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带领大家来一分钟了解经济和心理因素对农民参与保护工作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区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保护区正承受着来自人类活动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贫困严重、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农民自身利益与环境保护目标难以平衡,导致社区冲突频发、农民生计困难、环境目标无法实现等诸多问题。如何引导社区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变革影响的同时,实现公平发展和福祉,是全球保护讨论中关注的话题。中国在全球生态安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即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人多地少的国情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独特的社区生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人与自然完整耦合的大生态系统,引导社区参与,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中国生态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共同挑战。社区保护的本质是农民的生计决策行为及其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以往的研究侧重于社会经济角度。个人特征、收入、土地、劳动力和其他家庭特征都是影响农民生计决策的因素,但很难归纳出所有关键因素。近年来,常用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F)将分散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特定要素细化为结构化的生计资本,揭示了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然而,有关生计资本的研究大多是在既定框架内进行的,很少突破拟议的资本类型,经典的建模方法一般都是以农民的经济理性为前提的。在具有正外部性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中,仅凭社区农民的经济理性不足以解释他们对社区保护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当地人的地方知识和文化习俗也会影响决策过程。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农民的生产决策可以弥补社会经济学研究的不足。计划行为理论从农民的态度、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和对行为难度的判断三个方面分析了行为意向对决策的影响,被广泛应用于涉及多目标的自然资源管理决策中。然而,该理论的主要局限性在于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基础对主观判断的影响。为了填补上述知识空白,更好地理解农民生计框架和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驱动因素,该研究结合 SLF 和 TPB 模型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研究将农民生计决策的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联系起来,分析了农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决策,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研究选取了中国广东省南岭国家公园的一个农村社区作为案例,主要目的是回答以下问题 (1) 国家公园周边农民的生计资本水平如何影响其参与社区保护的意愿?(2) 主观心理因素对农民参与社区保护有何影响?(3) 经济和心理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农民在国家公园的决策?保护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促进当地社区的可持续生计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该研究结合中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从上到下”的特点,将制度视角引入生计资本的测量。在 SLF 和 TPB 的基础上,为研究农民在国家公园中的角色和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实现资源的生计驱动是社区参与的前提,利益分享规则必须通过协商与社区生态知识保持一致。生计和自我驱动发展是国家公园社区的现实和未来。
Qian Dong, Bo Zhang, Xiaomei Cai, Xiaoqian Wang, Alastair M. Morrison,Does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in national parks affect intentions to participate in conservation? A model based on an expa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ume 474,2024,143604,ISSN 0959-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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