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形势激烈动荡，其严峻程度让人们再度唤醒了有关世界大战的思考。现在，人们正广泛谈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正日益向现实世界逼近。
在如此这般的危局之下，中国并非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相反已经被推到战略矛盾的漩涡当中，被置于斗争冲突的焦点位置上。战争的危险正犹如天边可怕的黑云，日渐向中国压来。种种情况都有力说明，现如今中国已经到了应该更好地准备战争的时候了。
所谓“精神准备”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动员。在这个问题上，当今中国还存在诸多明显的短板与不足，亟须加以解决：
其一，解决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的问题
相当一些中国人否认当今中国还面临战争的危险，尤其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领域相关“专家”、“学者”的圈子内表现突出。这些人片面解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论断，自始至终把搞贸易、做生意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刻意把霸权集团形容为只是一群单纯的生意人、经济人，而否认其掠夺嗜血的本性。他们否认现代帝国主义已经形成新战争策源地的现实，不承认霸权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否认霸权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不承认美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总以为可以通过“互信”与“合作”来搞定霸权当局，认定能够以此来调和与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对抗。
对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终将被历史证明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上述那种否认霸权战争策源地与侵略本性的观点，既违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学说，也是唯心史观的直接表现。事实上，中美之间战略矛盾的根源是霸权统治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对抗，由此造成的矛盾冲突正愈演愈烈，已经有走向总爆发的趋势。对此，上述那些人完全予以无视，而始终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总以为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将霸权集团拿下，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表现得十分幼稚和拙劣。考虑到这些人在中国还高踞上层，还登堂入室，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战略性大问题。
其二，解决绥靖主义大行其道的问题
当今中国绥靖主义大行其道，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思潮是“怕”字当头，面对霸权帝国及其庞大的战略集团，他们惧怕得要死，完全没有任何与之斗争并战而胜之的意志、勇气和信心，于是就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大搞绥靖主义。一是主张屈膝投降。认为投降是实现和平最快、最便捷的通道，在中国大造投降舆论。为此不惜将历史上胡适、李鸿章甚至秦桧等著名的投降主义人物抬出来加以激活与塑造，将这些人树立起来成为他们的形象代言人；二是打着反战的旗号反对抗战。说什么人类社会已经实现持久和平，战争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了，所以就日渐远去并走向消亡，为此中国应该放下猎枪，放弃磨刀，而应该开放、包容、合作，应该拥抱霸权、服务霸权。譬如销毁自己的核武器以取悦美国，停止研发现代化武器装备以获得美国的信任，制裁俄罗斯、朝鲜、伊朗，配合美国在全球的行动，等等；三是打着民生的旗号反对加强国家武装力量建设。把富民与强军简单对立起来，动辄就拿所谓的“民生”来说事，譬如反对建造航空母舰，反对中国军舰“下饺子”等，以此来削弱中国的军事能力，把国家军事能力建设挤压到卑微不堪的境地。
当然，当代中国绥靖主义远不只上述几种表现，但上述事实已经充分说明，绥靖主义是国家与民族的大敌，是汉奸势力的思想精神支撑与社会基础。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经充分证明，面对侵略战争，妥协投降没有出路，侵略战争只能以正义的民族抗战来加以消灭，只能是以战止战，而不能是以和止战、以降止战。至于富民与强军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需要统筹兼顾，要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各有侧重。坦率地说，有的时候需要全民族勒紧裤腰带，富民不能片面化，不能被无尽的发财欲望所绑架。强军要内外兼修，不但要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还要装备革命化的思想。那种拿民生来压军备的做法是恶劣的绥靖主义变种，面向未来，也是中国所必须加以解决的大问题。
