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进勇
盈江十三团请愿始末记
作者：杨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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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十三团请愿始末记
（下）
（十六）
这时，杨跃志正在六队收集材料，忽有知青来报：彭被工作组找去谈话了！
他旋即赶往场部。
彭清敏坐在分场会议室的角落，他的对面是分局张副局长、总场李大书记和副场长张赞容等人。杨跃志走进会议室时，举座沉闷中渗透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作态他是太熟悉了，要是在以往，足以把蚂蚁般弱小的知青压得粉碎。他坐在彭清敏身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从挎包里摸出笔和日记本甩在桌上，平静但语气强硬地说：“今天在座的各位的谈话，我们都完整地记录下来，谁对谁错，我们不想评判，交给中央调查组审定。”他要让对方有所顾忌，不要太放肆了。因为他深信就目前国内的形势，对方绝对没有他在省城了解得多。这一招果然奏效，对方愣了好一阵才说：
“……不管怎么说，你们罢工是极端错误的，你们必须立即解散知青委员会，这是一个非法组织，是哪一级党委批准的？嗯！”李大书记的话果断而铿锵有力，没有丝毫的协商余地。
彭清敏秉性刚直，从不曲意迎奉，话语锋锐，往往一针见血：“知青罢工是不是非法，不应由农场说了算，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决定。既然宪法赋予了公民的权利，他就有权在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今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不必要哪个来批准。”
不熟悉彭清敏的人叫他彭眼镜，熟悉他的人叫他彭公民，因他很早就具有公民意识。他是把卢梭的名言记得太牢了：“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他比坐在他们对面的张玉春、李大书记高人一等的是：他懂得宪法的真谛，知青所做的一切是在宪法的保护范围之内，而宪法决没有赋予李大书记们镇压知青的权力。于是，他与李大书记围绕着宪法和权力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很可能李大书记平时醉心的是如何享用权利，他的办公桌上就放有一本宪法却又根本没读过，也才会说出这样殆笑大方的话来：“虽然宪法上写了允许罢工，但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合适。”
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竟被他说成了弄虚作假的儿戏！据说他为此受到了从省委到州委的严厉批评。
最后，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舌战，彭清敏站起来表示：
“知青罢工并不是针对你们的：我们在等待中央调查组的到来，对农场和你们个人早已不感兴趣。我们要回家的根本原因，是知青多年来因为农场官僚主义造成的恶劣处境没有改变，许多具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广大知青才被迫依法向社会发出的呼声。请你们不要干涉。
“再说：知青什么时候围攻殴打过你李尚武和别的干部呢？又什么时候冲击过你们党委办公室？什么时候在生产中制造过事端，强迫别人罢工呢！你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向州委、省委乱报假案，唯恐天下不乱，欺上瞒下，扰乱上级视听，欲置知青于死地而后快，这是共产党人的做法吗？你们扪心自问：长期以来你们违法乱纪非法关押、捆绑吊打、肆意摧残虐待知青的事，还做少哪？”
彭清敏和杨跃志离开时，见李大书记脸皮愈绷愈紧，神色愈见阴沉，忍不住不屑地笑了。知青们从邓小平的复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看到了回城的曙光。但如果有谁胆敢逆历史潮流而行来阻止他们，他们是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生命拼死一搏的。这是彭清敏和杨跃志的想法，也是所有参加罢工请愿的知青的想法。
回到彭清敏的寝室，面对农场当局大肆分化瓦解知青，两人商量决定立即召集各分场知青代表商讨对策。夜11时过，秦禄英、邓耀堃、李开庆和吕跃炯等人紧急赶到，代表们就明天是否坚持召开大会展开了激烈争论。知青委会第一次出现分裂的苗头。
彭清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维护团结，制止分歧扩大，在征询了二分场的意见后，他在电话中耐心地说服了一分场的张满堂和王伟嘉，决定明天的大会不开了；为了不冷落大家的心，各分场自行组织召开。尽管有些代表极为不满气愤，最终还是顾全大局统一了意见。
为了向州委和农场当局表明观点，彭清敏起草了一份声明：
关于二十九日“坚决拥护国务院
12·25·通知大会”的声明
我们盈江农场知识青年原订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召开大会，是为了表达知识青年坚决拥护国务院通知的态度、决心和盼望国务院调查组早日到来的心愿，稳定全体知识青年的思想，保证停工期间不发生一切越轨行为。
考虑到维护社会治安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考虑到地方交通造成的困难，我们将开会的消息通知了农场，并告之中共盈江县委、县公安局、县文教局和知青办，请求给予保护和提供方便。
群众发生的罢工、集会，在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下，理应得到宪法和法律机关的保护，不存在必须得到谁的同意与否的问题。
因此，我们召开大会的做法，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并且是光明正大的。但是，由于考虑到州委已有“十二·二八”指示精神，而且盈江农场党委又根据州委精神作了布置安排，对我们作了答复。出于对上级党委、各级领导的尊重，为了避免任何意外的事情发生，考虑到边疆的特殊性，从大局出发，我们决定克服一切困难，不召开“十二·二九”大会，并向广大知青作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必须指出：农场各级领导对我们知识青年的停工、集会游行，应有正确地理解，知青的上述行为都是合法、合理、合情的，也是作了克制和忍耐的，没有出现任何越轨现象。
特此声明。
盈江农场知青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紧急会议持续到二十九日的凌晨五时，彭清敏卓越的胆识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这次会议使罢工运动的重心，由一分场四队移到了总场知青委员会。为了反击农场当局的压力，更好协调各分场运动的开展，大家一致同意把知青委员会机构移师到总场机关。
（十七）
李尚武以为稳操胜券，精心策划的计谋在知青面前完全破产，他大为惊异和沮丧。难以置信的是：农场搞到如今令广大知青寒心之极，令当局焦头烂额的地步，仍然没有一个领导站出来，说一句对知青感到有愧的话。
1975年初，兵团恢复农场体制，一批地方和原来靠边站的农场干部填充了各级领导岗位，屁股还没坐热就刮起了“调老婆风”：
总场党组副组长、副场长张赞容的老婆调进机关招待所；
总场党组成员、副场长窦修砚的老婆调进总场基建队任副队长；
总场副场长吴双喜的老婆调进招待所；
总场政治处副主任邓志坚的老婆调进机关小卖部；
总场生产办公室主任高春祥的老婆调进卫生队当会计；
总场行政办公室主任刘启明的老婆调进基建队；
总场政治办公室主任闰世杰的老婆调进基建队……
如果说这些领导们为了农场的发展，辛辛苦苦日理万机，把老婆从大田调进机关照顾自己，广大知青也就认了；但接下来刮的“调子女风”，就没法不众怒难平：
总场党委李尚武大书记将女儿调到一分场学校当老师；
总场场长陈二马将侄儿调到基建队当木工；
总场党组成员、副场长窦修砚将儿子到汽车队当驾驶员；
总场副场长吴双喜将儿子调进一分场学校当老师；
总场电站领导李良训将儿子调进汽车队当驾驶员；
总场生产科长杨从广将儿子调到学校；
总场机关干部崔慎厂将女儿调去当卫生员……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了总场领导的表率作用，各分场领导也正大光明地紧跟不误：
一分场场长董加声将儿子调去开拖拉机，后又弄到部队，将女儿调进卫生所当卫生员；
一分场政治处主任杨连兴的女儿调到机务队开拖拉机；
四分场党组书记田玉昇的儿子调到学校当老师；
副场长周加品的儿子调到学校当老师；
三分场党组副书记王出现的女儿调到学校当老师；
生产办公室主任谢再之的侄儿调到学校教书；
二分场场长陈德华更是棋高一筹，干脆将儿子送到昆明农科院……
一时间，这些干部子女纷纷甩掉锄头进入神圣的文教、卫生殿堂。于是后来就诞生出这样的笑话：1978年春，一分场学校对全校老师进行文化考核，其中四名领导干部的子女得分如下：
李敏：数理化51分、政治语文75分、总126分，其父是总场党委书记；
吴边军：数理化30分、政治语文73分、总107分，其父为总场副场长；
