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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木然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木然，曾任加拿大《星島日報》副總編輯、《加拿大都市報》總編輯。同時在電台、電視獨立主持多個時政類節目，目前為自由撰稿人。中山大学百年校庆轰轰烈烈，与我共圈的网友大概被我一天数帖的校庆倒计时直击报导整烦了。这没有办法，中大人说了，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大。我出生于康乐园（校护养院），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先后在那里生长、学习、工作、居住共38年，怎么说也算是资深中大人了。加上我圈中大人甚多，光是中大子弟也有几十人，我与康乐园感情殊深。今年校庆那天，看到由担任多届央视春晚总导演的79哲学校友杨东升担纲的这场校庆晚会直播，以及全球各大城市纷纷为中大百年校庆亮灯的视频，山高水长，傲睨万物。除了由生以来的自豪和优越感外，还参杂着一丝怅然的失落。这种「失落」与我离开中大、或者与康乐园渐行渐远无关。在校方这场「世纪中大、山高水长」的强大历史叙事里，我听、我看总与所知的历史现实出现模糊的错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我们已经失去什么？
毫无疑问，今日中山大学校史编年是从1924年邹鲁奉孙中山命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开始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大77中文专业的陈平原在《我那“山高水长”的母校》一文称这个设定“线索非常清晰，没有人质疑，可我从未听说有哪位中大人想拉长校史，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05），或从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1888）、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博济医学堂（1866）说起⋯⋯”。陈平原这么说已经不是武断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他应该知道天下岭南人是有质疑声的。的确，综观今日中国各高等院校在书写学校历史时，多是想方设法寻找“前身”以证其“历史悠久”，极少有像中大这样割弃前度突出其“根正苗红”。个中原因自然不难理解，但记录历史是不应该根据需要而随意摘取的。今日中山大学的主校园康乐园原为私立岭南大学的校园，这是人所皆知的。“岭大”前身是格致书院，它于1888年3月28日在广州建校授课，1904年由澳门回迁广州后在广州河南康乐村购下30多英亩土地，成为日后岭南大学的永久校园，这就是今日康乐园的由来。到上世纪40年代，岭南大学已发展成华南第一学府，拥有一个蜚声海内外超一流的大师级教授专家团队，完全可以叫板国内任何一间超一流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前，岭南大学先后拥有文、理、工、农、商、医等学院。1952年底，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史称“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主体被中大所并入，其工学院分离出去成为今日的华南理工大学，农学院离校后成为今日的华南农业大学，岭南医学院的前身是博济医学堂，创建于1866年（清同治5年），1930年并入岭南大学后更名为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院系调整分离出去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山医学院，后更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并于2001年回归中大。所以，如果单一从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看，中大校龄确实是100年；但如果从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至今的整个历程看，中大校龄应为126年；如果从博济医学堂的历史看，今天中大的校龄则是158年。
陈平原称中大校史从1924年开始“这个线索非常清晰，没有人质疑”的原因是“一方面，那是因为中大人普遍崇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另一方面，我们更看重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且题写校训这一光荣起点⋯⋯某种意义上，这既是考辨史实，也是确认立场、高扬旗帜。”陈平原这话倒是一语中的。今日中山大学校史如果不按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单以“孙中山创办”这个“立场”和“旗帜”划定，这么说大概率是没有人质疑的。1952年院系调整，岭大无论从学校规模、学术地位和名气都大大领先中大，因为要去西方化，以苏联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系统，岭大“毫无异义”就被分拆得七零八落，康乐园也变成了中大校园。当时与其说是岭大并入中大，不如说是中大融化了岭大，那时自然也是没有人敢质疑的。当唯一的声音来自于权力的耳边，社会能听到怎样的异议回音呢？但没有“回音”不等于没有“声音”。窃以为如果今日中大与昔日岭大的关系是取代关系，那么1924年以前的历史可以不计入其中；但如果中大岭大是互相融合、传承发展的话，秉持“中大岭大一家亲”的精神，“百年校史”这个提法就显得牵强附会、血气不足。
