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海经济城市发展史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城市，其发展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宋元明清时期。在这段时期，上海经历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而老城厢作为上海的历史中心，承载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
在宋元时期，上海尽管还未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大都市，但其地理位置已使之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中心。这一时期，上海依托其优越的河口位置，成为连接内陆与海洋的关键节点，尤其是在宋朝末年到元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上海的港口地位逐渐凸显。
在宋代，上海主要以农业和渔业为生产基础，稻米和鱼货是主要的生产物品。地处长江口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的农业和渔业都非常发达，稻田和鱼塘遍布，渔船来往频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渔业经济。而随着商贸的发展，上海逐渐形成了以宋江为中心的原始市镇结构，周边地区的农产品和渔产品在这里交易，吸引了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前来。进入元代，上海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由于元朝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海禁的放宽，上海成为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之一。海外的商船通过上海港口进入中国，带来了各种海外商品，同时也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带向海外。这一时期，上海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市场和商铺数量增多，各类手工业也开始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城市的繁荣。
宋元时期的上海虽然在规模上不可与明清后期相比，但在这一时期的基础设施、经济活动和地理战略位置上已经奠定了其作为商贸重镇的基础，对其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明清时期的到来，上海老城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时期，上海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行政中心，更成为了重要的商贸和文化中心，其城市功能和结构都得到了显著的扩展和完善。
在明代，尤其是自从设立上海县以后，老城厢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老县衙作为当地政府的行政中心，不仅处理地方行政事务，还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全。紧邻的城隍庙不仅是民间信仰的中心，更象征着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和利用。城隍庙内举办的庙会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成为了商贸活动的集散地，吸引了大量商人和买家。
到了清代，随着海禁的解除和对外贸易的增多，上海的经济活动进一步繁荣。老城厢的蓝色区域，即商贸区，逐渐扩展。这里的街市繁忙，商铺林立，售卖着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商品。外来商人和本地商贾在此交流，不仅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商业城市。此外，老城厢的黄色区域，即民间宗教功能区，也显著增强了城市的社会凝聚力。关地庙等宗教场所不仅是信仰中心，也是社区活动的集中地，居民在此进行节日庆祝、市集交易及社交活动，增强了社区的联系和归属感。明清时期的老城厢不仅是上海的政治和行政中心，更成为了经济和文化的汇聚点。其多功能的区域布局有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也加深了上海作为东南沿海重要城市的地位。
除了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上海的自然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交通便利，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在这个时期，上海的农业生产逐渐发展，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易也成为了上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倭寇的出现也影响了上海的发展。倭寇活动频繁，给上海的海上贸易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但也促使了上海的城防建设和武备加强，使上海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城市的防御工事和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为城市的安全和稳定提供了保障。
总的来说，古代宋元明清时期的上海经济与城市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老城厢作为上海的历史中心，承载了上海发展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上海逐渐成为了中国的商业中心和经济枢纽，为现代化的上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的经济和城市发展会继续壮大，成为更加繁荣和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近代上海经济城市发展史
前清乾隆时，有英国作为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前来上海查看情形，发现上海很有潜力作为重要的通商地段。英国正处在商业繁荣阶段，就于道光十五年驾驶商船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往来。
清道光十二之二十三年，《南京条约》已成，开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上海于 1843 年正式开埠，大批西方人涌入。西方人在工作之余常常乘着小船在吴淞江上漫游，时间一久，来沪外国人曾溯河往上，发现可以乘船直抵苏州府城，就把吴淞江称为苏州河了。1849年，英租界扩界协议条约中， “苏州河”这个名字正式进入地图。
海通以后，外国人经营租借——由中国政府划定一地，准外国人在此地内租地建房。当时前来上海的西方人主要以英国官员，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居多。
1845年上海英租界设立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54年，英美法三国成立联合租界，后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出来，英美租界继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同年，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组成自治的一系列行政机构工部局，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类似于政府的体系，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行政管理等活动。
1853年小刀会起义爆发，大批民众由上海县城迁入租界，导致人口大量增加；再加上快速来往的外贸使得苏州河两岸的交通需求大量增长，新式桥梁的建设成为了大家的需求。于是于1856年，第一座外白渡桥正式建成，成为了上海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象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作为“洋药”甚至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到1873年，沙逊家族一举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有人估计，从1840到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获得的利润高达一千四百余万两，平均每年利润也接近二百万两。
二战期间，当德国军队席卷欧洲时，足足有两万余名逃离纳粹德国暴力迫害的犹太人，不需要签证，逃离到上海。上海成为了犹太人安全的避风港，包容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伊拉克居民。不幸的是，1941年，日本占领了上海。日本军队围剿了上海市所有的犹太人，并把他们限制在了提篮桥，犹太人聚居区在上海由此诞生：犹太难民们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组织宗教活动，筹办社团、学校等机构，并在提篮桥主要街道上开店经商，以维持日常生活。在清嘉庆年间，提篮桥地区有过一条名叫“下海浦”的河流，当地居民为了生活方便，就在下海浦上兴建一座木桥，但是后来由于上游淤塞，下海浦日渐干涸，终被填平筑路。
19世纪40年代，英、法、美先后在上海开辟租界。当英法租界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时，美国租界所在的提篮桥地区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一方面，英法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资本实力雄厚；另一方面，早期美国在上海的殖民活动主要由传教士完成，宗教文化渗透较多。之后，提篮桥利用自身水上的优势，使得英、美、日前来设立码头，同时让工业慢慢兴起。
总的来说，近代上海早期的发展经历了从商埠到租界再到通商的进程。这一时期的开放政策和外国投资促进了上海的商业繁荣，奠定了上海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这些发展为上海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现代上海经济城市发展史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建国初期面临经济秩序的恢复和调整。在“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在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向内地转移企业、输送技术、设备和人才，还承担起大规模的工业项目，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被定位为全国工业中心。
