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郑吉的上书请求，赵充国等人主张直接对匈奴开战，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但丞相魏相认为不妥，为此，专门上书宣帝刘询说明自己的意见：
“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丞相魏相的这道奏书有点长，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
奏书开篇，首先列举了对外用兵的五种情况：
一是义兵，也就是为解救危局、除暴安良而起兵，这种情况可以称王；
二是应兵，也就是为抵抗外敌侵略，不得已而兵，这种情况可以取胜；
三是忿兵，也就是为报仇雪恨，忍不住火而起兵，这种情况往往失败；
四是贪兵，也就是为贪图他国土地、财宝而起兵，这种情况反被攻破；
五是骄兵，也就是自恃国富民强而耀武扬威起兵，这种情况将会灭亡。
魏相认为，上述五种情况的结局不完全取决于人事，多由天道决定。
由此，奏书分析了汉匈之间的关系。
在魏相看来，匈奴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无理，而是有所改变，甚至开始对汉朝释放善意，比如他们抓到汉朝百姓，马上就送还，并不为难，另外，他们也不再肆意侵略汉朝边境。
所以魏相认为，这次为了在车师国屯田驻军的问题，双方不应该太在意，更不必大动干戈，否则出师无名，胜负难料。
接着，魏相又分析了汉朝当前内部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汉朝边境各郡比较贫穷，百姓们吃饭穿衣还得不到保证，很多人家，父子不得不共穿一件狗皮或羊皮制的衣服，靠野草野果充饥，他们忙于为生计奔波忧心，怎么肯去当兵保护本已破败的家园呢！
其次，战争会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正所谓“军旅之后，必有凶年”，也就是说，一旦兴兵，打破了阴阳平衡，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
最后，各郡国的太守和丞相多不称职，风俗尤为不正，以至于水旱灾害时有发生，就在今年，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已有二百二十二人，这绝不是好现象。
综上，魏相得出结论，不把国内的事情搞好，仅仅为了报一点小冤仇，就想着对蛮夷之地用兵，犹如孔子所言‘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是一个典故，出自《论语·季氏》，其背景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局势。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附属国名叫颛臾，国小势弱，但城池坚固。
鲁国当时的实际掌权人是贵族季孙氏。
季孙氏担心颛臾国做大，想灭掉它。
孔子的弟子听说后，将此事告知了孔子。
孔子敏锐地指出，季孙氏的忧患并不是来自于颛臾国，而是来自于萧墙之内。
所谓萧墙，是指古代国君宫室大门内或大门外，面对大门的矮墙，又称“塞门”或“屏”，它的主要作用是遮挡视线，防止外人向大门内窥视，臣子进入宫室晋见君王时，首先要经过萧墙整理仪范。
所以萧墙之内一般引申为国家内部政局。
孔子认为，只有国家政局和谐稳定了，才能真正防止灾难发生，而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往往会导致国破家亡。
成语“祸起萧墙”，便是源自孔子的这句话，比喻祸乱多由内部原因所致。
丞相魏相在奏书篇尾提起这件事，意思不言而喻，也就是，他不赞成再对匈奴用兵，而应该加强内部管理。
那么，宣帝刘询会接受丞相魏相的意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