究竟今日中大和岭大是融合还是分割、是传承还是取代，我们可以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根据今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官宣网文介绍：“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克服了左倾的影响，逐步落实了各项政策 ”，于1980年8月24日在母校康乐园正式成立。同许多中大人一样，作为历史见证者之一，笔者当年目睹了“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成立的完整过程。其时广州一批岭大老学长，联同世界各地的岭南校友，向学校提出确认“岭南大学在中大”这样一个事实，时任校长黄焕秋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学校成立专责小组研究如何确认中大和岭大的关系、如何安抚岭南校友的心，以及如何借助天下岭南校友的力量推动中大收拾“十年”旧残局、迎接新发展，“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因此应运而生。为了推动中大、岭大的融合，中大还专门将土木工程和桥梁隧道专家、原岭大工学院院长桂铭敬在中山医学院工作的儿子桂治镛（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调入中大，同时担任中山大学秘书长和“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秘书长，以利于减少行政上的繁文缛节，加速修补中大与岭南的融合关系。“岭南校友会”成立后，海外不少岭南校友仍然心存负气，他们认为中大所在校园原为岭大所有，由此提出“恢复岭南大学”的诉求，当时居住在美国的岭南校友、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代表这些校友写了一封信给教育部，要求恢复“岭南大学”，教育部对“教会大学”复办持否定态度，邹至庄透过校友会再致信给曾在岭南中学和大学就读过的、时任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廖承志听取了各方意见后，经与中央相关部门研究，接受“岭南大学并非教会学校，而是由美国岭南基金会出资成立的私立大学”的定性。考虑到历史现状，也照顾到岭南人的感情，同意在中山大学建立“岭南（大学）学院”，这个名称之所以是将“大学”用括号括起来，正是为了强调“岭南大学在中大”这种“融入和传承”的关系。国务院这个批复向全球岭南校友释出友善和诚意，中大与“美国岭南基金会”（简称为“美基会”）因此恢复了中断近30年的官方联系。“岭南（大学）学院”遂于1988年获教育部、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得以建立，“美基会”为岭南学院的建立提供了资金，并明确以后“岭院”毕业生将同获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学院双文凭。
事实上，自“岭南校友会”成立以来，海内外岭南校友对中大的重建发挥了巨大的助力。特别是中大与“美基会”重建关系后，每年邀请了大批的国际著名教授、学者和科学家到中大访问交流、出资捐建“岭南堂”、购买高端实验设备、资助中大各系教师、以及学校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分批赴海外留学、进修以及从事科研。短时间内，中大的学科建设及学术水平得以快速提升。中大与岭大的关系，因为孙中山先生对广东教育的重视，在历史上存在着事实的亲缘关系。开放改革后进入八十年代，中大岭大唇齿相依、互相交融。这种融合令教育经费紧绌的中大受益良多。中大每年都能从海内外岭南校友获得大额捐赠，甚至连与中大岭大毫无关联的霍英东，也在岭大香港校友、时任香港愉园体育总会副主席李毓宏等的推动下捐赠了英东体育馆和体育场。这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大优势”，是国内其他高校难以相比的。黄焕秋及其之后几任校长在每年的校庆主题叙述中都会提及“中大岭南一家亲”的和睦精神，这是开放改革后中大浴火重生的发展之本。中大岭大密不可分的融合关系，除了红楼绿瓦、校园里矗立的冼星海、廖承志、陈寅恪、端木正等岭南人的塑像外，更深层次的传承影响至今。今日中大拥有三校区五校园，关于“珠海校区”，“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于1999年9月11日正式启用，其前身为珠海市人民政府筹建的市属’珠海大学’的校园，后由于珠海大学筹建方案未获得教育部批准，珠海市人民政府将已经部分完工的珠海大学校园无偿赠予中山大学，并与中山大学合办本校区。”珠海市想办一所大学未获教育部批准是事实，但“无偿”两字却有些牵强。我记忆是上世纪90年代末，几位岭南老校友回忆起早在二、三十年代，岭大曾在中山县会同村（现今珠海市）买了一块地，一直没有开发。1952年岭大中大合并后不了了之，地契有可能保留在学校总务处。为此几位校友积极推动学校有关部门找到当年的地契并形成报告，建议学校收回这块土地。校长黄焕秋随后亲自主导，指派学校相关部门联同“岭南校友会”与珠海市商榷收回该块土地。珠海市政府在研究了相关资料后提出用土地“置换”方式，即提供今日珠海校区这块地给中大，由珠海市和中大共同投资办学，相关协议在1999年签订，中大珠海校区遂成为全国高校率先走向特区建立校区的先驱者。可以说，昔日岭南人放弃“复校”，把珠海那块土地交给中大，是今日“中大珠海校区”蓬勃发展的根本。我在这里确实是较真在历史的细节里。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清楚，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不容忽视的事实，才是真正的历史”（Pierre Bourdieu）。中山大学肩负教书育人立德的崇高责任，学校如果在叙述自己的校庆史都前言不搭后语，未来又如何能面对千千万万中大学子？