杨燕芳：数理化19分、政治语文63分、总82分，其父系总场生产科长；
吴艳红：数理化15分、政治语文60分、总75分，其父乃总场中学校长。
此次考核满分为200分，四人平均总分不及半：96分。
这一切都是在成千上万的农场职工和广大知青面前，大张旗鼓，肆无忌禅地于的，大有野兽抢食，饥民要饭之势，吃一嘴算一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边做还边谆谆教导农场职工和广大知青：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贵低贱之别。好象知青们弱智到连坐在机关门店里，开着汽车腾云驾雾，和在大田深山老林中忍受日晒雨淋做牛马苦力的天壤之别，都感觉不出来了。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农场当官的在把自己的家属子女安排得舒适妥当的同时，却要把先干得好好的知青赶走——
总场基建连建于1970年建设兵团刚组建时。当时团直机关的房屋少目简陋，现役军人张光跃团长沿着团部走了两圈，连连摇头：堂堂团部机关怎能如此寒酸！随即下令从各营、连抽调了五十多名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北京、上海知青组成了团直基建连。这些知青中的精英人人既是工人，又是工程技术人员。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没有木料，上深山去伐：没有砖瓦，就地取材烧窑：没有住房，搭油毛毡茅草棚子……四年的艰苦奋斗，烈日淫雨，流血浴汗，捧出一个被芭蕉树林，美人蕉，绿草坪簇拥的、漂亮崭新的团部机关。但知青们汗水还没擦干，劳动者的笑容就已僵在脸上：农场党委一个“精简机构，充实生产第一线”的会议，就将二十多个知青一脚踢下大田。当离开基建连的知青抚摸着被汗渍和老茧磨得铮亮、跟随自己多年的劳动工具时，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一些人当场就伤心地哭了。
1971年兵团二昆电站上马。一支以知青为主力的建设队伍，吃住在工地，夜宿景颇山寨；开山炸石，逢水搭桥，经过三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战，当团部机关被电站输送的光明照亮时，修建电站的知青们的心底却笼罩着一片黑暗：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被遣散回连队下大田。而与此同时，站长李仁祖的老婆从腾冲调来；支部书记把在四营二连大田的老婆调来当会计……最惨的是北京知青周文序，撬巨石腰椎严重受伤，被赶到总场试验站种水稻，留下终身残疾。
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崇高而伟大的。但当它被农场各级领导视为避之不及的苦差时，咋可能再让知青秉承它辉煌的传统，感受它崇高伟大的意义呢？
知青们用青春的血汗甚至生命，把荒原变成胶林，在深山老林中建起电站，让荒坡沼泽变成沃土……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和命运。农场各级领导长期以来的腐败和专制导致的最直接的恶果，就是点点滴滴地吞噬着广大知青屯垦边疆的热情和希望。当知青们八年、十年地在农场强大的官僚体制的压迫下，被耗干了青春的激情，单纯美好的灵魂被扭曲蹂躏摧残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却发觉自己不过是被愚弄欺骗、肆意凌辱的蚁蝼样的弱势群体时，咋可能还对农场当局和这片红土地，再抱有什么希望和感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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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昆明。1978 年十月中秋。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想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英少一人。”杨跃志和总局秘书科的几位来自重庆、上海的知青朋友，登上农垦总局办公楼的屋顶，这晚的月色很亮，清辉中弥漫着浓浓的思乡情；一小盘花生米，几块月饼，一杯苦茶。这些各农场知青中的佼佼者，尽管凭着勤奋和才华奋斗到在总局领导身边担任重要的工作，但此情此景，仍是止不住的乡情横溢。
一位知青讲述了发生在金平农场的惨剧。惨剧主人公的名字已经忘记，但他留在人世的那滩鲜红的血泪，二十多年过去了，仍在杨跃志眼前闪射刺目的光芒。
这位重庆知青是分场卫生所的卫生员，凭着刻苦钻研练就出了较好的医术，加之和善敬业，很受知青和农场职工的尊敬；他有志于在边疆发展自己的医疗事业，准备与相恋的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安家落户，婀娜美貌的上海知青也决心和他扎根边疆。这在知青普遍不安心农场的环境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就在他们确定结婚的日子，准备借回家探亲向父母禀报终身大事时，横祸从天而降：场长瞧上了医生的未婚妻并且按捺不住了。在农场一些干部中，领导权就是占有权可谓根深蒂固。当得之上海女知青将和医生探亲结婚时，邪恶的报复欲望便在场长的阴暗心理中恶性膨胀了，当然也就不会想到一个医术良好爱岗敬业的医生，对缺医少药的边疆农场来说是何等的珍贵。
气质敏感的医生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不久一纸调令将上海女知青调到伐木场当卫生员。伐木场地处深山老林，完全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供给全靠人力从三十多里外送来，一个年轻姑娘要长年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其艰难可想而知。娇弱的姑娘接到调令当场就失声大哭，当晚来到医生的寝室；医生心疼万分却又爱莫能助，两人只有紧紧地相拥而泣。这一切都被场长安排的人监视偷窥，又添油加醋地汇报到场长那里。农场当局这时突然显出罕见的办事效率：第二天场部就宣布两人乱搞男女关系，勒令上海女知青立即到山上报到，医生停职审查。一时间，两人的偷吃禁果传得活灵活现沸沸扬扬，并传言医生既然能这样干，那他在看病时……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医生据理力争，并提出对女方做医学鉴定以证明他们俩的清白。他们不是卫道士，而是相互珍爱，想把最美好的奉献留到最美好的时刻罢了。但农场当局原本就是欲加之罪，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是将医生每天在众目睽睽之下由武装民兵押着，在栽秧大忙时节下到大田高强度地劳动：收工后仍被武装押送到食堂打饭后即被囚禁在寝室里，不得与任何人接触。半月后，姑娘得知医生的消息，连夜一个人冒险在蛮荒野林中跋涉几十里下山。这晚看押医生的人很同情他们，让她与医生单独见面，但时间不能太长。
短短十几天，恍若过了几个世纪，风度翩翩的医生已是分外憔悴沮丧。平白无故地遭受奇耻大辱和人生侵犯，令医生的心身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何罪之有？何处是生路？这世界天理何在！当姑娘倾诉着她听到的流言蜚语时，医生悲愤地摇了摇头：就是我们结合在一起了又怎样啊？我们不是即将结婚了么？农场那些当官的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事还做少哪？知青中未婚同居、甚至生小孩的也见惯不惊了，为啥你场长非要扭着我们不放！得不到就毁灭，这种人性中残留的最为邪恶的兽性，在场长身上得到了最大的鸱张。医生像是突然间明白了在农场的土地上，场长手中的权力的黑暗。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上海女知青和医生互道珍重，互相鼓励要坚持构住，挥泪而别，又一个人匆匆返回山上。之后，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找医生谈话，他依然以无罪之身被当做犯人武装押送去大田强制劳动。医生虽然无力反抗这非法的暴政，但骨子里的高傲仍充盈着不屈服，而敏感的气质和高强度的劳动，更在双重摧残着他的身体，精神几近崩溃。
这天傍晚，看守在门外蹲着吃饭，食堂快关门了，医生咋还不出来打饭？他朝屋里喊了两声，没有听到回声；移到屋后的窗口往里一看，血淋淋的场面顿时吓得他大叫起来；随即撞开门冲进去，一脚踩下去，鲜血飞溅。人们闻声跑来，我们年轻的重庆知青、治病救人的医生写下一封愤怒控诉的遗书，早已用手术刀割断了大腿的动脉，在血泊中挣扎；大家扑上去拼命想按住喷血的伤口，但医生睁大绝望的眼睛，不停地扭动拒绝抢救，很快就猛地抽搐了一下，不动了，两只圆睁的眼睛，死不瞑目地瞪着旧报纸糊的天花板。
医生的未婚妻拿着遗书告到云南农垦总局，总局震怒了，派一位副局长亲自带队下去调查。医生的父母从嘉陵江畔的山城赶到边疆，老人家发誓要为儿子讨回公道，状纸递到法院……
听完叙述，在场的知青都含着冷泪，长时间地沉浸在悲愤之中。“那个场长真该枪毙！”知青是一个整体，对任何一个知青的伤害，都是对全体知青和他们的亲属的伤害。
