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
斯舜威
我出世时，爷爷、奶奶、外婆都早已相继谢世。祖辈中唯一健在的，只有外公。但我家和外公没有什么往来，他是“右派”。他是我出世那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回东和邵家坞老家务农的。
闲来翻阅旧时的日记，只见1981年3月2日那一天有这样的记载：“给外公一信。这是第一次给他写信，一生中我也只见过他几次，但我常常想他。他是个饱经风霜的老知识分子，一生中受了不少痛苦和磨难，但愿我这封信能给他以精神上的安慰。”写这篇日记时，我已经读大学四年级了。那一天，我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做什么事都集中不起精神，只是强烈地思念外公。坦率而言，因为平时和外公没有什么往来，加上我从小以来在入学、入团等问题上受了不少他的牵连，所以对他的感情上素来是比较淡漠的。但这一天，我却想他想得很多很多，我觉得他这辈子也过得太不容易了，他是应该在晚年得到更多的温暖的。于是，我伏案疾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于当日寄出。
十天后，也就是3月12日，我接到妈妈的来信。她告诉我，外公已于农历正月廿六逝世，我的信他来不及看到，她已帮我代为焚烧在外公的新坟前。我急忙翻了一下日历，发现正月廿六正是公历3月2日，也就是我写信的那一天。我被这惊人的巧合惊呆了。莫非冥冥之中真有心灵感应？
“春天刚刚来到你身边，
我对外公谈不上了解。我只是隐约地得知，他曾经在很年轻时就成为共产党人。我不知道他后来为什么徘徊了、消沉了。这方面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从他曾娶了两房姨太太这点上判断，他后来肯定是被大浪淘沙，落伍于滚滚向前的洪流了。这方面与他被划为“右派”并无关系，划“右派”时他早已成为一名安分守己的教师，据说那一年乡下罗汉豆丰收，他在无意中说了一句“罗汉豆多又不可当饭吃”，便被当做右派言论，被无情地打入生命的严冬。我出生后，我家虽然已经基本和他没有什么往来，但还是一开始就被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中。当我被拒之于高中校门之外的时候，当我打了一张张入团报告而被置之不理的时候，当我看到别人敲锣打鼓去参军而我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的时候，我曾经流过泪，怨恨过外公。然而，当我终于理解他、谅解他的时候，他却飘然而去了……
外公的一生，无疑带有很大的悲剧性。事业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一页，或者说曾经出现过通向辉煌的机遇，然而，他却在不经意中与机遇失之交臂。他在事业上是黯淡的，甚至在他只求有一个教书的饭碗谋生时，命运还不放过他，把这只可怜的饭碗夺走了。家庭上，他也是不幸的。他曾经得意过、风流过，曾经娶过姨太太，最后得到的却是苦果。他的大儿子考上了革命的军政大学，成为一名人民海军的舰长，那时，他肯定自豪过，在儿子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后来，儿子却与他彻底划清了界线，断绝了一切往来。甚至当他千里迢迢寻上门时，儿子也拒不相见。
我曾在妈妈的陪伴下，到外婆的坟前凭吊过一次。那是1981年8月19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早晨和母亲一起，到外婆坟前去了趟。一堆孤零零的土坟，被人遗忘似地静卧在茶山之中，芳草萋萋，走到坟前，露水早已把鞋打得精湿。就在这荒冢之中，长眠着我从来不曾见面也不可能见面的外婆。苦命的外婆在这潮湿的土洼中，寂寞无伴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我肃立着，低首默默无语，虔诚地合手相拜。我希望死者有灵，能看到眼前的唯一的爱女及已长大成人的小外孙。听母亲说，外婆长得很高挑、很中看。有三件伤心事，给外婆以致命的打击。一件是外婆三十六岁时，外公在外面讨了小，尽管之后外公对外婆也不算薄，但外婆的精神创伤是难以愈合的；一件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外婆突然被强盗当做人质，劫持了好几道山湾，虽被救回，一场惊吓却加剧了病疴；一件是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养到四五岁时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个儿子曾是外婆的精神支柱，支柱一断，打击可想而知。母亲说，今年冬至前一天，将把外婆的骨殖移去和外公合葬在一起。外公的新坟前也去站了几分钟，肃立致哀。”如今，母亲作古也已有几个年头了，重读这篇日记，当时情景宛在眼前，令人伤怀不已。
外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他悄悄地逝去了，除了他的少数亲属，人们甚至不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叫做邵舜铭的人，一个早年投身革命而晚年沦为“右派”的人，一个有过三房老婆而结果非常孤独凄凉的人，一个度过了八十四年春秋而没有著述没有遗产的人。没有人会去评价他的是是非非、荣辱得失。作为后辈，除了燃一炷心香，默默思念，就是从他的已经非常模糊的人生痕迹中，寻觅几分令人回味与感慨的东西，从而加深对人生的领悟。
（选自斯舜威散文集《东白屐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为保持原样，本次推送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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