陈平原说中大人对中大校龄史实无异议，是因为“中山先生就是中大的校魂”。其实，孙中山于岭南大学而言，何尝不是学校的精神和灵魂？
今年校庆舞台重现了孙中山1923年12月21日在岭南大学“怀士堂”演讲“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情景，当其时作为中山大学前身的“国立广东大学”尚未出世。
“国立广东大学”是在1924年2月开始筹备，其时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孙中山为学校题写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广东大学教程》。学校于该年9月19日开始上课，11月11日行成立典礼。由于13日孙中山要乘永丰舰经上海、日本北上天津转北京，遂委托大元帅府总参议胡汉民代其出席成立典礼并宣读训词。四个月后，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京去世，享年59岁。这就是说，“国立广东大学”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并未到访过学校。
孙中山去世后，3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分部全体党员唁电北京，要求将上海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廖仲恺回复基本同意，随后东南大学也提出相应要求。倒是“广东大学”后知后觉，到3月24日才由《广州民国日报》刊文提出建议，后在廖仲恺推动下，于1926年8月17日获颁令批准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前面说了，由于上海大学、东南大学等也提出相关请求，且早于广东大学，为了平衡各地的提请，遂批准武汉大学改为“第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改为“第三中山大学”，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到1928年2月，再将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各地大学纷纷更名为“中山大学”表面上看都与“中山魂”有关，但实质是希望藉由获得政府更多的经费资助。
题外话，广东“国立中山大学”的成立日本来是1924年11月11日，到了1951年的11月11日，院系调整前新中国首任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和副校长冯乃超致电宋庆龄称“学校决定从1951年起，将校庆日改为11月12日，以表达对于孙中山先生手创中山大学的纪念”，此申请获宋庆龄同意，这就是中山大学校庆日的来由。
在理清了中山大学建校的历史后，我们再来看看岭南大学校史。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孙中山对岭南大学的影响大于中山大学。
1917年，孙中山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织南方护法军政府，并当选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此时岭南大学副监督的钟荣光鉴于学校财政状况难以维持，向大元帅孙中山和广东省长朱庆澜要求援助，其时元帅府刚成立，经费异常拮据，所属职员无薪可发，大家不分职务级别，每人每月一律只能领取广东毫洋22元，仅供个人食宿之用，生活十分艰苦。但为了支持钟荣光办教育，孙中山立即拨了一笔款给岭南大学。
孙中山生前还曾三次到岭南大学演讲。1912年5月7日在学校“马丁堂”发表了《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1923年12月21日偕夫人宋庆龄到访，在“怀士堂”发表了《学生之立志与责任》的演讲；1924年5月2日，孙中山第三次到岭南大学向全校师生发表了《学习七十二烈士舍身救国的志气》的演讲，号召大家向烈士们学习，“应学他们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
岭南大学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也曾给予有力的支持。1922年6月15日深夜，粤军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危急中孙中山扮作出诊医生与卫士离开总统府登上永丰舰（即「中山舰」），后改乘英舰离开广州。负责殿后的孙夫人宋庆龄在6月16日离开总统府，由岭南大学副监督钟荣光派岭南大学的电船到沙面接宋庆龄抵岭大，在钟荣光的寓所黑石屋躲藏数天后再辗转送往香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百年中大”只承认1924年之后的校龄，那么「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则与中大没有丝缕关系。今天中山大学之所以要突出这段讲话，以及将孙中山多次到岭南大学演讲语焉不详地嫁接到中山大学校史上，无非是1924年后的中山大学除了一个“校训”外，能与中山先生有关联的硬料不多。我相信今天有相当大比例的中大人不会唱“中大校歌”、也不能完整讲出“中大校训”，但几乎所有中大人都知道“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是孙中山对“中大”学子的期望。