但农场这些为所欲为、目无法纪的领导，对知青伤害得真正最深切、最不可医治的恶果，是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全社会正义的舆论，对农场当局竟然政治如此黑暗的失望寒心和愤怒反感。这决不是共产党的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摧毁那些阻碍历史进步，以权谋私，权大于法的非人性的恶势力。遗憾的是在偏僻闭塞的边疆农场，那些丝毫不懂马列主义，更绝少法制观念和同情心的人，却掌握着农场的大权，一些本质上是地痞流氓的人却以党组织的名义发号施令，肆无忌禅地滥用和挥霍人民的权力，败坏执政党的形象。在这种背景下，云南边疆农场广大知青的悲剧势必在劫难逃。
（十九）
“小任啊，等工作队的任务结束了，我看你就不要回农场了，干脆跟我到县上去。地方上再怎样也比你在农场强，我看你们农场尽在埋没人才。”在盈江太平乡的傣族察子蹲点的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长，很认真地对他的秘书、从农场二分场七队借调来的知青任世荣说。
来自成都十六中的任初到建设兵团时，因聚众斗殴被五花大绑地押到营部批斗，但他还是洁身自律，追求进步，两年后入了团；他为人机警灵活，说话声音不大，见人就一脸微笑，还要不要戴副眼镜，一付文质彬彬有修养的样子。上下关系都处得不错。分场曾有意提升他当保卫干事，他想了半天：保卫干事在知青眼里跟打手是一回事嘛！也就坦然相告：还是算了吧！我是散漫惯了的，骨子里没有当官的欲望，又有许多“黑道”朋友，当了这官以后不好处。他最终在农场无官无职，但黑白两道都混得有声有色。
由于他机灵勤快，又有文化，会说话，很得队长的喜欢。面对队长的好意，他笑笑，不置可否。离开农场当然是件好事，但要离开那帮知青弟兄，他可真舍不得。当听到农场知青在为返城而罢工的消息后，他连夜串通其他六名知青，脱离工作组直奔县上，正好碰上知青委员会移师总场后的第一次会议。
彭清敏在机关食堂外的球场上主持了知青委员会联席会议：总结前阶段运动情况；分析时局动向；通过了改组知青委员会的决议，重组了以王伟嘉、封卫清、徐伟廷、王安平、秦禄英、李开庆、邓耀堃、任世荣、彭清敏、杨跃志、黄玉成和吕跃炯等十二人组成的罢工请愿领导机构。
会上接德宏农垦分局通知：国务院调查组于12月30日从昆明出发巡视边疆农场。委员会随即做出决定：一、知青返城问题没有明确答复解决之前决不复工；二、召开全场知青“欢迎国务院调查组到来”的大会。并对大会的议程、组织、汇报材料、发言内容、标语口号等做了精心部署，成立了宣传组、资料组和确定了纠察队负责人。秦禄英负责宣传；杨跃志负责汇报材料收集整理；团基建连王维军和四分场李文清负责纠察队。
会上确立了罢工请愿的最高目标和最低下线：我们全部要回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分期分批解决。
（二十）
“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就是要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就是要干大活(繁重劳动)！”这是云建兵团盈江十三团团长张光跃的经典逻辑。他的同伙向参谋长堪称摧残虐待知青的专家，不仅心领神会还创造性地发挥，其一手操纵的知青学习班更是臭名昭著。
1972年冬，知青到边疆的第二年，团部一声令下，各营、连争相把知青中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调皮捣蛋，小病大养，游荡厮混以及早恋等劣顽之徒二十余人，扭送团部学习班。黄玉成因患肝炎侥幸逃脱。
白天，这些人被全副武装的警通排现役军人，押送到二昆电站工地，吃饭上厕所都有人严加看守，强迫干高强度超负荷的苦力活，有人昏倒或体力不支，枪托就砸下来；夜晚就被残酷刑讯，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遭受过枪托、皮带、大头军用皮鞋交加的捆绑吊打。平时劳动动作慢了，打！审讯回答不满意，打！认罪材料没写好，打！每人都如下地狱般千锤百炼。三营三连的的成都知青廖俊因和人打架被砍伤，住进营卫生所伤口未愈就被抓到团部游斗，他不服，首长涨红了脸，指着他的鼻子声嘶力竭地大叫：“你是五·一六分子！”他根本不知何为“五·一六分子”，就被抓进学习班，进去就被捆起来强迫跪在地上，一阵劈头盖脸地暴打，头部被打出两道大口，鲜血长流，人顿时昏死过去。由于环境肮脏恶劣，睡的又是地下通铺，许多人伤口化脓感染，并患上苦不堪言的疥疮。而这些学员还都是些年仅十八、九岁的娃娃！
学习班成绩显著，这些平时天不怕地不怕，在刀刃上混日子的人，像是真的有了将功赎罪的愿望，在电站工地上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年的工效。但首长们好象并不理解他们的美意，苦役犯的日子仍是毫无出头的迹象。这天晚上，一名警卫无端地耍威风用皮带抽一个体弱的知青时，被忍无可忍的狂怒的知青一拥而上摁倒在地一阵暴打。气出够了，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冲出牢笼夺了几名警卫的步枪，连夜逃出电站。大家商议：只有逃到师部状告团部非法残酷虐待才有活路。于是借着茫茫夜色，十几个逃亡者跋涉了六十几里，来到地处半山腰，居高临下容易发现情况的三营八连。八连是新建连队，基本是成都六五厂子弟校来的知青，逃亡者中的吕守富就是这个连的。知青们同病相怜，连忙腾床铺，弄饭。
学习班集体抢枪逃跑惊怒了团部，气急败坏的向参谋长立即出动全副武装的警通排，乘坐两辆轮式拖拉机，于黎明时分包围八连，封锁了所有路口通道。天色朦朦亮，拖拉机上山的轰隆声惊醒了酣睡的逃亡者，求生的本能使大家迅速腾跃而起，手持步枪，砍刀，匕首，纤担(一种用于挑柴草的两头尖的竹扁担)隐蔽在门后窗口墙角严阵以待，其敏捷程度不亚于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今天老子们就跟狗日的拼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是被逼上梁山的逃亡者们共同的意念。
“学习班的学员们！”向参谋长在球场上喊话：“你们殴打警卫人员，抢劫枪枝，擅自逃出学习班，是违法的，要受到严惩的。快放下武器，跟我回电站工地，争取宽大处理！”
受到摧残虐待的知青反而成了违法的罪犯！逃亡者们一时沉默以待。谁都清楚只要放下武器一跨出门槛，得到的只会是拳打脚踢，枪托和绳索勒身。成都知青李晓平代表大家回答：“向参谋长！我们决不会回电站了，我们要到师部去控告你！你有枪，老子们手头也有枪！只要你们敢冲，大家就同归于尽！你敢下命令吗？”语气中挟带着嘲讽。
“老子们也不想活了！冲进来嘛，老子弄死一个垫背，弄死两个净赚一个！”另一个知青接着吼道。
大家越喊越激动，根本没有把向参谋长和一大群荷枪实弹的人放在眼里，向参谋长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手持冲锋枪把这些叛逆者一个个当场打死。但他不敢自己冲，也不敢下命令，又只好虚张声势地吼：“屋里的人听着我再次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马上跟我回团部，否则，对你们是没有好处的！”
沉默。半山腰死样的寂静。天已大亮，出早工的八连的知青们扛着砍刀、锄头，站在不远处通往山下的路口无声凝视，脸上露出忿恨不平。
僵持一阵，屋里突然一声爆响：“你威胁有球用！要打就进来，老子们等着！”
向参谋长听出这是四营李文清的声音。他当然清楚这伙人已是亡命之徒，上面并没有授权他开枪，他也决没有胆量冒险。他们要向师部告状？他隐隐感觉到事态在朝于他极不利的方向发展。就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他在八连连部打电话向团部汇报，张光跃团长指示：警卫人员全部撤回，封锁公路，决不让知青上师部。
听到载着警卫的拖拉机轰鸣声远去后，大家紧急磋商：早饭不能吃了，必须尽快渡过大盈江，东岸四营三连是李文清的老窝子，在那里吃了饭再奔芒线街拦截汽车闯师部。他们相信只要到达师部就会得到保护和治疗。随即部署会使枪的在前开路，这是些上了刺刀的老式步枪，射程远威力大，有足够的威慑作用；身强力壮的持砍刀纤担垫后，体弱受伤的居中持匕首自卫。一行人游过五百多米宽的大盈江，沿途除了匆匆喝几口水，不敢久留，路过的连队都有知青为他们通风报信，黄昏时分终于到了芒线街，拦截一辆往瑞丽的盈江糖的卡车，用匕首抵着驾驶员的头部命令他开往芒市。
团部出动了警卫连的全部人马分乘三辆解放牌汽车，在他们必经的小铁桥重兵把守，逃亡者们驶出芒线街不到三公里，就和伏兵对恃。小铁桥屹立在户撒河畔，桥边的山崖上，飞悬着一道日夜轰鸣的近三米宽的瀑布。壮美的景象，曾引得刚到边疆的知青们诗情灵感迸发，创作出一首弦律优美的《盈江知青之歌》，不久就响彻了盈江两岸：
铁桥的瀑布声，震响了滇西，
蜜蜂儿自由飞翔，百灵鸟儿愉快歌唱，
黄莺到处闹嚷嚷，英雄树啊高万丈，
美丽富饶的盈江两岸百花香。
劳动的歌声，随着春风荡漾，
勤劳勇敢的兵团战士春耕忙，
知哥来把犁头儿掌，知妹来把山歌儿唱，
年轻的四川雄鹰展翅飞翔。
……
如今，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些四川雄鹰理想的翅膀已被折断了，心灵的羽毛血迹斑斑，遍体鳞伤；边疆对他们来说，已是再无美感可言的充满绝望和暴力的苦役之地；如今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挣扎着冲到芒市师部告状和寻求保护。但他们冲进埋伏圈了：前有伏兵，后无退路，一边是陡崖树林，一边是磷峋深壑。在双方车灯的映照下，前面解放汽车上跳下来几十个手持冲锋枪、刺刀步枪的警卫连的人，还有几十个持枪的呈半包围警惕地逼视；知青们没有一个下车，沉默而从容地端起枪，举起砍刀、纤担、锄把，匕首，决心做殊死抵抗。驾驶员吓得浑身发抖，步枪的刺刀抵着他的脑袋。
