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镇平 | 在镇平一段工作的回忆（文史连载）
文摘
文化
2024-09-25 21:48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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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平一段工作的回忆
我是经党中央派遣于四六年十月十日乘油包飘浮过黄河，回豫西南恢复地下党的工作。当时已是深秋下过霜，过河时为了安全都是选择阴雨之夜实行偷渡，脱光了衣服爬在油包上由水手牵引着过河。上岸后又怕敌人发现，光着身、赤着脚，通过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我们才穿上衣服，又绕过敌人二道封锁线到新安县地下党同志的窝里，住了几天由人家护送到洛阳。以经营盐业商人身份坐马车到方城，在一家盐行住下观察了解白区生活情况后，我才回镇平。我回去是走南阳以南，经穰东、侯集、老君庙斜着到晁陂。记得到侯集时天已黑了，走到草场吴迷了路，正巧遇到一个半夜“送神”的老人，我说我是鬼迷眼啦，人家给我指了方向，我从宅子杨东边，顺晁陂西河边走，半夜摸到家，攀着院墙外的枣树翻墙到家。我到家后通过我的父兄，先后找到王永行、黄宗达，通过他们了解四三年大撤退后在地方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们的情况，以及日本占领时他们同南阳、内乡同志联系起来搞武装活动的情况。他们谈的与我们未渡河前已从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了解南阳地区地下党有活动，搞了武装的情况相同。他们谈到王永行、王心清、赵寅尧等同志在日本占领时成立党的工作组并以“赵永清”的代号由李军泗亲到中原军区进行联系，请求组织派人来领导等等。由于对他们基本情况已经了解，知道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撤退后表现较好，因此，向他们传达了坚持地下斗争十至十五年的中央指示精神，及有关白区工作方针和有关解决白区党员问题的政策规定，并决定恢复黄宗达、王永行、黄勉斋、王仿文、吴兆祥五位同志的党籍。王心清同志由于办了手续需要进一步考验，待适当时机再恢复关系。这几个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开展工作，寻找党的领导，利用各种形式坚持地下斗争，起了党员的作用，执行了我们党在撤退前的指示“坚守阵地，保存关系，停止组织活动，进行单线联系，团结群众积蓄力量”的方针，以及有关四O年上级指示在白区工作可以为掩护自己，加入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即“白皮红心”，如果被捕要保守党的机密，不要暴露身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承认过去是党员，现已没有关系，供点已经走的、死的，在根据地里公开工作的同志，以便应付敌人，保守机密，使党组织不受破坏。在抗战中，王心清被迫四三年逃出参加38军赵寿山部队，四四年秋日本占领豫西后，他回到镇平，被叛徒杨道先出卖，办了自首手续，但以后一直未消沉，坚持党的工作，与王永行一起组织工作组，搞武装进行游击活动，表现较好，故让重新入党。参加镇平工作组的成员还有赵寅尧、朱定军、王维成、袁子震、张文山、王子高、陈玉田、高玉谦、程遂宽、赵锡彤等同志，他们和内乡的李军泗、孙荣檄，南阳的邰士芳都有联系。他们主动拉起游击队。李军泗到中原局联系，请求派干部来领导，这件事在中原局工作的负责人仝中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组织干事时等同志都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关系，组织不敢接头，中原局领导曾指示他们到地委找仝中玉、栗再山告以不管什么名义，拉起武装都可以，什么时候我军到了什么时候再公开。以后日本投降，我军未去，武装拽起来了。我回豫西南后，根据中央指示，开始说作长期打算，做十至十五年地下工作，四七年根据中央新指示要他们组织力量迎接解放。