自建校以来，岭南大学也不乏革命的红色基因。如在校史光环中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于1921年就读岭南中学。据冼星海的中学老师、岭南名家冼玉清教授所着《冼星海中学时二三事》称：冼星海在岭南中学就学理应于1924年完成中学学业，1928年大学毕业，属「惺社」，但因家贫中断中学学业，在岭南附设华侨学校兼任庶务，并于1927年任音乐教员。冼星海一生与中山大学并无交集。今天座落在中大校园东湖湖畔的冼星海像，是开放改革后由居住在香港的岭南校友联同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透过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向校方提出捐建，在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和时任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会长王屏山的推动下，于1984年12月2日落成。中大校园中心所矗立的“惺亭”至今还有人说是记念冼星海而建是不准确的。“惺亭”是由岭大“惺社”同学为纪念岭大三位殉国先烈——史坚如、区励周和许耀章，众筹6000元于1928年建成。史坚如是辛亥革命烈士，区励周、许耀章为1925年沙基惨案烈士。
岭南大学在抗战时一直未停课，肩负起教书育人、培养国家栋梁的责任。1938年正是烽火连天、国家蒙难的危机关头，岭大先由广州迁往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大学和附中部再从香港移至粤北韶关仙人庙岭大村坚持办学，培育了大批有志青年奔赴前线；1945年抗战胜利，岭大迁回广州康乐园。陈香梅对于在粤北就学这段生活有诗寄志：“万树千山忆大村，烽烟劫火祸连绵。抗日不忘勤学志，红灰儿女绿窗前。”以及“天涯游子梦魂萦，苦读八年炎难盈，寻得荒山来建校，亦书亦剑岭南情。”1948年，著名社会和历史学家陈序经教授从天津南开大学南下接任岭南大学校长一职。此时国民政府正展开“抢救学人”行动，拟把大批学人送往台湾。陈序经凭藉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抢先将一批知名教授、学者接到南方，留在岭南大学，这些学者后来不但成为中山大学的品牌，也是中国教育界的重要栋梁。据陈其津在《我的父亲陈序经》所述：陈序经南下前数次从天津到北京，说服协和医学院医学放射专家谢志光教授到岭南大学医学院任职。陈序经的诚意感动了谢志光，谢随后亲自说服了数位协和医学院的大师级教授，如病理学专家秦光煜、内科专家陈国祯、微生物学家白施恩、神经解剖学专家许天禄，以及外科专家司徒展等南下到岭大，这些人连同原岭大医学院的寄生虫专家陈心陶、小儿科专家钟世藩（钟南山父亲），儿科泰斗周寿凯、病理学专家林树模等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中山医学院以及中国医学界各科掌门人；眼科翘楚陈耀真和毛文书夫妇更成为中国现代眼科学的奠基者。著名的数学家、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姜立夫1949年4月已经去了台湾，在陈序经去信诚意劝服后，欣然离台回归岭南大学任教。同一时期，陈序经还分别邀请了语言学家王力、原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主任陶葆楷、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著名的测绘学家陈永龄，原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张纯明，经济学博士、拥有“南开四吴”之一的吴大业教授，以及代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史学家梁方仲等。当年历史学家陈寅恪离开北京清华南下抵达上海，据云台湾方面特意为他留下一架飞机随时接他走，陈序经闻讯后亲赴上海，说服滞留在沪的陈寅恪继续南下到「岭大」安家。
陈序经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不但是挽留了大批学者教授，而且还向国外招揽了大批专才。如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教育家汪德亮、从英国归来的经济学家王正宪及其夫人、数学家潘孝瑞、从法国归来的法学博士端木正、从美国回来的电子学家林为干、数学家郑曾同、历史学家蒋相泽、政治学家钟一均、植物学家陈焕镛、生物学家廖翔华、园艺学家李沛文、兽医专家邝永禄、外科专家王承恩、外国文学专家杨绣珍等。加上委任哈佛博士、物理学家冯秉铨为教务长（其夫人高兆兰为光学专家）、社会学家伍锐麟任总务长，这些人才后来经过院系调整后，不但擦亮了中山大学这块名牌，也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半边天空。一个可作参考的指标是，根据1956年中国评出的56位一级教授，其中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在岭大或中大任职的就有12位，占当时中国一级教授的五分之一以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源自岭南大学教授群体，当时医学院的8位一级教授中，有7位原在岭南大学任教。由此可见，1952年院系调整前岭南大学的师资队伍可谓实力非凡。用今天的话说，陈序经当年聘请的这些名教授中的任何一位无论去哪所大学，都可以登上热搜成为耀眼的品牌。这批岭南精英一生含辛茹苦、历尽艰辛为新中国建设、尤其是培养各科专才贡献出巨大的力量，这是最珍贵的「红色基因」。