双方虎视眈眈，剑拔弩张。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黑暗的公路深处射出两道耀眼的光柱，一辆北京吉普飞驰而来猛地刹住，披着军大衣的现役军人、十三团的杨副政委跳下车就挥手让警卫连的离开，朝着车上的知青大声说：
“同志们！我们已将你们的情况汇报给师部了，师部马上会派人下来调查，请你们不要去了。我希望大家回到团部去，团里不会处罚你们的。我保证。
“你们都是有光明前程的年轻人，是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才来到兵团的。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有什么想法，委屈，大家可以坐下来谈，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停了会又说：“团里为你们的事感到耽心着急，请你们回去吧！”
这位杨副政委个子小小的、瘦瘦的，戴一副珐琅眼镜，文质彬彬，一年四季衣着整洁。“九·一三”事件后，三营传达中央文件，主席台墙上挂着一副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招手示意的照片，台下的知青悄悄议论：你们看，这个杨副政委形象与林彪比，是不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车上的知青懵了，目光纷纷望着来自成都十六中、四营三连的李文清；李生得高大强悍，与某大军区司令员同名，也在知青初到边疆时的群雄争霸中以聚众斗殴、颇具江湖大哥气派闻名全团。他是成都第四批支边的。盈江活活烧死十名女知青惨案的消息，竟然被兵团“招兵”骗子们指责为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造谣。而在被抓进学习班前，首长们还慈善地说：目的是加强教育，提高思想，增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信心。
想到此，李文清火从心头起：“你的话谁能保证？想要把我们骗回去是不行的。我们大家身上都有伤痕，有的还留下了残疾，这都是学习班的警卫打的！我们要给师部的首长看。请你让开，我们要上路了！”
“不行！”杨副政委抢步挡住车头，伸手按住车灯：“你们不能去师部，不能把事情闹大了。我说过的：你们回去不会受处罚，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保证！”
大家望着李文清，等他决断。他望了望公路上持枪围着他们的警卫，紧张地思索了几分钟：“冲过去肯定不行。这样吧，先回到团部再说，但我们不能交出武器。大家要提高警惕，团结一心！”知青们同意了，他对杨副政委说“看在你的面上，我们回去，但没有证实你的承诺前，我们决不交出自卫的武器。“
“但你们也不得无端攻击警卫战士。”杨副政委同意了。
回到团部后，团里让他们洗澡，吃饭，安排住处。几天后，师部来人找有关领导谈话后，学习班正式解散，学员没有任何结论，各回各的连队。不久，那位对知青作恶多端的向参谋长被转业回了老家。
李文清却偏偏留下来，他不服，得理不饶人，竟敢拍桌子打巴掌地非要张团长给个说法：你们把我非法关押，强制劳动，非打即骂，我究竟犯了哪条罪？要判刑要枪毙，总得有个理由吧？他聪明得很：好打架却从不致人重伤；偷鸡摸狗他伙着吃但决不亲自动手；有人在芒线街上行窃他分享成果但决不出面……团上居然找不出一点他犯科的证据，张团长拿他没办法。
当一分场开始罢工；总场吴副场长和四分场田场长一同来到三队时，李文清正在与兄弟伙些打牌。学习班之后他在团部认识了许多当官的，互相称兄道弟，这吴副场长也和他关系不错。一进门田场长就开始给他灌蜜糖：我们知道你在知青中表现是好的，有很高的威望，大家也服你。以前我们对大家关心爱护不够……慢慢转到正题，吴副场长说：“一分场的知青想回家，愿望没有错，但罢工就不对了。如果其它场的知青来串联，你最好不要参加。只要你站稳立场，我代表农场表态：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位子。怎么样？”
领导前脚走，一分场的王伟嘉和四分场的吕跃炯等人又慕名前来。此时的李文清心情不错，对前来动员的人大上政治课：罢工有啥子意思嘛？和共产党作对，是要掉脑袋的哦……但当他听到黄玉成已经站出来当了三分场的罢工头头时，马上就坐立不安了：妈哟这么大的事都不通知我，还是啥兄弟伙哦！他与黄齐名，又是多年的至交，黄是他心中一个侠义肝胆的兄弟；他也是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汉子，热血一下子就冲上脑门：“我干不来领导，就组织纠察队，我当队长，哪个要是敢不听招呼，败坏知青名誉，先弄到公安局！”迅速写了几张条子，叫人送给其它队的兄弟伙，叫他们赶紧参加罢工。
李文清不愧是知青中的一条好汉，他组织的纠察队把整个农场和地方的治安搞得有板有眼，井然有序，不仅令公安局的赞誉不绝，连吴场长也翘起大指拇夸他组织能力强。算是农场瞎了眼，要是早点懂得尊重知青中的人才，何至于闹到这地步。
（二十一）
1979年元月3日，接到知青委员会指令的二、三、四分场的二十几个连队，及芒线电站近八百多名知青，在朦朦月光下沿着大盈江两岸陆续向一分场集聚。这次行动吸取了上次教训，没有通知农场方面，也不屑通知了。当大批人马抵达一分场时，已是凌晨六时过，一分场的知青正在睡梦中，闻兄弟连队知青到来，男女生纷纷翻身而起，把床铺让给奔波了一夜的兄弟姐妹休息。南疆冬日的凌晨寒气袭人，知青们却在球场上燃起了十多堆熊熊篝火取暖，映红了半个天空。黎明时分，整个场部人声鼎沸，大家忘记了一夜长途跋涉的疲劳，为这盈江农场十年来第一次的知青大聚会，而激动新鲜自豪，彼此大声地招呼着。
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揪紧了大家的心：三分场的成都知青李书国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由于天黑路陡在急驰中翻车跌下路傍水沟，头破血流昏死过去。杨跃志与康纪寅等人闻讯连忙赶到县医院，只见几个知青守在急诊室的长凳上，却没有医护人员前来抢救；知青们立即愤怒了，杨跃志和康纪寅找到一位副院长交涉：医院必须立即抢救我们摔伤的知青，这是你们的天职。如果你们再不抢救，国务院调查组的马上就要到了，出了问题我们如实汇报。你们看着办吧！不知是惧怕国务院调查组，还是不敢惹这伙被逼急了的亡命之徒，医院立即组织人马对伤者进行了很好的救治。一人有难，大家关心，下午，秦禄英等人代表知青委员会到医院慰问李书国；“红色根据地”一分场四队的康纪寅，又动员本队的二十八名知青，募捐了七元八角五分送到医院。
分场食堂的炊事员忙坏了，大袋大袋的米煮了十几锅，连同几锅夹生饭，直到上午十点过大家才吃完，许多人还只吃了个半饱。中午又要到了，这样下去几下就会把一分场吃垮。纳新进知青委员会的任世荣，在文革中曾跟随大哥哥大姐姐串联过，尝过走到哪吃到哪的甜头：我们是农场的人，这么多年为农场流血流汗地卖命，要吃饭凭啥不该找农场？他与黄玉成、王伟嘉嘀咕了一阵，就带了几个弟兄直奔总场李尚武书记的的家门。李大书记正在小厨房炒菜，浓浓的香气直扑知青们的心魂。任世荣抽抽鼻子，十分客气地说：
“对不起，李书记，各分场的知青上总场来，准备迎接国务院调查组，没得饭吃，想找你讨口饭吃。”知青们随即理直气壮地起哄：“李书记有饭吃，我们也要有饭吃，不然就都不要吃！”边说就边往屋里涌。李书记赶紧拦在门口：
你们来了多少人啊？”
“不多，也就七、八百人吧。”
李大书记无奈地干笑了两声，把他们带到总场机关食堂，招呼事务长准备知青的伙食。
总场的库存也不多，谁也不知道知青们还要在这呆多久？于是由知青指派了两部汽车，到腾冲拉回大批粮食蔬菜。接着，任世荣等人又动员农场招得所、县党校招待所、县上的旅馆和所有能住人的地方让知青进住，女生两人一间，男生床不够就打地铺，像是决心长期抗战了。看似比天大的令人焦头烂额的包袱，就在任世荣等人的安排下轻松地解决。听完任的汇报，大家开怀大笑，直夸知青委员会的“后勤部长”非他莫属。
这天晚上十点过，没有月色，两个知青悄悄来到场部外面的芭蕉树下：
“作为好朋友，我真诚地劝告你，最好退出知青委员会，那有啥意思嘛！
“不行！我现在决不能退出。大家那么信任我，选举我出来，我就必须为大家负责到底！”
“你还不晓得：你们几个头头危险得很——场部已经拟定了组织罢工的黑名单，你是第一个！”
“上了黑名单也没办法，那是他们的事，我自己问心无愧。知青们想回家的愿望没有错。无论如何，我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但你跟他们不同：枪打出头鸟，闹起来他们一哄而起，万一上面开始镇压了，他们也一哄而散。顶罪的只有你们几个当头的，划得来么？”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决不可能中途背叛大家逃跑。事到如今，我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这两个知青，一个是总场的保卫干事，一个是知青委员会的彭清敏。好朋友苦口婆心地劝告，并没有动摇彭清敏的决心。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不欢而散。
彭清敏的女朋友周莉一直很支持他，但当她听到保卫干事和彭的谈话后，不禁有些紧张；她倒不是害怕，而是想到彭决心出山为广大知青的命运殊死一搏时，对她说的一番话：“如果我哪天被抓进监狱，那就是我们分手那一天。话说得有点悲壮，周莉听了想也不想就热血沸腾地说：
“你放心，如果你被抓了，我书也不教了，天天给你送饭！”
周莉是太熟悉自己钟情的男朋友了：只要是他认为自己没有错的，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二十二）
盈江农场的整个指挥系统瘫痪了，生活却井然有序。