他们都很高兴，热情地说“可盼到党来领导了”。为了迅速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决定在晁陂先建立中心区委，先把原来的各区的区委成员和党员组织起来，为建立和过渡到县委搭架子。由黄宗达任中心区委书记，王永行任组织委员，王心清任宣传委员。中心区委建立后，就积极联系撤退后在地方坚持斗争的原各区委的同志开展工作。四七年十月，孙鼎受工委的委派到镇平找到王永行等同志传达了工委的指示，“积极组织力量，发展党员，开展统战工作，掌握武装，迎接解放”，这时镇平地下党的同志已经通过党的组织和统战关系掌握了部分武装，这就为我军解放镇平减少了很大阻力。这个时候我们的方针是：我军过境地下党只供应情况，不公开暴露身份，只有在开辟地区建立根据地时党的组织才能站出领导、建立政权，把武装全部拉出来参加对敌斗争。我在晁陂中心区委建立后就离开镇平，先后到武汉、麻城找一些同志了解南阳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破坏情况，党员的表现等，后来在湖北双沟镇建立了工委机关。当时我是被敌人通缉的人，不能公开在本地活动。五师突围后王奇峰这个大特务通过他在晁陂的反动分子特务王鸿富的弟弟王承烈，曾试探我父亲，说在鄂西北郧阳见我在五师活动，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五师，而且这些人都和王奇峰有直接和间接关系，因此断定是敌的试探，也说明敌人并未掌握我回来的消息，但当时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五师回镇平去华北，为了迷惑敌人，我说：“你们再问问谁见我的，就说你要去找我。”以后那些人看探不出什么了，就说军队在流动，不要去找了。石佛寺二小复兴社成员时介甫也曾问刘步月的儿子说：“你爹回来了，还带着个小手枪哩！是不是？”另外他们还说周汉岑也回来了（周汉岑去华北路经镇平一次是真的），刘步月根本没回来。从这些现象断定敌人正在生法探听我的下落，因此不仅我不敢露面，即是秘密回去也要经常转换住处，以防敌人突然袭击和搜查。曾在我六爷王春录家住过，在山头营我姐家住过，在刘步月、邓县袁祥生等同志家住过。我姐夫张跃先在掩护我的活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每当我外出总提前出去探了路，我跟在后面。为防意外，我哥哥也躲到川鄂边去做生意，因违反国民党的法规被捕入狱，致使家庭破产，直到重新解放才回来，还有抗战中的晁陂区长吴承寿病死在狱中。吴是王永行同志通过我哥哥争取过来的统战对象，家庭贫寒，五师突围走晁陂东八里的梁堂过时，他听我们话，未去真正阻击。工委建立后为了建立工作机关，弄个合法的立脚点，就在双沟开了个小百货店。当时组织上没有资金，我们家也处在破产状态，为此卖了地拿出法币六百万（约合六百块银元），南阳邵兰轩拿出五百万元，这样我们算有了个落脚的合法地方。四八年五月镇平第二次解放以后，我从南召回到镇平，出任县长。中心区委的同志都来接头布置建立政权，打游击，把党员掌握的武装都拉出来开展对敌斗争。东区靠敌占区，我曾去菩提寺以东活动。赵锡彤主动去找我准备组织武装出来干，我们商议叫王恩佛任东区区长，赵锡彤任副区长，把他们在抗战时组织抗日游击队时隐藏的十几条枪及弹药取了出来，组织区队。这时全县各区我们掌握的武装经过半个多月的活动，很快就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人。武装发展快是与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如晁陂镇长吴云五因平时对他做过工作，我们党的同志都站出来后，他不敢对抗了，把枪放到红薯窖里叫我们去取，并亲自把他的三八盒子交给我。贾宋伪镇长王启予也是把枪放下叫我们去拿。袁子震也把抗日战争时掌握的十条枪拉出来参加贾宋区队，王永行把早已掌握的枪和晁陂伪区队的枪全部拉出来成立了近二百人的区队，贺仲平、王满在卢医庙经过郭雪芳也拉出一部分人、枪，建立了区队。镇平以西只有张楼区没有我党的工作人员，镇长要和我们干到底，即是这样反动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党员高玉谦通过刘 也拉出十几条枪，成立了区队，以后在张均衡等同志帮助下扩大到近百人，刘还把儿子送到干校去学习，把老婆孩子都交给我们安排在后方。