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主张大举进攻匈奴西部，彻底根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力，而丞相魏相则主张把精力放在朝廷内部，以免祸起萧墙。
究竟采取哪一种策略呢？
经过反复讨论，群臣大都认为，汉朝距离车师国路途遥远，在那里驻军花费太大，不如将车师国的百姓迁移到渠犁一带居住生活，至于车师国原来的地方，不妨让给匈奴，以后再说。
通常而言，在国家扩张的进程中，往往更为看重地盘，不会太在意人口的得失，尤其是对异族，所以历史上，屠城屡见不鲜。
然而，此次汉朝对待车师国的做法却一反常态，选择了要人、不要地盘的策略，真可谓脑洞大开。
对此，宣帝刘询表示同意，但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解救被困在车师国交河城中汉军将士，于是他立即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和酒泉两郡的骑兵奔赴车师国以北一千余里处驻扎，摆出一副要截断匈奴军队后路的态势，有点围魏救赵的意思。
关于常惠，前面我们多次说到过。
他曾跟随苏武出使匈奴，结果被匈奴羁留十多年之久，直到汉昭帝时，才得以返回汉朝。
宣帝刘询即位后，朝廷先后两次委派常惠出使乌孙国：
第一次出使，常惠协助乌孙国军队成功突袭了匈奴右谷蠡王的王庭，因取得丰硕战果，被加封为长罗侯；
第二次出使，他巧妙调动乌孙国以及其他西域诸国的军队，惩治和收服了曾经擅杀汉使的龟兹国。
可见，常惠是一位极为卓越的外交家，非常熟悉匈奴和西域两地的内情。
所以匈奴军队闻讯，不敢在车师国逗留，立即撤军离去。
郑吉则顺势带领军队护送车师国百姓迁移到渠犁一带，这相当于在那里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车师国。
当然，新的车师国还需要立一位名正言顺的国王来治理才行。
立谁呢？
当时有两个较为合适的人选：
其一，便是车师王乌贵，前面说过，他因不堪匈奴频繁侵扰，如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一般，脚底抹油，独自逃到了乌孙国避难；
其二，是车师国先前的太子军宿，前面说过，他因不愿意听从老车师王的安排到匈奴做人质，跑到了母亲的娘家焉耆国那里。
不用说，从情理上讲，第一人选应该是乌贵，虽然他曾经亲近匈奴，但毕竟是车师王，何况后来又投靠了汉朝，其身份地位较为特殊。
因而，汉朝派使者到乌孙国要人，可乌孙国自有打算，不愿意放走乌贵。
什么打算呢？
说白了，他们想通过控制车师王乌贵来掌控车师国，以增强自身在西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如果这么直白回复汉使，肯定会得罪汉朝，于是他们找了个借口。
这个借口看似冠冕堂皇，其实非常勉强，其大意是说，他们之所以留下车师王乌贵，是为了以车师国的名义从原来车师国的方向防范匈奴，替汉朝分担压力。
汉朝明知其中有猫腻，但考虑到与乌孙国联合抗匈的整体关系，只好作罢，转而考虑第二人选，也就是车师国前太子军宿。
军宿正求之不得呢，流亡焉耆国那么多年，寄人篱下的滋味，他已经受够了，做梦都想做车师王，所以接到通知，马上赶到渠犁即位。
与此同时，汉朝在渠犁一带增设了三个校尉负责屯田，以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和影响力，保障新的车师国能够稳定发展。
郑吉则被任命为卫司马，负责鄯善国以西南道一路的安全。
待一切稳定后，汉朝派了一个名叫殷广德的侍郎出使乌孙国，又去索要原来的车师王乌贵。
乌孙国看乌贵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便同意放人。
于是，乌贵跟着汉使殷广德来到了京城长安。
宣帝刘询赐予他上等宅第，恩准他与老婆孩子团聚，永久在长安生活。
为什么要这样看似已经毫无价值的乌贵？
显然，这是让乌贵家族作为备胎，以制衡车师王军宿，从而，汉朝就可以更好的控制车师国。
这一年，是元康四年。
同年，匈奴那边不甘心失去车师国，立了一个名叫兜莫的人为车师王。
这个兜莫是乌贵的堂弟。
自此，车师国就分成了两部：
一部，依附于汉朝，史称车师前国；
一部，依附于匈奴，史称车师后国。
可见，自古小国的命运都攥在大国的手中，特别是那种占有优质资源的小国，正所谓怀璧其罪，今天的叙利亚何尝不是如此。
至此，汉匈关于车师国之争暂且告一段落。
而这时，汉朝内部围绕着太子刘奭却有了新问题。
什么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