所以，岭大不忘中大，而中大有今天更不能割舍岭大。正如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教授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我作为中山大学的领导……，我觉得我们中山大学是很幸运的，因为中山大学既有孙中山先生组建的广东大学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同时又吸纳了岭南大学这样一支非常优秀的血脉，岭南中大一家亲，我的感受是越来越深，这个一家亲，在孙中山先生没有创建广东大学以前，就已经奠定了基础”。（见前中大副校长李宝健教授2016年纪念岭南大学成立12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讲话）。
我一直期望在11月12日这场“世纪中大、山高水长”的狂欢晚会上，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长廊里看到更多的中大人岭南人，不止有邹鲁、许崇清、冯乃超、鲁迅、柯麟、黄焕秋、龙康侯、蒲蛰龙，还应该有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陈寅恪、刘节、梁方仲、姜立夫、谢志光、容庚、冼玉清、商承祚、王力⋯⋯等，哪怕是一个快闪的走马灯镜头也能得到饮水思源般的抚慰。最起碼的，也应该把目前在世的历任校长请上台，以表达后辈对前人服务中大的感谢。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也许是错失？在这场花足了钱的共欢大合唱里，那些在康乐园辛勤耕耘的开荒者，他们同样是历史的主角，无论他们演绎的是喜剧，还是悲剧。当我写到这里时，脑海里总会频繁闪回一些旧时的画面。例如岭南大学风风雨雨126年，例如陈序经校长之死、陈寅恪被逼迁离开东南区1号，惺亭前容庚、商承诈被剃头扫地⋯⋯这也是“世纪中大，山高水长”的一部分。当然，马岗脚下杜鹃啼血，马岗顶上图书馆内却只闻新人笑。中大78中文陈小奇在中文系“百年”系庆的讲话中称：“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学；没有文学，文字就失去了魅力；而没有文字和文学，我们就没有了人文，没有了光芒万丈的文明。”陈小奇这话出自中文系情怀自然没错，他的《涛声依旧》和《山高水长》是我很喜欢吟唱的歌曲。与小奇无关的是我想到假如文字、文学在书写历史时语焉不详，或心照不宣，专事仰仗和谄媚之工，在这样的历史叙事里，纵使再炫目的文字、再璀璨的文学，它所传达的人文精神也是苍白的、畸形的。
“世纪中大”，无论是“档案馆”还是“校史馆”，应该展现如下的文字记录，这些不是文学，也不是创作，是历史：1966年6月，在学校风雨操场被批斗完的历史系主任、史学家刘节被喝令“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结果，在拳打脚踢与怒骂声的夹击下，年已花甲的刘节像狗一般爬出这所礼堂；1967年2月，流放到天津南开大学的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因心脏病突发，校方怀疑其是“美国特务”自杀而被剖腹验尸。陈序经家人、朋友均受其所累，陈序经存于中大的3000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门当作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卖得款项127.02元；1969年春节刚过，史学家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1号，拖着残体搬至西南区50号。这位中国史学大师此时已经预感到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为此他预先为夫人唐筼写下一副挽联：数月后，陈寅恪果然撒手远去，那天康乐园一棵大树无故倒下。失去精神依托的唐筼在先生离去的第45天也奔赴九泉去见眼枯人了。如果要我用文字描述这个场景，则是“涕零泣下，泪干肠断”。真希望有朝一日中山大学能复原西南区50号作为陈寅恪最后居所以警示后人，它定然比今天的“陈寅恪故居”更具现实意义。
历史离不开痛苦铸就，辉煌总是伴随着苦难而发出炫目的光彩。今日我之所以在这出气势磅礴、响遏行云的校庆剧落幕后再重提“昨日”，是因为当我在反思百年、并且超越百年的学校历史时，内心不断响起的一个声音是我们可以用欢笑解除痛苦，但不能为了歌功而割断历史。一所大学，如果把痛苦抹去，只留快乐，那么这所大学如何能承担起传承历史的责任？父辈在康乐园遭遇的一幕一幕悲剧，也是我们许多中大子弟成长中的“童缘”。可惜今日在我们回忆康乐园生活的叙事中讲到“那一年”时就戛然而止。这童缘之殇、历史之痛，如今也习惯性地被忽略了。这是多么无奈的事情。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远离反思，或者是学会在普天同庆时拒绝反思，以及不会在主场叙事的巨大音频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但纵使如此，我们仍是爱中大的。校庆那天，我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无论中大发生怎样的变化，它始终是我内心珍惜和热爱的家园⋯⋯”
一位在中大工作的旧同事在校庆日过后的清晨，拍下回复安静后的校园画面给我：中区草坪依旧绿草如茵，百年古榕默默地亲吻大地，那时我脑子里忽然想起自己很多年前写过的一句诗：“自由的风没有形状⋯⋯”。同事在微信里对我说：「昨日再喧哗，每个人都只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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