表示坚决和我们一起干到底的决心。特别是石佛寺区，十里坡有个魏文重，他是在国民党西北军赵寿山部的十七师入的党，赵寿山及十七师师长孔从周都是共产党员，当时已率部起义（孔从周起义后到过镇平），魏文重回到家后和马青山、朱定军一起对他的姐夫石佛寺伪区团副赵丙岑进行统战工作。王维成与赵是表兄弟也做了工作，因此石佛寺解放时未放一枪就把伪区队拉了过来，后在党的动员下这个区队发展为一百多人。原任过石佛寺区团副的王平甫把他的全部枪支交给我们洗手不干回家为民了。因过去有工作，大都过来以后表现很好，赵丙岑打仗很勇敢，几次带人去抓伪区长赵佑岑。后来赵佑岑跑到张林附近姚发义家里。姚因与朱定军有友谊关系，前来报告，当即由赵丙岑派人去抓，还是原来赵佑岑的护兵堂啷一枪打到他胸脯上被我们捕获。魏文重还通过城关区队的一个小队长掌握了城关区一部分武装建立了区队。南区赵子万同志是大赵营人，在北京入的党，他的妻子是王金声的妹子，他妻子曾用石灰把赵子万的眼弄坏，想以此叫赵子万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再进行革命活动。赵子万并未因此动摇参加革命的决心。四二年逃到湖北，在自由恋爱的爱人家隐蔽，四八年我们开辟镇平时才回县，被派到南区任区长，带出几十人的武装，作战勇敢，后在张林战斗中牺牲，他的警卫员为保护他也被打死了。在东区，由于赵锡彤的工作，路久明也带四五十人的武装参加我们的工作。路久明同志抗战初期为民先队员，以后形势恶化时曾掩护过党员曹书荣，为此被捕，抗战中一直不消沉，参加革命后出生入死，作战勇敢。他们这个区队后来发展到三、四百人，在镇平独立团升级南下时他升任三营副营长，后转业到云南地方工作，去年因患癌症去世。五六年审干中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石佛寺一个姓冀的诬告，说路久明是土匪，在三岔路口一带杀人抢劫。当时组织上信以为真，就要枪毙路久明。但经过调查，后经原镇平副政委师宗洛证明和向我调查，才否定了，放了出来。豫西六分区所属的部队（包括南阳、镇平、内乡、西峡、淅川、南召）四九年南下整编为三十九师，成立三个团，其中有三十九旅下来的三十九团，镇平县的独立团，内乡、西峡、南召、南阳等县的县大队合为一个团，镇平能一个县编一个团升级南下（即三十九师一百一十六团）这是与地下党的同志长期工作和出来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分不开的。同时由于开展统战工作，对分化瓦解敌人，巩固新政权也起了很大作用。王金声的亲信王金尧等人跑到南阳后还经常派人找王仿文联系，我们就是利用这些上层关系把他们都先后动员回来。真正跟王金声、王天赐、王凌云南逃的也只剩下一、二百人。王仿文、张文山、袁子震、王冕南、王永行、朱定军、赵丙岑、王恩佛、赵锡彤、路久明等人，他们在社会上都有一定地位，他们出面搞统战工作，那些统战对象信得过。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们号召所有的联保长以上敌伪人员到县学习班，都来了。后关起来，防止了反革命复辟。解放后有人说我们的政府里都是些五种人，什么地主豪绅、资本家、土匪、民团、旧官吏、叛徒都成了我们的干部，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都给清洗了，甚至杀头、关押，使许多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和案例很多，应该说这些问题应区别情况予以解决了，但是长期左倾错误影响，有些同志的问题至今还未解决 。去年以来听说省委指示南阳地委和各县委建立办公室专门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值得欢迎的。我想信只要是革命同志，会正确执行政策，处理好现存问题。镇平全面解放后，县政府迁到县城。为了巩固政权消除旧政权的残余势力，我们提出打断敌人的脊椎骨，防止死灰复燃。决定通过各种关系，把全县地方伪保长以上，军队伪连长以上的骨干全部集中到县城黉学办学习班，有的人对王仿文说：“彭锡田回县办地方自治时先办了训练班，王成德回县办共产主义也该先办训练班，培养人才。我们就借着他们这句话把他们都弄到县里，大约一星期左右，人员基本到齐后，就宣布了集中思想学习好，都不准出去到处乱跑了。实际（内部规定）立即关起来。