令农场的李尚武们大为沮丧的是，权力一旦到了知青手上，盈江农场便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知青们对知青委员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服从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农场不但没有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且知青们仿佛一夜之间都脱胎换骨了：桀骜不驯动辄睚眦相向大打出手的一下成了谦谦君子，有事无事都要冲着人嘻嘻哈哈；偷鸡摸狗梁上时迁之类的动作顿时绝迹；好逸恶劳无所是事的也借来《宪法》和报纸，反复研究有关知青问题的文章，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出和自己命运相关的真谛。知青彼此间也再无成都、上海、北京之分，天下知青是一家，人人都变得那么彬彬有礼，宽宏大量，连蹭饭都不分你我，仿佛共产主义一夜来临。
资料组的杨跃志穿梭于各分场，特别忙碌。这时，上海知青蔡明义、成都知青陈娅文、陈良平和黄显召加盟进来，他们把资料组搬到了来自成都十一中、在场直机关放映队的陈良平家中。
陈良平是农场机关里为数不多的参加罢工的知青之一。据说他换拷贝的速度在德宏州也算是一流的，电影队每隔一两个月就下队巡回放映，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月，所到之处自然受到盛情款待，许多知青都以结识他为荣：他为人极重情义，又好结交，全农场基本上没有他不认识的知青，听到有关知青的奇闻逸事和悲惨遭遇也特别多；许多知青一到场部就爱到他那蹭饭，弄得他饭票月月捉襟见肘。
应该说陈良平还是农场知青罢工运动的先驱。刚到兵团时，四营三连有位叫李静的成都知青家中亲人病危，拿着告急的电报到现役军人连长那去请假，被连长断定为做假就是不批。陈良平、叶健等知青愤愤不平，几个小青年嘀咕一阵，第二天就都睡大觉不出工以示抗议。“罢工”持续了四天，惊动了营部、团部，团里马上派工作组下来；有人背后检举陈良平是主谋，他随即被揪到工作组组长、现役军人营长面前，所幸营长平时待知青还不错，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乖巧机灵，虽满十八岁了，仍挂着张娃娃脸，不觉动了爱怜之心，批评了几句也就作罢。不想这倒使他“因祸得福”，不久就被调到营长身边当通讯员，再后来又调到放映队，进了令广大知青羡慕不已的机关。
现在陈良平是电影也不想放了，一是他为朋友仗义勇为的天性，二是他天天思念的漂亮的未婚妻、原四营办病退回家的知青，还在成都等他哩。他在农场关系广，人缘好，了解情况最多，成了杨跃志的得力助手。根据知青委员会的批示，各连队都在收集汇报给国务院调查组的材料，但大多数知青交来的文稿，都是词不达意，或满篇除了本人谁也无法辨认的蝌蚪文；平时爱舞文弄墨的这时派上了大用场，除了整理来稿，还做笔录，经常是说到伤心处，就泪眼相对相互抱头痛哭。
这些血泪交融、揭示了广大知青由单纯、充满革命激情，到沉沦堕落、疯狂绝望的苦难历程的控诉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到资料组；资料组的深知责任重大，逐句逐字地反复斟酌核实，大家只有一个信念：真实、客观、准确地将农场广大知青的长期以来的现状，以翔实的材料向国务院调查组汇报。
（二十三）
邓耀堃是个有心人，多年来一直在默默研究一个与知青命运息息相关的课题：探亲。
知青1971年到边疆时月工资28元；1978年长为农工三级36元，八年涨了八元工资，较之城市工人并不算低。但知青咋反而更穷？究其原因，罪魁祸首是“探亲”。为此，邓二哥算了一笔月开支帐：
伙食费10元；
邮票信笺牙膏电池煤油等日用品5元；
男知青抽烟，女同胞卫生纸3元；
偶尔补救一下身体，买点白糖鸡蛋什么的营养品仅算2元；
农场逢年过节只开两顿，午饭自己想法至少2元；
连队一两个月开荤一次仅两三片肥泡泡肉，自己改善伙食吃一次肉1元；
接待串队的朋友2元以上：平均月支出25元，余额8元。
这还不包括生疮害病或三长两短的意外支出。
两年一次探亲买点土特产加盘缠费，积蓄就一次洗白；返农场时带点边疆珍罕的腊肉挂面海带固体酱油、生活必需品什么的，家里还得倒贴100多元；回到农场又从牙缝中省钱还债，年复一年地填补无底洞，不仅吞噬耗干了知青的青春血汗，还把家庭父母拖累得更穷更惨。
邓耀堃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是：撇开广大知青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迫害的话不说，当知青们明白自己将永远是家庭和日见衰老的父母的沉重拖累，永远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穷光蛋时，你还能指望他们热爱并安心在农场吗？
三分场的黄玉成也是一位有心人。有几个知青记得到边疆十年来的物价？他不但记得，而且还有盈江地区1969年至1978年的物价详表：
一九六九年
猪肉(斤)0.80元 鸡(只)1.80元
鸭(只)0.90元 鹅(只)3.60元
鱼(斤)0.40 元 狗(只)无人吃
鸡蛋(斤)0.50－070元
……
一九七八年
猪肉(斤)1.70元 鸡(只)4元
鸭(只)2.80元 鹅(只)9元
鱼(斤)1.20元 狗(只)8-10元
鸡蛋(斤)1.40-1.50元
……
盈江农场1969年前食堂人均月供应猪肉一斤半，油半斤，蔬菜自给，白糖肥皂不限；到1978年猪肉人均月供半斤，油二两，白糖半斤，肥皂半连。边疆终年不断的白水盐巴煮的虎儿瓜、南瓜、茄子、脚板苕、芋头烂青菜，吃得知青们脸色发青，发呕，脑瓜子颠三倒四，经常听不到出工的哨子。这是不是说：随着知青的大批到来，边疆的物价越来越上涨，经济越来越落后呢？
四分场的吕跃炯勤奋好学，平时就一副忧国忧民状，曾对盈江农场做过严谨的分析调查：
从1969年1977年盈江农场共亏损384.94万元；
其中一分场亏损最少，38.56万元；
二分场亏损124.54万元；
三分场亏损78.74万元；
四分场最多，达145.1万元。
1973年的兵团时期最糟糕：仅四分场就亏损32.54万元，几乎等于全体职工一年白吃白苦干。这一年，三分场的花生成本是8.95元一斤，相当于市场价的十倍；而二分场二队种下的八十亩黄豆，收获的伟大成果只有0.5斤，这是1969年知青大批到边疆前从所未有的亏损。
窥斑见豹：撇开农场那么多年积重难返的弊端不说，仅从经济角度而言，国家花那么大的代价把知青从内地弄到边疆，目的和效果却适得其反。既然如此，知青还有必要留在农场吗？
这些知青中的有识之士们，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学家的严肃，将多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详细地写进了给国务院调查组的汇报材料。
（二十四）
“她去上海治病，我怎么不知道啊？谁批准她去的，你就找他去要工资、粮票和医药费，反正我不知道！”
二营二连上海女知青诸惠琴的姐姐诸惠萍体弱多病，不服边疆水土，更不堪沉重的体力劳动，于1971年7月患了精神分裂症，先后辗转团部卫生队、保山、昆明等医院治疗无效，最后转送上海。兵团对她长达半年多的病假工资、粮票、医药费多方刁难，盈江十三团张光跃团长，对前来请求给予报销费用的诸惠琴礼貌地说完那句经典的话后，又关切地补充：
“谁知道你姐姐是真病还是假病啊！”
上海精神病院给兵团寄来病情证明，他们也拒不接受。直到1978年初，在上海慰问团的过问下，诸惠萍才办妥病退手续，而她在沪近四年多的时间，全靠借钱借粮度日，至今仍欠下大笔债务无法偿还。
“天涯茫茫，知青何处是归宿？”三分场八队的成都知青何志荣家是特困户，哥、姐都在农村当知青，其父为普通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1971年11月姐姐在乡下患心脏病急需救治，哥哥也因在农村难以为生向家中求救，导致母亲不堪重负心脏病突发死亡。何志荣惊闻家中大难，急找连上请假，连上以新建连队正在大战开荒为由不准，直到何母病故才放行。何父丧偶后因病退休生活不能自理，子女都不在身边，想来边疆投靠小儿子；怎奈何志荣为回家探亲早已欠下一身债务，何况边疆的知青惨状，又咋敢再拖着一个多病的老父度日？万般无奈只得忍痛拒绝；不想老父收到儿子的信后，老泪纵横，不忍再成为儿女累赘，竟于1974年4月23日上吊自杀。何从此成为无家可归之人。噩耗传来，何痛哭一场后，从此不能自持，对农场心如死灰，开始走上“走私”贩卖杜仲手表的勾当。
二分场三队成都女知青霍长荣到兵团不久，就觉膝盖疼痛，竟致病情加剧，经常痛得整夜无法入睡；正值六月大忙时节，连队派她在内的十名知青支援插秧，她实在无法坚持，想请假上团卫生队看病，连长竟放话：大会战就是大锻炼，兵团战士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不准她外出看病；直到最后她已行走十分困难了，才借回成都探亲之际到医院检查，发现已是骨癌晚期，医治无效于1973年12月30日病逝于成都。消息传到边疆，同学们无不扼腕击节，悲愤不已。
农场的文化生活枯燥之极。1976年夏秋之际，二分场三队的知青，准备邀请四队的知青举行篮球友谊赛。可三队竟然没有球架。于是知青们找到队长请求队上置一副球架，态度绝对恭敬而低眉顺眼，并且保证会在工作中苦干实干以报。队长开心得很：太阳什么时候从西边出来啦！感动之余不禁非常关心大家了：锻炼身体当然是好事嘛，比赛嘛，和兄弟连增进友谊也应该支持。但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比赛伤了脚，伤筋动骨一百天，生产谁来搞呢？直把知青们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扑上去将他两把扼死！