随着国家对上海的扶持，原属江苏的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崇明等县，也于20世纪50年代划归上海市，进一步扩大了上海市域面积，奠定了当下上海市辖区范围。而有了更多发展空间的上海市，其城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到1965年，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多项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在全国占有较大比重，如钢材、机床、棉纱、缝纫机、手表等。这一时期，上海的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向以工业为主导转变，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几乎涵盖除采矿业以外的所有门类。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上海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措施，如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商品经济等。外资开始进入上海，尤其是随着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上海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快速增长，经济活力得到释放。上海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土地，长期的租界文化，市场底蕴，是美国对华最便利的登陆口岸，而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1990年的上海浦东开发是我国当代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义，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含义和深远影响。上海浦东新区作为中国首个副省级市辖区诞生。1992年，十四大，国家确定了要把浦东建设成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允许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允许浦东设立当时开放度最大的保税区，允许外资开办银行等金融机构。
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标志着上海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规划四个经济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和张江高科 技园区，从金融，制造业，自由贸易和高科技四项功能入手，不断推进四个开发区向国家级，国际级迈进。浦东迅速崛起为集金融、贸易、高新技术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极大地推动了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
浦东从一个农村地区蝶变为一座现代化新城，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飞跃式增长。这一成就得益于浦东始终坚持改革与开放并举、相互促进的发展策略。浦东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包括土地开发模式创新、招商引资思路调整、基层党建创新、政府管理理念革新、开发区城镇化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及自贸试验区建设等，构建了全方位、宽领域、高起点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成功塑造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典范。
上海因浦东再次巩固了其作为中国经济，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地位。国资、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均衡发展，不断刷新剧本，推动这座城市经济多元且活跃。浦东的成功实践，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释放了巨大红利，其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高的复制性和推广价值，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上海经济城市发展展望
开埠后的一百余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举成为了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和枢纽。如今的上海仍然承载着自身的经济使命，并站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时代风口中，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发挥自身地理及文化优势，在稳定建设当前经济基础的同时积极展望未来更加全面的发展。
上海一直是一个“单中心”发展的都市圈，而未来的上海，一定是需要“多中心”网格化发展的城市。现代上海发展依靠的是市中心区的辐射带动周边发展，而这一规划模式效率略慢，并不能快速带动郊区的发展，自然无法挖掘郊区地带的潜力。
2021年，上海市公布了“五大新城”的建设方案。这五个新城分别是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贤新城、以及南汇新城。这五大新城将会成为综合性的节点城市，拥有独立城市的形式与功能，并相互“抱团发展”。2023年10月，就五大新城的发展，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五个新城”建设的决定》，并明确本市建立以区为主、市区联动的工作机制，同时承诺进一步加大放权赋能力度，充分发挥区人民政府主体作用。未来，五大新城能够发挥自身的特色产业，如嘉定新城的汽车制造业以及青浦新城的旅游服务业，为上海的郊区带来更多产业的可能。伴随着各区产业发展的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经济环境，未来的上海必须依靠这五大新城，并建设出更加全面的发展途径。
上海自身的优势仍然显著，例如上述的地理优势。上海“纵向”的地理优势带给了这座城市带来了上海港的建设。港口帮助串联起了中国北部的港口和南亚，东亚等多国，在贸易上助力经济发展，而上海“横向”的地理优势同样不能忽略，而能否利用好这一点则成为了上海以及整个江南地区未来的关键。“横向”指的是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同时靠近江浙地区，是整个长三角平原的“咽喉”。能否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一地利条件，则成为了未来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胜负手”。
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长江三角区一体化的计划，旨在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综合实力。长三角地区自古经济基础雄厚，科教文化发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海拥有来自全球的国际贸易资源，而这一贸易窗口能够帮助长三角地区获得更多进口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地区的科教基础和创新潜力。同时，江浙地区的产出也能通过上海的港口和自贸区出口到海外市场，这给予了企业更多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在政策的扶持下，长三角在未来会引来更自由的市场和更多的经济机遇。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单一的由上海拉动江浙皖经济发展的过程，而是各个省市扬长补短，互相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一体化的过程以及推进的深入能够“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以及]发展能级”。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以及中国经济的龙头城市，势必将承载我国产业转型的重要使命。产业转型意味着上海将在未来经历由制造业到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只有平稳度过产业转型时期，上海未来的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根据全球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政策方面，上海可以放宽落户政策，吸引更多国内外人才，以加强创造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实力。另外，政府也应加大对于新兴产业的补贴力度，为未来的上海营造出良好的经商、创业环境。除此之外，上海也应当在文化上加强与世界的联系，通过举办全球化的文娱活动，吸引更多海内外宾客，提升上海国际形象的同时增强对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上海致力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文化创意、现代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同时，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培育新兴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规划与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上海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举办重大国际活动（如APEC会议、世博会等），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大量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人才入驻，加速国际化进程。
综上所述，上海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传统工商业城市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深刻转型，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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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馨怡 Louisa 屠文嘉 陆麒书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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