以便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减少群众顾虑，这样作对四九年敌人宛西大反复时巩固镇平新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南阳地区各县都有土匪活动，淅川、内乡、邓县土匪活动相当猖狂。邓县土匪拉起一万多人，淅川县城一度被土匪占领，内乡、西峡土匪也疯狂起来，唯独镇平什么事都没有，要是没有地下党同志了解地方情况，多方进行工作，及时把敌人骨干抓起来，是不行的。国民党临走时留下个镇平地下军游击司令马喜敬（持有王金声的委任状），他回来后就叫人看了他的委任状，准备重拉武装和我们干。由于我们党有社会基础，马上就有人向赵锡彤做了报告，赵锡彤立即把他引到区政府，并向我作了汇报，问是否抓起来？我说应当抓起来，但人家来投降，抓人要有名义，就是他抄了王恩佛的家，迫害了家属（因为这件事在东区是很脱离群众的）。在公安局审讯马喜敬时他不承认他是地下军司令，我们说你的委任状都叫别人看了，他只好承认他是黑司令，交出了委任状。以后就以假投降，地下军黑司令罪把人枪毙了。政权建立后和王凌云逃走前，大小战斗进行一、二十次，其中第一次是四八年五、六月间，敌人出动三个团围攻石佛寺。我军分区三十九团第二营住在大刘营，被敌人突然袭击，部分突围向东北王沟方向冲击，只有两个人跑到石佛寺方向。这时敌人也到了石佛寺南门外。当时让城关区队先封住南门，我带着县大队人员急忙撤出西门，分三路向敌人开展游击战争。西南方向是县政府警卫排，绕到姜营向敌人进行侧击。高丘区干队仵天佑出西门绕到单营西北角向敌射击。石佛寺区队在赵丙岑、马青山带领下出东门，绕到东北角向敌人射击。敌人占领石佛寺后，我们从四面发起攻击，敌人也摸不清我们是多少兵力，下午就撤了，我们追到庙岗。这次战斗双方无大伤亡，事后敌人团长王义斋给人说：“我们进石佛寺，他们撤出去。他们一进攻，我们也撤了，最后又送我们八里地”意思是表白他们进攻没有真正危害我们，不是和我们坚决为敌的。这次战斗，由于我们走的仓促，通讯员忘记我的交待，把县政府保存了郭痒生同志画的一幅很珍贵的国画被敌人弄走了。那幅画画的是：下有坚石象征坚强不屈；旁有竹篱，表示情操，主题是画的菊花显示优美可爱而不畏严霜的秋色；小鸟，似象征郭本人。题的字是：这幅画是在郭痒生被逮捕后，敌人派了一个在镇平工艺中学教书的“教员”（过去认识郭）动员郭自首叛变，敌人可以给官做的情况下，给这个“熟人”画的。此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可以说这幅画显示了郭痒生同志在敌人的牢笼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誓死如归的高贵革命品质。因此赵平甫、王金声、王天赐、李生云、李洪五一伙反革命看威胁利诱都不行了，就决心对他杀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镇平城第一次解放时，他们逃出来后，把郭痒生同志活埋了。由于喊共产党万岁！敌人就用铁扒子把他的头打烂了。第二次战斗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份，王伟同志受豫西区党委前委派遣做王金声的投降工作。王金声叫他儿子王天凯来联系投降问题。开始时王天凯运回一部分东西，说王金声同意投降，但不久接到王天凯的信，说王金声已被王凌云弄到南阳城里监视起来，难以回来了，并把他已运回镇平的财产又弄走了。王伟接信后由我们分区的二营的一个连护送，准备到袁营北边，敌人正规军已经到镇平南部，打了个遭遇战，由于敌众我寡，结果这个连受了损失，还丢了两挺机关枪。王金声为什么变了卦，不愿降了呢？一是他的阶级本性，二是他看到王凌云部进驻南阳，国民党力量大了，他幻想将来能把我们赶走，可重回镇平恢复他的天堂。从此以后就和我们断了联系，并不断带敌正规军向我们进攻。后来三十九团二营到内乡，三十九团李政委带领一、三两个营进驻镇平，帮助我们打击敌人。因为镇平处于对敌斗争第一线，东南部还有王金声匪部数千人，共三个团，经常配合王凌云部正规军向我县城及东区、南区、贾宋一带骚扰。为了打击挤走敌人，我们也经常派部队到上述地区游击。有一次到彭营抄了王金声的油坊，敌人看我们只有几十个人，就由郭老犍带领匪团队一、二千人对我县大队进行追击。我县大队边打边退，把敌人引到大榆树东北边岗洼里，我分区三十九团一个营埋伏在大榆树东北角。当即居高临下向敌人进攻，敌人正好进入我伏击圈。