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没有入党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1945年，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跟人谈起自己的入党经历。

他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毛泽东这句看似很平常的话，其实是很自豪，也是很伟大的。试问，当时在全中国121万共产党员中，乃至在毛泽东逝世之前的全中国在籍的党员中，有谁能有资格讲，“我没有入党介绍人”，“共产党就是我们自己搞的”这句话？

毫无疑问，当时只有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这两个人才有资格讲这样的话。那毛泽东是如何走上建党道路的？

毛泽东8岁开始上学，在韶山冲先后进6所私塾读了6年书。

1910年秋天，16岁的毛泽东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去报考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救国的志向。

校长阅卷后大加赞赏，对同事说：“今天我们录取了一个建国人才！”

东山高等小学堂实行“新法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以及英语、自然科学等新鲜知识。他读书涉猎较广，肯于思考，因此作文成绩优异。

当时他写的《救国图存论》等文章，气势磅礴，被国文教员称赞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批给全班同学“传观”。

1911年春天，经东山高等小学堂一位教师的热心推荐，毛泽东顺利地进了湘乡驻省中学。来到向往已久的省城长沙，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很快便成为它的热心读者。

他认真研究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开始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

为表示反抗清王朝的决心，他倡议并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了。毛泽东异常兴奋，决心为革命尽力，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起义的新军，当了一名列兵。

不久，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遂在当了半年兵之后脱离了军队。

1912年春天，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这所中学里，毛泽东以擅长作文闻名全校，国文教员对他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极为赏识，称赞他“自是伟大之器”，“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毛泽东在省中读了半年后，感到中学课程肤浅，在校读书不如自学，于是便退了学。

退学后的毛泽东居住长沙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自学生活。他每天早出晚归，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专心致志地看书，除中午出去买几个包子或饼子充饥外，简直就不休息。

1913年春天，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前途，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毕业后可担任教师。他在父母的赞同和朋友的鼓励下前去报名，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

翌年春天，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该校预科第三班，秋天被编入本科第八班。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以“最新民本主义（即民生主义）”为教育方针，强调“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注重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

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员，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

因此，这所学校堪称当时湖南培植师资和新青年的摇篮。在省一师，毛泽东的好学上进、进步言论、杰出才华、过人胆识、踏实作风等优良品行，受到同学们的钦佩和推崇。

毛泽东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毛奇”（笔者注：毛奇是德国一位军事家的名字），赞誉他是奇男子。

毛泽东到长沙求学后，曾结识了几位朋友，但他觉得身边的朋友还是太少，决心突破第一师范的狭小圈子，到更大的范围去结交更多更亲密的同伴。

于是在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向各校张贴《征友启事》，开始虽然只有五六人应征，随后他同各地许多学生和青年建立了通信联系，逐渐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

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出没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他们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也不谈家庭琐事，只是经常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

他们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到了1917年冬便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识：“集合同志，创建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毛泽东根据讨论的结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便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参与起草的会章。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质，改良人心风格。”

会议推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昇赴法留学，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成立日会员仅11人，到1920年底，已拥有会员100多人。

是年，学会的宗旨也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在毛泽东谋划和领导下，由一个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成为革命团体，其骨干成员的政治思想大都由民主主义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为组织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筹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会员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他在一师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的来信，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同蔡和森、萧子昇等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

会议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决定立即在湖南组织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推举蔡和森去北京了解情况和进行联络，毛泽东和其他会员则继续留在长沙，做发动和组织工作。

蔡和森到京后将联络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要求他们发动众多的青年来京，以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他急切希望毛泽东能尽快入京，指导和主持这一工作。他在信中强调：“吾辈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甚问题。”

毛泽东接信后偕同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萧子昇等20多名准备赴法的青年于8月19日抵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

到京之初，毛泽东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统筹全局，同蔡和森一起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迎接并安排第二批湖南青年30多人进保定留法预备班等。

罗学瓒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均为同学所佩服”。

当时，很多进步人士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十分赞赏，湖南的报纸也称赞这次运动是“吾湘的生机”。

毛泽东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拮据，急于谋个临时差事。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登记工作，月薪八块大洋。