“就是她偷的！我敢肯定，除了她还有谁！”教导员一句话，二分场七队的成都女知青王晓兰就遭受了不白之冤和奇耻大辱。
1973年4月下旬，高挑漂亮的王晓兰同一寝室的知青丢了五元钱，几天后，丢钱知青的蚊帐突然在夜间失火，王晓兰第一个发现，为避免两年前十名女知青烧死的惨剧重演，她奋不顾身地灭火；营、连领导竟判断是她做贼心虚纵火，王晓兰据理力争，与教导员饶明礼当场争执起来；姓饶的无法以事实定罪，恼羞成怒滥用职权当即召开批斗大会，健美不亚于当年的电影明星“女篮五号”的、二十岁的女知青，就无端地被当众捆绑羞辱，之后又关进学习班，捆了几天后火急攻心，羞怒交加，饿得昏昏沉沉，只得含恨承认，背了个行政记过处分。王晓兰当然不服，一直坚持上告。后来证明那五元钱的确不是她偷的。
二分场综合队女知青某某因体弱多病，完不成定额任务就被扣工资，病了也不准休息只好靠卖从口中省下来的饭票熬日；1975年被该队转业军人排长迫胁与其在苗圃发生不正当关系，以求换点生活费，被当场擒住，捆起来押回连队批判；领导兴趣高涨，当晚就责令她只穿了一件小背心和内裤，在寒风中哆嗦着足足斗了半夜。农场是呆不下去了，1977年她想趁探亲之机找个对象离开边疆，谁想婚没结成却怀孕了，只好又回农场，被严重警告处分农工二级降为一级，从1977年5月到第二年3月，没领到一分钱工资，生小孩时贫困交加，还是在老职工的帮助下将婴儿送给傣族寨子，勉强换回一点营养费。
同样的错误，知青和农场老职工的处理结果就不同。二分场成都女知青干部张先俊于1976年未婚同居怀孕，被撒职降薪；在即将分娩时刻照顾她的男朋友又被捆进学习班一阵枪托暴砸。而二分场一队副队长杜春兰与有妻儿的人通奸，只受到撤职处分，并且不到一年又提升到综合队当了副队长，因为其丈夫是三分场的副场长！
……
据资料组调查确定：盈江农场从1969至1977年之间，知青中参预走私活动的203人；打架斗殴的471人；被捆绑吊打的154人；关押进各类学习班的达265人；因男女关系受各类处分的144人；受行政警告的67人，受严重警告的38人；行政记大过处分34人；撤销干部职务的5人；被司法拘留的52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6人。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近十年来农场“政绩”的客观鉴定吧？广大知青们在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同时，对农场寒心绝望的阴影，早已如铅样沉重地笼罩着他们的心魂。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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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1979年元月4日下午五时，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在盈江农场机关前刹住。知青们围了上去，没人鼓掌，也没人喊欢迎口号，数十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冷冷地打量着从车上下来的两个穿戴整齐，一副城里人打扮的中年人。他们自称是国务院调查组的，开始自我介绍：
这次国务院组成了四个调查组，分别下到云南农场各个地区，我们来德宏的这个组有两个任务：一是传达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及国务院文件；二是听取大家的意见。一位姓李，是成都市计委干部、知青办副组长；一位姓谢，云南团省委干部……
知青们一听不是国务院来的人，一下就泄气了
调查组要找知青开座谈会。知青委员会的都很兴奋：不管怎样，这总是日日盼，夜夜盼的国务院派来的亲人，向调查组汇报，就是向党中央、华主席汇报——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但当杨跃志带上部分收集的材料，彭清敏、黄玉成、吕跃炯和邓耀堃准备好笔记本和钢笔，激动不已地走进农场党委会议室，就感到不对劲了：调查组的两个人和分局副局长张玉春等农场领导坐在一起，而李尚武仍按惯例坐在上方作主持会议状。黄玉成当即表示抗议：
“我们向党中央、华主席派来的人，反映农场知青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现状，却要由农场党委书记来主持会议，这不是有点滑稽吗？他们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代表知青委员会要求他们马上退出去。”
会议室轰闹起来，有知青代表欲退出。
彭清敏站起来说：他们在也好，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先说清楚，一是知青罢工是不是合法的？二是我们要求回家，是不是合理的？这两个问题农场方面不先表明态度，今天的座谈会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没必要开了。
李大书记：知青罢工以来，我们向上级汇报，没有说过盈江农场发生了非正常行为。也不认为那些情况是非正常的。
张春玉：从十二月二十日以来，我们分局也认为盈江农场没有出现非正常行为。
黄玉成：那你们怎样解释云南省委针对盈江农场知青闹事的指示呢？
邓耀堃：知青罢工以来，农场党委对我们威胁恐吓，封官许愿，软硬兼施，只差没有镇压了！这是共产党的做法吗？
张玉春：国务院通知下达后，应该有所区别。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具体办法。你们发电给国务院，很好，公开表明态度坚决执行。但既然要执行，为什么还要继续罢工呢？我们国家是有组织的国家，任何组织的成立都要通过党委承认……
话还没说完，就遭到知青们的嘲笑。知青们都还记得那天在场部办公室，张玉春不知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恢复了知青的良知，对一群知青说了不少有违他分局副局长、工作组组长身份的话：
“你们要求全部回家，想一想，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们围绕着‘回家’这个主题转，是聪明的做法。当然，你们要争取民心，不能搞越轨行动，否则就会使人讨厌，适得其反。争取民心很重要，你们千万不能忽视。
（二十七）
（二十八）
知青和农场当局的僵持阶段开始了：平静如水的背后暗藏杀机，双方都在做最后的较劲。
一哄而起是令人亢奋愉快的，僵持却在考验每一个人意志。有部份知青产生了动摇，害怕面对严重的后果，试图逃离是非之地。邮局同时收到几十封“母病危速返”，“家中急事速回”的电报。农场领导大喜，对请探亲假的知青来者不拒大开绿灯。而就在十天前，基建连成都知青邓卫东突然接到家中急电，邓从队上到分场一路找到总场副场长高春祥那，高黑着脸根本不看电报：
“听说你在连队是罢工小头目，等以后大家复工了，你也复了工再走，大家好有个交待！”
“交待啥喃？”
“到时候你说得脱走得脱！”
高副场长这句经典性的话，李大书记听得很高兴，却把知青些惹毛了，将高副场长堵在办公室非要他把话说清楚。李大书记们以为分化瓦解知青的天赐良机到了，变得对知青从所未有的仁慈大方，“探亲风”迅速漫延，顿时引起了知青们的混乱。每天都有十几名提着行李包的知青，和守候在车站的纠察队险些发生冲突。知青委员会大为吃惊：农场这一招够损的了！必须立即制止。吕跃炯，秦禄英等人赶到车站，正遇纠察队的在阻拦即将启程的长途客车，他连忙上前对欲探亲的知青们说：
“你们不能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大家都走了就是自毁长城！”
“逃兵！简直在丢知青的脸！”
“咋哪？把大家丢在这卖命，到时如果输了与你无关，赢了就好白捡胜利果实啊？”
大家把那十来个人团团围住纷纷谴责。对方自知理亏，埋下头不吭声了；有一个想辩解什么，嘴嗫嚅着又停止了。吕跃炯分开人群，强压着怒火：
“罢工成败与否，关系到每个知青的命运和切身利益，你们这样做不光是对全体知青，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以吕跃炯的绝顶聪明，知道事实不可逆转，随即话锋一转：“既然你们非走不可，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还留在边疆苦战的战友，请你们多多向成都的亲人宣传、介绍我们誓死罢工的真相，争取家乡亲人的舆论支持，也算是你们仍在坚持罢工嘛！”
一席话，说得那些人羞愧不已，连连点头。望着远去的客车扬起的一路尘埃，纠察队员们恨恨地大骂出声：真他妈的不是东西!
知青委员会立即紧急榷商：绝对不能让农场的阴谋得逞!吕跃炯、秦禄英和黄玉成等人找到李大书记，表示了强烈的愤慨，黄玉成一字一顿地说：
“李尚武!你在这个时候不负责任地放知青回家，如果因此造成了大乱子，你要负全部责任!你以为这样罢工就会溃散啊?错了!我们是宁死也决不会再留在农场的。警告你，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先把丑话说在前：你要把大家逼急了，出了严重后果就是鱼死网破，把你们全部拖进来!”
这决不是开玩笑，所有参加罢工的知青，早就抱定了敢把命豁出去“不返城，毋宁死”的决心。李大书记被镇住了，连忙解释是知青们自己愿意，并表示马上将知青探亲的批准权交给知青委员会。至此，在真正的国务院调查组到来之前，除办理调动手续，凡知青探亲必须由各队勤务组、分场委员会、总场委员会逐级批准才能成行。
罢工运动又一次转危为安。
（二十九）
知青们苦苦企盼以久的、真正的国务院调查组到来了!