我军突然开火，轻重机枪和步枪一齐打，把敌人压倒一个低洼处后发起冲锋，打死打伤、俘敌数百人，并活捉了郭老犍。捉住郭后他说：“我就是郭老犍，我愿跟着你们干，我能打仗。”分区考虑这样的人，罪恶很大，惯匪成性，反复无常，留着危险，还是把他枪毙了好。临毙时他还说：“我是一员战将，杀了太可惜。”四八年七月间，玉米高梁都有一人多高时，我分区部队到遮山以东寻敌作战，意图是把王金声匪部挤出镇平。部队行进到遮山东潦河西岸时，一个村庄周围都是陈刺园，突然发现敌人正在村内吃饭，我军迅速展开，发起进攻，敌人猝不及防，仓慌溃逃，这一仗打死打伤很多敌人，敌团长黄星斋就是这次被击毙的。由于靠近敌区，到处是青纱帐，战后我军迅速撤回，未能清理战场。还有一次是王天赐亲自带领全部团队，配合王凌云的一部分正规军，从穰东到侯集南，经张林、马庄往北进到贾宋北的竹园李，与区队相遇。我军有县大队第一连和几个区干队，加上分区三十九团一个主力连（各连配轻机枪三挺，重机枪一挺）。战斗打响后，我军从竹园李东面往西南方向压，敌人闻声即退。我军追到贾宋附近时，王天赐也在贾宋听到重机枪响，吓得马都上不去，向马庄方向逃跑了。由于以上这些重要打击，敌团队再也不敢向我区深入了。在竹园李战斗之前，六七月间，我带县大队和几个区干队二百余人到张林附近的马河掩护夏征，敌人一个团进到张林，破坏我们征粮。双方对峙一天，他们光吹号，也不敢向我军进攻。我们兵力很小，但还派出小股部队活动，迷惑敌人。第二天我们撤到大陈营。他们进到了马河，又对峙一天，当天组织区政府把征收的公粮运完了，晚上七、八点钟我们也与区政府一起撤走。那时打仗就凭着干部的胆识和灵活机动的活动，那时我们武器装备很差，各连一、两挺机关枪，干部没有多少打仗经验，就凭着不怕死的一股勇气，压倒了敌人。马河战斗之前，我们有个侦察员可能是聂书堂（记的不准），到张林侦察，被满法明抓住枪毙了。第二天我们就带三个连包围张林搜捕满法明。由于张林地下党没有基础，我们对那里情况生疏，加上地主阶级对满匪掩护，没有搜到满匪，仅抓到满法明手下一个人，进行教育后把他放了，收缴了一些子弹。我们突进北门后，发现一个可疑的人，战士开枪把他打死了，经查证是一个生了眼疾的，我们给开了几百斤粮食的条子，给以抚恤。鉴于这次围捕满匪未能找到，后来我又带五个连包围张林街，从北、西、东三面直接进攻。另派晁陂区干队一百余人绕到南面近十里的地方，然后向北进逼张林，以封锁满南逃。开始时由于满法明不了解我兵力，曾想坚守，后发现我兵力大，顶不住，就出张林向东南方向突围。为查看情况暂躲在一个坟园里。就在这时，贾宋区干队听到我军在张林与敌作战，就派出两班人从西南面往东冲，想冲住东南面，结果中了敌的埋伏。班长被打死滚到了河里，丢了一个盒子枪，其它人员渡过小河向敌射击，敌即向东南方向逃走。晁陂区队还未赶到张林跟前，加上当时青纱帐的掩护，满法变从蔡河下沟逃跑了。张林另一场战斗发生在四八年十来月间，我到鲁山参加整党会议去了，县大队由裴晋三同志带领住在张林街，敌人出动了一个正规团和二、三千团匪突然包围了张林。裴判定敌人会截断我军向后撤退的必经之路的西北方向，因此向靠近敌方的东北方向突围，因而未受损失。但南区指导员（即区委书记）赵子万由于眼睛不好，突围后未跟上县大队而向西北跑去，恰中敌人埋伏，身受重伤后牺牲。他的警卫员为保护他，守着不走也被打死了。杨沟战斗，大约在六月份，敌人进到石佛寺区队和他们打了一下。由于敌众我寡，赵丙岑、马青山就率队北撤，敌人追到杨沟。这时我带县警卫排四十余人和高丘的仵天佑部队六十余人在杨沟岗西 村，闻枪声后即派县警卫排由杨沟正西岗上压下来，高丘的仵天佑区队由杨沟西南压下来，我们攻进村，敌人看事不利，就往东南方向逃跑了。还有一次也是在六、七月间，我在杨沟住，敌人来袭击，我前哨游击组与敌接触后，我部撤西岗，敌人未敢前进而撤退了。其它小的战斗，也不少。在东区和城周围及侯集一带经常打。最危险的战斗三两次。一次是六月间，在夫子岭，敌人夜间奇袭东区政府和区干队，幸被路久明起来小便和巡哨发现，立即开枪射击，当时我军三面被包围，最后由后山小路突围，行李用品全损失了。如果再晚发现一、二十分钟，就有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另一次是城关区政府和区干队，晚饭后转移到城西北上的北张庄村住，被敌暗探追踪夜半突袭我们，在院子里睡的战士牺牲了，屋子里住的同志掀开草房后房檐突围出来，除枪支外，连衣服都丢了，事后敌人宣传区长鄢金城已被他们打死了，实际情况是敌探看到鄢是在院子里的席上睡了，但后来分区同志来住，鄢让了床位。故敌进来打死的是分区同志不是鄢。