奏感的敲击声在完全进入睡眠的石库门弄堂常常坚持到半夜。一天，住隔壁亭子间的大姐在弄堂里碰到我，委婉地询问我半夜在做什么工作，我那时突然意识到，在她的想象里，隔壁亭子间每天半夜三更的敲击声，不就和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吗！我在打字工作，窗台的修补过的泥墙展示的是一个年久失修的石库门建筑我刚到美国的一两年，先是俄亥俄州，后来是印第安纳州，住过各种house里的小房间，对于亭子间走出来的人，这些毫无违和感。虽然简陋，而且要自己做饭，但是自得其乐，心无旁骛。这恰恰是老上海的亭子间生活留给我的遗产。笔者在Purdue读博期间在印第安纳州府的一个购物中心（1996）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有两个姐姐，没有哥哥，但回顾我的一生，几乎所有阶段都有一些兄长朋友，给我扶持和启迪。最值得提到的是我和以义兄和天佑兄的交往。我们三个住的很近，都毕业于复兴中学，又都在华东师大深造，然后都先后去美国留学。我刚上小学就认识了以义兄，一直到今天，居然是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我1979年进华东师大读本科，是以义兄在我的寝室里和我一起挂的蚊帐。他比我早一年就读华东师大硕士。我大学时期的第一篇小说翻译，以义兄一字一句校读了好多页。在我写的八十年代回忆《我们的共同文本》里我提到他。我们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多年前离世的戴天佑。八十年代初复兴中学搞校庆日，以义兄邀我一起去复兴中学参加校庆活动，他说，不介意的话，他会喊上戴天佑一起去，我最初知道天佑兄是“文汇报”的一则消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被文汇报作了文字报道，还配了天佑兄和另一位华东师大毕业生的答辩现场照片。随后，天佑兄就留校任教了。天佑兄住四川北路柳林里，以义兄住长春路的启秀坊，我住四川北路丰乐里，三处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型。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以义兄约好一起去柳林里。在那里的一幢联体洋房的二楼里，我第一次见到天佑兄，还见到了天佑兄的夫人小王，她操一口普通话，可能是外地人（天佑在北方插队落户时认识的？）。相貌上看，天佑兄和以义兄应该差不多年纪。以义兄是老三届高中生，比我大十岁，天佑兄也是复兴毕业的老三届。以义兄和天佑兄是华东师大最早的研究生，两人是在读研时认识的。以义兄读的是科学哲学，天佑兄读的是在英语系欧美现代文学。他俩都在文革中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而1977年高考恢复后，他们幸运地直接考入各自的研究生专业。三个复兴校友，又都是华东师大校友，同样的背景，是以义兄促成这次“三人行”的原因吧。天佑兄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内向而富有才情，认识天佑兄后，我在本科的最后两年里还蹭过好几次他教的英美文学课。天佑兄大部分用英语讲授。他的英语功力和流畅度在他们那一代人里一定是最厉害的。那时，我写过一篇比较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索尔贝娄的《奥吉玛奇历险记》的论文，请天佑兄提提意见，这路“历险记”属于美国乃至整个欧美“自我教育小说”的传统。天佑兄虽未作深入评价，但肯定了这篇文章的思路。我在华东师大读研期间，天佑兄和以义兄先后出国留学。天佑兄后来因病不得不辍学回到母校，我后来问在美国的以义兄，他说压力大呀。我和天佑兄还有好几次偶遇，一次是在华东师大校园的主干道上，他告诉我他太太小王不幸遭遇车祸去世，出事地点就在我们站的位置附近的华东师大校园大门口。他和太太当时早已从四川北路柳林里搬到华东师大一村居住。又过了两年，一天晚上，我在四川北路的柳林里附近偶遇正在散步的天佑兄，和他简单聊了两句。天佑出现在柳林里，估计是回老房子看父母，当时，他的衣冠不整，神情暗淡，一副潦倒的样子，让我诧异。不久后，我就听到了天佑兄在家中煤气中毒去世的消息。天佑兄去世后，以义兄还在香港报纸上发过一篇追思天佑的文章。我熟悉的天佑兄，出国前意气风发，不拘小节，纵论文史，谈笑风生，回国后挫折连连，悲剧不断，独酌苦酒，意兴阑珊。“写的论文不让过啊”，天佑兄有次对我说。我在普渡大学念书时碰到几位同学是当年华东师大外文系的学生，谈起天佑兄当年的一些轶事，不胜唏嘘。念及以义兄悼文的结尾提到的天佑的儿子，当年只有十岁，现在应该是人到中年了吧。和天佑兄相比，以义兄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学者，永远沉稳如磐石；他和天佑兄一样，一米八的高个，中学时喜欢打篮球，博览群书，文史功底和数理基础均出类拔萃，他也是一个从亭子间走出来的博士。1992年我初到纽约市，春寒料峭的一天，我和以义兄约在法拉盛见面，以义兄请我吃了饭，然后驱车带我去了罗斯福岛，在夜色里，看灯火璀璨的曼哈顿全景。1992年第一次到纽约，从罗斯福岛看曼哈顿夜景，非常惊艳。夜色里的曼哈顿，让人沉醉。诺大的世界，也让人感觉渺小，如同尘世中的沙粒。三十余年，弹指之间。我和以义两个留在了美国，以义兄定居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和我居住的纽约州府Albany四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科学史专业博士学位后又到宾大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后来就职纽约市教育局，前些年还在复旦大学教过几年科学史。我在美国先后呆过五个州，几经转辗，最后落脚纽约州府Albany教书至今。
以义兄是个有抱负的人，总希望能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学问。他治学极其严谨，可谓皓首穷经，一直到退休笔耕不辍。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给以义兄的专著《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写的“代序”中说到，“作者苦心孤诣，把我们送进至高无上的理性世界，这真是莫大的功德“。以义兄把这本新著寄给我，很诚恳地让我提提意见，希望做些讨论。我读的是心理学，对他这样一个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宾大博士后，非我等能望其项背，但是，读这样的书，有时确实也让我脑洞大开。尤其是扉页题字“昊天孔昭”，大恸无声。
到美国后的三十多年，我们之间的交往从未间断。最后一次和以义见面，是以义兄到Albany开会，他说有差旅费，额度正好能请我吃顿晚饭，记得我们去了学校附近的Stuyvesant Plaza的 TJ Friday餐馆。我们事无巨细地海聊，从阳春白雪的学术概念，到最下里巴人的八卦消息。当行当止，风轻云淡。
最近的微信电话聊天里，以义说他和太太都喜欢读我在“渡十娘”（北美公众号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想和杂谈。能得到以义兄的称赞，让我欣喜且陡生成就感。从上海到纽约，我和以义兄都走了几十年，我们都经历了各种变故乃至伤痛。回想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回想早逝的天佑兄，步入晚年的我们又像是漂流在异乡他国的幸存者。
疫情前后有好几个夏天，我在西安逗留，结识了不少西安朋友。我发现，西安人对故土有一种执念，他们的饮食，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祖先，栖息了两千年的那片白鹿原，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相比之下，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可能上辈子就已经被连根拔起，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园，除了他们的蜗居，除了能让他们自由遐想“外边的世界”的亭子间。
上海，即海上，是上海的宿命，也是上海人的家园。
戴耘写于2024年12月1日星期天，改定于12月3日，Albany郊外陋室。（预告：《上海寻根》之七，想回过头看看，我的祖辈如何走出徽州的山区，走向了东海海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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