其三，解决勇气与信心不足不够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个时期，中华民族英雄辈出，是英雄主义大放光辉的时代。但时过境迁，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发财致富的新时期，在这个新的致富时代，富豪大款成为弄潮儿，成为人生的楷模与社会的宠儿，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事实上被流放、被挤到了边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被一些人做了新诠释，成了意义广泛而深远的“好哥们”，成了携手并肩、风雨同舟的好伴侣。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被严重弱化、矮化，历史上一切反抗外来侵略与统治特别是近现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都被严重的虚化、污名化，从而在精神意志上失去了应有的自信。过去那种“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气概不见踪影，代之以千方百计地要同霸权搞好关系，断言中国已经离不开美国。于是，所谓的“斗争”就在相当程度上沦为空喊，往往如同妾妇耍脾气使小性一般表演，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在关键问题和具体事项上，人们所实际看到的，并不是以斗争为主，而是以合作为主、使小性为辅，从而导致霸权在中国面前越来越猖獗，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对中国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了。
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中国人反霸斗争的决心、意志和勇气严重缺乏，他们认识不到霸权在总体战略优势下的具体劣势，更找不到充分利用这种劣势进而实施强有力反击的办法与途径。为此，这些人经常拿“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来为自己搪塞，为自己经常挨打挨骂找理由根据。当然，战略智慧与策略水平的高低在其中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中国人缺少反抗霸权、面对战争的勇气与信心，因而补足精神之钙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
概而言之，在战争及其相关准备工作这个问题上， 当今中国总体上依然还没有走出和平年代的诸多迷思，依然还是和平思想占主导与支配地位，更难说面对危险已经胸有成竹、胜券在握。这就需要在精神有一个较大的动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包括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斗争。
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争也是这样，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支撑，不管多么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也都难以支撑、难乎为继。所以，仅仅追求战争的道德与道义高地完全不行，仅仅进行精神上的动员与准备也还不够，在进行充分的思想精神准备的同时，当今中国还必须认清自己在物质技术上的短板与不足，抓紧认真加以解决。
其一，要妥善解决对外经济依赖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外贸大国，世界多数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对于这样一种现实，总体上说这是好事，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具体分析研判，其中也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对美西方的经贸比重过大，造成强烈的依赖性。一些人就此判断中国存在有两个“离不开”：一是离不开外资。这些所谓的外资其实主要来自于美西方，一旦外资减少或削弱，中国经济就要遭受沉重打击；二是离不开美西方市场。这个市场占中国产品对外销售的大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一旦外贸受挫，中国经济同样也要遭受沉重打击。正因为这样两个“离不开”，因此以美国为首的霸权集团才能发动对中国的经贸战争，他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缺陷与短板来打压中国，对中国进行惩罚、要挟与勒索。目前，来自美西方的上述诸般举措还都是和平背景下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战争，又将会怎么样呢？
摆在眼前一个鲜活的案例就是俄罗斯。未来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中国的遭遇将比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是连傻瓜都能想得到的事情。
有鉴于此，中国就必须未雨绸缪、早为之计，把摆脱对美西方经贸和金融依赖当做未来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美国当局正在紧锣密鼓从事这样的事，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当局都一直在这样干，他们在搞什么“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中国也应照此办理。要推动自己的对外贸易转向转型，要达成国际金融关系的自主化，要实现原材料与产品市场的多样化，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尽最大的努力补上对美西方经济依赖这块短板。而不应对美西方心存和好如初的幻想妄想，死打烂缠地在这样一棵歪脖树上吊死。
其二，要解决高新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几十年来，中国搞对外开放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借此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不能不承认，西方所谓的“先进技术”一度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使他们从内到外、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都完全皈依了西方，从而对“中西方融合论”、“中国融入论”深信不疑，并坚信中国就此找到了出路、找到了未来。可以说，当代一些中国人之所以认定资本主义道路行得通、行得好，其重要的理由根据之一，就在于西方向中国输出先进技术，中国可以一路畅通、一帆风顺地学下去。在这些人看来，学习技术只是起点，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接下来还要向西方学管理、学制度、学道路，最后让中国学得同现代资本主义一般无二，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事了。