此外晁陂区队，还有一次出击到 河附近，出奇不意的消灭了王金声的一个前哨班，并缴了一挺日造轻机枪。其它小的战斗也不少，常在县城以南、以东、侯集、张林一带进行，但都是一触即离，双方无大损失。关于晁陂战役问题，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军进行宛西战役之后，我军四纵主力西撤，敌人张轸部五八军共三、四个整编师四万余人从晁陂的东、南两个方向进驻到晁陂，及其周围的村庄，后营、中户杨、官桥寨、宅子杨、郭营、枣园等都住满了。当时我们有的区干部还在西门内的学校里，见敌人进街才出西门，顺路沟往北跑，这时东西岗上都发现敌人往北运动。敌人进驻后，我军主力陈赓四纵队从西边又返回来，包围了晁陂及其周围村，准备消灭敌人，曾有一个先头连从西北角进了晁陂寨子，在开阔地上与敌开展战斗，受到了损失。当时我们没有弄清敌人实有多大兵力，以为晁陂那么大的地方，能容纳多少，至少有一两万人，不知敌人是几路过来的，一路不多，几路加起来就多了。陈赓纵队有三四个旅，先由吕营西攻，经过激烈战斗打下了官桥寨，准备在第二天晚上七点向晁陂发动总攻，我们作了打扫战场和运伤兵准备工作。但是到六点半时通知我们说主力撤走，要我们当晚转移，主力部队连夜撤进山区，我们撤到董家，后来了解四纵进山后迅速转移到宛东的刘寺一带集结，参加了宛东战役。在我主力部队从魏湾以东向北撤进山时，敌人约有一个团的兵力，从吕营经贾寨向魏湾西岗北进，在追赶我四纵队，当时我带着县大队一个连在魏湾西边东岗住，当即把部队隐蔽在一个大坟院里和敌人打了一仗。由于我们采取了分散游击战法，虚张声势，三面射击，敌人摸不清我军兵力，以为我们有准备，立即退下去，这次战斗保证了我后卫部队的安全，我无损失，敌人略有伤亡。晁陂战役这是一次遭遇战。宛西战役后，敌人为挽回失败，从洛阳经南阳，从湖北襄阳调来几个整编师，企图恢复宛西统治，二路军队汇集到镇平西的晁陂镇，我们只知道一个方面来的，因此以为只有一两个师，所以陈司令下决心把他们吃掉。只是在总攻前刘邓司令部来电才知道敌众，吃不下，要用围许洛打援兵办法调敌到宛东刘寺一带，集中大兵力包围消灭。四纵奉命向东到刘寺一带，参加宛东战役，结果我军各路部队包围圈尚未形成，敌人发现上当了迅速逃窜，未能全歼，仅吃掉一小部。事后说如四纵到宛东后不要急于进攻，待包围圈全面形成后再出来，此数万之敌，可以全部就歼。宛东战役之后，陈赓部队到石佛寺休整，司令部扎在冀子青家里。我们地方政府的任务是筹集粮食，供应吃的。部队休整以后，总结宛东、宛西两次战役经验。部队到前我同王伟同志在贾宋一起开辟镇平西南部地区，组织建立贾宋区政府，我们去的第二天，四纵队十一旅也到了贾宋。他们到街上打听区政府有没有人，群众说有人。他们误认为是伪区公所，于是跑步发起进攻，冲进了区政府打了两个手榴弹，一个在院中爆炸（一个投到北屋的手榴弹堆上，幸未炸，否则十余人都要牺牲。），一梭子弹，把我卧室后墙打了些洞。这时我在区政府南边一商店里了解情况，闻枪声当即翻墙回到区政府，我从炮楼上看到贾宋东西南面都有大部队往南进，随决定突围，不能固守。就是这时我们的一副区长在街上买烟被“敌”发现，往腿上打了一枪受伤被虏。这个副区长看到“敌人”的手榴弹都是太岳军区制造的，说话又是山西太岳腔，副区长也是山西太岳人，他们互相问话，才知道是打误会了，立即各自通知自己一方停止射击。这一次，我们打死了部队一个侦察班长，侦察连长非常生气，安排不下来，我们和他一起到旅部，旅长批评他们不了解情况就打，应负错打之责，表扬我地方新建武装，有这样战斗力很可贵，我们也表示打死自己的人很惋惜。建议给买一口好棺材，把死的同志安葬好，又给侦察连送了二头猪去表示慰问。从此，建立了贾宋区政府，王冕南出任区长，把伪贾宋区队的全部枪支交了过来，并建立了区干队，使敌伪武装再不敢在贾宋一带活动家了，对巩固邓北县政权也起了作用。补充一个情况，是在晁陂战役之前一天，听说敌人主力往西进，晁陂区队派一个警戒班住在刘洼北门外饭店里，夜间听到敌人过赵河桥的响声，区队带班的张忠同志（是从部队下来的排长）以为敌人不敢夜间行动，误认为是我军，没有隐蔽起来，进行观察，而是待到敌人跟前，问人家是那一部分的？人家问：“你是那一部分的？”他说：“晁陂区干队的。”人家马上把他围住，说：“是个土八路，给抓起来”，结果这个班一枪未放有几个被敌人抓去了。其余的说是老百姓，逃跑了，抓去的张忠同志，下落不明，据说抓到南阳活埋了。敌人部队进行到晁陂东门外黄土河时，在晁陂活动的王心清等同志幸好早起在黄土河洗脸，发现是敌人大部队过来了，就回去说敌人来了，这才迅速撤退，没有受到损失。