在这里，他通过管理报刊这一得天独厚之便，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汲取了许多新鲜知识。他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除经常旁听他感兴趣的课以外，还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这期间，他阅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一定的影响，赞同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191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送走了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子，自己却留在国内。他是主张出洋留学的，曾计划赴俄留学，但迟迟未付诸实施，对此他曾解释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结识李大钊和陈独秀

毛泽东也从阅览人中结识了一些名流学者，特别是认识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1936年夏天，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然而也有例外，当时愿意与他交往的就有李大钊、陈独秀等知名人士。毛泽东有幸结识他们，能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学术、人生、时事、新思潮等各种问题。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就研究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克思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

李大钊用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为无数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指引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

当年的毛泽东读到李大钊这番力透纸背震撼人心的宏论，顿觉热血沸腾，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道理，便也开始研究马克思和列宁了！

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与李大钊有很多接触的机会。他经常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

李大钊对毛泽东这个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的青年才俊也颇为赞赏。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带动下，毛泽东得以阅读、钻研了当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他后来回顾自己青少年时代探索真理的经历时说，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直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的书。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他创办的《新青年》，其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此时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第一个宣传苏俄革命的李大钊同聚北京大学，二人并驾齐驱，共商《新青年》的编辑之事。

于是，以北京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人称“北李南陈”或“南陈北李”，当时在青年中流传着这样的一首小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接触虽然是短暂的，但影响却是深远的。短暂的接触之后，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大增，当他“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1919年4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亲拟传单，带领新民学会学生会员到长沙各校进行串联发动。经过联络和协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在5月底成立，会长是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毛泽东是这个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省学联成立后，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和成群结队的学生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积极开展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毛泽东认为湖南迫切需要办一个有影响的革命刊物。湖南省学联根据毛泽东建议，仿效李大钊的《每周评论》，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推举他为主编。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出版。毛泽东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全力以赴，呕心沥血。由于当时投稿的人不多，因此大部分文稿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湘江评论》共出5期，另有“临时增刊”第一号。据统计，毛泽东为这个刊物写了30多篇文章。《湘江评论》同当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属最强之列，并且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恢宏，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

它的问世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报刊也都纷纷介绍或转载它的文章。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论道：“著述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尤其毛泽东写的《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文章，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一时间好评如潮。尤其是《民众大联合》，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认为：《湘江评论》的《民众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是思想界重大收获之一。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赞同毛泽东“改造中国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由于传播新思想，洋溢着斗争精神，8月中旬第五期刚出版便被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查封，同时，省学联也被张敬尧勒令解散。

9月间，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邀请，担任该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当时北京《晨报》对刷新的《新湖南》评价为“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迷信和腐败的社会制度，宣传革命思想。

自省学联被解散和《湘江评论》《新湖南》被查封后，毛泽东和原省学联骨干分子就开始秘密的策划、组织。

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4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敬尧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横行湖南，恣意施行暴政，作恶多端，在湖南那块土地上，张氏兄弟没有什么不能、不敢做的，湖南人民极为痛恨。时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在湖南人民一致声讨张敬尧的怒吼声中，青年毛泽东恰到其时地站出来，振臂高呼，“张毒不除，湘无宁日！”很快便成为驱张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毛泽东召开了多次会议，分别同新民学会会员、省学联骨干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研究驱张的具体办法，决定发动全省总罢课。同时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公开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

就在长沙学生进行总罢课的时候，毛泽东亲自率领一个100多人的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

到京后，毛泽东等人即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递送了《湘人控告张敬尧十大罪》的呈文，全面地揭露了张敬尧对湖南人民的黑暗而野蛮的统治，要求撤职惩办张敬尧。

为了争取各界的援助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组织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每天编写和发稿150多份，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登载，向全国人民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罪恶。

与此同时，他和代表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同时恰逢军阀之间发生内讧，张敬尧终于在1920年6月被赶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率队驱张进北京，是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

毛泽东于1920年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这次在北京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热心地搜寻和研读那时候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读了许多关于苏俄革命的书，还读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尔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这两部书引起了毛泽东极大兴趣，使他第一次知道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和李大钊的频繁交往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学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毛泽东曾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1949年3月，毛泽东在由西柏坡进驻北平之前，一次谈到李大钊时，他深情地回忆道：“30年前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我今天还不知道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