坦率地说，对外开放几十年间，中国确实在西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其中包括大量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的科学与生产技术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其积极意义，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否则就有失公允，就不是辩证全面的态度。
但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西方资本主义尤其如此，他们向中国输出先进技术基于各种原因，但都有着霸权利益目的，更有着明确的红线与底线。而且发展到现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他们要转方式、换轨道了，要更加严格地让技术输出服从于战略竞争需要，要对中国在高新与关键技术上进行封锁与扼杀，以此确保他们的战略杀手锏不动摇，确保霸权集团在先进技术上垄断地位。于是，中国就面临了一场空前严峻的“卡脖子”问题。
可以预计，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美西方将越来越严厉地对中国进行全面与全方位的“卡脖子”。这是中国人民必须直面的严酷现实。
这一前景昭示，战略对抗与社会制度道路的对立从根本上颠覆和埋葬了中国获得西方关键性技术的可能性。此前他们之所以还能够向中国输出一些二流三流的先进技术，不过是要以此为工具为手段来引诱中国，譬如引诱驴子的一把青草，一旦在中国上瘾形成依赖之后，人家就要动手制衡，要进行相应的驯服驯化了。
显然，能否突破美西方关键高新技术上对中国实施的“卡脖子”行动，关乎中国的前途与未来。没有战争危机是这样，面对霸权集团的战争危机更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必须破除过去曾经的迷信而改弦更张、幡然悔悟，重新树立起自主自立的战略信心，努力开发各种关键技术，全力以赴抢占技术发展的战略新高地，争夺人类社会的新边疆。为此我们必须拿出当年搞“两弹一星”的那种精气神，像陈毅元帅所说的那样，即便脱裤子当了，也要搞出来，也要实现全面的突破，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彻底解决高新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现如今我国经济体系庞大、势力雄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却是一种典型的和平经济，如果对照战争的要求，则差距巨大。可以说，在战争条件下，现有的中国经济缺少基本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尤其是战略性原材料的供应与储备还百孔千疮、四下漏风，一些相当重要的工业制造业生产线缺少相应的备份，沿海地区的浅近纵深内糜集大量的工厂和企业，战时很容易遭到破坏。至于金融体系、海外资产等，更基本上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利状态。
当然，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和平发展时期难以避免的缺点。但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就是要继续在和平条件下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手就是要准备好在战争危机下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就应该预先对战略资源储备、生产制造布局、经济体系结构等做空前深刻的调整，并针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全球经济关系和海外资产安全做好应急预案，尤其突出的是要解决上海、深圳、广州、南京等沿海城市的战时疏散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切忌指望什么海防边防与空防。十防九空、防不胜防，常识历来如此。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把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做在前面，而不能临急抱佛脚。
总之，在战略的物质准备方面，我们还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缺陷，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
最后是勇于迈出关键性一步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国家与民族的平战转换也是这样。在战争准备这个问题上，现如今的中国既远不如建国之初那样勇毅，也不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坚韧，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譬如一个长得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孩子，看起来块头不小，但比起其父母来说，实际上无论心智还是经验，都相当地幼稚苍白。一些人总是津津乐道中国军队装备了多少现代化的武器，我们承认这些东西很重要，但并不认为仅仅这点东西就具有决定性意义。须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情，绝非仅仅是军队自己的事情。谋划具体战场上的战斗是军队的职责，而谋划战争则是国家民族的大政，对此必须站在历史与战略的高度来加以对待。因此，在上述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两个方面之外，还必须起好步、开好局，推动中国实现深刻的经济转换、社会转型与战略转向。其中相当重要的是，要勇于迈出关键性的一步，那就是将敢于打仗和准备打仗的决心与意志公开展示给全中国、全世界。