镇平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是四八年十一月，王凌云一个军从南阳撤退南逃前，带领王金声的土匪部队一起打到了高丘。由于我县大队和区干队在高丘南边山上阻击，以后敌人未敢深入，很快南逃了。这一次民团抄了王永行的家，并杀害了王永行的叔父和堂兄弟二个人，把尸体放在王家堂屋的敬神桌子上，那时所有干部战士家属随时都有遭敌迫害的危险，整天都在担心害怕，没有敢安居在家的，总是东藏西躲。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军准备发动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要六分区组建一个野战师升级南下，编入十三军三十九师，番号为一百一十六团，原独立团的路久明任三营副营长。地方部队升级前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一、二月份，杜聿明由徐州突围南逃时，上级命令地方武装到平汉线以东去阻击敌人。镇平抽调六七个连约一千人配合分区三十九团远征到扶沟，后因杜军在萧县被我军追击包围，未能与该敌接触。但使信阳及其以南敌军未敢北上接应杜军突围，起到了阻援作用。另外随地方武装升级到部队工作的还在马青山任二营副教导员，耿平波任一营教导员，李洪任一营副营长，连级干部原封未动。在东区还发生过一次战斗，时间在四八年六月间，民团马喜敬带了一部分伪团队和国民党正规军二个连，在伪保长翟林太带领下从菩提寺以东出发，把东区政府和区队包围在扶子岭，企图一举全歼。在我突围西撤后，敌人以为大胜，抄了王恩佛的家，抓了他家的人，并用他家的东西大摆宴会，喝酒庆功。据说：翟建民（原与我们有统战关系）怕王恩佛家属吃大亏，特去向民团马喜敬讲情，说王和马都是地方人，不要抓王的家属，但马不听。民团走后我干部、战士家属以为翟建民和马是一伙，王恩佛于第三天趁着雨夜奔袭，把翟建民、翟云亭还有个李什么的恶霸都抓住杀了，只跑了翟林太。事后了解这一次主要是翟林太派人尾随我部到驻地后回来向敌报告和带路的，证明翟建民被误杀了。事前我曾告诫无论如何不能杀翟建民，带回来查清情况再说，但他们在气愤之下还是杀了，为此区长王恩佛作了检讨。以上是我谈的镇平恢复地下党活动前后及解放战争中的情况。这些同志是有功的。但解放后，有不少好同志被诬陷为五种人，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清洗回家，有的停了党籍，撤了职，至今这些人的问题还未解决，这大半由于不了解党的地下工作政策，如梁玉双任李林王联保主任是我党批准的；当时属晁陂中心区委领导。解放后说梁是反革命骨干，这是不对的，属于冤案。至于说他解放后任大龙庙锅厂厂长，犯了贪污罪，据说厂的总资金只有五石麦子，梁即是贪污能有多少！这个同志是三十年代初期的党员，参加过红庙山暴动的活动，以后没有消沉过，他的弟弟梁宜民也是地下党员，现在省法院。对这个人应历史的全面看，要实事求是，不能说过去处理了，现在不改变。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何必提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呢？还有王扶山这个人，原是属于小资阶级人物，他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他同情支持共产党的活动，此人在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受过训。回县后办农民协会，和当时的党员周笃祜很要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县长阚保贞曾要杀他，后为他能写一手好字和文章，教育局长赵平甫出来担保，才未出问题。他弟弟王永行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是他支持的。但叫他参加共产党他受不了我们的约束。早在彭禹廷办自治前，他就和共产党员周笃祜、李诚朴有密切来往。他们办“农民呼声”小报，办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扒神胎，没收庙产办学，叫男的剪辫子，女的放脚，是他们当时的主张。