新年后的第二天，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许法和他的秘书黄海，在云南农垦总局吉副局长的陪同下，一路心急火燎抵达德宏州府芒市;刚一落地，就和前来迎接的州委段书记等人，被在广场集聚的知青包围了。经过反复谈判后，许法一行才弃车步行到州委招待所，招待所随即里里外外挤满了知青。晚上，知青们在招待所院内燃起火避寒;白天，则围着调查组高呼誓死要回家的口号。
许法遇到了下马威。
接着，在遮放、畹町、瑞丽、陇川各农场，所到之处都被知青誓死要回家的口号包围。
调查组没有想到的是：闹得最凶的盈江农场的知青对他们报以热烈地欢迎。
1979年元月12日下午三点过，调查组抵盈江第一站四分场，首长决定稍息片刻，顺便了解情况。黑色奔驰车驶进分场部。许法若有所思地听分场领导汇报，当听说该场知青教师在罢工期间一直坚守教学岗位时，顿时来了兴致，决定当即接见。
分场学校小会议室。十来个从来没见过中央“大官”的知青教师，望着这位矮矮胖胖、满头白发，和蔼可亲如邻居退休老头的中央首长，充满了惊奇振奋。首长亲切地问候大家：
“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国务院向你们问候。你们没有参加罢工，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们!”
话音未落，一位名叫陈丽君的成都女知青应声回答：
“谁说我们没有参加罢工?我们学校的知青全部都加入了罢工的，我们都要求回家!我们是接到总场知青罢工委员会的指令——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了，不能因为我们的罢工，使农场的老职工子女的学习受到影响——才坚持上课的。我们坚持比平时更认真地上课，就是对罢工运动的最大的支持，我们也是运动的组成部分。”
知青教师们随即七嘴八舌地，开始倾诉农场知青的斑斑苦难和自己的不幸遭遇。首长听着听着，脸上的笑容渐渐僵硬起来。
在文化贫脊的边疆，一本破旧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抢手货;深涩的鲁迅杂文集许多知青争相传阅;一本苏联大学教科书《性心理学》成了奇货可居；知青利用探亲期间手抄的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成了红土地上的珍藏；《第二次握手》、《塔里的女人》《少女的心》之类的书成了艺术珍品;一位知青家里寄来一本过期的四川大学校刊《红数梦人物考证》，居然就引发知青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追求知识文化，是知青们梦寐以求的渴望，而农场的所作所为却实在令人寒心。
1978年7月，四川省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派出中专、技校到云南边疆农场招生，考虑到这批知青支边已达七、八年之久，特地将中专年限由22岁放宽到25岁。招生小组在昆明接受《云南日报》记者采访的消息见报后，知青们奔走相告，彻夜难眠。许多人重新拿起久违了的书笔，在繁重劳作之余临阵磨枪，欲做拼命一搏。
但当一分场的王伟嘉、陈康林和王自琪拿着《云南日报》找到总场招生办邓主任时，邓却脸一沉：你们的年龄早就过了二十二岁，同意你们，不就是违反国家招生政策么?三个人当场就愣住了：难道堂堂一省的党报登的都不作数?邓却偷偷地乐了，以奚落的口吻说：“《人民日报》登了吗?没有吧?我们要以《人民日报》的为准!”
姓邓的此时还以为知青仍是可随意捏拿欺负的，那就错了!三个人出来直奔县招生办，县招生办的很热情，但表示还没接到放宽招生年龄的通知;三人于心不甘，来到县邮电局，凑钱给邓小平副主席发了个电报，抗议盈江农场破坏两省招生工作的非法行为。一周后他们竟收到回音：中央办公厅责成云南省委解决;省委办公厅专门发文，严厉批评盈江农场的错误做法;并要求任何地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招生工作。一批农场知青终于挣脱了农场的羁绊，陈康林考上了成都无机校，王自琪考上了成都纺校。王伟嘉留下来了，幸好他留下来了，盈江农场知青罢工运动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知青领袖。
不管怎么说，许法还是对这些知青教师行为表示首肯，也对知青委员会有了印象：这群年轻人不简单。
“你们为什么要罢工啊?”
“为了回家!”又是陈丽君心直口快的回答。
许法不禁对眼前这位面容姣好，身材窈窕的女知青有了好感。
陈丽君来边疆时，分在距著名的橡胶母树不远的新建一营八连。面对漫山遍野的灌木丛、杂树和一望无际的荒草，这位柔弱的城市姑娘经受了人生最大的磨难，在荒原雨林，荆棘顽石中刀耕火种，打平台，堀坑，种植橡胶苗;沉重的体力劳动压弯了她蓬勃的朝气和美丽的青春，她对这种原始落后的屯垦方式的效果感到怀疑，对在农场的政治体制下的知青们的前景感到迷惘，二十岁不到的少女，就早已觉得这个世界太压抑了，经常地端着一碗从食堂打来的猪食般的饭菜，呆呆地凝望夕阳西坠的山峦，仿佛自己也将被黑暗吞没。她开始用沉默来与这个世界对话。几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人们惊讶地发现陈丽君还有写诗作词、能歌善舞的天赋，于是被推荐到团部宣传队;宣传队解散后，又调到学校教书，除了面对学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对前程的绝望，使她又开始用沉默来和外界对话了。如今，面对许法这位白发苍苍、和蔼如自己父亲般的来自中央的首长，她恨不得将八年来所有的辛酸和热泪，尽情流淌。
莫非，黎明之后灿烂的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吕跃炯受命代表知青委员会前往迎接国务院调查组。经过数十天的奔波劳累，此时的他已是蓬首垢面，脸色黝黑衣衫不整。许法猛一见眼前这位草莽英雄似地、却笑嘻嘻的黑脸大汉，心下一惊，刹时对这知青罢工头头打了一个问号，连忙约法三章：你们可不要乱来啊!我与知青们见了面，大家可得要复工;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谈。
吕跃炯哈哈一笑：没问题!遵命就是。
心底下可有点不舒服了：你把咱们知青当成什么人了?月黑风高持刀抢劫的歹人，还是明火执仗杀人放火的暴徒?你也太小瞧我们了!吕跃炯坐在首长的黑色奔驰车里，沿盈江岸边风驰电骋，那种感觉，确实与刚才坐着拖拉机颠簸了三个小时，绝对不一样。难怪人都想当官，当大官，就像他的那位现在坐在大牢里做部长梦的北京知青朋友周国黎。这与中央首长一起坐车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意义非同小可：返城后他当上厂长，就非要给自己配上一辆黑色的轿车。
（三十）
1979年元月12日晚八时许，许法一行出现在盈江农场总场机关大食堂。黄玉成不客气地推开此时实在太不知趣地站在台前，正欲讲话的李大书记，以主持人的姿态老练而又庄严地宣布：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央首长的到来!
等待已久的近千名知青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亲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多数人眼里涌动着泪水，许多女知青当场激动得哭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十多分钟。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家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到现在还没有吃饭，我感谢大家!”
此刻的许法，百感交集，放眼望去，在昏黄的灯光下，黑压压的一大片衣衫褴褛的知青坐在地上，许多人的脸上，蜡黄憔悴污痕斑斑，泪光荧荧的眼中，闪射着强烈的渴望与绝望交织的对亲人的信赖企盼。这是一群被社会遗弃、双手刺向天空仰望星辰，挣扎在地狱边缘的人。这情、这景，深深地震憾了许法这些都是我的儿女的同龄人啊!父爱的老泪在许法眼中滚动，他用含泪的声音说：
“我知道你们就是一个目的：你们的意思就是要怎么来的，也怎么回去;从哪里来的，也回到哪里去。是不是?”
“是——”
一阵惊天动地的回应和欢呼，如春雷滚滚，震憾着南疆大地，之后又是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知青委员会的战友们站在许法身后，相视会心地笑了：数十天的艰辛没有白废，他们也终于没有辜负战友们的信任和重托。在欢声雷动中，他们如释重负，长长地呼了口气。
“同志们，这次我来边疆前，曾听到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首长(指余秋里副总理)说：‘知识青年才十六、七岁，就千里插队或到建设兵团，那些地方条件都很艰苦，当年战争年代也不过如此吧?他们生活下来了，这是好样儿的，很了不起!十年八年，像我未必能坚持下来’”。
“我们在上面也听说这里的一些情况，但不多。这次下来，我们深受感动，也很惭愧，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对不起大家，你们受苦了!你们的情况，比《中国青年报》揭示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回到昆明，将与云南省委协商，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决议四十条，在云南暂不执行”。
“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把大家的处境、大家的情绪、大家的意见、大家的愿望，带给党中央华主席，我一定要赶在邓副主席出访美国之前，向他汇报你们在边疆的真实现状……”
知青们被许法的真诚坦率和强烈的人道关怀深深地感动了!这有如天簌般的来自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声音，像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把知青们长年淤积在胸中的屈辱和苦难的寒冰瞬间融化。当被暖意充盈了心魂的知青们涌出机关食堂时，才发觉边陲的寒夜是这般惬意，头上的月亮是那么明亮，耸立在夜幕下的大青树是那样的凝重壮美……
（三十一）
在知青委员会的安排下，国务院调查组决定深入各分场与每个知青见面。
在二分场：秦禄英、邓跃堃和任世荣等陪同许法一行人参观场部食堂时，正赶上开饭，食堂破天荒地端出一大盆油炸花生米，任世荣等人立即制止“端回去，你们少弄虚作假!如果我们天天吃油炸花生米，还会起来罢工啊?对农场爱还爱不赢哩!”