第一，战略学说与相关思想认识要迈上新高度、新水平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背景下，现如今的中国已到了必须摆脱和平依赖的时候了。遍观世界大势，今后将会是一个全球大动荡、大改组和相当彻底翻新再造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战火很可能要燃烧到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从历史经验出发，中国也将难以置身其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认识及其相关学说就应该与时俱行，要不断地加以丰富完善。这其中，尤其要避免将改革开放同战争准备对立起来（参阅笔者2022年文章《改革开放是不是就不能打仗》），现实情况是，中国越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越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否则就完全有可能开门揖盗、被人打破家门。也不能把打仗同复兴崛起对立起来（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国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自缚手脚。前进的战略征程上，此路不通就开辟新的前进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从来都没有一条道跑到黑的道理，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战略上也完全是这样。
第二，战略实践与相关举措要敢担当、敢作为
面对霸权集团的欺辱与打压，现如今的人们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让中国值得自豪的名言，“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当然，尽管人们相当期盼与渴望，事实上自改开以来迄今为止，中国也还始终没有打出这一拳。可是，这样的日子不可能持续太久了，在霸权的逼迫之下，中国终究要打出自己的第一拳。
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第一拳，究竟在哪里打出为好呢？
这个问题恐怕是要众口一词：那就是台海！无论是从“天时”、“地利”还是“人和”等各个维度看，以统一中国为切入，将成为中国相当优良的战略契机。在这个战略方向上，中国具有突出的军事内线优势，具有突出的政治优势，完全能够在各方面和各领域都抢占有利地位。这里是打开战略局面的用武之地，是遂行反霸斗争的良好战场，是创造历史和造就英雄豪杰的大舞台。现在，这一舞台已经比较充分地展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所亟须的就是要勇敢坚强地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第三，不要被“台海战争陷阱”论所迷惑
围绕中国统一台海问题，各种议论从来都千奇百怪，前一个时期更冒出了一个什么“台海战争陷阱”论，说什么“美国处心积虑引诱大陆攻击台湾地区，但中国大陆却一直不上当”。抛出这一观点的据说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海外一放风，国内的一干重要人等就立即群起呼应、积极助推，于是各种有关“武统陷阱论”纷纷出笼。特别是相关“学者”、“专家”们，更是赤膊上阵积极“揭露”美国试图挑起台海紧张局势的种种行径，极力向中国政策献计献策，大声疾呼中国一定“保持战略定力”，千万“别上美国的当”。
我们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呼应者非蠢即坏！霸权集团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的战略由来已久，但要说当前时期他们盼着或挑动着在这里也打起来，要在俄乌战争与中东战争之外引发第三场地区战争，这在战略逻辑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简直荒谬绝伦。笔者不相信霸权的战略智囊团及其决策层会这么蠢。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这么蠢，恰恰相反，这个时候他们十分害怕中国动手，十分害怕中国开辟第三战场。他们的战略企图是通过威慑、欺骗与诱惑等手法来稳住中国，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英国这头霸权的老哈巴狗难道会真心揭露霸权的战略图谋吗？他们在这个时候放出这样的风声来，其意难道是为了中国的福祉与发展吗？只有傻瓜才会相信！
实际上，当前与今后一个阶段，总体的判断应该属于中国在台海问题上大有作为之时（参阅笔者文章《俄乌战争前景未卜，中国是否应该抓住时机做点什么？》），中国应该抓住机会坚决出击。当然，笔者从来都不认同战略机会主义行为，机遇必须服从大局，必须把机遇建立在自身可信实力与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也从来不认为实现国家统一可一蹴而就、一击必杀，坚定地认为必须立足于长期艰苦的斗争，要不怕失败，经得起挫折，更不能被包藏祸心的“台海战争陷阱论”所迷惑。这等把武统台湾同中国经济发展对立的论调和伎俩十分可恶阴毒。
古今中外战略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但要有实力，还要能够和善于运用自己的实力。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中华民族从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但坚持原则并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要靠实力甚至暴力来支撑。如果没有武装捍卫和平的能力，那么嘴上说坚持原则，其实就是大话空话。现在，亚太地区依然相对和平，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隐忍。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已经到了需要中国认真做好局势剧变相应准备的时候了。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说，同霸权集团相比，中国方面的相关工作还很落后，差距真的还很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