抗战后他建议赵平甫、王金声派青年人到陕北学习，在本县支持我党活动，曾担任我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名誉团长，三八年曾被特务和别庭芳勾结逮捕监禁数月，后经南召李益闻救出来。后别庭芳又赶走特务，委任他担任唐、桐、泌、方、舞、叶自治专员。他在方城发现牟子潮等是共产党员而予以掩护。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敌特对他迫害时，他给以保护。一九四五年日本占领镇平时他支持王永行等搞抗日进步活动。日本投降后一个与王仿文同志有过联系的王志元，四八年在驻马店搞武装，他去做王的工作，并挂了参议名义。在这个时期他与桐柏二分区司令员王国华取得联系，并供应一些情报。至四九年春起义投降我军，河南全面解放后，因当地对他的历史不了解，他又是镇平人，就从驻马店把他送回南阳，结果根据他在自治派和国民党的职务定为反革命给枪毙了。关于陈赓部队联系问题：陈赓部队过黄河后，是我代表豫西南工委和陈庚部队联系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底或十一月，那时天已经下小雪穿棉大衣了。在此之前我们在湖北双沟（工委机关所在地）活动，听说陈赓部队已经过黄河，打下洛阳向南挺进。我就骑辆车子，带几匹洋布，以商人打扮从双沟到南阳东北部和方城一带为地下党布置，准备武装，做迎接解放的工作。先后在南阳见到邰士芳、孙荣檄、郭成襄、胡子和、陈治国及统战对象张敬平等，在方城找到刘义然等，让他们主动与部队联系，供应情报，不要过早暴露全部党的组织，地方部队武装不要轻易拉出去要搞清情况，开辟根据地时再全部把力量拉出来。这时形势很紧张，我到方城时，社会秩序已乱，敌人准备封锁城门，刘义然要我快出城，说再等一下就出不去了。我出城不到两个小时，城门就屯住了，刘义然也从城里出来，我到方城刘义然家，又谈了一下即到刘寺找到邰兰轩，告诉他我军已打下鲁山很快就到方城了，他要和我去找青台镇长胡子和，说他掌握一个区团长，告诉他们不要和这军发生冲突。找到胡后谈了情况，作了布置，要他们注意和部队联系，不要被误会打仗了，他们给我介绍到社旗区团长张敬平处，由张掩护通过沿途岗哨，去迎接解放军，走到社旗南关就遇到我军的前哨，我说要到司令部去找领导，社旗我军驻一个团，到团里后说明我是地下党，豫西南工委的来接关系，汇报情况。团的领导就把我骑的车子留下，派一个班把我送到旅部，旅部又派一个排人送我到泌阳的胡里陈赓司令部，见到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现在国防工办）向他汇报了情况。第二天上午，刘有光同志又把我带到司令部见了陈赓、谢富治和后委副书记裴梦飞，并在那里吃了午饭。一见面陈赓同志就说中央早已来了电报，说豫西南工委有你们几个同志，可是过来后就不见你们来接头。我说了一下，我们得到消息，即来了嘛 。陈赓又说：“你们从现在起，不要再搞地下工作了，要把所有干部武装，都拉出来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我说：“中央指示我们坚持地下斗争十至十五年，最快三、五年，这次我军是建立河南根据地，还是路过一下就走？”陈赓同志看我对他的意见有疑问，马上说：“我就是陈赓，是中央委员，我说了解放河南怎么能不算数呢！你还不相信，现在是全面反攻，开辟河南地区，叫你拉出来你就拉出来，没有错的”。根据陈赓同志的指示，我就把豫西南的军政情况和民情及工委领导下的各县负责人和组织情况向他了汇报。他说：“不错，中央谈的就是你们几个。”我和裴梦飞到南召。由裴梦飞把原则讲了，又将我们交给组织部长宋烈，我们又向宋烈汇报了情况。当时决定王晓周到二分区工作，我和姜宗仁到六分区工作，孙鼎到桐柏三分区工作，段永建回叶县，各县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已交新建立的地、县委领导，从此工委工作结束了。郭成仑、田振亚是工委的干部，留在六分区工作，郭是搞武装工作的干部，后来搞起白河游击大队任教导员；田振亚分在地专机关工作。解放以后干过地委宣传部长。工委还有个农民干部张成义也留在南阳地区工作，解放后在党校学习后分到新乡工作去了。
源：《百年镇平》（林立功、阎英明、刘剑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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