食堂只好端出一盘李宪和黄玉成为劣质毛烟打赌，拼死撑饭佐食的带致癌霉斑的豆腐乳。知青们指着说：我们吃了它整整八年了，味道好极了，首长要不要尝尝?许法紧皱眉头，面露难色，一句话也不说。
图（三十一）
在一分场：座谈会结束后，知青们带着许法参观知青们的居住环境，在场部楼梯下有一堆放杂物的小门，陈良平请首长进去看看，许法不明究里，抬脚刚插进去，陈良平立即关上门，里面顿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许法在里面叫喊起来，陈良平随即又拉开门笑着扶首长出来：“你知道这小间是干啥用的?”许法不解地摇头。
“这是农场私设的关押知青的牢房，在这里非法关押、残酷虐待过几十名知青!”
许法一行震怒了。沉默许久，许法才脱口而出一句经典的革命理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如果我在这里，也一定是激进派!”许法的秘书黄海也随即激动地说。
吕跃炯主持了四分场的知青大会。在许法的眼里，与其说是在听取知青们的意见，不如说是参加了一场血与泪交织的诉苦大会，在愤怒激昂的口号声中，知青们痛哭流涕地诉说着在农场经历的种种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遭遇，强烈地表达了对农场的坚决拒绝和誓死要回家的愿望。
在三分场，黄玉成主持了调查组座谈会。黄海代表首长向知青们交了心底话：
“如果大家不是有很多委屈和怨气，是不会打起背包上县城的。同志们走了一夜，七、八十里路，天气很冷，就是为了见到我们。我们这次下来是坐小车，一路颠簸也受不住，大家探亲在路上要走四、五天，就更艰难了。你们放心，我们不会一走就不管的……”
在谈到多年来农场对知青残酷打击报复心有余悸时，彭清敏代表大家反映：“农场在知青罢工期间，收集参加运动的党、团员，干部、卫生员和骨干的黑名单，准备秋后算帐。今天在你们面前，有些党员干部知青讲了真话，他们肯定会报复的。像我和黄玉成、杨跃志等知青代表，都是大家选出来的信任的人，你们一走，他们就会以党委的决议，堂而皇之地打击报复。我们怎么办呢?”
“他们不敢!要动你们，我们决不允许!”黄海亮出了杀手锏：“我们是中央派来的人，我们可以直接通天!”
许法，黄海、云南农垦总局吉副局长以及德宏州委段书记等人，沿着四个分场走了一圈。所到之处，都是哭声一片，泪雨纷飞。许多知青住着低矮潮湿的泥巴房，蚊帐破烂不堪，阴暗的角落兴旺地冒出簇簇不知名的野草;一些连队还点着煤油灯，泥巴墙熏得黝黑，就像知青的脸色;长年累月吃的猪食一样的饭菜，三分场八队1977年过春节，全连六十多号人，就分了一个猪头。农场的骗子们来学校动员时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军装肉油优惠供应……如今八年过去了，这些东西的影子在哪里?知青们所看到的，只是农场专门针对知青的各种土政策;名目繁多的学习班，任意地侵犯人权非法关押，捆绑吊打;地方官僚极其狭隘阴暗的排外主义;农场当局愚昧专横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巨大亏损;与文化科学几乎绝缘的封闭落后;知青们回家、上进的前途无望，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犯罪的道路……
农场的真实面目被一一揭开，知青们生存环境之恶劣，伤、残、疾病、贫穷、困苦的慨率之高，任人摧残虐待的案例之多、之骇人听闻，深深地震惊了许法，面对和他的儿女同龄、也视他如父老亲人的知青们的血泪，他感到阵阵揪心的悲痛：
“你们确实受苦了!我们不知道下面的情况这样糟糕，作为全国知青办的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大家把我们当作亲人，我很惭愧……”
州委段书记一年前曾处理过盈江农场一分场场长董加声对女知青郭若颖逼婚、并将其未婚夫丢进大牢的恶性事件，对农场深有印象：“现在的情况是知青不安心，家长不放心，地方上担心。作为州委，也希望知青返城这个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他请许法把州委的意见转达上去。
黑色奔驰车从四分场驶向县城。车到老虎连大桥时，黄海问首长：要不要给农场打个招呼：许法沉默了一会，深深地呼了口长气，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奔驰车随即一溜烟地驶向通往保山的公路。
（三十二）
尾 声
1979年初春，盈江两岸薄雾缭绕，亚热带雨林在阳光的刺激下向天空蒸发出一股股透明的青烟;经过雨季清洗的江水清澈见底，温柔地缓缓流动。总场机关旁有一个叫麻孟町的傣族寨子，挨着公路，路边有一棵数百年高龄的大青树。元月十七日，盈江农场总场知青委员会在这棵树下，召开了最后一次扩大工作会议。
共同的使命突如其来地把这群饱受磨难、年仅二十四、五岁的患难战友，推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政治舞台。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改变中国知青命运的、永生难忘的角色。短短二十几天，要么带领大家胜利返城，要么下地狱，动真格地检验智慧勇气和人格境界的经历，把彼此相识或不相识的战友关系，升华为心心相印，相见恨晚，至死不渝的莫逆之交。尤其是彭清敏，每每在关键时刻以他博大的胸怀和人格魅力，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为罢工请愿顺利结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辛辛苦苦喂养的八只鸡，全部饿死在鸡圈里。这在当时是一笔惨重的损失，为此他很是心痛过一阵子。
对李尚武大书记等对知青始终抱有历史偏见和成见的农场领导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其终生不能化解的块垒了。有人戏言这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李大书记们坚信自己面对知青就是一只猫，可一见到中央调查组的许法一行，马上就本能地由猫变成了老鼠;猫一离开，老鼠马上又翻堂了。李大书记开始愤愤不平地发牢骚：许法的讲话简直是不负责任，乱弹琴!而许法在时一直噤若寒蝉的政治处主任邓志坚，更是嚣张：他要是不走，我一定要跟他辩论!支持罢工，还是老党员，老干部，咋乱说话?在猫鼠之间飞快地转换角色，徒增笑料罢了。
其实，农场领导们真的是冤枉许法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从未说过支持罢工的话;但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同情心的人，他在耳闻目睹了广大知青的悲惨遭遇和现状后，才说出了那句经典的革命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而迅速激活、强化了广大知青与人民政府的亲和力，将国务院调查组视为自己的父老亲人。
当大家向许法详细汇报了盈江农场知青罢工的全过程后，许法还充分肯定了知青们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组织性和严密的纪律性，及策略战术：并对初出茅庐的知青对政治运动的热情老练感到惊奇赞赏：你们盈江是稳健派，你们搞得很精彩，是全省农场搞得最好的。
不知李尚武大书记们听到此话有何感想?若是想不通，就多想一下吧，农场要认真总结的错误挫折和教训多着哩!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盈江农场的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全云南农场的近十万名知青，可要高高兴兴地回到八年、十年来梦牵魂绕的故乡了!
会上经过激烈辩论，最后举手表决通过了三项决议：
一、从即日起解散“盈江农场知青代表委员会”：
二、公开发表申明，宣布罢工运动暂时结束;
三、所有能回家的知青都回城探亲，留下一个空农场。
彭清敏亲自执笔写下知青委员会最后一份文稿：
声 明
我盈江农场知识青年自十二月二十日开始停工，是为了达到向中央调查团直接反映知识青年在农场的真实情况，解决我们在农场的各种问题，实现我们一定要回家的目的。现在，国务院调查组已来我农场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表示一定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将我们的真实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反映。因此，我们认为，盈江农场的停工已告一阶段，特此声明如下：
一、我盈江农场知识青年的这次停工，完全是因为知青的问题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的，是广大知识青年被迫向社会发出的最后呼声，是广大知识青年要求民主的运动。
二、国务院调查组虽然已来我场调查，我们要求回家的最终目的虽然还没实现，但是，考虑到国家要解决我们的问题需要时间，考虑到为国家安定团结的形势着想，并且我们坚信党中央、华主席会及时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盈江农场知青代表委员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能够以复工的形式来等待解决问题。当然，在没有表明在什么时间内能够回家的情况下复工，大家在感情上有些不容易接受，因此，应该指出，一旦我们的目的不能实现，全体知识青年都可以、也有权利再次采取一切民主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三、如果农场领导有对我们知识青年进行任何打击、报复、刁难的行为，我盈江农场知青将立即采取包括罢工在内的一切必要形式，向中央反映和向社会呼吁。
四、盈江农场知识青年代表委员会是随着知青的停工而产生的，它的任务是在国务院调查组到来前后，为知识青年停工期间的一切行为活动服务和负责收集、整理材料，协助国务院调查组进行调查工作。作为广大知识青年的代表机构，现已完成其使命，从声明即日起宣布解散。今后为最终解决我农场知青问题，如有需要，再由广大知青进行选举和组成。
此声明作为盈江农场知青代表委员会最后一次文稿
盈江农场知青代表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元月十八日
盈江农场的知青罢工运动结束了。春节将近，一分场四队的知青们一商量，决定全部回家探亲。此时农场突然大发善心，发给四队每名知青五十元探亲费。大约康纪寅们的激情还没有渲泄尽，于是大伙儿又挟上笔墨纸张兴致勃勃地上路了，从盈江、腾冲、保山、下关、楚雄、广通，一路刷标语，扩大盈江农场知青罢工的社会影响，最后竟刷到了故乡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一九七九年春节后，文化宫里举行了一次当时成都最大的云南知青聚会，到会的各农场在蓉的知青达一千数百人。这个活动就是康纪寅、封卫清、裴建、胡明生等人策划组织的。
2004年新春草，2004年5月11日再稿
8月27日第三次修改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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